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族伦理重释性别文化——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与张翎《阵痛》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阵痛论文,伦理论文,性别论文,家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5)01-0009-09 新世纪以来，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突破，就在于寻找人类新文明“同构性”的文化精神。发现居住在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华文作家，其跨族群、跨国界、跨文化与跨性别的书写于世界文学的位置，以及对重铸民族魂、重塑人类心灵的思想与审美价值。尤其是一批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崛起，因多元而精彩，因融合而升华，展示出一种新的图景，体现在“母国”文化记忆、“居住国”在地经验与“理想国”追梦的探索中。即从多重边缘超越此岸与彼岸，转换到“第三时空”的“全球人”视野；从文化的深层矛盾、家族性别伦理问题，考察个体人性多层面相与内在本质；从反思“以自我为中心”的现代性文明，化解现世代人“失根”、“失心”的精神危机。诚如张翎所言“……上帝把我放置在这块安静得几乎寂寞的土地上，也许另有目的，他让我在回望历史和故土的时候，有一个合宜的距离。这个距离给了我一种新的站姿和视角，让我看见了一些我原先不曾发觉的东西，我的世界因此而丰富”。① 2014年初出版的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和张翎的《阵痛》，这两部长篇小说有着惊人相似的精神性同构。两位女作家立足故国家族伦理、情感关系的女性文化历史，以“倾听者、亲历者与倾诉者”的三重身份，不约而同地以“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作为基本意象”②与经验主体，书写了“不同的声音”③的家族女性命运传奇历史。两部小说把江南梅氏和上官家族的女人与其生命中的男人，并置于人类客观的“元历史”灾难之中，把家族伦理性别政治与日常生活个体体验的绵密细节，推举到小说叙事结构的“前景”，生成比现实更“真实”的文本社会存在与“景观”事件，凸显被“主流”与“宏大”遮蔽、忽略的历史微妙“空白点”，讲述两个家族的母亲不同时期、不同姿势的“母爱拯救”故事。尤其是文本“潜在的深层结构”，用家族血缘之根、文化之脉，接通意识之链蔓延而出的寓言性，赋予文本“微言大义”的多重隐喻。这不仅反映了两位女作家的现实关怀、文化理想与社会使命感，而且创造了一种性别政治的文化言说，一种家族伦理性别叙事的新范式。 一、生命价值的性别对比 两位女作家从不同的侧面，把历史蒙上的层层面纱巧妙地掀去了。以家族喻国族与人类，以血缘遗传喻文化根脉传承，运用性别和生命价值比较与重估的方式，用家庭日常生活伦理与情感道德秩序的断裂与疼痛，来唤醒失去的历史记忆与迷失的灵魂，重新确认人类个体生命的文化血缘根脉，试图为现世代人寻找一种超越精神困境的途径。《妈阁是座城》把物欲横流的现世景观与历史纵深处梅家日常生活事件相交与重叠，让梅家富有“神性”的祖奶奶与患有“赌性”魔怔的祖爷爷，演绎一场“父精母血”的基因遗传、灵魂世代博弈的性别战争。《阵痛》以三段“战争灾难”中遭遇生育“阵痛”的三代母亲为隐喻，凭借着一个母亲身体的力量，经历母胎一代一代的生命孕育，在二十世纪“抗战”、“文革”、“9·11”的历史灾难之中，创造着生命的奇迹。文本以女性与男性家国情感伦理个体不同的道德经验，构成性别生命价值的强烈对比，殊途同归地阐释母性是人类最神圣的雌性，母爱精神是人类“完整的人”的人性善根。从而揭示在构建后现代新文明中，以善良母爱为核心的平等关怀伦理的普世意义。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男权文化塑造的“现代自我是一个男性”，“是以男性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决定为模型的。”也就是说，作为家国情感关系的文化伦理秩序，均为“男性的世界经验以及他的思维方式的产物”，④男性永远是主体存在控制一切，女性总是隐形的边缘在场或缺席。但是，这两部小说却以母亲为主体的在场与父亲的缺席，以性别显形与隐形、在场与缺席的置换与延伸，组成多声部的复调，不仅体现出文本超性别与跨时空的架构特点，而且，在推动故事情节进展过程中塑造家族人物的命运沉浮“无常”、个体灵魂的超验性深度，酿造出一种精神召唤的宏阔气场。“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声音、被埋葬的妇女经历、被忽视的妇女所关注的问题，由边缘推向中心位置。”⑤小说从个人日常生活性别政治的维度，重估情感分裂与“亲密性转变”伦理关系秩序，直指男权家族伦理文化盲点，宣示其反传统与现代性的男女平等伦理观念。对“全球政治秩序中最广泛层面上的民主可能性”而言，潜藏着一种文化政治的乌托邦理想。 严歌苓把被世人称作“疯女”的梅家祖奶奶梅吴娘，幻化成一位永远活在民间的母神，穿越梅氏家族的历史时空与现世围栏，随时可以出现在需要她“救世”的现场。然而，她的“神性”来自对丈夫怨恨与绝望的个人体验，为斩断丈夫梅大榕的“嗜赌”血缘，她采取了残忍的“杀子”、“残子”与“自残”的极端手段。因为“她太怨恨太小看男人了。嫁到梅家之前，梅吴娘的娘家村里就都是梅大榕这样的男人，出洋去番邦淘金沙，死了一半，活着带上全部金沙兑换的钞票钻进赌档丢光。”⑥也就是说，在梅吴娘的家族日常生活体验里，“梅家人——其实就是梅家的女人，因为梅家上溯五代的男人都不作数。”⑦一语道破了女性身份在家庭伦理情感关系中不平等的千古奇辱。但是，这位“不作数”的老祖却以血缘遗传实现着他无处不在的灵魂在场，制造梅氏家族的一次次劫难。他不仅把嗜赌基因遗传给自己的儿子，还将一双辨识赌徒的慧眼遗传给第五代孙女梅晓鸥，让她在以赌码为街道、以贪婪为楼群、以大款为能源的澳门妈阁赌城，蜕变成一位操控赌徒生死权的职业掮客。尤其是，还拐弯抹角遗传到梅晓鸥的儿子身上，并且借着现世代人类“发财梦”的欲望狂潮，逾越家族血缘之堤而肆意横流。 在妈阁的赌城里，不仅可以窥见全球数以万计的赌城豪景缩影，而且，可以亲眼看到现世代的新赌徒。仿佛和老赌徒梅大榕在妈阁赌场的灵魂聚会似的：北京的房地产大亨段凯文、“富可敌国”的木雕艺术家史奇澜、原国家某部委科技官员卢晋桐，一个个社会精英疯狂的恶赌场景，一个个最终堕落为债台高筑的“人渣”。当年梅家祖奶奶梅吴娘，为斩断丈夫梅大榕赌性血缘的“母爱拯救”场景，正在妈阁赌城不断重演。比如说，“第二次看着卢晋桐断指的梅晓鸥心那么冷那么硬，就是梅吴娘附体。梅吴娘似乎明白男人在此刻要唱的苦肉计，干脆她替他们唱，把她自己的手掌制成一块核桃壳，这一唱就唱绝了。晓鸥冷眼旁观卢晋桐第二次对着自己的手指头举起刀，她一动不动。她一动就会夺过刀朝卢的脑壳剁：祸从它起，跟手指无关，那里面装着疯了的脑筋，输钱输疯了，想钱想疯了，祖祖辈辈把穷疯了的苦楚和屈辱通过祖祖辈辈的父精母血灌输下来，灌输在那脑壳里，渐渐形成一句暗语：发财要快啊!”“从北美大陆的东西南北向拉斯维加斯进发的‘发财团’大客车上，满载万千华夏子孙。”⑧这些以家族伦理关系为纽带的个体人性的灵魂在场与博弈，自然引申到对现世代人性物欲膨胀的犀利批判。 在《阵痛》里，以上官吟春为代表的母亲家族，三位母亲都是意外怀孕，并且三代女儿单传，三代母亲独自穿越一段又一段“战争灾难”的生育之痛，在硝烟废墟中孕育的新生命，承载着历史前行。每一个女儿的诞生之时，其亲生父亲并不在场或已经死去。因此，母亲最伤心的痛就是男人不在场的“缺席”。张翎写道，“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⑨这种女性生育经验的意象隐喻是复杂的，是具有文化政治延伸性的。其折射出一个母亲的阵痛之后，带来的是一个家族的希望；一个时代的阵痛之后，带来的是整个民族的崛起，更是人类社会和谐的预言。也就是说，是母亲以善与爱的精神火种，拯救着人类的灾难世界。 两个文本的情节，随着两个家族基因遗传流动的史脉推进，不仅强调“血缘”作为隐藏于家族遗传生命流变里的“元文化”，对后世家族儿女个体人格心理的神秘影响，而且作为一种人性血缘基因的文化之根，对人类社会也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内在驱力。文本描述由家族伦理性别关系的失衡所导致的家庭“乱世灾难”，延伸到人类社会更广泛的“财富灾难”、“战争灾难”，在复调递进多层级互动中以女性的母爱之根基，重塑人性力量谱系，显示出其性别反思与灵魂自省。两位女作家以性别伦理之眼，揭开人类对多重生存时空“共时性”困境的集体无意识，即至今仍雄踞主导地位的男权统治，以及产生的性别等级制度与不平等伦理关系，历经数千年的话语权力与策略的再造，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社会文化认同。男性作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男权文化宠儿，造成对内在人性里以“大我”压抑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因为“深层的文化潜流微妙细腻、始终如一地构建生活的方式，尚未被人有意识地表达清楚。正如空中隐而不显的气流决定风暴的轨迹一样，上述隐蔽的文化潜流塑造着我们的生活。”⑩那么，围绕着一种性别沉默而建立的全人类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更滋生了现世代掌控财富与话语最高权力的男性的贪婪霸权。 问题在于，如果人性的贪婪是一种个人性的迷失，还有望于社会整体精神伦理道德的治愈，但这种集体无意识引发了现世代人类普遍的人性病态。从梅家老祖梅大榕的恶赌，数到现世代的房地产大鳄、权贵政要、科技精英……都争先恐后跻身于“妈阁”的豪赌“巨人”；从被战争毁灭的那些怀揣理想的“英雄”，数到历代非正义战争的肇事“狂人”、极端暴行的恐怖主义；从为经济高速发展而对科学技术的极度开发，数到大自然千疮百孔的生态危机；从追求物质金钱享乐的爱情婚姻家庭价值观，数到肆意嚣张的家庭暴力，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比比皆是的婚外情、一夜性等等，人类的现实困境，就在于追逐物欲永不满足的“赌性”。 两位女作家在现实批判与历史反思中，从家族伦理个体生命的性别关怀出发，重新审视由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延伸到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强者对弱者的吞噬，诠释了男性同样是被男权文化压制的牺牲品，意在强调以母性的善与爱为核心，重建平等和谐、互补共生的两性关系，进而为重构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万物平等”的伦理关系，提供一种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可能性。因为，“对于二十世纪经历苦难的华人来说，弱国子民的超越之途，可以有两条：一条是苦难升华，另一条是乌托邦扩张”。(11)两位女作家正是遵循这两条路径，从家族根基遗传层面对民族性与人类性进行开掘，对男性尊严与力量的精神死亡，表现出莫大的隐忧，呼唤现世代人类心性的“母性归属”。 二、母亲形象的人性本质 母亲形象是一个“原型”，诞生于远古“母神文明”时代的“原型母神”。“原型母神”说认为，女性作为生命的创造者能包容整个世界。她本身就是大自然和大地，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再生者、保护者和养育者，是一切生命的母亲。这位母亲在终极意义上，是大地，是大地上的女人直到无数世代的母亲们和女儿们的代表。因此，文本中塑造的性格迥异的母亲形象，虽然沿着各自不同的家庭日常生活与历史境遇的轨迹发展，但是无论情节结构多么相异与错综复杂，相似的性别价值观与历史观，总会不时在客观与虚构、无常与永恒的时空里相遇碰撞，形成母亲强大的自我内在性的、超验性的人性张力。而且，文本中母亲形象的灵魂是相通的，她们以不同形态的个体母爱经验，构成了“完整的人”的母亲人格，以大地般的坚韧与顽强、博爱和圆融，迸发出母爱精神的“永恒能量”。 母亲强大的内在灵魂与超验性力量，实际上是年深日久积蓄于意识深处的“爱的能量”。因为，人的神性是超越世俗的精神本我力量，它深藏于广袤的灵魂黑海之域，需要智者的引领与唤醒。祖奶奶梅吴娘就是一位“引领与唤醒”者，时空相隔半个多世纪也不影响她回到人间完成她的“母爱拯救”。她能够唤醒梅晓鸥在物欲、贪婪与报复的人性沉沦中回归母性的“善”，而用“善”再去关爱与拯救他人。上官家族的三代母亲，能够在战争废墟上孕育新的生命，也得益于上官吟春的母爱引领，她用母亲生命之爱的血色温暖，引领一代代女儿传递着母爱的接力。因此，母亲生命里几乎没有妻性的被动、奴性与顺从，却富有自然母亲的母性与女儿性的人性本色。如果说用“上善若水”比喻母爱的神性育化，在现世代“财富灾难”面前，梅吴娘以杀子的暴力切断母子生命脐带的背后，梅晓鸥以纵火的疯狂斩断儿子赌瘾的举动，均流露出一种深邃的母爱亮光，其内在人性里积蓄的是“坚硬的水”。上官家族的母亲以匍匐隐忍承载“战争灾难”，呈现出一种以柔克刚的母爱希望，其内在人性里流淌的则是“柔韧的水”。也就是说，母亲生命之爱是惩恶扬善的、因势而变的。而且，两部文本构成的母亲人格阳刚与阴柔的变奏，正是人类“完整的人”的丰富人性的见证。 但是，母亲人性的内在强大与超验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面对自我生命的惨痛体验一种“灵根自植”的自觉意识。因为，灵魂的成长往往来自内心的痛苦和冲突。母亲在形而下的生存需要与形而上的精神求索中，在反抗男权文化与反思“异己关系”中，形塑为母亲精神的创造者。如果把两个家族的母亲加以比较，也许更能理清其内心深处相同的人性底色。在《妈阁是座城》中，祖奶奶梅吴娘“跟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不一样”。(12)她骨子里有着朴素的独立意识与人性价值观，认为赌性是一种人性恶，对母爱有一种天伦的判断。就家族伦理关系而言，她认为人的尊严高于生命，维护人的尊严是最高的家族伦理道德。她认为女人就应该管理好家庭，教育好孩子，尤其认为自己的赌徒丈夫从来都“不作数”。她与丈夫的夫妻情感伦理是分裂的，是为了儿女含辛茹苦独立支撑家业，而且发展为江南富贾，成为方圆百里的缫丝霸王，成为掌控梅氏家族延续的最高家长。她不畏世俗，敢于当众把“十一个月大的三囡顶在头顶撒尿”，宣称自己最爱女孩的性别偏好。她为斩断丈夫梅大榕的赌性之根，隐忍骨肉剧痛把亲生的“三个男仔”一次次溺死在马桶里。虽然其间夹杂着诸多难辨的怨恨、鄙夷，甚至自私的复杂性，却成就了那个年代母亲生命之爱的价值实现。 当梅吴娘发现被自己掐成假嗓子而被公婆救活的梅家唯一子嗣，十二岁的儿子梅亚农“用茧赌雌赌雄”时，竟毫不犹豫卖了缫丝坊，带儿女们远离被赌博污染的广州到了上海虹口。当梅吴娘再发现在这个“什么都能赌”的虹口儿子又学会赌烟盒时，就把放在自己手掌心冒青烟的、烧红的炉子通条直捅进儿子嗓子，儿子变成半哑巴，自己变成桃核掌。此后儿子门门功课前三名，考上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并成功做官、经商，一生从不沾赌，三代人衣食无忧。“梅家一代代人都凡俗平庸，只把这个做过京官的祖先当传世光荣。”(13)正是这一场场身心惨痛的“母爱拯救”，扼杀了一个未来的罪恶赌徒，诞生了一个光宗耀祖的“京官”。 如果把上官吟春和祖奶奶梅吴娘相比较，虽然她们都是以母爱积攒生活希望的本色母亲，但是上官吟春人性深处更多的是匍匐隐忍与天然乐观。她似乎把整个战争乱世都背在自己身上，伸向尘埃、融进大地才卑贱地活了下来。她不仅要担当为整个陶氏家族传宗接代的责任，还要隐瞒被日军强奸怀孕的事实，更要背负她在百死不成之后，把肚子里的孽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耻辱。她用母爱的方式，爱着自己的男人，养育着自己的女儿。她不知道如何与比她年长23岁的知识分子丈夫交流，只会脱光衣服拥抱抚慰她的男人，就像母亲哺乳孩子一样。她在躲避战乱与世人的山洞里，独自“用石头砍断了脐带”生下女儿孙小桃，把女儿拉扯大，考上纺织服装学院。她无论经历多少苦难还是最爱笑。即使在城里躲避土改换名叫勤奋嫂的日子里，“勤奋嫂生气的时候，也像是在笑。一笑，天上无云，地上无尘，一片月朗风清。”(14)她的灰色春秋衫总会翻出一个鲜艳的领子，她的带着年代特征的短发上总会别一个亮丽发卡。母亲这种柔韧和顽强的生命热情与温暖关爱，无师自通地一代代传递，才获得内在强大的生存意志与精神能量。 如果把梅晓鸥与宋武生相比较，她们都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其人性内在共存着现代性的特征。她们生活与发展空间的逐渐扩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几乎彻底背弃了祖辈母辈的自然母亲角色。她们的独立性体现在更注重社会角色的自我实现，她们的家庭伦理更看重自我主体位置和物质利益，甚至会无意识地堕入多元选择的欲望陷阱而失落人性的本真与善良。 剖析梅晓鸥“多面的、复杂的”人性，其对梅家“父精母血”的传承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一方面，她在女人“不应该做”的赌场掮客，以极端个人主义的仇恨心理，以开发精英男人的赌性为报复手段，在构筑自己经济王国的过程中，试图一箭双雕俘获情感与财富。她为报复母亲而离家出走，和卢晋桐产生了第一次爱情，又在一次次男人的欺骗中成为“第三者”，在绝望中为报复卢晋桐又开发出史奇澜这个“情人”。她的报复心理和赌性膨胀，沉沦为一个比赌徒还有赌性的女人。另一方面，她以一种疯狂的母爱，把嗜赌如命的史奇澜拯救出赌场而回归家庭。她为扼杀未成年儿子的“赌性”放弃赌场掮客职业，纵火焚烧公寓，带儿子离开妈阁赌城而迁居加拿大，对自己最爱的人，自己儿子的父亲卢晋桐最后的包容与仁慈，都爆发出强大的母爱力量。也就是说，当她看到这些活着的赌徒，如同与死了百年的赌徒梅大榕的“恶赌”本性如出一辙时，如祖奶奶的神性灵魂附体似的，“梅吴娘贡献的那一支血脉流淌在梅晓鸥身上，哪怕是支流的支流的支流，让她心里涌起一股黑暗的激情……精神病和中邪者以及进入瑜伽魔境出不来的人有这一击就能到正常人类族群中重新入籍。”(15)正是“这一击”，激活了其内在的母性之善，而得到重生。宋武生和美国人杜克的婚姻，在与亲生父亲赌气中夹杂着实用主义。她不仅拒绝当她丈夫的母亲，拒绝当她爱的情人的母亲，甚至拒绝当自己孩子的母亲。她很长时间里就一直背着丈夫在吃避孕药。但是，当她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后，灰色的日常生活豁然亮堂起来，在美国“9·11”爆炸声里她把女儿杜路得生在了路上。其实，这两位现代性的母亲身体里都深深地潜藏着母性。而且，正是强大母爱所积蓄的内在人性至善，驱使两位母亲战胜贪婪、仇恨、报复、自私的人性弱点，走出一次次灵魂迷失而完成“他人”与自我的救赎。 通过两个家族母亲形象的交叉对比，不难发现两位女作家从母亲与母国的同构隐喻，血缘归属与历史文化归属的同构经验，塑造出母亲人格超验性的人性魅力。无论是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困境，家庭与社会角色的两难困惑，还是物质与精神的囧途迷失，女性突围与获救，仍然源于人性的“母性归属”。两个文本以母亲在不同处境下的自我反思，创造了一种独立于世界的女性文化经验。西蒙·波伏娃曾说一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但是，人类是文化的主体也可以创造文化，在这种互动中人的价值观与意志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母亲的经验是，当男人以不同的理由、不同的姿态离开或离弃了深爱他的女人，“被失去(父亲、丈夫、儿子或情人)”爱的“疼痛”会变为女人“成年”的心祭仪式。因为，当她勇敢割舍层层亲情走向自己理想的男人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发现总是被男人拒绝在社会与情感领域之外。绝望与虚无的疼痛体验会使母亲的人性实现超越。“当代女性的精神探求始于对虚无的体验，自我充足形象缺失的一种存在体验。她超越于虚无经验的探询的动力，未被受陷与盛行神话的妥协中，是根植于一种图景和一种超越的体验，无论多么短暂，她将自身认同于这一图景。”(16)因而自觉选择灵与肉在血液里搅拌的剧痛中自愈飞升。母亲历尽命运磨难已不是为爱情婚姻中的男人，而是以对孩子的爱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在一次次内在生命力的超越中生成“完整的人”的人性自我而生生不息，纯洁高尚的母爱使女性获得了永恒的神性。 三、男性“大我”的异化与迷失 当重新审视两个文本中的男性时，发现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伦理关系在“性别鸿沟”之间，如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其怨恨与报复、孤独与焦虑的病态双眸，揭示出在男权文化“英雄”、“美貌”与“财富”神话遮蔽下，因为爱情婚姻情感秩序的失衡，恋人、情人、夫妻之间没有内在灵魂的互识与对话，已造成人类两大性别群体遥远的心理距离。但是，男性并不知道自己已同女人失去联系，女性也不知道已同自身失去联系。男性仍然以自我性别优势在男权文化伦理规范之中感到深深满足，而把女性排除在外，并且“岿然不动”地拒绝以爱的行动向善的人性转变。 近代以来的社会政治战争与革命，从未完全渗透到私人领域的日常生活中，对倾斜的男女两性情感伦理秩序，从个体灵魂深处进行过性别彻底反思。尤其是男性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同女性一样，也是被男权文化建构的不真实的性别主体，没有真正理解“男性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如何被女性的非人化所加深的。因此，男性不仅无力对女性施以援助，并且通过在无意中所做的事情而强化了女性的疏远”。(17)男性自我性别身份的迷失，导致了“大我”膨胀异化与自恋崇拜的刚愎自用，以致内在人性善缺失与意志精神式微。而且，正是这种对男权“阳刚特权神话”的痴迷，使男女两性情感伦理关系陷入不同形态的断裂与危机。 在严歌苓、张翎这两个文本中，对两组男性形象的塑造，不仅从人性的复杂深刻批判了男权“阳刚特权神话”，而且从情感秩序与家庭伦理的日常生活中男性的缺席，解构了男性所谓“阳刚”、“伟岸”的虚假本质。在《妈阁是座城》里，一百多年前在美国旧金山依靠淘金、卖苦力谋生的梅家老祖爷梅大榕的嗜赌如命，在回国返乡的船上，一次又一次把准备成亲的血汗钱输得精光。然而，“入了洞房后，新郎把三次原途返回金山从而把梅吴娘从十六岁耽误到二十六岁当成毕生最大功业讲给她听。”他一次又一次地断指饮血、盟誓戒赌而欲罢不能，最终把自己身穿的衣服赌光之后赤条条投海自尽。而且，那个年代像梅大榕这样有“赌性”的男人已遍布江南小镇与上海洋场。男性“大我”在迷失膨胀中异化为自私、独尊、贪婪、嗜赌如命的人性恶的代表。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赌性”作为一种人性恶，历经近百年的文化血脉传承感染，一批批社会精英男性的“大我”人格贪婪欲望更无限膨胀，堕落为高级赌徒。在妈阁赌城一掷亿万的豪赌，把妈阁赌城制造成“财富灾难”的人性与金钱权力较量场，真可视为人性之“大恶”。然而，全世界模糊了善良与罪恶边界的人性赌场，可谓不计其数。男性置身于此的搏击，使其渐渐失去了爱的能力与善的人性而走向自我毁灭，并殃及家庭、民族与人类。 如果说严歌苓以审视家族性别主体的遗传比较，来阐释女性的母性救赎力与男性“赌性”恶的破坏力，那么，张翎则以母系家族母亲的生育阵痛的男性缺席进行性别反思。《阵痛》里三代母亲的男人，怀揣正义的社会理想，视男权“英雄神话”为生命的最高信仰，一个个奔赴“保家卫国”前线战场，最终被“战争灾难”毁灭。文本以男性“大我”行为的悖论，揭穿了男权“英雄神话”的本质。中国知识分子男人大先生，越南混血儿男人黄文灿，以及美国华尔街的男人杜克，离开自己的女人竟然是同一个理由——为了国家。他们让一代代母亲在战争灾难中孤独承受生育的阵痛。但是，一次一次参战对世界造成的创痛，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与战争肇事狂人的合谋，共同制造了毁灭人类的战争。二十世纪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恶性循环”战争的最频繁世纪。野蛮、掠夺、杀戮与霸权，也是男权“大我”人性的无限度膨胀而酿成的“赌性”人性大恶。20世纪的“战争灾难”与现世代的“财富灾难”，所造成的“人性灾难”，只是形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两个文本从男性个体人性“善与爱”的丧失、扭曲与异化，延展到对整个人类的平等、民主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 从男性形象个体情感心理分析，新男权主义对封建两性伦理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对女性显形与隐形的歧视，发展至今有过之而无不及。温文尔雅的科技官员卢晋桐和一个大财团的董事长尚总的“暗赌”，就是为给“情人”梅晓鸥赌到一个拉斯维加斯的“总统套房”，以发泄性欲，赌掉了手指头，赌掉了产业，最后赌掉了梅晓鸥和他们的儿子，以及自己的生命。因为，卢晋桐把真心狠狠爱着他的梅晓鸥，只是当作权力与性欲望的一件消费品。即使在他跟梅晓鸥热恋的时候，“那时有钱男人对自己婚姻外热恋的女孩都采取一个时兴做法，把她们送到国外。说起来是要她们进修深造，实际上是让她们和他们的妻儿各归各，同时让举目无亲的寂寞女孩们更依赖他们”。(18)北京房地产大鳄段凯文，以不可一世的傲慢进行“一拖三”的豪赌，原因是想对梅晓鸥的身世进行探秘，以满足自己的霸道心态。“一个楚楚可人的女子，干上这么血淋淋的一行，必定有大秘密。妈阁有几个女人敢从赌厅拿出上千万的筹码借给一个个在赌台上搏杀的男人呢?”(19)但是，他最终仍然输得负债累累。一个笑容像刚醒的孩子一样的木雕艺术家史奇澜，经过“情人”梅晓鸥的开智，他试图利用梅晓鸥聚敛更多的财富，却在赌场输掉了自己“富可敌国”的资产。他的得救在于梅晓鸥的母性之爱唤醒了他的人性善良。 因为“自古男人在疆场厮杀，胜者为英雄，为壮士，为赢家，赢得女人的倾倒、委身，男人们杀了几千年，都想杀成赢家，宁可死，也要赢。现在没了疆场，瞬间的成败、死活、王寇就在铺着绿毡子的赌台上决出。他们相信女人的青春和美丽都属于赢家。”(20)也就是说，这三位赌徒表面上作为梅晓鸥的爱人、情人与挚友，其意识里仍是把她看成赌桌上的筹码或猎物。梅晓鸥的青春美貌撩拨起的是他们的性欲、物欲与权欲的攀比膨胀。小说特别写道，“梅大榕那败坏的血脉拐了无数弯子，最后还是通过梅晓鸥伸到儿子身上。或者卢晋桐的基因加上梅大榕的血缘最终胜过了梅吴娘和梅晓鸥，成为支配性遗传。也许都不是，人本身就有恶赌的潜伏期，大部分男人身心中都沉睡着一个赌徒，嗅到铜钱腥气，就会把那赌徒从千年百年的沉睡中唤醒。”(21)追溯东西方男性身上存在的“大我”迷失或异化，都是男权构造男性人格的“顽疾”，于古老的“赌性”基因和现代的金钱物欲催化下，变异得更隐秘多样，对人性的破坏更触目惊心。 剖析《阵痛》里的三位男性形象，中国知识分子大先生背着更沉重的文化负担，是“叫慢刀乱刀凌迟致死的”。他之所以娶上官吟春为妻，是因为她长得太像初恋女友，再后来是他被庸医判决没有生育能力，再后来是自己的妻子被日军强奸，他怀疑妻子腹中的“那块肉”是日本人的种，再后来是“那面膏药旗”……他怀揣报国理想却没有牺牲在抗日战场，而死于不能承受“一刀一刀挨着剐”的对家、国、世道的绝望之痛。因为，在他的婚姻意识里，上官吟春就是一个“替代品”。然而，身上流着二分之一法国血统的越南男人黄文灿，肩上挑的也是他正在燃烧着战火的国家，“他用他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喂养着他的国家。而她用她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喂养着他。她知道她贱，她只是忍不住。她身上流淌着她母亲的血，这腔血里有一样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能让女人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贱到泥里尘里，死上千回百回。”(22)因为，“一边是他的国家，一边是他的情人。为成全她小小的一段情缘而押上一整个国家的性命，她知道那是罪孽。”除非“她其实永远也不能完全得到这个男人，因为他已经把自己投给了这团火。除非她把自己也投进他的火里，或许她还能捡着一两片他烧剩下的热情”。(23)虽然说这一对恋人是真的相爱，但是，在得知爱人意外怀孕之后，他爱他的国家大于爱她和她腹中的婴儿，最终离开爱人，奔赴前线战场。美国男人杜克，在夫妻情感生活中，做每件事情都要蒙上一个国家的盖头，不是美国，就是中国，随时随地趴在武生的肩头指点她的路。他知道妻子并不爱他，而是没钱交学费才嫁给他。他对妻子一直推迟要孩子、一次次偷用避孕药痛心疾首，却无能为力。他们中间隔着两座一生也攒不够力气去攀爬的山：他太老，太爱控制；她太自尊，太爱自由。他虽然喊着“我爱你，这辈子只爱你”，惨死在“9·11”世贸大楼的爆炸声中。但是，他的爱就是一种对女性的控制欲。尤其当男性个体生命在潜意识里摆脱不了对男权文化的心理依附时，他们就会抛弃所谓的小我私情而投入所谓的“国家”，实现社会“大我”价值，恰恰成为男权文化的“祭品”。 其实，从人性构成根源上讲，男性从男权“阳刚特权神话”的“宠儿”异化为其生命的“祭品”，是因为大多男性身上都潜藏着“大我”的“赌性”而未能获救。但是，内在人性存有善与爱的男性，会被女性的母爱唤醒而得救。女性之所以能够获救，同时可以拯救家、国的混乱世界，是因为大多女性身上都潜藏着“母性”——善与爱的力量。那么，男女两性在冲突与融合中就有一种共建“完整的人”的人性的可能。 综上所述，两个文本犹如以女性为主体的母爱寓言神话。因为“梅家上溯五代的男人都不作数。”(24)才成就了两位母亲梅吴娘与梅晓鸥的救世与自救“神性”；因为上官母亲家族的三代男人也“都不作数”，才诞生了在战乱废墟之上播种希望的“灾难女神”。而且，坚信“女性世界总有一天将展现出它的能量、它的构造，以及它的发展过程或是它繁花似锦的面貌。女性之花使未来向着我们开放。正是由于这奇异的景观，世界才始终使人捉摸不透。”(25)其实，人性是不分性别的。因为，追求“完整的人”的人性，是男女两性共同的最终极目标，从而形成的一种女性经验，是和人类文化相统一的“集体记忆”。而以女性文化之根、生命之树、精神之翼进行的历史叙事，试图建构起一个以母爱关怀伦理为核心的、多元互补共生的、两性平等和谐的文化政治，依然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路漫漫其修远。 注释： ①张翎：《金山·序》，《金山》，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②叶舒宪：《千面女神》，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③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④苏珊·弗兰克·帕森斯：《性别伦理学》，史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⑤饶芃子：《比较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0页。 ⑥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⑦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⑧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⑨张翎：《阵痛》，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338页。 ⑩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11)杨匡汉：《中华文化母体与海外华文文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 (12)(13)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14)张翎：《阵痛》，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15)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16)Carol Christ,Diving Deep and Surfacing:Women Writers on Spiritual Quest,Boston:Beacon Press,1980,pp.11-12. (17)苏珊·弗兰克·帕森斯：《性别伦理学》，史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18)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19)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20)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21)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22)张翎：《阵痛》，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23)张翎：《阵痛》，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216页。 (24)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 (25)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85页。标签：妈阁是座城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阵痛论文; 文学论文; 人性论文; 读书论文; 现世论文; 灾难片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