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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理论创新
我们党是一个富于理论思维的党。80多年来，党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探索出了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一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一条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形成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毛泽东十分重视理论创新。在抗日战争中期，他通过对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最后形成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还想推进理论的发展。他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表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 109邓小平在1989年5月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说得很清楚：“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 291-292邓小平理论就是不断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在十六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结晶。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大以后一再强调：要高举旗帜、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新特点，还有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和出现的新的矛盾，又作出不少重要决策，提出许多重要战略思想和新的理论概念，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处在向前发展的动态之中。
对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曾庆红将它作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理论概念进行了阐发。他说：讲“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个问题，是在去年以来中央召开的若干次重要会议上相继提出，并由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更为完整地表述出来的。[3]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创新非常丰富，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我认为基本上包括六个方面：
(一)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面：那就是在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即科学发展观。
(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方面：在2005年10月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里，提出了三大战略目标：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将它作为农村各项建设的一个“抓手”，落实“三农”是重中之重的战略；二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社会主义成为生态社会的目标；三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思想，落实科教强国的战略目标。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在2006年3月“两会”期间，胡锦涛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思想；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理念。
(四)社会管理和社会发展奋斗目标方面：在2004年9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在去年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提升了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
(五)党的建设方面：在2004年9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内涵作了新概括，提出新的要求；2005年1月，胡锦涛又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的思想。
(六)对外关系方面：胡锦涛在2005年9月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思想。
这六个方面的战略思想，涉及的面很广。从理论上说，这些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从实践方面说，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新的有力的理论指导。
但是，对这些理论创新，人们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想法，有的是模糊认识，有的感到困惑，不知怎样说清楚。
一个是认为理论创新犹如铁路的火车提速一样，感到有点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利焉？弊焉？我以为应从两方面看。首先，我们党能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好事，不是坏事。第一，这是社会发展快节奏在理论上的反映。再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活跃了，人们的思想活跃了，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反映到理论认识，不能不是快节奏。第二，这是新的实践经验异常丰富的反映。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活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巨大的创造力，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都有许多好的实践经验在不断涌现，有如雨后春笋之势。领导人经常下去考察，接触实际，不断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及时掌握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实践经验。这反映到理论上来，加以概括提升，自然就是理论创新。第三，这是党的理论思维空前活跃的反映。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勤政、勤学、勤思，再加上又有民主、开放的大环境，故能不断总结出新的理论思想。因此，应当充分肯定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理论创新。同时，也要有一个把握节奏的问题，要适度。当然目前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过”了，节奏过快，“提速”太快，一是难以消化；二是掌握不住；三是贯彻不能落到实处。因此，一定要注意不使其发展成为一个问题。不要搞“层层加码”、“节节拔高”。
再一个问题是：感到十六大以来这么些理论创新，相互间是个怎样的关系，说不清楚。我论列了六个方面，有的是带全局性的；有的是某一方面的，不属于总论性质。当然这不是说它不重要，处理不好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但那是效应问题，而这里讲的是类别问题。我以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可视为是某一方面的，不是打总的。真正属于打总的，是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者是“互统”关系，而不是“单统”关系。“谁统谁”，这看从哪个角度讲，以哪个作参照系来说。如果将科学发展观“扩容”，提升到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使之成为一个囊括治党治国治军、经济社会文化、内政外交国防的大理论体系，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来看待，那当然是科学发展观处于高端地位，它属于统揽一切的“总纲”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属它所统。如果不是这样提，而是按其最初提出时的认识，像十六届三中全会那样作为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那么它的内涵和外延就有限了。
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一提出时就有两个内涵和外延。一是作为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相并列的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即人们所讲的狭义的“和谐社会”来定位，这主要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涉及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和谐问题。二是将它作为人类追求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先贤讲的“大同社会”，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描绘的乌托邦，各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就此而言，它就属于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的理论。这样，它的内涵和外延就很大了，科学发展观成了实现这个伟大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手段和方法。从这个角度讲，它就成了“统帅”。所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大战略思想的关系具有相对性，不好说谁一定统谁。
二、新的理论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都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新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国家安全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其中，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更具总揽全局的统领性，不仅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科学发展观，既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又充分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延伸。它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完善，更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的多元文明的全面发展。
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代表的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要有这样几个重大发展：
(一)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用最简捷的语言来表示，就是“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也是“发展”二字。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终于探索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形成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不仅坚持和拓展了“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飞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形态。
具体来说，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强调和谐社会建设等思想，对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丰富和发展：
一是提出“两个趋向”和“两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有利于推进邓小平提出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重要思想。所谓“两个趋向”，即是强调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而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就为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走城乡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提供重要理论指导。所谓“两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即是强调本世纪头20年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有利于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为通过走自主创新道路，把我国初步建成创新型国家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二是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重要思想。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也是能源资源消耗较高的时期，经济发展和能源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靠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和牺牲环境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路子再也不能走下去了。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党中央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为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减少对国际能源资源的依赖，提供重要理论指导。
三是提出构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把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进一步开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视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十六大始，又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到十六届六中全会，不仅提出社会建设任务，还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这样一个认识发展过程，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最初的两位一体到后来的三位一体，再发展到现在的四位一体。这就要求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要加强社会建设，把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并把积极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作为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社会建设任务的明确，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为经济社会的更加全面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共产党宣言》有一个著名论断：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还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几个观点，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ABC。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不仅重申《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科学理念的回归，而且将我们党所追求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现阶段关于人的发展目标作了区分，即目前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将来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断奋斗。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进一步明确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从而也是我们党的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
具体来说，新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以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转变。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既是统一的，又是相矛盾的。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比社会的发展更具根本意义，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发展状况。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是以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的。这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所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处在初级阶段，在过去的相当长时期也是以社会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这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十分落后，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但是，随着社会进入科技飞快发展的时代，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才的作用、知识的力量的空前提高，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这样，党和国家的发展观开始实现由以社会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这个转变，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个以人为本的理论创新，将我们党以往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培育“四有”新人的思想，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等问题的认识，都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三)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由治党及至治国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提出的，并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党早已实现了历史方位的转变，作为在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其思维理念、领导方法和历史使命都应有相应的转变。党的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就是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为了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既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思考，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将党的先进性建设视为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因而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这些年，党中央不断丰富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加强党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在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二是加强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在促进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三是加强党在奋斗纲领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在树立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四是加强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在夯实组织基础和培训领导骨干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五是加强党风廉政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在党的作风和形象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六是加强党内制度体系方面的先进性建设，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成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群众团结奋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些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一系列论述的丰富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的进一步的科学把握。
(四)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重大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举和平的旗帜，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但是基于对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认识，尽管也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却从不认为能建设和谐世界。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个主要问题的思想后，开拓了我国外交战略的新思路，开辟了对外关系发展的新局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时代主题的新特点，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主张，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相统一、对内政策与对外方针相结合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把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运用于外交工作，提出了“一二三四五”部曲。一是：新世纪新阶段的外交工作，要始终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二是：外交工作要统筹好国际国内这两个大局；三是：外交工作要高举和平、发展和合作这三面旗帜；四是：外交工作要总揽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这四大布局；五是：外交工作要维护并用好我国重要机遇期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周边环境、合作环境、安全环境、舆论环境这五个环境，从而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这个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最根本的是把对内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对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结合起来，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中国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在我国快速发展进程中，向世界展示中国和平、文明、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国际战略和对外关系的思想的重大丰富和发展。
三、理论创新与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创新
(一)理论创新要求实践创新，实践创新最重要的是完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创新
为什么要强调实践创新呢？一是自2000年春天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以后，特别是2001年“七一讲话”发表以后，对“三个代表”思想(当时还没有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的研究和宣传取得了很多成果，对于宣传“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创新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相比之下，进行实践创新研究的成果太少。而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初衷，不仅在于创新理论，更为重要的在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二是贯彻“三个代表”的先进性要求，不仅仅在于理论宣传，最根本的是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否则，“三个代表”这个很好的思想理论，就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也就有悖于“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理论创新了。因此，在对“三个代表”思想继续深入理论创新研究的同时，更应加强实践创新的研究。三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上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人的认识的两个飞跃说得非常清楚。即一是从实践到理论，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飞跃；二是从理论到实践，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飞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认识进行到第一个飞跃，还只完成了“非十分重要的一半”；更重要的，则须实现认识的第二个飞跃。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也可以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来认识。就此而言，如果说对“三个代表”思想理论创新的研究，属于认识的第一个飞跃研究的话，那么，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创新则属于认识的第二个飞跃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从这个高度来看，对“三个代表”思想的研究，要加强实践创新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半”的研究。
实践创新的研究是什么？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言，就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问题。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江泽民多次强调的，它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既然如此，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决不能仅仅限于抓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个人行为，还要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方面，将那些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求的先进性不相适应的传统的体制和机制进行有更大力度的改革，从而达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目的。这涉及到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也就是实践创新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不改革，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
所谓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完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方面进行创新。对于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也应当两方面看：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和评价这些年来理论创新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也还有一个同时继续加强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研究问题。
(二)十六大以来制度建设和创新的巨大成绩
这些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实践创新、制度创新高度重视，加大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力度，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次人代会审议并通过的《物权法》，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的重要标志。《物权法》从1993年开始正式起草，到这次大会获得高票通过走过了13年路程，历经第九、十两届人大常委会8次审议，创造了我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的审议次数之最，被誉为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典范(召开了上百次论证会，得到一万多条意见和建议)，也为我们国家整个民法典的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吴邦国高度评价这部法律说，“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4]
吴邦国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面汇报了2006年的立法情况。去年还制定有、并由这次大会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此外还有一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立法项目。它包括《企业破产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反洗钱法》、《合伙企业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重要法案；总共审议了24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决定的草案(通过14件)。2007年计划安排审议的立法项目，属于制定的有《侵权责任法》(这是民法典的另一部重要支撑法)、《国有资产法》、《反垄断法》等12件；修改的有《民事诉讼法》等6件。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2006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7件法律草案，颁布了29个行政法规。2007年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完善公用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建立健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体制机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建设，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吴官正在今年1月8日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介绍了2006年党的制度建设情况。他围绕社会广泛关注的反腐倡廉的和监督问题说：全党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完善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制约机制；制定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交流、任职回避等规定，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制度等，加大了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力度。在谈到2007年工作时，指出要继续推进体制机制、制度创新，落实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建立维护群众利益的相关制度；深化和推进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制度等制度的改革和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等；还有其他许多关于健全和完善经济行为、司法工作和党内监督的各项制度。
不难看出，十六大以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等首脑机关对建立和健全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监察制度等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过去制度建设的基础太薄弱，适应不了形势发展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还比较滞后。而有些重大制度的建设，重大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是个巨大的复杂工程，牵扯面极广，涉及各种群体利益极多，有的甚至要伤筋动骨，因此也不是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邓小平曾说过：“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2] 176-177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要坚持进行重大制度特别是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改革。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 164
现在有的同志一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有点“谈虎色变”。这有什么可怕呢？这方面无疑要深化改革，问题在于怎样深化，朝什么方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最艰难的，就是如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制约和监督，使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能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合理使用，公民的各种权益能得到完全保障。这是一个攻坚战。怎样打这个攻坚战？温家宝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给我们以不少启示。[5]
(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温家宝的这篇文章是近年来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得的一篇理论性很强的好文章。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回答法国记者提问又阐发了这篇文章的观点。他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大历史任务，决定了党和国家要进行两大历史性的改革。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这是一个新的理论观点；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和改革作这样的归纳，也是过去没有讲过的。因此，温家宝对十三大和十五大讲的初级阶段理论作了新的丰富。就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他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他认为，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做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做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二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三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四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五是要实行依法治国，完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这五个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五项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五个取向。
怎样更好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呢？温家宝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走自己的路。我们从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成民主和法治国家。我们要立足国情，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5]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这些年来，我们党也进行了艰辛探索。比如，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和要求，讲了十个方面，可视为党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初步总结。(1)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2)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3)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包括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等。(4)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5)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6)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7)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8)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用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9)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10)维护社会稳定，依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社会丑恶现象，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温家宝讲的那五点，也可看作是对这十条的提升。这里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时，如何真正保证人民能够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以及对权力如何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目前的问题不是说没有这种体制和机制，应当说有，且规定得很明确，但是其有效性、普适性不令广大老百姓那么满意。温家宝的在讲到政府自身建设存在的问题时也说：一些地方、部门和少数工作人员还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群众，失职渎职，甚至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存在这些问题，根本在于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
最近报载中共湖南前省纪委书记、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杨敏之谈湖南郴州“特大窝案”的腐败事件(包括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各自贪污受贿数千万元等数名“千万字号”的前市级领导，涉及一百五六十人，案情还在发展中)的教训时说：在现今的体制下，对李大伦是无法监督的。谁敢监督比自己官大的人？谁敢监督管自己的人？谁又敢坚持原则不唯上？很多腐败案的当事人都是一把手。因此，他从在湖南主政10年反腐工作的亲身经历指出：如果仅仅靠个人的觉悟来防止腐败，那肯定是不行的。体制上的障碍才是症结所在。这几年的事实表明，教育不可谓不多，但腐败蔓延的势头却并没有得到遏制。这说明，反腐败教育虽然重要，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体制、机制、制度给人们留下较多的作恶空间时，教育必然失灵。提倡什么还是决定性的，制度的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够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去卑躬屈膝，溜须拍马，等等。”[6] 这些话可谓切中时弊。
怎样解决温家宝所说的“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问题？也如他在讲初级阶段的那篇文章中引述邓小平的话所说：“不仅要总结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同时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 在发展经济方面，大陆沿海地区特别是像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开发区学习香港不少好的管理经验，改革一些传统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解放了生产力，使两地经济发展的差距大为缩小。在对政治权力的制衡、制约和监督方面，难道就没有可以吸收和借鉴的因子？能否先在上海、深圳、广州等沿海发达地区将人家制约和监管政治权力的体制和机制进行解构、剖析和筛选，然后在一定范围进行试验？内地与香港，尽管是“两制”，但都是一国，是能找出一些可为我们借鉴的体制和机制的。
既然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那么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等，难道就不能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吸收和借鉴？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前，在我们许多人的观念里都是拒绝市场经济的。只是邓小平讲了之后才逐渐接受，甚至被写入党章和宪法。当然也不是照搬，而是批判的吸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然如此，我们可否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这个高度，来重新审视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怎么样来建设民主政治、怎么样来建设和谐社会的能够为我们批判吸收的体制和机制呢？那些不文明、不和谐的，我们坚决拒绝。但是，那些能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比较长期文明与和谐秩序的体制、机制和经验，是需要作新的思考的。我们也不要一讲到政治体制改革，就老是想到非搞什么“两党制”不可。这也是一种固定观念，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僵化。要跳出这种思维定式，从人家的政党制度、民主制度里去剥离出能制衡、制约和监督权力的管用的体制和机制。先在几个有条件的地方“摸着石头过河”搞试点，成功了，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失败了，总结教训，停止这种试验。也如邓小平说的，“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大错误。”[2] 373
我们这些年制定了不少管用的制度，但也有一些华而不实、不那么管用的制度。还是邓小平说的好，不在多，关键在管用。理论创新如此，制度创新也如此，只要是管用的，越多越好。制度建设一定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里的关键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有邓小平那样的大智慧、超胆略，从长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蚌壳”里剥离出为社会主义可用的市场经济的“珍珠”来的那种精神。我们不仅要与时俱进，还要与世俱进、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俱进，看准了的，大胆去创新。
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创新的一部分。这近30年来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整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整体呢？就是实现了我们党80多年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它的实践成果是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的理论成果则是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代表的理论创新。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面大旗，最能凝聚海内外华夏儿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旗，在理论上是完全能站得住的。
第一，近30年来的理论创新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成果，既然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理论成果是对实践成果的概括，那么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有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代表的理论创新，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顺理成章之事。
第二，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创新的最初称谓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名称源于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它就成了一个科学的称谓。十三大首次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创新进行概括，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十四大对这个理论作进一步总结，冠以“邓小平同志”名字，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到十五大进一步升华认识，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括为“邓小平理论”。这个改变，使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称谓简捷好记好说。至于十六大删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词组中的“建设”和“有”几个字，是简化词语，无碍本意。
第三，从未来的发展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在不断发展，作为经验总结的理论成果会越来越多。实践创新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的，因而将不断创新的理论成果整合成为一个能为大家所公认的称谓来概括，就成为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目前，能形成最大共识的称谓，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统称，既不妨碍各个阶段的理论创新的具体称谓和专题性理论创新的称谓，也不影响对各个阶段的理论创新和专题性理论创新的宣传。这只是为了使总结近30年来的理论创新丰硕成果的表述有一个科学的说法而已。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更需坚定明确和坚持不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最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夺取新的更伟大的胜利，这是历史托付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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