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经语言学的回顾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中国论文,神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神经语言学的性质与方法
1.1 神经语言学的性质
神经语言学研究语言与大脑的关系。它的目标是探索人类语言习得和掌握、言语生成和理解时的神经基础和神经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解释、验证语言学的某些理论观点，促进语言学理论的建设，最终建立符合人的神经认知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学内部的分支学科中，神经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关系最为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者其实脱胎于后者。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神经语言学需要运用特有的方法和手段，探测与语言有关的神经机制，而心理语言学未必论及脑机制问题。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目标是研究人们语言习得和掌握、言语生成和理解时的心理机制，神经语言学则将心理机制推进到神经机制。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是有联系的，因此，在心理学和神经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二者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比如神经心理学就有着较长的研究历史，它使用神经心理学测验和神经检查的方法，研究脑损伤患者心理障碍与脑损伤部位的关系，从而揭示心理活动的脑解剖学基础。其中，研究语言障碍与脑损伤部位的关系即失语症的研究是神经心理学一个重要内容。神经语言学家通常也认为是以失语症的研究为发端，因此神经心理学与神经语言学之间存在部分重叠领域。神经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之间的另一差异在于，个案研究在神经语言学的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也不同于心理语言学重视样本大小、注意数据采集和平均数算法的做法（注：王甦、汪安圣(1992:21)提到认知心理学已“开始重视个别差异和个案研究”，“为了揭示内部心理机制，已开始重视包括自我观察在内的个案研究及表现出来的个别差异”；王新德、汤慈美（汤慈美 2001:7）也提到：“认知神经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之一是它不强调研究报告中的例数，即使对一例脑损伤患者进行了详尽的实验分析，也可以成为一篇优秀的论文。”）。
神经语言学在整个认知科学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认知科学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人脑的工作原理，语言作为人脑独有的高级功能，使得对语言神经机制的探讨在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1.2 神经语言学的方法
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相比，神经语言学最大的特点是运用了神经科学主要是脑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就主要的几种简介如下。
1.2.1 电刺激法
电刺激法可用于测定脑区功能，例如Penfield和Roberts(1959)将此方法用于癫痫治疗，为避免在摘除患者皮质的病灶区时触及语言区，防止患者手术后丧失语言能力，在手术开始之前，Penfield等人利用电刺激法对患者进行皮质定位。
1.2.2 病理观测法
通过观测脑损伤部位与行为障碍，推断二者之间的联系。例如从1861年开始的失语症研究已有大量证据证明，左半脑特定区域的损伤可以导致言语表达和理解等方面某些功能的丧失。
1.2.3 行为测试法
例如双耳分听技术，Kimura(1961)第一个用这种方法说明了正常人在语言加工能力方面的大脑两半球的差异，证明了左半球在语言信息方面的加工优势。用得较多的还有分视野测试等。
1.2.4 神经电生理技术和脑成像技术
前者如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后者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PET)、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等。这些技术的特点，是可借助于特定的实验设备测定大脑的实际工作状态，以此研究大脑的功能。这些技术目前受到普遍关注，主要有无创伤性和时空分辨率高等优点。
2.20 世纪中国神经语言学研究的回顾
“神经语言学”术语的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但神经语言学的研究起源一般以1861年Broea对Tan患者的报道为标志。过去的一二十年间，随着世界范围的脑研究热潮的兴起和无损伤性神经电生理和神经影像技术的使用，国外神经语言学研究在研究规模和研究深度上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一趋势正在继续。中国神经语言学研究起步晚，不但与国外神经语言学研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就是与国内心理学领域所作的语言研究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1)研究队伍单薄，尤其是具有语言学背景的研究人员少；(2)研究深度不够。国外神经语言学研究触及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包括兴起时间不长的语用学、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些结论，都被神经语言学及时检验，而国内神经语言学的语言研究虽然也涉及字词、句子等各个层面，但直到上个世纪末，很少有文章涉及当代语言学理论；(3)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国内神经语言学目前主要采取观察失语症患者的做法，对正常人和其他病症的语言观测很少。从最近几年开始，以正常人为被试、使用神经电生理和脑成像技术的研究才逐渐增多。
像国外的研究一样，国内最初关注“语言与大脑”关系的研究者并非语言学家，而是从事神经医学工作的人员。在我国，真正从语言学角度来参与这一领域的研究比神经医学界晚了近30年。我们将在神经心理学和语言学两个背景下回顾中国神经语言学研究。
2.1 神经心理学界研究回顾
我国这一领域最早的研究是王新德(1959)发表的“单纯失读症”。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障碍的研究在我国神经心理学界受到关注，是报道最多的一个领域。神经心理学界对脑与语言关系的研究成果较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语的字词识别；一是失语症。
2.1.1 汉语字词识别研究
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有着独特的表义性，字形和字音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如拼音文字强。汉字的识别过程到底怎样？与拼音文字的识别过程有何不同？围绕着这样的问题，近几十年来心理学界展开了广泛研究。主要涉及的问题有：字形属性对汉字识别的影响、语音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语义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探讨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汉字识别是否具有“复脑效应”；再是语音在汉字识别中的作用，即由形到义的过程中，是否需经语音转录这一步骤。
1974年，日本研究者角田信忠提出了“单脑语言”与“复脑语言”之说。他以15名操汉语者为被试，证明汉语属“复脑语言”类型，即在汉字识别过程中，左右半脑均起作用（转引自王德春等1997:179）。此后，这一问题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字认知主要是左半球的功能；另一种则像角田信忠所认为的那样，汉字是大脑左右半球并用的“复脑文字”。高宝国等(1993)倾向于后一种观点。郭可教等(1995)的实验结果发现，字形、字音和字义的认知均与大脑两个半球有关，显示出汉字认知的复脑效应。张武田等(1998)利用对汉字字音或字义进行匹配的实验，证明两半球之间的加工优于半球内的加工，即两侧大脑半球协同活动要比单侧半球加工效果好。
台湾以曾志朗等人为代表在神经语言学领域也做了不少颇具成效的工作，内容涵盖语音、文字、词汇、句法等多个层面。早期曾志朗等(Hardyck Tzeng and Wang 1977;Tzeng,Hung and Wang 1979;Huang and Tzeng 1981)在文字组合规则与中文阅读历程的关系上做了大量研究，发现给汉语读者呈现汉字时，他们表现出左视野优势，与拼音文字的右视野优势不同，日语中的汉字也表现出左视野优势。但是，辨认汉字时表现出来的左视野优势随着阅读历程的推进会转化为右视野优势。这说明汉字的加工需要右半脑参与，而语言信息的加工仍然由左半脑负责。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将神经电生理技术用于汉字词识别的研究，以直接观察对汉语字词识别的脑内加工过程，目前主要使用的是ERP技术。魏景汉等（魏景汉、匡培梓等1995；罗跃嘉、魏景汉1997,1998）采用汉字形、音、义正启动和词义联想等一系列实验，对汉字形、音、义的关系进行了全视野和半视野的研究，结果发现：大脑两半球在汉字认知加工中关系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哪侧半球占优势。大脑半球的优势问题应从加工速度与加工强度甚至更多的维度重新认识，所以“优势半球”的概念有必要进行修正。
汉字不像拼音文字，其书写形式不能直接表征语音，对汉语字词识别中的语音中介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强语音作用观(Tan,Hoosain and Peng 1995)，认为在视觉汉语字词加工中，语音激活部件是自动的，而且在时间上也特别早，由字形到字义需要经过语音为中介。另一种是强字形作用观（周晓林1997；周晓林等1998），认为汉语字词加工中的语义激活过程不同于拼音文字，主要由字形－语义之间的直接激活传输（或计算）决定，语音信息在视觉字词加工中虽然自动激活，但对语义激活作用很小。对汉字识别中的形、音、义神经机制问题的探讨，通过失读症患者来做的研究较多，我们将在后文论述。
罗跃嘉、魏景汉(1997,1998)运用ERP技术来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关于全视野和半视野汉字词义联想的研究表明：形、音、义的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分割。因此，汉字加工中形、音、义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否通过音而达义的问题，形、音、义均存在加工与再加工的反复过程，它们交错进行，并且在加工时间上可能有部分重叠。
谭力海、彭聃龄、周晓林等人对汉语字词识别过程中的形、音、义关系还作过其他方面的探讨，议题包括：汉字视觉识别过程中形码和音码的作用（谭力海、彭聃龄1991）、汉字的读音及其在字义提取中的作用（彭聃龄、杨晖1997）、语义激活时语音的有限作用（周晓林1997）、阅读汉字提取意义时的语音信息的作用(Tan,Spinks and Gao,et al.2000)、汉字识别中音义激活的时间进程（陈宝国、彭聃龄2001）等。这些研究视角较全面，颇具深度，但因不直接涉及神经机制，故在此不详述。需要提及的是最近一些使用fMRI技术推进这些议题的研究：Tan等(2000b)考察了汉字和汉语词语加工的脑激活情况，认为不管是单个汉字还是双字词，阅读汉语都以神经系统的广泛活动为特征，不同于以前认为阅读单个汉字激活右侧半脑，阅读双字词激活左侧半脑的观点；唐一源等(2002)研究了默读汉字词的脑功能偏侧化的成像情况，结果显示语义可能被自动激活，同时也不能排除语音加工的参与。左脑半球与汉字词加工密切相关，右侧半脑也有一定参与，但其确切作用尚不清楚，该研究发现的激活脑区与Tan等(2001)的发现有一致性。
2.1.2 汉语失语症研究
失语症研究是神经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神经语言学中的诸多重大结论均来自失语症研究，今后的神经语言学也仍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脑损伤患者的调查。在调查时，对患者的语言能力状况测试是进行临床诊断和制订语言康复计划的重要依据。因此，制订失语调查法十分重要。西方的失语调查法有较长的历史，早在Broca时代就有。Head在1926年编制的检查法，由许英魁于20世纪40年代译介到国内，并一直沿用到70年代。但因这一检查法是翻译的，所以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汉语实际，不具有针对性，并且它着重检查患者的听理解和文字理解，对口语表达及文字表达能力测试内容较少。
汉语失语症研究领域最突出、最系统的成果是高素荣等(1993)所主编的《失语症》一书。其主要贡献在于：本书所订的“汉语失语检查法”考虑了汉语特点，反映了汉语失语症的基本内容；对汉语失语症作了较为合理的分类，奠定了汉语失语症研究的基本框架。此后对失语症时有报道，但研究基本在此书分类的框架下进行。
失读症、失写症和传导性失语是汉语失语症研究较多的几种。失读、失写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主要还是因为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表义性。通过失读症患者来探讨汉字形、音、义存储的神经机制是失语症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高素荣(1993:150,151)分析了各型失读病人在字词层级的阅读障碍，认为存在三种形、音、义联系中断的形式：形、音、义失读，即形、音、义之间的联系均受损；形、音失读，形、义联系正常而形、音联系受损；形义失读，形、音联系正常而形、义联系受损。三种失读形式的概率表明，形、音联系最弱，最易受损，而形、义联系最强。这一结论与王新德等(1992)、尹文刚(1990)、胡超群(1989)得出的结论一致。胡超群(1992)调查了失读患者对高于字词层级的语句、篇章的阅读，结论类似。有关汉语失写症的临床报道，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出现（王新德等 1981；王新德 1985；王新德等 1986；李鸿智等 1988；李漪等 1988）。90年代，陈海波等（陈海波 1994；陈海波等 1997）、王炳钊等(1994)也有报道，刘晓加(1995)、刘晓加等(1996)设计了评定汉语失写能力的检查法并进行了初步检验。由于书写有赖于听觉、视觉、运动觉、视空间功能和运动功能的完整性，失写症的研究要比失读症更为复杂，目前对失写症的发病机理、失写症与脑损伤部位的对应关系等问题尚无定论。有人曾对汉语失写症的特点作过一些总结（郭可教 1989）。
传导性失语首先由Wernicke(1874)从理论上推测得出，此后得到临床上的证实。其特殊性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在国外是报道较多的一种类型。国内高素荣等（高素荣1993,1999,2000)进行过系列研究，重点是传导性失语患者的复述障碍和朗读障碍。冯赤峰等(1999)、张秋香(2001)也有报道。
2.1.3 神经心理学界语言研究评价
神经心理学界在语言与大脑关系的研究方面，起步比语言学界早，做的工作也比语言学界多。但是，他们的研究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个原因是神经心理学界的研究虽然采用了较多的语言材料，但对材料的把握缺乏语言学理论的指导，尤其是，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句法、语义等各个方面，这些方面的语言学理论经过长期建设已具备较高水准，而神经心理学界的研究目光主要停留在字词识别等问题上，不能充分利用语言学已有的成果，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显得十分单薄。并且因为语言学知识的缺乏，使得神经心理学界普遍存在基本概念不明的问题：以字词识别研究来说，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神经心理学界的极大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不同是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最大差别。汉字的表义特征固然不同于拼音文字的表音特征，但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符号，文字不是语言。由于将文字等同于语言，所以神经心理学界的研究又将文字体系中的“字”等同于语言体系中的“词”，因此有人认为反义词即反义字，无关词即无关字，甚至汉语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即汉字的识别。理论知识的缺乏和基本概念的不明削弱了研究的科学性，影响到结论的可靠度，而且也给一些应用领域带来了问题，比如《汉语失语检查法》虽然力图从汉语特点出发，但其中的一些检测项目，在语言材料的选择上仍带有较大的随意性，没有对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进行全面考虑，谈不上充分反映汉语特性，这必然会影响这一检测法在临床上的使用效度。
第二个原因是心理学界的最终研究目的大多不在于探索语言本身的规律。偏重心理学的研究往往是将语言视作人的认知能力的一种，他们更关注人们处理语言信息时所反映的更为普遍的认知规律，比如汉字识别过程中存在笔画、部件效应还是整体性效应的问题，其背后是整体与部分在知觉和认知中的作用这一心理学传统问题。偏重神经医学的研究更关注语言障碍对应的病灶部位和发病机理，语言障碍只是作为临床表现被描述，这种为临床诊断服务的描述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是极其粗略的。由于研究目的存在分歧，所以尽管神经心理学和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有不少交叉的、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但他们的研究并不能相互替代。
2.2 语言学界神经语言学研究回顾
2.2.1 语言学界的介绍性工作
Luria(1975)出版《神经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一书，该书对神经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赵吉生、卫志强(1987)将此书译为中文，对神经语言学理论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良好作用。国内有个别文章对此书进行了评介，如蔡寒松(1992)。桂诗春(1992)翻译了Zurif的“语言与大脑”一文，文章的目的在于研究语言理论能否用于解释语言能力的选择性破坏；沈家煊(1992)翻译了Blumstein的“神经语言学：对失语症中语言与脑关系的综观”，文章评述了神经语言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关于成人失语症中语言障碍的研究。Zurif、Blumstein谈到的研究对象是英语失语症，所以桂诗春、沈家煊二位的译文使读者能对英语背景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卫志强(1994)的“人脑与人类自然语言——多方位研究中的神经语言学”一文，考察了神经语言学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及有待解决的诸多问题，阐述了神经语言学的学科性质，提到了汉语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一些初步结论。
王德春等(1997)编著的《神经语言学》一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系统介绍神经语言学的著作，这本书提供了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言语的神经机制，并且兼顾了正常言语的生理机制和言语障碍的病理机制，这与仅仅关注失语症的研究不大相同。当然必须注意到，该书在论述言语交际、言语生成和理解的神经机制时，较多地借鉴了Luria的观点和材料，对正常人这些方面神经机制的探讨仍停留在理论的层面，来自实证的材料过少。
2.2.2 语言学界的研究性成果
以上所提到的语言学工作者对神经语言学所作的介绍性工作功不可没，他们使大家对这门新兴学科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这些介绍性工作毕竟不能促使神经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界成为一门分支学科。神经语言学在我国形成的标志是杨亦鸣等人写的几篇重要文章：“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的比较研究”(1997)、“中文大脑词库形、音、义码关系的神经语言学分析”(1998)、“名动分类：语法的还是语义的——汉语名动分类的神经语言学研究”(2002)等。尤其是“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的比较研究”一文的发表，对神经语言学在我国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中国语言学年鉴》（林连通、顾士熙 2002:401）所指出的那样：“该文的发表对我国大陆神经语言学学科的最终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杨亦鸣等人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们的工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1)研究的出发点基于语言学视角，虽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神经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理论，但分析材料、解释实验结果时都自觉运用语言学理论，目的在于探讨语言本身的性质和规律；(2)结论的得出并非来自理论的推导，而是借助脑科学研究方法。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脑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是神经语言学最大的特点，杨亦鸣等人的研究结论主要是通过运用病理观测和脑成像等技术得到的，充分体现了神经语言学在方法上的实证性；(3)杨亦鸣等人的研究以汉语为语料探讨语言学问题。国外的神经语言学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拓宽了研究领域，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这主要都是以英语为材料得出来的。不同语言的神经机制是否相同的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因为这一问题与普遍的语言加工机制是否存在有关，并进而与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等语言学所要解决的终极性问题有关。以汉语为语料进行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语言学界所取得的神经语言学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文大脑词库研究；再是基于当代句法理论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2.2.2.1 中文大脑词库研究
大脑词库也称心理词典，是大脑中关于词汇信息的内存（杨亦鸣等 2000）。中文大脑词库研究汉语使用者的词汇辨认、储存和提取等问题。杨亦鸣等的“中文大脑词库形、音、义码关系的神经语言学分析”一文，通过对12例汉语失读症患者的临床观察和测评研究，分析了中文大脑词库中的形、音、义码关系，认为失读症患者的确存在形音义失读、形音失读和形义失读等三种情况，但否认了神经心理学界所认为的“汉语的形和义结合较牢固而形和音结合较脆弱”的结论，又因为形音失读的存在，因此语音转录也不是认读汉字的必需环节。“基于神经语言学的中文大脑词库初探”同样利用的是前文的12例汉语失读症患者的调查材料，但从语义结构、语音表征、形体表征、存储和检索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得出了一系列关于中文大脑词库的结论，比如在中文大脑词库的语义联系中，词与词的并列关系是各种联系中最为密切的一种，上下位关系的词语间联系也较为密切，但搭配关系的词语间联系则不如英语词显得强烈；声母、韵母或声调相同的词语间联系比较密切；形体相近的词语间联系比较密切；中文大脑词库的检索方式并非直接进达，而是扩散激活的形式。在中文大脑词库背景下进行的关于形、音、义等问题的探讨，因为有意识地运用了语义学、语音学和文字学等方面的理论，将形、音、义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下考察，所以得出了较为系统的结论，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崔刚(1994)分析了8位汉语Broca失语症患者的词汇障碍情况，验证了国外研究者关于大脑词库的一些观点，并初步得出中文大脑词库的几点特性，其中有的结论被杨亦鸣等(2000)否定。崔刚(1999)分析了24位失语症患者的语言材料，主要比较了Broca和传导性失语症患者在语音障碍上的表现。利用同样的被试材料和已有的研究结论，崔刚(2001)（注：2002年本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中文版，更名为《失语症的语言学研究》。）出版英文专著《失语症的口语表达障碍研究》一书，书中介绍了有关失语症的一般性知识，除了分析Broca和传导性失语症患者的语音障碍和词汇障碍外，还补充了句法障碍和语用障碍两部分的内容。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失语症的专著，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了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对失语症的语言障碍进行了描写和分析，可惜书中病例类别不全面，对汉语特点把握不够细致准确，很多理论解释都过于粗略。
杨亦鸣等(2001)以失语症调查为基础，对中文大脑词库的存取单位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认为存取的基本单位是词，不是语素，更不是字。但该文设计的实验任务针对性不强，汉语中存在大量由两个成词语素构成的合成词，以这一类词为材料，很难判断患者到底是以语素还是以词为单位存取。比如文中提到，患者会出现以首音节或尾音节代替目标词的现象，如将“剪刀”说成“剪”，将“手电筒”说成“筒”，这样的例子其实无法说明患者是在提取语素构成合成词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还是整词提取出现了问题。其次，文中有些地方出现论证矛盾：比如患者对“脸盆、闹钟”一类语义透明度高（注：语义透明度高，按心理学界的定义，指的是合成词的整词语义可从其成分词素的语义推知的程度（王春茂、彭聃龄 1999）。）的词，在理解时要优于“眉目、马虎”一类语义透明度低的词。从词汇化理论看，“眉目、马虎”等的词汇化程度比“脸盆、闹钟”高。按该文观点，存取方式如果是以整词为单位，那么词汇化程度高的词语因其内部成分所包含的句法、语义信息对整个词语的影响小，词的“整体性”强，所以对这一类词的加工应优于词汇化程度低的那些词。因此，实验中发现的患者不能理解这些词的现象，显然不能作为整词存取的证据，而应从其他方面来解释。Packard(2000)也持整词存取观点，但王文斌(2001)以汉语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并列式词语为材料，认为词素分解的方式在并列式合成词通达的过程中的确发生，并认为语义透明度高对通达起重要作用。
中文大脑词库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杨亦鸣等人(2002)发表在《语言科学》创刊号的“名动分类：语法的还是语义的——汉语名动分类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一文。名动分类是一个基本的语法问题，因为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名词和动词。在过去的20年间，神经心理学界在不同语言的失语症患者身上发现了大量的名动分离(dissociation)现象，名动分离的存在说明名动分类具有心理现实性，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长期以来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名动分离主要由名、动两类词的不同语义特征决定。名词的典型语义是表示事物，动词的典型语义是表示动作，所以才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失语症患者在物体命名和动作命名上的分离（Petersen等 1988）。另一种观点认为名动分离主要由名、动两类词的不同语法特征决定，以英语为例，英语动词承载了大量的语法标记，在句法加工中起关键作用，因为一个形式完好的句子中，可选论元和强制论元的数目和范围均由特定动词决定。所以名动分离的原因应从形态学或句法角度进行解释(Lapointe 1985;Shapiro,et al.1987)。两种观点各有实验证据，总体来看，“语义决定论”得到的支持更多。导致“语义决定论”占上风的另一间接证据，是因为神经心理学界从很早就开始报道命名性失语症中大量特定语义范畴受损的病例，比如，有的患者对有生命的事物存在命名障碍，有的恰好相反，对无生命的事物存在命名障碍。这表明词语靠语义特征类聚，从侧面证明了名动分离的语义解释。但是，从当代语言学理论出发，如果名动分类确实以词语的意义为基础，那么整个语法体系的合法性必将遭到质疑。这样，名动分类就应该而且只能依据语法功能。杨亦鸣等认为，结论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研究者的实验设计有语义偏向，因此文章从语法角度设计实验，结果发现，语法特征可以作为名动划界的依据。文章同时指出，语义特征，包括语音、正字法等方面的特征均可以为词的划分提供依据，只是根据这些特征得到的类并不是语法的类。从语言学角度看，只有依据语法特征划分出的类才是语法的类。较之以往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手段上有了很大突破：实验的被试为正常人，并结合使用了ERP和fMRI两种先进技术作为实验工具。我们认为，神经心理学界在名动分离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不是可靠与否的问题，关键仍在于研究者缺乏语言学的理论知识。支持“语义决定论”的大量证据来源于动作和物体的命名任务。事实上，这一任务要求根本无法检测到人的语言能力，因为语言能力必须在有句法操作的状态下才能显现，所以，命名的障碍不是语言能力的障碍。换句话说，名词不是物体命名的标签，动词不是动作命名的标签，从语义角度作出的解释其实是将人的世界知识和语言知识混为一谈。
台湾学者在词序、名动词分离、形态学、量词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过一系列成果，这些研究以汉语失语症为对象，尤其注重在跨语言比较的背景下，利用汉语特性来检验一些从印欧语的研究中得出的观点。仍以名动分离问题为例，Wernicke失语症患者在物体命名上有障碍，而Broca失语症患者在动作命名上有障碍。根据语法角度所作的解释，认为具有失语法症(agrammatism)的Broca失语症患者所表现出的主要动词问题，其实是他们句法和／或形态损伤的副产品。在汉语中，动词和名词都没有词形变化，因此没有理由预期形态损伤和动作命名之间的联系。Bates等(Bates,Chen Tzeng,Li and Opie 1991)检验了Broca失语症患者和Wernicke失语症患者在物体和动作命名上的理解和生成情况，发现在患者群和物体／动作命名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在执行理解任务时这种相互作用不存在，所以Broca失语症患者动作命名的缺陷不能归因于名、动词之间的形态差异。此外，他们利用汉语复合词的特殊内部结构，还发现对于由动词词素和名词词素组合而成的复合动词，Broca氏患者倾向于说出这些词的动词部分，而Wernicke氏患者表现相反。患者在次词汇水平上的这些表现很难从句法和标准的词汇观点进行解释，他们认为这实际支持的是分布式词典中的语义／概念效应。该文注意到了汉语的名、动词在形态学上与其他语言的不同，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单纯的命名任务其实探测不到语言能力，因此不能因为汉语失语症患者在物体和动作命名上存在双重分离，而汉语名、动词没有屈折形态，就推断出名动分离为语义上的原因。事实上，曾志朗等（Tzeng和Chen 1988）另文提到，无论动词是否在句中出现，非流利型汉语失语患者都能在动词前后正确计划句子框架，主要句子成分语序正确。这正好说明，患者保留了这些动词句法方面的信息，仅仅是在符号形式的处理上存在问题。另外，该文使用的证明次词汇水平加工的27个复合词材料存在很大问题，其中20个是像“吃饭、写字、送花”这样的动宾短语，还有一例既是词又是词组（剪纸），一例是动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指指）。文章认为复合词无需在线(on-line)加工，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提取，但实验证明在词汇内部的加工上也存在名动分离，因此不能从句法和形态学上获得解释。事实上，因为实验使用的绝大部分材料是短语，而短语是经过在线加工形成的，短语的生成是句法运算的结果，所以如果实验的任务要求合适，患者表现出的对立恰恰应该从句法层面来解释。
曾志朗等(Tzeng,Chen and Huang 1991)还研究了汉语失语症患者的量词问题。在汉语里，冠词、数词等都不能直接出现在与之相联系的名词前面，而是必须在中间插入一个量词成分。名量词的恰当使用是汉语语法最大的难点之一。曾志朗等考察了汉语失语症患者在量词方面的表现，得出以下两点结论：首先，汉语失语症患者在名量词的产生方面存在困难，有数量明显的缺失和／或替代错误。其次，Broca失语症患者和Wernicke失语症患者所犯的替代错误是不一样的，前者往往选择一个中性量词（如“个”）去替代他们找不到的那个形式，缺乏规律常是后者犯的主要错误，表明一个更加杂乱的选择加工系统在运作。要对Broca失语症患者和Wernicke失语症患者这些表现差异作详细分析，就需要重新考虑失语法症和语法倒错症(paragrammatism)之间的区别。总之，台湾神经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语言类型可视为一个自然的实验条件，利用某种语言的独特性，有益于解释一些在其他语言中很难回答的问题。杨亦鸣等(2003)通过失语症调查，也对汉语量词及其分类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探讨，发现名量词和动量词的分类有一定神经电生理机制和心理现实性，但专用和借用的分类则缺乏心理和神经基础。
台湾学者在汉语神经语言学方面做的工作很多，但因为学术背景的原因，他们的研究仍带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
2.2.2.2 基于句法理论的神经语言学研究
神经心理学界在句法方面的研究，中国大陆主要以少数几篇探讨歧义短语心理加工机制的文章为代表（张亚旭等 2000；张亚旭等 2002）。台湾学者(Hung and Tzeng 1996)通过失语症调查，发现汉语Broca失语症患者在功能词的生成方面表现出明显困难，但无论流利型还是非流利型患者，词序都基本保持完好。Luke和Liu等(2002)借助fMRI技术，发现汉语的句法加工是在语义加工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专门脑区负责。
句法是语言系统最核心的部分，句法研究最能代表语言研究的高度。神经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科学性，这种科学性若能和句法理论的精密性结合，必然会使双方都受益。但神经心理学界的研究在这一点上显然存在较大遗憾。对于以语言研究为目的的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来说，只有向句法研究迈进，才可能真正走向成熟。在心理语言学领域，过去的20年里有关汉语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得到迅速发展，语言学家们对中文儿童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方面的特点进行了大量描写。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大陆以李宇明(1995)、周国光及其同行（周国光 1997，周国光等 2001）为代表；香港研究李行德(1997)有专文评述。儿童语言研究中最中心的议题是儿童句法能力的发展，目前香港、中国台湾、美国已建立三个儿童语言语料库(Lee and Wong 1998)，其中李行德等以8个粤语儿童为对象建立的语料库，专门用于研究粤语儿童语法的发展。当然，儿童语言发展究其本质不是一个量增长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语言发展和神经机制发展之间的对应关系，无论建立的样本有多大，都无济于事，因为行为层面的描写注定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语言发展的原因。
与句法理论结合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以杨亦鸣、曹明(1997)的“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主动句式与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的比较研究”一文为经典，文章通过对汉语皮质下失语患者的主动句式和被动句式理解、生成状况的调查分析，指出了汉语句法结构在听路径、阅读路径和生成路径中提取加工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与词汇信息在大脑结构中储取的相对分离性，认为皮质下结构更多地参与了句法结构的储取加工，并认为主动句法结构与被动句法结构在大脑结构中表现出一种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平行式储取机制。关于“平行式储取机制”的结论尤其值得注意，因为根据Chomsky(1957)早期的理论，主动句是核心句，被动句是在主动句的基础上经过转换规则处理之后生成的，转换规则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操作，因此被动句的生成和理解较主动句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杨亦鸣等人的调查不支持这样的假设，他们发现：主动句生成时间最长，其次是把字句，被字句生成时间最短。事实上Chomsky自己在1993年的时候就提出过放弃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想法(Chomsky 1995:187,191)。最近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取消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指出基于转换思想的理论是错误的(Chomsky 2002:10)。根据Chomsky最近的最简方案理论，运用理论推导，可以演算出主动句、被字句和把字句生成所需的步骤。实际上这种从理论上得到的生成步骤的多少与杨亦鸣等从实验中获得的反应时数据完全对应：主动句的生成步骤最多，其次是把字句，而被字句的生成步骤最少。
杨亦鸣等（杨亦鸣、曹明 1998；杨亦鸣、梁丹丹 2002）两篇文章充分体现了神经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之间的互证关系：一方面，神经语言学可以检验理论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和研究结论，使理论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假说的阶段；另一方面，如果检验发现实验数据与理论不一致，那么可能是检测手段和检测过程的不严密造成的，也可能是理论本身出错，但不管怎样，都会促进二者不断走向完善。所以，神经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携手，必将推进整个语言学的科学进程。总的来说，与语法理论相结合的中文大脑词库研究和基于当代句法理论的神经语言学研究，促成了神经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初步形成。
3.中国神经语言学研究前瞻
我国神经语言学起步晚，目前依然处在起始阶段，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开展。可以预见，今后中国神经语言学将经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呈现新的面貌。
3.1 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将得到加强
神经语言学属语言学的下位学科，但它与心理学、神经学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边缘学科的性质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员参与其中。神经语言学起源于临床医学人员对失语症的研究，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都未引起语言学家的注意，直至20世纪40年代，Jakobson第一个自觉地将语言学理论运用到失语症研究，此后才不断有语言学研究者表现出对语言的脑神经机制的研究兴趣。中国的神经语言学发展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当语言学家真正投身这一领域时，相邻学科事实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在性质和最终目标上都存在着差异，因此合作才显得尤其必要。神经心理学背景的研究者在技术掌握、病例收集、实验设计、数据处理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而语言学背景的研究者在材料的把握和理论分析上具有优势，二者若能取长补短，必将在语言与大脑关系问题上做出新的成绩。
像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很多心理学界的研究者已经在汉字识别等问题上做了大量研究。语言作为人脑特有的高级功能，目前吸引着心理学界的广泛注意，甚至有些研究者已开始转向，专门进行语言的神经心理研究。神经语言学研究与他们的研究在最终目的上存在着差别，但的确有很多重叠的地方。所以，加强各学科之间的合作已成必然。
3.2 研究队伍的培养将得到加强
对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而言，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是关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杨亦鸣确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以汉语语料为主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方向，率先招收这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并筹建了神经语言学研究课题组，开始了神经语言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建设工作。迄今为止，该课题组已在《中国语文》等重要刊物陆续发表了多篇神经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目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聘请杨亦鸣为该校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学术联系导师，专门招收神经语言学方向的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
因为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条件不易创造，不但要与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神经学等有较密切的联系，而且在经费、研究设备方面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目前神经语言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仅限于个别地方；另外，神经语言学文理兼融的性质使得它在吸收研究人员时，也应是文理兼融，但目前报考人员仍以文科出身占绝对优势，其他背景的极少。这些状况都不利于这门学科的良性发展，有待改变。
3.3 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将得到加强
神经语言学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研究手段不断得到补充。先是主要针对失语症患者的临床－解剖法，以后引入心理实验的方法，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神经电生理和神经影像学技术。我国现有的神经语言学成果，目前仍然主要是依靠对失语症的研究取得的，对一些先进手段远未达到充分利用的程度。另一个问题是，所有的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如何充分利用每一种手段的优势，并做到各方法之间的取长补短，是利用现有手段的关键。比如ERP具有较高的时间分辨率，fMRI具有较高的空间分辨率，现在已经有人试图将这二者结合使用，以获得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的双重精确。最近也有人利用近红外技术观测脑区的语言功能（杨炯炯等 2001）。对于语言学背景的研究者来说，更应注意一些无创伤性技术，因为这些技术不但可以用于脑损伤患者，也可以直接用于对正常人的脑功能测试，观察人脑在加工语言信息时的活动变化。最近台湾的郑秋豫(2000)提出应开辟汉语神经语言学的新方向：因为根据神经学目前极具代表性的连通论观点(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语言的产生和发展，语言系统的建立和受损，以及受损后可能有的应变、适应等问题的研究，都应不再局限于脑部某一特定区域，所以研究对象可以扩大到失语症患者之外的其他病理人群，比如帕金森症患者的病灶就与脑部某个特定区域无关，它是整个脑部神经系统的病变，病灶与神经通道有关。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郑文研究了以国语与闽南话为母语的帕金森患者的语言现象，包括VOT（voice onset time，嗓音起始时间）与声调受损情况。
研究方法上的新动向值得关注，因为神经语言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手段的适当使用和技术上的新突破。
3.4 研究领域与应用领域将得到进一步拓宽
国内神经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字、词识别等层面，语法方面的研究很少，这与理论语言学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相比都极不相称。随着神经语言学研究人才的培养，研究人员的增多，今后研究领域必将拓展，神经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之间相互促进的趋势定会大大增强。
现在的中国神经语言学研究还十分薄弱，对应用领域的指导作用还不明显。神经语言学在实践上具有重大价值，可以分为两个领域：一是用于失语症的诊断和治疗。对患者语言障碍的描述有助于判定脑损伤的部位及病情，这种描述越精确，对医生和患者便越有利。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现在的一些失语检查法的制订缺乏语言学上的依据，一些语言康复计划的制订同样如此，这些方面的工作急需神经语言学家的参与。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还能被计算机科学广泛吸收。神经语言学研究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脑的高级功能，而计算机学界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化，如何使计算机智能化，模拟人脑的功能，首先要对人脑的工作原理有一个了解。神经语言学研究能提供人脑加工语言信息的一些原理，这对计算机解决自然语言生成、理解等问题无疑大有帮助。
神经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刚建立不久，但它具有极其广阔的研究前景。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它必将为整个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建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