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中国经济制度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制度创新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已经显示出灿烂前景的发展阶段，引起举世瞩目。邓小平是中国经济制度创新事业的奠基人。他领导中国实行经济制度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无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还是在人类制度文明建设史上，都十分富有特色，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
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是以一场成功的思想观念上的变革作为先导的。
计划和市场是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配置经济资源和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还是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去建设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发展历程中所面临的最深刻、最难解决、对社会主义命运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经过长期实践的对比，从总的绩效来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中显现出比有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更多的弊端。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作了教条化的理解及其他一些原因，把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划等号、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划等号，却是一个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为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持的重要论断。因此，要在计划与市场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首先就必须打破思想束缚，尊重实践经验，改变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观点。
在党的领导层中，邓小平是最先敏锐而又深刻地认识到解放思想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的领导人。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促使党和人民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了痛切的反省和总结。邓小平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否定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正确的这种长期盛行的错误观点，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作了透彻的论述，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此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打破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姓社姓资的困扰，构筑了思想前提。
在着重倡导解放思想的同时，邓小平对由此可能引发的右的思想始终保持着警觉，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否则就失去了根，失去了方向。他的这些论述，对思想解放运动能沿着健康的轨道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总结了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发展经验，对计划与市场以及这两种经济体制的运行绩效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和评价。
从世界范围来看，十月革命后，随着内战的结束，列宁很快就发现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产品经济体制是一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因而提出新经济政策，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去发展经济，从而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列宁之后，首先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接着在受苏联影响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体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僵化状态。另一方面，多数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多次危机和反复摸索，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了一套把市场和政府宏观调控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管理体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两种经济体制在运行绩效上的差别，从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导致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处于严重落后状态。
中国共产党对如何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做过长期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在革命胜利后先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借助以国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和市场机制去实现工业化，再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并在建国初期的工作中贯彻了这个方针，取得了重大成就。新中国最终建立起来的也是一个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外有侵略威胁，内部百废待举，而可动用的经济资源又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使中央政府有可能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新生政权，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来说是最需要的地方，发挥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作用。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某些方面仍有其积极作用，但它本身所固有的政经不分、否定商品经济、排斥市场机制的特点使它与国民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日趋细致、结构日益复杂的发展趋势越来越不适应，压抑了除国家权力以外的几乎所有社会积极性，造成经济不活，效率低下和政治上中央过度集权等严重弊端。对于计划体制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有所察觉，并积极探求解决的办法。在1957年后特别是在1960年冬天开始的5年国民经济调整中形成过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等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主张，依此制定的政策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这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主张未能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一种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市场经济的左倾路线支配了全党。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左倾路线两次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过缘，人民的生活在20年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三中全会以来，首先从部分省区开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和开放，大大活跃并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广大人民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整个中国大地也开始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中国自己“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受挫折时期的经验”中，邓小平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指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② 并论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③ 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经济搞活，出路在于通过改革建立起新的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的这个结论，既打破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和对市场经济的禁忌，又点明了社会主义的功绩和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长期束缚人们对它加以变革的左倾错误也是在追求某种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发生的。因此，要在中国正确选择配置资源和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要在改革进程中抵御“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都必须在理论上解决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社会主义的全局和人们认识的深层次上为旧体制的变革、新体制的建立和全社会对这场制度变迁的认同奠定基础。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屡次出现曲折、其中包括在计划与市场的的关系上不能作出正确选择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及人类文明建设成果的深刻总结，同时又集中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形成的集体智慧，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中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科学论点主要是：1.社会主义必须是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制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所有这些都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才是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区别的标志。4.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做法。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或政策，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做法，只要它们的作用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与社会主义不矛盾的。5.“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论点科学地论证了他关于体制改革的思想，同时也科学地论证了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思想。这些论点表明：社会主义作为一场共产党人发起的历史运动，最终目的是推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作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公有制是保证社会主义目的得以实现的一种基本的制度安排。此外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要它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可以而且应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采纳。同样，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曾经实行过的某种制度已经不能促进甚至妨碍社会主义的目的实现，就应该加以改革。
制度是人们为实现一个或一组目的，依据一定的理论或规则建立起来的，因此任何一种制度变革首先都必然表现为思想观念上的变革。邓小平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打破了思想禁锢，把实践放在了第一位，但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通过实事求是总结为人民所能亲身感受到的实践经验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适合于当代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这场思想观念上的变革，解决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相容这一世界性难题。从而不仅充分动员起亿万人民投身并认同于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为这场革命性的制度变迁能够在党的领导下、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式进行，准备了思想条件。
二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力图综合人类现有制度资源中的优势成份、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创新事业。
经济制度是把社会经济活动组合成具有明确组织形态的一套行为规则、运行机制和组织结构的总和。现实中的经济制度是一个体系，一般包括四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生产要素所有制、资源配置体制、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企业制度。这些组成部分的性质、组织结构、相互关系和行为规则的不同，决定了经济制度整体功能的不同。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根据公平与效率统一的要求，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让市场经济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发挥配置资源和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作用，同时对经济制度体系中的其他部分作相应的改革或调整。作为这项创新工程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立足现实，放眼长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规划了一条总体思路。
1.规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决策主体的确立和决策准则、分配原则、激励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作用，也是资源配置体制运转的前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失去功效，而是由于建国后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活力和效率造成了严重损伤。因而改革的指向是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用市场经济体制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成为资源配置和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方式。但是，由于以往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都是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市场经济只有同私有制相结合才能成功运转也是一种影响甚广的看法，因此，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回答一个它与什么样的所有制相结合的问题。对此，邓小平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允许并鼓励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成份在合法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但作为所有制的主体则不能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搞资本主义私有制。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被中国的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在当代中国也同样行不通。这是因为，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十亿人口的贫困问题和十亿人口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在国际资本把持国际市场、国内大多数人民处于贫困状态的条件下，就很难解决发展问题。即使用资本主义方法发展起来了，也不能解决大多数人民的贫困问题。相反，在国内会因少数人富裕而大多数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触发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使中国可能出乱子，甚至“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⑤；在国际上则可能丧失政治经济独立，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属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国家才有能力保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立，才有可能既推动经济比较快速度的发展又防止在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出现两极分化，彻底解决中国人民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也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搞全盘私有化，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平稳顺利的开展。
2.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原则及其在经济制度体系中的地位。
从制度创设的角度来看，在保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建立调市场动经济体制，主要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市场制度自身的建设，如价格制度的完善，包括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技术在内的要素市场的建立等；二是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中的地位或功用。从逻辑上说，解决第一个问题离不开对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因为只有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嵌入”社会主义社会并在这个社会中间生根，进而才能充分展开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建设。
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邓小平都作了原则性阐述。
关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建设。一方面，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和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和计划一样都是组织和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方法或手段，因而它们自身的创建程序、行为规则、运行机制和组织结构是可以在不同的基本经济制度下加以相互参照或移植的。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的后来者，而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数百年的实践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有许多东西可以供中国在起步时参考，因此邓小平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⑥ 也就是说,在中国建设市场经济,需要特别注意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并且,由于世界经济发展已日益一体化,因而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其特殊性,邓小平仍然强调指出它必须要实现“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⑦也即最终必须能与世界市场体系整合为一个整体。
关于市场经济在整个经济制度体系中的地位，邓小平的思想有个发展过程。在1979年和1980年的两次谈话中他提出的观点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和“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⑧随着改革的深入,邓小平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论断得到邓小平的充分肯定。1987年2月6日他明确提出：“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⑨根据这个观点,党的十三大提出市场与计划一样,其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四大则进一步提出中国在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种让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体制,从而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在整个经济制度体系中的地位.
3.论述了市场经济制度与其他经济制度的关系，指明了加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的努力方向。
市场经济是在与其他经济制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发挥作用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对它同其他经济制度的关系加以界定。这种关系主要指市场经济与政府管理制度的关系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企业的关系。对于前者，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摆脱了而是处在“体现中央说话算数”的“宏观管理”下运行的体制。但是中央管理市场经济的方法必须同管理计划经济的方法有根本的区别，因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权威关系的基础上，而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交换关系的基础上。邓小平说：“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⑩即中央对市场经济的管理是保证市场能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不是像以往对待计划经济那样是无所不包的“穷管”。对于后者，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国家所有制之间，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不能导致对公有制本身的否定。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又要求所有制的形式、结构和实现方式与它相适应。为此必须对与市场经济运行不相适应的企业制度加以改革。这种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使企业真正享有自主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邓小平还提出，企业可以尝试实行股份制，经过实践证明成功就放开，错了就纠正。
制度体系不同于单一制度，它有其自身特有的性质和规定。从目标来看，制度体系寻求的不是只有某种局部意义或单一意义的目标，而是具有全局意义、总体意义或终极意义的目标；从规范作用来看，制度体系不仅包括个别制度的规则，而且包括了制度与制度之间的规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经济制度体系的内涵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被大大拓展。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分配制度的出现本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反过来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即对共居于同一制度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加以规范和整合，使它们在制度体系内能够保持各自在功能上的协调和均衡，避免相互矛盾甚至抵消，从而能作为一个整体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部相互关系和这一制度体系发展趋势的科学抽象和规定，因而它实际上是指导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总纲。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任何一种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或不能有效地随着经济发展而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改善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都是没有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因而其形式结构或功能产出都是必须加以改革或调整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本质的充分实现，也即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完全对象化到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去，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因此，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指明了长远的努力方向。
在综合中外制度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最合理的经济制度，把公平和效率和谐地统一在同一个制度体系中，是正在从事改革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一个由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既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相结合同时也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相连接的市场经济体制，把公有制维护社会公正、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同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结合起来，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又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确实是一个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热切愿望的伟大创造。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总体设想，制定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规划，开始了向这一宏伟目标前进的航程。
三
正确的改革战略是中国经济制度创新取得成功的关键。
经济制度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因而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从一种经济制度体系向另一种经济制度体系的整体变迁。但是经济制度体系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由于其运行条件不同，在变革的方式上也各不相同。同时，由于原有经济体制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中的实现程度和运行绩效很不一样，又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新经济体制在全国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中发育、生成并为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条件、速度也会很不一样。还要看到，改革不仅是实现两种制度的平稳过渡和交接，而且要对与旧制度相关联的社会利益关系、基本价值取向、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等从深层次影响制度运行绩效的因素加以变革或调整。这种状况，要求改革指导者必须选择正确的战略，对改革的突破口、时序和配合关系作出切全实际的安排。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战略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和总体构想，先在点上大胆放手地进行试验，具体章法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取得成功后，再视各地情况由点到面逐步展开；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切实安排好社会各方对改革的配合关系；整个改革在政府主导下有秩序地进行。改革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不能贻误时机，又不能草莽从事。
与其他一些实行改革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选在农村。这是邓小平英明睿智的一个表现。因为在中国农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它的弊端也暴露得最明显，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得到什么实惠，所以制度变革的机会成本很低，改革容易成功。同时，中国80%的人口在农村。农村发展了，中国才能发展。因此只要农村改革初战告捷，就会产生巨大影响。
从农村改革开始，整个中国的改革都是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首先从四川，安徽两省起步，取得明显成就后，各地农村起而效仿。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全国农村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发展起一大批乡镇企业，90%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和反复酝酿的基础上，从1984年起，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改革也是先在点上进行试验，再逐步扩展。由于城市改革十分复杂，风险很大，因而做法上也更加谨慎。例如：价格改革，先是放开少数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的商品价格，再通过价格双轨制逐步过渡，最后才放开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科技、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也都通过由点及面的方式配套展开，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为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在对外开放方面，先在1979年，确立深圳等四个城市试办经济特区，取得成功后，1984年进一步开放上海等14个港口城市，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在更大范围内实行对外开放，然后再把对外开放推广到全国其他地方。
在掌握好改革时序，由点及面、由易及难逐步推进改革的同时，邓小平还注重发挥社会各个领域对改革的配合、促进和保证作用。其中除了在国际上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外，就国内情况来看，他特别注意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1.尽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向前发展。邓小平在1988年说过：要使改革取得成功，关键是抓两条，第一条是决心要坚定，步子要稳妥，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发展。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保持生产以较高较好的速度发展起码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争取人民对改革的支持。二是防范风险。邓小平对改革，特别是城市改革有强烈的风险意识。他明确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11)防范风险的对策很多，但“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12)因为只要经济增长了，就有可能拿出较多的钱财或提供较多的机会，对在改革中利益暂时受损的人以多种方式加以补尝。三是对付国外的压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是确保国内的改革能独立自主地进行的先决条件。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压力大大加强。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之所以在西方压力下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经济上不去造成的。“中国能不能顶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3)由于经济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邓小平在确定改革的突破口、时机、方式、进度和范围时，都把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有利的就大胆地干，有可能造成暂时不利影响的就谨慎从事。除了注意利用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能量去推进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外，邓小平还十分重视利用科学技术和外资、其中特别是侨资以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来促进经济发展。经过不懈努力，成功地保持了改革期间国民经济旺盛、持续发展的势头，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条件。
2.积极而又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完全由政府控制、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高度合一的体制。因而，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4)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也是政府，这就使政治体制改革既十分重要，又十分困难。邓小平在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时，既积极，又慎重，既有紧迫感，又决不草率大意。首先，他明确提出：“政治上发展民主”和“经济上实行改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两个目标。而达到这两个目标，关键都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全面改革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以期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其次，在确定政治体制内部各组成部分的改革时序时，优先考虑与创建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以提高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制建设；再次，在确定与发展民主政治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时，突出强调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反对盲目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在这方面的改革不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先创造条件再逐步进命。最后，对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任何一个重要步骤的决策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只有在看到了成功的把握较大之后，才下决心去做。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得到了稳步的推进，使政府在保持对改革进程能够实施有效领导的同时，逐步转变自身职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脱序”、“规范疲软”、“旧者已亡而新者未立”等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现象的发生或长期蔓延，对经济体制改革起到积极有效的配合或促进作用。
3.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高度注重社会政治稳定。保持社会政治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贯坚持的重大主张。他反复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发展是中国的主题，而改革和发展都要以稳定的政治作为前提，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从根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都是有利于政治稳定的。但是由于利益矛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政府决策失误和外来因素的影响等原因，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对政治稳定造成某种消极影响。引发不稳定的因素可能来自各个方面，因而为了保障社会政治稳定，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以综合治理。可以说邓小平和党中央在指导改革的同时所作出的一系列决策，从发展经济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加强廉政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思想领域反对右但主要防止“左”、加强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四有”新人、正确处理民族、宗教等社会矛盾，到确定重大改革出台的时机力度以及在国际上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等都直接间接地与保障社会稳定连在一起。但是，根据邓小平的论述，保持政治稳定最重要的举措是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5]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执行好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毫不动摇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用在大力推进改革和开放上。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不努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在落后、愚昧、专制和自我封闭中求苟安，只能使人民永远处于贫困状态，使社会停滞不前，最后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切实改进党的领导，搞好党自身的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建设，使党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团结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思想路线和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程序；加强党员自身素质建设，认真学习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加强反对党内腐败和各种不正之风的斗争，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按照邓小平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加强自身建设的严格要求，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保持了中国政治局势的基本稳定，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空前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改革是一股世界性的潮流。但是通过改革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推动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家并不多，在改革中出现经济滑坡、政权易手、社会动荡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邓小平选择了正确的改革战略，这个战略在改革的方向上是坚定的，在具体做法上又是试验性的；在点上是大胆的、激进的，在面上又是谨慎的、渐进的，大大减少了社会的利益摩擦和改革的风险，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这个战略充分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实现了对制度变迁方向与进程上的有效制导和控制，保持了中国社会制度体系的相对稳定和新旧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这个战略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这三者相辅相成，互推互进，在不断深化改革和保持社会安定的同时，取得了生产高速增长和社会各个方面相对均衡发展的辉煌业绩。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已不可逆转。以和平、有序、协调的方式发起和推进改革，在社会主义事业举步维艰的关键时刻，带领亿万民众走上了一条通往光明未来的前进道路，是邓小平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的最大的功绩，或许也是中国人民得益于这位伟人的最重要的地方。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
②③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17”页，148页，373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⑥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36页,247页。
⑦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8页，20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6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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