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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先行是政治智慧最高体现
中国的外交不断打出新局面。一些西方舆论尽管对中共某些政策和做法还有些不认同，但也不得不对中国取得的外交成果流露出惊奇赞赏之词。实际上，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外交先行”是政治家智慧的最高体现，而在这一点上，中共第三代领导在新世纪国际秩序建立上，无疑争取到不少有利位置。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在1998年开始之际，中共元老纷纷表示，认为第三代领导做得最完美的事情，就是在北京政治风波后打开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新局面。他们对江泽民提出的“多极化”理论给予高度赞赏，认为江泽民在外交上继承了毛、周、邓把握大局的风格，特别是在前瞻性方面，具备相当的创新能力。
中共元老赞赏他们在坚持老一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通过1997年连串外交运作，彻底终结了1989年以来西方形成的反华联合阵线，突破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华遏制，通过发展与俄、法伙伴关系，在国际上形成了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新潮流。一些中共元老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好内部发展与环境安全的问题，而中共在几乎没有任何优势（科技、军事、经济、能源、金融、工业、地理等优势）的状况下，仅仅通过了三代领导人的经验积累与实践探索，就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如今的成就，这是他们以及故去的老一辈最大的慰藉。
新战略：稳住东北，挺进西南
可以看出，综合国力是外交的基础。与大力发展经济同步，从1998年到21世纪初，中共全方位外交的主要战略是：稳住东北，挺进西南。外交界人士称，这一动向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自1949年建国后，东北方向上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外交的主要问题。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构想，但由于东北方向安全基础没打好，中国与西南方向上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始终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80年代，邓小平放弃了“一条线”的战略，在立足国内经济建设的同时，为创建中国东北方向的安全环境打下基础。江泽民继承了毛、邓的外交智慧，成功化解了“北京政治风波”和“台湾问题”给中共外交带来的麻烦，通过几年的努力，在1997年基本理顺了东北方向的大国关系（俄罗斯、美国、日本），为向西南方向挺进争得了新的机会。历史经验证明，大国的地位和影响不是别人送的，而是要靠自己争来的，中共第三代所以在世纪末根据“多极化”理论制定出“稳住东北，挺进西南”的外交战略，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虽然都是搞技术出身，但从外交运作上看，他们在把握大局的能力上相当纯熟。特别是当外界还在关注中国如何协调与东北方向的美、日、俄等大国关系时，他们已不失时机，及时进行具有前瞻性的“稳住东北，挺进西南”的外交战略，这种适应世界快速变化的驾驭能力，有利于促进中国在21世纪国际地位的提升。
多极化世界的“生长带”
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最近说：1997年，共有近40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领导人来华访问；中国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出访了大约45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明显超过1996年。如果加上政治局委员和军队高层出访，数字就更多。若是把这些访问的路线叠加起来看，基本形成了东盟——南亚——中东——非洲——拉美这样一条发展中国家密集的地带， 中国内部将其称为多极化世界的“生长带”。 1997年中共高层在这个“生长带”上的密集穿梭，表明了中共内部已形成一种认知：要想稳住东北，就必须挺进西南。要想真正按照自己的原则协调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就要让更多的与大国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理解和接受自己的原则。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与美日对话合作和交锋
1998年6月，克林顿将对中国进行访问， 江泽民稍后亦将出访日本。与这两个在中国东北方向经营了多年并至今还在加强军事联盟的大国家进行“对话合作”，就要做到既能利用这两个国家目前的经济技术优势，又不能放弃推动世界多极化原则。因此，中共高层判断：中国必须调动更多的外交资源，作为与大国特别是美、日调整关系的资本，让他们逐渐接受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修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那些不合理因素。而这些外交资源就在那个“生长带”上。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共高层制定“稳住东北，挺进西南”外交战略的重要原因。
1998年再为“挺进西南”开新局
去年12月江泽民参加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晤时，不仅首次提出了可以就南海有争议的问题与东盟国家进行多边磋商，而且承诺中国不会贬值人民币争夺出口市场。这一关键性的“双重承诺”，给亚洲地区增添了安定，为实现“挺进西南”战略创造了开端。
冷战后，美日在对中国的策略上，表面上看一直在不断调整，但他们最根本的一个原则没有改变，即在不失去中国市场利益的前提下，牵制中国的崛起。换句话说，就是设法控制中国永远为他们提供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又永远不会向他们挑战。正因这样，近年美、日不仅联手制造出了“中国威胁论”和“日美安全防卫机制”，而且还在中国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唱出了“红白脸”的双簧戏（美国想借此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而日本要借此换取中国在其提升联合国地位上的承诺）。但中共高层研判准确，抓住了美、日之间的分歧和谁都不愿意失去自身利益的弱点，通过“元首外交”稳住了与美、日之间的关系，大大减少了东北方向上的麻烦，同时又分出了“有生力量”，开始与西南方向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而这一战略谋划击中了美、日的要害，因为他们清楚，一旦中共“挺进西南”的外交战略目标得以实施，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崛起将难以阻挡。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们最近利用东南亚经济危机制造“人民币将要贬值”的谣言，为未来在东亚制造“中国经济威胁论”作准备的真实用心。而台湾当局也马上响应，声称人民币在1998年下半年将大幅度贬值，并派连战私访新加坡，李登辉扬言要出访非洲，给中共麻烦。在这个意义上看，江泽民、朱镕基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会贬值，可以说是预先戳穿美、日的一记重拳。钱其琛说：现在国际上有人把中国经济发展看成为“威胁”，制造“中国威胁论”，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共高层对美、日的干扰早有防范。
“中国威胁论”丧失市场
美、日阻挡中国崛起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东亚制造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突出的就是利用南中国海问题制造“中国军事威胁论”，他们要将中国的力量全部消耗在东亚，最终利用他们的经济优势控制中国的发展（包括制造金融危机等手段）。中共高层研判，以南海问题引发的潜在“军事摩擦”来看，越南和菲律宾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在江泽民出访东南亚之前，派李瑞环出访越南专门与越共领袖进行磋商。李瑞环对越共总书记说：我们的相互关系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只要双方着眼大局，着眼长远，始终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就能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这些问题。越南新任总书记黎可溧早在1997年12月7日就对李瑞环说：关于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相信通过友好协商一定能够得到顺利解决。江泽民与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会面时说：一年来，中菲关系总体保持了向前发展的势头，这和拉莫斯总统作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拉莫斯则说：我们两国就南海问题也进行了和平的交流磋商，这有利于保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菲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钱其琛还在庆祝东盟成立30周年大会上阐述了中国的新安全观，以提前承诺的方式消除了东盟国家的疑虑。江泽民在与东盟国家首脑会谈时，首次正式提出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并将此写进了建立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时，中国还在《联合声明》中就东南亚无核区问题，给予了东盟国家较为满意的说明。
历史上，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常生起伏。在1967年东盟成立时，中共曾指责东盟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80年代末又在南海问题上发生过不愉快。因此自1992年美、日联手制造“中国威胁论”以来，他们就不断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核试验问题、钩鱼岛等问题上大作文章，目的就是要挑拨东盟变成牵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筹码。但从今次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发展前景看，“中国威胁论”迟早会在东亚被终结。
缅甸是挺进西南重要出口
新加入东盟的缅甸，不仅是东盟最南端的国家，而且是与中国边界最长的东盟国家，可以说是中国“挺进西南”的一个重要出口。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一直良好，1960年双方就解决了边界划分问题。1997年，东盟国家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接纳缅甸为成员国时（美国在1997年4月后宣布对缅甸实行经济制裁），中国给了缅甸很大的支持。 绯甸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木材、石油天然气和稀有矿产资源与中国大可互补互利，缅甸海岸线长达3200公里，有15个可供远洋货轮停靠的大型港口。近几年中国与缅甸的经济来往密切，但由于中国云南地区还相对落后，因此主要还是通过公路运输，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开发，筹划多年的滇缅铁路（由于路轨宽度不一和开山铺路成本过高一直无法动工）一旦修通，中国西南部地区的经济潜力一旦得到充分开发，缅甸不仅会成为中国的原料来源地和产品销售地，而且还可为中国提供在西南方向上重要的贸易出海口，那将会大大缩短中国与西南方向上国家的海上贸易运输线。
在1995年，一些人为了煽动“中国威胁论”，曾制造中国海军要在缅甸所属岛屿上修建海军基地的谣传。为了防止一些国家利用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制造中印之间的紧张，中共十分注意与缅甸进行合作的范围。江泽民在1997年12月15日专门会见了缅甸总理丹瑞大将，江泽民说：近年来，中缅两国经济关系取得了可喜的发展，而且还有很大的潜力，相信在两国政府和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中缅经贸合作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江泽民会见丹瑞的同一天，中共政治局常委尉建行在新德里对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说：中印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只要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增进信任，加强协商，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和处理相互关系，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随着印度近几年经济的发展，参与国际事务日趋活跃，从而对中国与西南方向的巴基斯坦、孟加拉特别是缅甸发展关系十分关注。为防印度被“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所利用，江泽民曾在1996年底访问了印度，并与印度签署了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加强信任措施的协定，稳定了中印关系。在缅甸首次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首脑会议的时间，中共派尉建行出访印度，这表明中共第三代领导在实施“挺进西南”的外交战略时，十分注重最大限度地团结发展中国家。到21世纪，随着中国西南部地区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中印解决边界问题的进程逐步加快，中国对南亚的交往将进入新阶段。
钱其琛出访中东五国是大手笔
1997年12月底，钱其琛对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埃及进行访问。钱其琛此次中东行可以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大手笔。这个穿梭外交，为1998年实施“挺进西南”的外交战略做了一次成功铺垫。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具创意的举动。
冷战开始后不久，中东很快就成了美苏争夺的重要地区。美国历届国务卿出访中东的次数远远超过出访东亚的次数，中东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战略上的“软腹部”。冷战结束后，美国借助海湾战争的胜利试图以实力为后盾主导中东事务，未想遭遇到了来自法国、俄罗斯、伊朗等大国的挑战，使美国在处理中东事务上陷入越来越尴尬的境地。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共显然看到了其中的玄机。
海湾战争结束后，中共不断加强对中东的外交力度，注意树立和保持公正合理的外交形象。在此期间，中共在公开场合一直对中东问题进行淡化处理。钱其琛出访中东五国，表面上看有些突然，但若深入观察，其中却显露出了毛、周、邓“冷静观察，适时出击”的外交风格。钱其琛出访中东，正是美国在处理中东事务上处于最孤立的时候，亦是中东地区“多极化”趋势开始显现的时候。钱其琛在埃及提出中国政府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五点主张，其公正性和合理性受到中东各国肯定。钱其琛1997年12月25日在埃及说：中国不是中东和谈的调解人，主要是向有关各方阐述中国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看法和立场，同时也了解各方领导人的想法和看法。这表明：中共第三代，在把握时机和处理分寸上，十分讲究外交技巧。钱其琛中东之行，既没有过火，让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抓住把柄，又显示了中国潜在的“外交裁决”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钱其琛出访中东时，美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说：江泽民访问美国后，美中自此能就实质议题，如朝鲜半岛和平、南韩、海湾、环保及双边关系，进行更具成果的对话。这是难得听到的美国官员要与中国就海湾问题进行对话的公开谈话。无疑会对1998年克林顿中国之行和中美关系留下了一个深远的伏笔。
与南非建交意义超出想象
1998年1月1日开始，中国和南非正式建交。外界舆论一直认为中南建交是中共与台湾外交斗争的胜利，但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了外界的想象。这其中的玄妙在于：中共第三代领导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他们完全具备了将老一辈革命家理想变成了现实的能力。40年来，毛、同、邓一直把致力于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与南非建交，对中共未来实施“挺进西南”的外交战略很重要。自1955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后，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就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中国与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一直是在一起团结战斗的。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和非洲经济在90年代中期的复苏，中国不仅与非洲国家在反对利用人权干涉国家内政方面继续并肩战斗，而且开始与非洲加强了经济来往，但主要集中在南非。1994年中非贸易额为26.4亿美元，其中南非占8.79亿美元，1995年中非贸易额达到39.2亿美元，南非占13亿美元；1996年，中国与南非的贸易额达到13.5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可达到20亿美元。而南非从1994年以来，与邻国的贸易额增加了4倍， 可以说是非洲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新上任的南非驻中国大使说：中国和南非未来的关系将以实际而大量的投资为支柱。事实上，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潜力极大，因为目前双方之间的贸易额都不足双方总贸易额的2%。据悉， 中国一些资源短缺和设备闲置的企业纷纷看好非洲，准备到那里投资建厂谋求新的发展。在中国与南非建交的带动下，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济合作很可能会产生骨牌效应，如果双方贸易合作成功有效，随之带来的政治效应将不仅仅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冲击，而且会对中国国际地位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最近忙于在非洲树立“新形象”，亦考虑到了这一点。对于美国在非洲加紧推销“西式民主”，江泽民1997年12月18日会见刚执政几个月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时说：我们相信，只要非洲国家和人民致力于维护和平与稳定，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加强团结和合作，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最终实现非洲大陆上的和平发展。江泽民讲话表明，中国与非洲发展关系，不仅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因为非洲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必定会成为推动下一世纪世界多极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外交战略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中共高层次研判，目前国民党和民进党虽然有执政之争，但是在争取台湾“国际空间”、布置“一中一台”方面取向基本一致。陈火扁在日本谈话时，便企图利用“美日安保条约”支持台独和“住民自决”。显然，中共高层在制定新的外交战略时，充分考虑了台湾因素。
北京分析人士指出，台湾目前政治生态混乱，国民党执政前途岌岌可危，李登辉说话语无伦次，民进党忙于整合接班，因此到2000年前，台湾各派政治力量和民众无疑要经过一个心态调整过程。在此期间，中共推出的新外交战略对台湾政治家和民众而言，即有警示效力又有引导作用。对台湾政客而言，无论是哪个党派，让他们主动放弃争取“国际空间”的努力，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谈判条件，显然不可能。从他们最近表现的认知可以看出，他们从政的公开目标就有两个：一是要当个真正的“独立国家领导人”；二是要做个民众拥护的父母官。目前来看作们是想两个目标都实现。但可以预计，随着中共外交扩展“稳住东北，挺进西南”战略顺利实施，不仅会逐渐迫使美国改变对台问题立场，而且会警示那些相对理性的台湾政治家，用现实告诫他们想脱离中国做一个“独立国家领导人”的幻梦。要做“国家领导人”只有在两岸统一后才可能。对台湾民众而言，虽然目前大多数是想维持现状，但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他们迟早会对两岸关系做出自己的选择，中国的崛起和外交发展，将会引导他们看清“台独”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是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什么“邦联制”、“德国模式”、“李登辉口号”都不切实际，只有在“一国两制”条件下实现统一，他们才可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更自由的个人权利和足够的安全感，台湾没有必要把他们的纳税钱投到少数几个政局变化无常的小国身上。
1997年是台湾企图“重返联合国”5 年来得到支持呼声最小的一年，1998年无疑更受冷落。在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将来台湾是哪个政党执政，他们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空间都会越来越小。正如江泽民所说：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都注定要失败。
（港《广角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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