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个重要环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环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现实化，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活动，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仅仅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于中国广大的百姓，还是在此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下实践的创造性结合，并进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对于这些问题，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专业研究者，都存在一些模糊性认识。
笔者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通俗化、民族化，而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三个重要的内容和环节。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借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知道”。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第二个环节，借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成道”。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第三个环节，借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行道”。知“道”、成“道”与行“道”，这三个环节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环节——知“道”
普及化、通俗化、民族化、现实化，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化、通俗化、民族化、现实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简单复述和描画，这一工作本身就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如果变成理论家的专利而与人民群众相脱离，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马克思主义只有大众化，才能发挥其理论指导意义，才能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通俗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群众所掌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Umschlag)。”“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Umschlag)最高限度的通俗化。”[1]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决不能仅仅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化和通俗化，因为仅仅是通俗化和现实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一定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要做到理论为群众所掌握，正如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掌握于群众，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说服力，必须具备对当代中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的特点，必须具有正确反映中国当下实践的特点。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于群众，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介绍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中国的民众所掌握。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春，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后来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在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许许多多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他的心中，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邓小平也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3]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一个典型。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等重要著作，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早在1936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出版，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等方面讲述了辩证唯物论。《大众哲学》以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通俗易懂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深刻的哲学融化在饶有趣味故事里，使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从而为大众所理解和喜欢。《大众哲学》在大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就印行了32版。《大众哲学》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可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步骤。但是，这一步骤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那里去，而是既要回到马克思，又要走出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是为了取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经；走出马克思不是“离开”或“修正”马克思主义，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到艾思奇、李达、毛泽东等，他们在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掌握于中国人民的同时，也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走进中国人民的心中，就不可能在中国社会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二个环节——成“道”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环节，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同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二个环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也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的过程，决不是简单的通俗化和现实化的过程，而是立足当下的实践，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推进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就是如何把作为普遍原理和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要把自己创立的理论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在谈到《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共产主义基本原理时，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其中的重要路径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里所说的“实际”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二是中国文化的实际。这一结合的要义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我们的文化和精神系统的一部分。这一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当代中国的新国学，就是流动在我们体内的我们自己的新血液，而不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开始了其与中国实际结合的进程。早期中共领导人就意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经济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跟着经济构造变化而变化”。[5]李大钊则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人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6]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张。
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他主张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毛泽东率先垂范，在30年代初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举起批判教条主义的大旗。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由此产生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总结党内三次“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几乎濒临绝境的惨痛教训，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7]这一论述，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近20年的艰难探索得出的宝贵结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实际相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义必然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吸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造，并且常常借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以及神话、寓言、谚语、俗语等来说明一些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道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现实化，而是立足中国社会实践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博古、王明等原封不动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更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因此也就不能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相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解决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问题，研究和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结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成功的伟大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以邓小平为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了我们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党的十七大又把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变成我们自己的精神武器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条路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那么，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发展，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三个环节——行“道”
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落脚点，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三环节。这一环节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行道”。
据《论语·子罕》载，子贡对孔子说：“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在子贡看来，他老师孔子的学说是一块不可多得的美玉，对于这样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到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孔子在其“行”的思想的支配下，当然不赞成把自己的学说藏在柜子中孤芳自赏，于是便心领神会地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善贾者也。”在《论语·阳货》篇孔子又语重心长地和他的弟子们说：“吾岂匏瓜，焉能系而不食？”意谓我又不是挂着好看的匏瓜，怎么能只挂着好看而不吃呢？两千年前的孔子尚且懂得，要“食”、要“行”、要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不是“系而不食”的“瓠瓜”，而是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武器。用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原封不动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转化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因为真正能够指导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取得成功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进入到我们的精神系统变成了我们精神世界的重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外在于我们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就在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解决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问题，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成功？就在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第二代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指导，总结了建国以来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两个路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同样，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8]江泽民同志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同“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联系在一起，强调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表明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当前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本质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这是一项包含着理论创新在内的艰巨任务和重大使命。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在地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表述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条基本路径概括为知“道”、成“道”、行“道”三个基本环节。[10]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于群众，大致属于知“道”的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大致属于成“道”的过程；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大致属于行“道”的过程。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1]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一大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介绍传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大众化的过程，也就是知“道”、成“道”、行“道”三者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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