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发展知识经济的有利条件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广州论文,有利条件论文,制约因素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 F062.5;F127.65
1 引言
知识经济又称信息经济或后工业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以信息技术为物质基础，以知识密集产业为部门构成，以信息活动作用的强化为特征。知识密集产业是指生产和提供知识的产业以及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中知识密集程度高的产业。知识密集产业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高技术产业，包括计算机行业（包括电子和通信有关的一切活动）、生物技术工业、航空和航天工业、医药工业等；二是信息密集服务业，由社会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构成，前者包括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后者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
战后以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急剧调整，经济服务化趋向日趋明显，信息和知识、高新技术与服务业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使工业竞争、现代商业贸易和服务业更加强烈地依赖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运用，由此带动了知识密集产业的迅速发展，知识经济逐渐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也开始出现经济服务化趋向，广州即是其中之一。面对发达国家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换的规律，客观地分析广州发展知识经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把握机遇，制定对策，可促进广州经济迈上新台阶。
2 广州发展知识经济的有利条件
2.1 工业经济形态开始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化[1]
广州历史上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历来都是华南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建国后，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广州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工业发展迅速，并确立了其工业中心的地位。但由于忽视第三产业发展，商业和服务业受到抑制，发展缓慢，地位下降。产业结构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迅速提高，第三产业下降的特征。1978年，GDP比重和就业比重，第一产业分别为3.9%和21.58%；第二产业分别为66.08%和45.18%；第三产业分别为30.02%和33.24%。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都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到1995年，GDP比重已降至2.67%，就业比重降至10.05%；第二产业在保持绝对增长的同时，其相对地位开始减弱，尤其是90年代以来，被第三产业所超越，同时工业的内涵正逐步朝高度化转变。与1978年相比，1995年第二产业的GDP比重下降了21个百分点，达45.04%，就业比重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达38.59%。到1995年，第三产业的GDP和就业比重已分别达52.29%和51.36%，并已逐渐成为广州的新主导产业部门。广州作为发展中的工业化地区，工业经济形态开始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化。对比英国和香港，自60年代开始，英国的工业经济形态已转为服务型经济形态，步入了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香港的工业经济形态也已转为服务型经济形态，但在时间上比英国晚了约30年。英国和香港的实例分别代表了多数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趋势。
虽然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初始阶段的起点很不一样，工业化进程也各具特色，但殊途同归，各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轨迹均朝着服务型经济方向变动，其差异主要表现为内部结构的差异。广州的三次产业结构在1980年以前明显偏离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轨迹，但自1980年以后，按规律演变的趋势已越来越显著。以上分析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历了第一产业主导经济，向第二产业主导经济，进而向第三产业主导经济的产业结构演变，进入后工业社会。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也都遵循这一演变规律。
2.2 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灰领阶层形成（注：依照国外的社会分层，既考虑到研究与国外具有可比性，又能够不脱离我国职业分类的特点，这里以人口普查中的七个职业大类为基础，将广州社会结构分为四个阶层：(1)绿领阶层：包括农、林、牧、渔劳动者；(2)蓝领阶层：包括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3)白领阶层：包括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工作人员、服务工作人员；(4)灰领阶层：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单位负责人。）
西方发达国家自本世纪50年代中期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白领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心。之后，由于知识密集产业迅速深入发展，白领阶层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官员、经理、企业主的比重不断扩大，并作为一个阶层从白领阶层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灰领阶层。灰领阶层在未来社会中的创新、管理和生产等方面的作用和地位极其重要，决定着未来社会的发展程式。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变化，总体趋势是：(1)蓝领阶层地位逐渐下降，但仍是最大的职工集团。1982～1990年，广州的蓝领阶层在就业总数中的比例由49.42%降至39.69%。(2)白领阶层和灰领阶层均占有较重要地位，且地位迅速提高，分别构成第二大和第三大职业集团，两个阶层之和逐渐超过蓝领阶层。1982～1990年，白领阶层和灰领阶层分别以6.43%和4.62%的年均增长速度快速增长，到1990年，其在就业总数中的比重已分别达26.20%和20.53%，两者之和较蓝领阶层高7个百分点。然而，灰领阶层的内部结构不尽合理，表现为负责人数量偏大，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偏少。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较低，机构臃肿庞大有关。(3)绿领阶层虽是最小的职业集团，但仍占有较重要地位。
2.3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人才集中分布
与北京和上海相比，广州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人才数量明显偏少。然而，广州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集中分布的特点十分明显，分布在广州的高校占广东全省的一半左右，广州的高校教师占全省的60%以上，而在广州市内，高校又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天河区，辖区内有21所大专院校，40多个研究所，20多家大中型企业（都具有一定的科技力量）。而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所规划的42.2km[2]范围内，有华南理工大学等12所高校，中科院、部属、省、市研究所41所，国家级重点实验室3个，科研人员2.13万人，构成高水平的研究与开发能力的新型智力资源集中区，是珠江三角洲和广东省智力最密集的区域。这种高层次的智力资源与生产直接结合，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就能把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新产品，创造新的生产力。与此同时，还能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共同实验室，教育培养、学术交流、组织培训等一系列具有发展前景性的活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人才集中分布的特点成为广州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条件。
2.4 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体的现象已比较明显
在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在空间上围绕研究机构或研究性大学形成集聚体，成为现代产业增长的极核，使工业恢复了活力，出现再工业化现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历史尚不足十年，所开发的产业和开发区的企业集聚虽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技术集聚体的水平，但在开发区内已建起了上百个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体的现象已比较明显，并产生了对城市的现实影响和潜在影响，而它对城市形态和功能的历史性影响将促进广州科技城(Technopole)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广州科技城是技术密集城市，指有效地将由高新技术产业与学术和居住功能结合起来的城市，即是尖端技术开发性城市，“产、学、住”三位一体城市，“产、学、官”合作的城市，即产业界、大学与研究机构、地方政府形成开发合作体系。很明显，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设，就是要将天河区发展成为具有这些特点的广州的技术密集城市——科技城。
第二，科技城将促进工业的升级换代，确保工业的重要地位。建国以后，广州工业中心的地位逐步得以确立并长期保持。虽然进入90年代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广州城市职能软化日渐明显，工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已初现端倪，但工业在广州经济中仍然并将继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工业就业和产值仍占有很高的比重；另一方面，在广州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工业仍是支柱产业。但要保持工业的重要地位，需要大力发展新产业部门；同时，应不失时机地利用新技术革命成果改造传统工业。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核心的科技城的建设和发展能够担当起这一重要角色，因而将在广州工业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科技城促进了广州国际性CBD的形成和发展。从国外的发展经历看，科技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信息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的结合，但并不要求域内有发达的CBD。但在广州，随着天河新城市中心的形成，新的国际性CBD（以国际商务、会展、管理、高级办公功能为主）在科技城内建设和发展。因此，在地域上，广州新城市中心与科技城相叠加，新CBD位于科技城内。一方面，新CBD将以国际商务活动为主导，具有明显的国际和外向功能；另一方面，科技城的建设和发展，对现代信息服务业产生极大需求，甚至以其为主要生产资源，从而使新CBD具有明显的内向功能，使现代信息服务活动更加集中和发达。毫无疑问，科技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将促进新CBD的发展。
第四，科技城将成为新增长点，决定广州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域扩张的未来趋势。在地域上，科技城形成明显的现代信息服务中心（由于新城市中心与之重合，故形成新CBD），其他功能区则布置在中心外围，并具有很强的中心化指向，空间集聚的特征十分鲜明。在功能上，一方面，科技城技术密集，高新技术及产业发达；另一方面，科技城信息密集，信息密集服务业发达。两种功能的结合使科技城成为现代产业集中的地域，它不仅将引导和带动广州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城市文化，而且将导致整个城市产业空间发生变化和人口重新分布，从而使城市地域结构发生变化。很明显，科技城将成为未来广州发展的引擎和新增长点。
2.5 知识密集产业和信息基础设施已有一定基础
第一，信息密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及在服务业中的地位迅速提高，1984～1992年，广州信息密集服务业就业和增加值分别以每年7.5%和22.9%的速度递增，到1992年，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分别提高到26.18%和35.22%，服务业的贡献已不容忽视。1992年，广州信息密集服务业就业和产值在就业总数和GDP总值中所占比重，分别达12.5%和19.89，比广东平均水平高出5.9和10.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0和6.6个百分点。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增加值／人），广州为2445元／人，分别比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高1.6倍和3.1倍。服务密度（增加值／km[2]），广州达622万元／km[2]，而广东和全国仅分别为55万元／km[2]和10万元／km[2]。可见，广州信息密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和广东平均水平。
第二，自1988年筹建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始推行“火炬计划”以来，广州的高新技术产业获得很大发展。至1994年底，共组织实施火炬计划项目83项。1990～1995年，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由69个增加到127个，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由29.9亿元增至164亿元（当年价），高新技术产品数由144个增加为229个，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收入由16.4亿元增加到76.5亿元，其中出口销售收入由0.59亿元增至11.9亿元。1992～1995年，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利税总额由5.66亿元增加为11.8亿元，经市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也由42个增加到158个。这些发展为广州实现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化和传统产业初步高技术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广州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1994年11月开通的世界最先进的粤港246b/s-SDH同步数字光缆传输系统，标志着广东省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序幕已经拉开。1995年7月，广州电信开通了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数字移动电话。同年10月，广州与世界联网的internet投入商用。很明显，广州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使各行各业对信息的需求增大，而且使发展知识密集产业的条件明显改善，从而促进了知识密集产业的发展。
3 广州发展知识经济的制约因素
将广州知识密集产业与城市发展置于全球背景下，可以发现，广州发展知识经济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其表现在如下。
3.1 产业结构基础仍较薄弱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三次产业结构急剧调整，进入90年代，第三产业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广州经济的第一位主导产业，但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商业仍占有较大比重，而真正体现后工业社会特色的信息密集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却不高，其就业和产值比重仍较低。在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仍占有重要地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居次要地位。即使是在有限的高新技术产业中，称得上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也为数不多。这直接影响了知识产业成为广州经济的主导产业部门。
3.2 现代基础设施水平不高
第一，信息基础设施虽有一定发展，但利用不足。第二，交通现代化水平尚待提高。虽然广州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由于资金短缺，部门分割，使信息网络的建设十分艰难，已建的网络也缺乏联网。与信息网络相比，信息资源的开发就更为落后，导致信息系统畸形发展。其结果，一方面，信息设备严重利用不足；另一方面，非常有限的数据库利用率极低。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使得信息效益不高，效用不大，而且难以形成信息集合力和信息辐射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投资环境的改善、多种服务的提供和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此外，交通现代化水平也尚待提高，交通硬件增长了，软件却严重不足；交通量上去了，质的、结构的问题却未跟上。“交通瓶颈”问题也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也制约了城市功能的转换。
3.3 知识密集产业的地域特色不鲜明
第一，作为未来发展增长点的集聚作用不够强。第二，作为未来经济竞争主角的CBD的形态和功能级别尚不高。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CBD的建设和发展均是从较低起点开始的。因此，虽然规划宏大，但目前的建设和发展水平仍较低。在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尽管大学和研究机构云集，但真正具有研究与开发功能的并不多，已经布局在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有许多也是徒有虚名，产品水准不高。这使得技术创新不够活跃，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步子迈得不大，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进一步集聚，进而影响了增长点的形成。此外，作为广州未来新CBD的珠江新城尚在建设之中，还不能发挥CBD功能。目前位于环市东路的新CBD，不仅范围小，而且由于广州目前信息密集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致使CBD的功能级别不高，国际商务活动不活跃。这将会影响广州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地域结构的优化。
3.4 软环境质量较差
第一，人的素质不高。除了指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够高外，主要指人们缺乏环保意识、公德意识、应用信息的意识和技能等。第二，生态环境恶化，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垃圾污染等。第三，社会治安问题。第四，城市管理手段落后，等等。软环境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越到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软环境就越重要，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实。与物质环境相比，软环境的建设和治理的难度要大得多。
3.5 广州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低
一般而言，国际大都市的运转在经济基础上主要靠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科技与信息中心这三个支撑体，且三者间密切相关。而在广州，知识产业的国际贸易不活跃，如国际商务活动不够活跃，服务贸易规模小，高新技术产业从技术结构上看外向性呈弱势。广州的金融业与其他现代信息密集服务业行业相比，相对发达，但内向功能比重大，国际业务不发达。广州的科技中心功能和信息中心地位亦不强。但若将广州置于全球城市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机遇是存在的。过去，国际大都市的数量很少，其功能往往是综合的，因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具有指导、协调世界经济的职能。然而，随着地区经济集团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许多新兴国际大都市成长起来，并逐步参与了国际事务，分担指导、协调世界经济的职能，昔日国际大都市的综合功能面临分离、转移的危机。广州若能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国际化的步伐，使某种或某几种职能具有较强的国际意义，即分担一部分过去集中在少数几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大都市的功能，就能成为一个特色鲜明的国际大都市。
3.6 创新综合环境不理想
第一，创新的制度环境尚未形成，城市的运行机制尚未与国际接轨。第二，社会关系的宏观环境即管理、生产、创新者之间尚未形成相互作用网络。第三，机构或公司尚不能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和工作条件，为创新奠定物质基础；第四，生活环境较差。这些不足极大地限制了技术创新的发生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
4 广州发展知识经济的政策建议
4.1 提高工业和第三产业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
第一，加速基础工业和制造业的科技进步，使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结构向资金密集型转变，为发展知识经济奠定基础。第二，大力发展信息密集服务业，加快传统第三产业的信息化步伐，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应大力发展金融业，以提高资金筹措的数量和运用的质量，确保经济高速增长。广州金融业主要应以珠江三角洲为发展土壤，把握住因自身特点而需要集中发展的规律，最终成为地区性金融中心。
4.2 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创新、开发和产业化
要彻底扭转过去主要靠引进国外硬件技术设备推动经济增长，而吸收、消化和创新能力弱的局面，应增强技术引进和消化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应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并使自主创新技术（高新技术）逐步产业化，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其结果，使企业自身开发能力将得以加强，新产品将占有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从而使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4.3 加速信息网络的建设和信息资源的开发
提高信息的效益和效用，形成信息集合力和信息辐射力。加强交通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提高交通现代化水平。
4.4 加快知识密集产业的空间集聚进程
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不同的生产阶段，各生产阶段有其特有的劳动力和职能要求，从而产生了集中和分散两种空间区位。对高新技术产品从构思、设计、样本制作、实验性生产，以及关键零部件生产，应集中在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以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创新源的作用。对高新技术产品的规模生产和装配工序生产，可考虑分散到其他市县，以降低成本。这种劳动空间分工既可促进广州经济新增长点的形成，又可带动其他市县的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信息密集服务业应集中在珠江新城发展，使其成为国际商务－会展－信息－旅游购物中心，以促进无形贸易地位的上升，增强经济竞争力。
4.5 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针对上述创新的制度环境、社会关系的宏观环境、机构或公司的微观环境以及生活环境不够理想的状况，首先应该进行制度创新，使决策者观念、各种规章制度、保障措施等城市运行的各个重要环节按照国际惯例来运作。可建立风险基金制度，建立脑力开发和引进制度以及技术参股制度，在高校真正确立学术权威等，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解决技术创新的资金和人才不足问题，从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步伐。其次，建立“产、学、官”合作开发体系，使管理、生产、创新组织及个人之间密切联系，结成相互使用网络，使创新在这种相互使用过程中产生。再次，机构或公司应向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硬件设施和工作条件，为创新奠定物质基础。最后，应进一步改善科技人才的生活居住条件，以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集聚。
4.6 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面对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作为生产者、劳动者需要具备高素质，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也需要具备高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信息化，共享先进的知识。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成为经济增长上新台阶的内在动力。其基本思路是建立面向市场、面向产业结构调整、面向经济全球化，能主动应变的、能响应创新潮流的“教育+培训”的网络体系，使劳动者能不断进行知识和技能的更新，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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