（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一部集大成的理论著作，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吕氏春秋》延续了先秦时期的天命信仰，书中记载了历史上诸多祭祀“上帝”的事件，因此，它自身也比较注重祭祀“上帝”，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以“皇天上帝”为主要信仰对象、以天人感应为主要模式的宗教天命观或天命信仰。
关键词：《吕氏春秋》；信仰；天；上帝；皇天上帝；祭祀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一部集大成的理论著作，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全书共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吕氏春秋》记载了历史上诸多祭祀“上帝”的事件，因此，它自身也比较注重祭祀“上帝”，并形成了以“皇天上帝”为主要信仰对象、以天人感应为主要模式的宗教天命观或上帝信仰。
信仰常常与宗教连用，信仰也常被称为宗教信仰。作为宗教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信仰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宗教互证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定义：“信（faith），宗教名词，指人对于至高上帝和救恩的内心态度、信念或信赖。有些宗教强调神的恩惠，它们认为，虔诚信徒内心对于神的爱所抱有的确实感和态度就是信。根据基督教神学，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发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示，信就是人受上帝感召而对这种启示作出的响应，因此，信具有重要意义。” 《吕氏春秋》的所构建的国家信仰体系主要体现为以“皇天上帝”为主的上帝信仰或天命观，以及历史上所延续下来的其他观念的信仰，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而上帝信仰在其构建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
在中国古代，最典型的信仰莫过于对天或天命的信仰。所谓“天命”，即“天”的意志，“天”的命令，也就是神的意志。早在殷商时期，人们便以天子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赋予天、帝以至高无上的权能。到了西周，天命观又被赋予道德的属性，提出“以德配天”的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容庞杂的“天命”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先秦诸子百家，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天命观”，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也不例外。虽然全书并没有出现“天命”字样，但是其天命观基本上已经融入在了对天、上帝、皇天上帝的信仰之中了。
“天”在《吕氏春秋》书中出现达182次之多。可见，“天”观念在战国时期人们眼中仍然有着崇高的地位。宗教信仰意义上的“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自然崇拜，指自然之天，如“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 一是万物之主宰，如“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人。”（《知分》）“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季春》）可见，《吕氏春秋》非常重视“天”的作用，国家的各种活动必然要遵循“天”之理。
《吕氏春秋》创作于战国末年，除了对“天”保持密切关注，时人更多关注于“帝”的存在，也通常以“上帝”或“皇天上帝”并称。“上帝”或“皇天上帝”成为至上之神。在《吕氏春秋》全书中，“上帝”一词共出现有13次，其中“皇天上帝”3次。据《吕氏春秋》记载，“上帝”一词的出现是比较早的，《古乐》篇有颛顼和尧对“上帝”的祭祀。“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𩊚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古乐》）高诱注：“上帝，昊天上帝”。可见，在上古时期，人们已经非常重视对“上帝”的祭祀了。殷商时期，同样存在“上帝”的信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翦其发，𨟖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顺民》）至少到西周时期，“上帝”的称谓已经普遍存在，《吕氏春秋》所引《诗经》中的语句可见。如“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后任；必反情，然后受。主虽过与，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务本》）“《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行论》）
《吕氏春秋》反映出比较浓烈的上帝信仰，也非常重视对“上帝”的祭祀。“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祁谷于上帝。”（《孟春》）天子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择良辰吉日，亲自去祈求之。同时，对祭祀“上帝”的牺牲要求也非常高。“是月也，乃命祝宰，巡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享。”（《仲秋》）
“皇天上帝”在《吕氏春秋》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居于至高之位，可谓超过了天、天帝的地位。并且，“皇天上帝”位列山川、四方之神、社稷、寝庙等祭祀之首，足见其重要地位。 “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季夏》）“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之牺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季冬》）祭祀“皇天上帝”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举国上下，无不为之尽力。
“在天命观念的延续过程中，天人感应说扮演着非常独特且重要的角色。” 天人感应说始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而这一理论直接被《吕氏春秋》所采纳，至少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修建军在《<吕氏春秋>与阴阳家》一文中认为，阴阳家“五德终始说”这种直接服务于政治的理论，被《吕氏春秋》所吸收。《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每纪首篇详细阐明了天文、历象等现象，规定了天子所需要做的事宜，特别是宗教祭祀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求统治者按‘土、木、火、金、水’的运行，去做天人感应的工作。” 可见，“五德终始说”对《吕氏春秋》中的影响之深。
《吕氏春秋》是先秦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涉及各个方面的内容，通过上述的梳理，可以看出，似记载了天命或上帝观念的发展过程。从天、上帝到皇天上帝，在天命观念的这一发展延续过程中，信仰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西周时期，文王、周公已经给天帝附加上了道德的属性，《周书》几乎每篇都离不开“德”，主要内容就是天命、道德、君王之间的关系。《吕氏春秋》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特色，除了注重宗教祭祀之外，也越来越多地强调对于统治者自身道德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汉）高诱注，（清）毕沅校，徐小蛮标点.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廖名春，陈兴安译.吕氏春秋全译[M].成都：巴蜀书社，2004.
[4]《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55页。
[5]本文所引《吕氏春秋》原文，均引自选自（汉）高诱注，（清）[6]毕沅校，徐小蛮标点《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为方便行文，文中只标注篇名。
[7]吾淳：《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巫术与伦理的对立和共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49页。
[8]修建军：《<吕氏春秋>与阴阳家》，载《管子学刊》，1995年第3期。
论文作者:刘奇之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9月上
论文发表时间:20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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