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同在——法国巴黎“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第四届论文,法国巴黎论文,大会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9月29日～10月2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会议主题是 “帝国主义战争，阶级战争”，会议的主办单位是法国巴黎的《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杂志，协办单位是巴黎第一大学和巴黎第十大学，会议主席是该杂志负责人雅克 ·比岱(Jacques Bidet)教授，该杂志隶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座落于巴黎第十 大学。经筛选后与参会的论文有350篇左右，实际到会人数多达近千人，与会者来自全 世界30多个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等单位的20多位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
会议语言为英语和法语。会场分为主会场和分会场。分会场以专题划分，讨论学科涉 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政治学、人类学、精神分 析学，讨论主题围绕全球化与帝国主义、马克思研究、社会主义、两性关系、生态问题 。
主会场的讨论围绕着由帝国主义战争、暴力而产生的全球国家与全球法的问题而展开 。雅克·比岱、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分别作了非常 精彩的发言。
帝国主义、帝国、全球国家
全球国家是近几年西方世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全球法是相对于全球国家而又不同于国 际法的概念。前者是针对所有国家而言的，而后者只是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比岱从 体系与结构的关系意义上分析了国与法的关系，指出，如果假设中的全球国家为阶级国 家，普遍法的形成和进步则有赖于南部世界的斗争。
奈格里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帝国”的概念，他表述了这样一 种观点：帝国主义(imperialism)时代已经被另一个时代，即帝国(Empire)时代所取代 。针对他的这一观点，比岱提出了相反的看法，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 ，所谓的“帝国”事实上是在另一种社会形式下的帝国主义，它在一个广泛的领域内出 现。
比岱从体系和结构的差别以及相互关系上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并 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由各卫星国和分支机构构成的等级结构的帝国。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 存在于每一个民族国家中，构成一个世界体系。同时，民族—国家是通过市场和组织结 合起来的，因为市场离不开它的另一端，即组织。这一两端体系是当代理性社会的决定 性特征。但是这一结构有赖于组织即国家的支撑。这是体系和结构的区别，即体现资本 主义体系的阶级结构和体现市场—组织关系的宏观结构。
20世纪末，这一近百年的模式由于当代主宰阶级形式的发展出现了变化，这一主宰阶 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当代国家的形式。1945年的联合国是其最初模型，通过联合国形 成了国际法。20世纪末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资本已经超越民族国家、以多民族的形式 联合起来，成为能够贿赂、操纵国家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各种超越民族国家 的国际机构。
全球国家在地平线上缓慢升起，它已经不再仅仅是道德方面的要求，同时也是法律和 政治的要求，后者赋予它以权力。法律的规则是否存在不仅取决于它能否得到执行，同 样取决于违反这一规则所要付出的代价。
比岱反对奈格里的“帝国”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会成为认识政治问题的障碍，因为它 混淆了体系中央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国家的中央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 帝国”理念能够同时包容法的规则和权力的任意性、规则和对规则的破坏。
因此，帝国的概念不同于全球国家的概念，全球国家必须同时包含军事、经济、法律 和文化，并且能够触及和控制地球的大部分区域，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
从帝国主义的意义上来看，帝国术语具有更加普通的涵义，它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核心 权力在世界体系中的延伸。然而无论它是多么强大，它都是帝国主义体系的延伸，例如 ，美国帝国的现象。因此，并不像奈格里所设想的那样，存在什么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 帝国。
比岱认为，除非人们将这样的帝国看做是特殊的、没有普遍法的帝国，无论这样的帝 国如何容易地实现它的控制，即将到来的世界国家体制都对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了 潜在的威胁。无数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活动或许并不仅仅是出于道德上的要求，也并 非仅仅是反对帝国主义，人们在呼吁普遍而合法的世界规则。但不幸的是，即使根据这 一逻辑，人们似乎可以接受被联合国批准的战争。在全球国家到来之前，这一现象将取 决于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平衡。
比岱对奈格里的批评是从他的元结构理论出发的。他认为，元结构理论反对这样一种 观点，即在国家之外设想法律，在政治之外设想经济。奈格里的帝国概念在比岱看来， 正是仰赖于没有国家的全球法。而在比岱看来，没有国家的国际法，实际上成为没有法 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国家体制外颁布普遍规则，而资本主义体系便成为全球国家 体制的主宰力量。
因此，奈格里的“帝国”概念在世界体系(帝国主义)和结构的关系上存在着问题，存 在着认识上的障碍，这使我们难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即体系和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帝 国概念垄断了权力和法律的形成，成为“自我生效、自主行为”的机器。
这与“全球国家”的理念恰恰相反，根据这一理念，地球属于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 人对于地球都具有同样的法律关系，权利不是来自于强力、国家或最佳处境者的施舍， 而是来自于全体人自由和平等的契约。仅仅通过权力关系获得的契约不足以制止它单方 面地宣称自己是立法统治者。
比岱从动态和辩证的意义上论证到：正是由于阶级结构的存在，普遍法只有从处境最 差者的角度出发才是有效的，并只有通过处境最差者的有效斗争才能够获得进步，因而 在全球范围内民主权利的形成，首先取决于南部国家和人民能够捍卫自己在全球范围内 的平等权利，取决于世界公民的民主运动。
《资本论》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受到挑战，不仅仅是因为高科技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同样全球 化的发展趋势使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即劳动价值论与时代变 迁之间的关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生产价格理论的批评，即认为马克思没有能够成功地解释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由价值向价格的转化过程。这一批评已历经百年之久，博特基维兹(
Bortkiewicz)于1905年就曾经提出过一个设想，尝试纠正马克思的这一失误。
美国学者弗里德·莫斯利(Fred Moseley)在发言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观点，在 他看来，博特基维兹设想可能带来的结果都会使马克思的理论受到损害，例如：(1)马 克思的两个等式(总价格 = 总价值，总利润 = 总剩余价值 - 价值)不能够同时成立；( 2)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过程中利润率发生变化，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着两种 利润率(价值的利润率和价格的利润率)，而且这两种利润率会有不同的发展趋势；(3) 价值理论是“多余”的，因为价格和利润率可以由生产的物质条件直接决定，并不需要 价值理论。
弗雷(Foley)、杜梅理(Duménil)、莫恩(Mohun)等学者近来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一种“新”解释，“新”解释认为，以往对马克思理论中转化问题的批判从不变资本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但是从可变资本的角度来看是不正确的。可变资本作为在资本的第一循环中购买劳动力的一定量的货币资本，并非来自生产的物质手段。这样，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同样量的可变资本作为既决定生产价值，又决定生产价格的量，它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
“新”解释从总价值和价格到净价值和价格来重新界定总价格和价值的相等性问题。 根据“新”解释，重新界定的总价格与价值和总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对等关系能够同时成 立。无论怎样，根据既往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马克思的总价格与价值的相等关系不能 够成立，剩余价值率会发生变化。该解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 认可。
莫斯利认为，与传统的对马克思品质手段的解释批判相比较，“新”解释只是部分正 确，因为“新”解释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确定存在着根本的方法论上的错误，根据 这一方法，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得到确定的。相反，莫斯利认为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得到确定的，它们都是给 定的、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货币资本的两种要素(即M = C + V)。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形式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前，它们在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的产生之前是给定的量，马克思的理论是要去解释最初的转化，即M( = C + V)转化为
M + △M的过程。
在莫斯利看来，既往的批评和“新”解释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都是无效的，因为：(1) 马克思理论的两个总相等性能够同时成立；(2)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一种利润率，即 价格的利润率，这在《资本论》第一卷对总资本的分析中就说清楚了，它在《资本论》 第三卷中作为生产价格的决定成分；(3)价值理论不是“多余”的，它对于决定利润率 和生产价格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莫斯利认为，对马克思生产价格决定因素(例如“转化问题”)长达一个世纪的 批判是无效的，因为这一批判基于对马克思理论的根本错误性的解释，尤其是对马克思 有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投入方式的理解存在着误解。
对苏联挫折的反思与分析
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Rethinking Marxism)杂志编辑理查德·沃尔夫(
Richard Wolff)教授以“苏联的崛起和陨落——21世纪的教训”为主题，以剩余劳动的 生产、控制和分配为内容拓展了阶级概念的定义，并以此分析了苏联受挫的原因。
他认为，阶级概念有两种定义：其一是从资产关系进行定义，其二是从政治权力关系 进行定义。在这两种情况中，剩余劳动的生产者与剩余劳动的支配权都发生了分离。第 二种情况显然是针对前苏联而言。在他看来，苏联通过国家权力取代了私人资本，取代 了私人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支配权，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发生变化，剩余劳动的分配权由 私人资本转变为国家政权。
他指出，1917年以前，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大部分以私有制和市场的结合、社会所有制( socialized property)与计划的结合来区别、界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执 政以后，根据这一基本的定义在苏联实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另外一种设 想，即改变对剩余价值的支配方式，则很少被人们所关注。这样，苏联的工业生产剩余 价值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私人资本家董事会所占有，并通过分配占有的剩余价值去建 设苏维埃制度，私人资本家的剥削为国家政府的剥削所取代。
列宁有勇气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并将其看做是苏维埃进入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不 可避免的阶段，而斯大林和其继承者，由于不能够超越国家资本主义，就将其直接称为 社会主义。中央委员会通过剩余价值的征收去加速工业资本的积累，发展军事，扩大对 苏维埃民众的公共服务。
沃尔夫认为，剩余劳动的生产与剩余劳动支配权的分离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动力，以及 由此产生的工业积累问题，最后带来了苏维埃经济的危机。
他由此从1917～1989年的苏维埃实践中归纳出的主要教训是，苏联的社会所有制和中 央计划只是以一种剩余劳动的支配方式取代了另一种剩余劳动的支配方式，并没有实现 剩余劳动的生产者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和分配权利，因此，苏联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的失 败，因为不存在非剥削的工业生产，马克思主义如果要取代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危机， 并且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包含对剩余劳动的重新组织分配。沃尔夫在这里提出 的是剩余劳动的生产者对剩余劳动的支配权问题。在他看来，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是 前苏联受挫的主要原因，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对中产阶级的再认识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中产阶级的崛起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对象，与 会学者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中产阶级的新中产阶级概念。所谓新中产阶级不是从其投入生 产领域的资本，而是从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地位来定义的。
美国纽约大学的名誉教授约翰·麦克德莫特(John McDermott)从全球化的意义上分析 了中产阶级现象的普遍性，即这一阶级不仅在发达国家并且在欠发达国家同样广泛存在 。其共同特征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类似的社会物质生活消费方式，具有本土化的 文化背景及政治倾向，在发达国家存款，经常进行国际旅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 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阶级群体，通过教育背景和家庭纽带与国外的个人和机 构有着直接和广泛的联系。
麦克德莫特认为，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工业和本国机构中拥有特殊或具有特权地位的工 作，是生产性阶级，甚至是当代社会中最具有生产性的阶级。他们生产并且再生产最前 卫的科学和技术，并以管理、规划、技术支持的方式参与整个生产过程。
这样的群体在发达国家占劳动人口20%～30%的比例，也许在欠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中 占5%～15%的比例，并且集中于主要的大城市。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还肩负着将其体制和技术向不发达国家输送的任务，这一过程本 身就充满了矛盾。因为这些中产阶级享受着较高的生活水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 情形不同。根据初步统计，发达国家20%以上的中产阶级占据着国民人均收入的40%～50 %。
但是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矛盾就更加突出：最近美国的研究数字显示，在南美国家 ，10%的人口占有31%～42%的收入。根据这样的比例，中产阶级高消费的结果是多数人 的贫穷化，因此在欠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超消费是以其余人口的消费不足为代价的，而 且他们的生活用品大部分依赖进口物品，加重了外汇负担。中产阶级的过度消费所带来 的其余人口的相对贫穷形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因素促使富裕阶级(包括中产阶级) 将个人财富转移至发达国家，它所产生的个人储蓄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不发达与 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麦克德莫特还从理论上指出，中产阶级现象的存在是对传统价值规律的突破。在他看 来，劳动力再生产的平均和必要的社会成本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假设，由于所受的教育 不同，中产阶级比其他劳动阶级显然需要更多的社会成本。然而，如果中产阶级因此就 应该比一般劳动阶级获得更多的报酬，而他们的后代就因此获得了占有教育资源的优越 性，这是对价值规律的瓦解，因为它不能够在个人的付出与获得之间建立平衡。
因此，当代劳动力从其技术和知识的不同组成成分上来说是由社会解构所构成的，社 会结构在构成劳动力的成分，以及与此相应的劳动报酬差异上起了很大作用，中产阶层 因此而被定义为中产阶级。然而，这样的中产阶级并不同于在生产领域拥有一定资本的 传统中产阶级。
提交会议的论文的质量、数量和与会者严肃、认真的讨论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从各分会主题和与会者提交的论文题目可以看出，现实问题虽然是人们关注的主要 对象，但这样的关注又是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经典理论为前提的，同时，这些基础 理论和经典理论本身又成为讨论的对象，不过这样的讨论是以时代为背景的，例如，马 克思的国家理论在全球国家概念中的意义、新中产阶级现象的出现与阶级理论的关系等 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矛盾的依然存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区矛盾、民族矛盾的激 化都吸引着人们到马克思那里寻找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寻找替代模式，这是马克 思与我们时代同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