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思潮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思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总体趋向缓和，但与之相反的是地区冲突却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且往往以武装冲突的激烈形式爆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冲突大都以维护民族利益为旗号，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当今膨胀的民族主义思潮问题的再思考。
1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体系， 在一定时期又可以表现为一股思潮或一种政治力量、政治运动。它在近代兴起，在多个时期、多个地区起着不同的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既可以成为政治力量的发轫源，成为动员民众、凝聚力量的旗帜，也可能成为一件遮丑的“外衣”，为一己私利罩上一层“合理正义”的光环。由于它是以全民族的名义，触动的是民众最敏感、最丰富的兴奋点，所以，往往登高一呼，应者如云，包容面极广，因而其效应与作用是其他主义、口号所无法企及的。
民族主义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以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为目标，推动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这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嗣后，为民族的振兴发展，为巩固独立和维护本民族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与权益，为保存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民族主义仍然是有力、有效的精神支撑。另一种形式是不惜损害剥夺他民族的权益来满足自身的贪欲，如民族利己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民族霸权主义等。这类形形色色的“主义”，几乎都是宣扬本民族优越和文明先进，贬低他民族“落后”、“愚昧”，更有甚者以消灭“劣等民族”为己任，以种族隔离为国是，以民族仇杀为乐事，这种违反人性的倒行逆施有时也能大行其道，不乏狂热追随者。因为它利用了“民族”这一特殊的切入口，蛊惑和煽动起民众的狭隘偏执，将其引向盲从与疯狂。
宗教与国家是两个充当民族主义勃兴中类似“酵母”作用的因素。在民族的共同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的形成过程中，宗教像一个枢纽、一个聚点、一个源头，并且带有某种神秘和超人的能力，尤其是在保存民族语言、升华民族精神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再使用的古老的民族语言，在诵经、祈祷和阅读宗教经典以及在与教宗对话时，却也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沟通力。定期的宗教礼拜和众多的宗教仪式、宗教活动，时时起着民族族性认同与提示的作用，促使民族精神的回归与净化。特别是当整个民族遭受劫难，面临被灭绝、被奴役的极度不安全境地时，共同的宗教信仰就更加强化了民族主义的勃兴，此时两者几乎是重合的。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特别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忠诚性，民族主义与宗教信仰相结合，就带上了神圣的色彩，宗教领袖往往同时成为民族的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民族主义力量倍增，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也就更有保证。70年代伊朗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同样的道理，民族扩张主义、民族霸权主义等极端民族主义一旦与宗教相结合也会更加嚣张，此时的侵略扩张也就具有了讨伐异教徒的“圣战”色彩，这时的人们也就被湮没有虔诚的宗教狂热中失去了理智，冲突也就更加惨烈。
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先或后都形成了国家，其中有的以单个民族组成的，更多的则是由几个民族（其中一个民族为主）共同组成的。因为只有当民族组成为国家后才可以依凭国家的、集合的、有组织的力量来保护自身、发展自身。依靠国家的捍卫，共同的地域成为受到国际承认的不可侵犯的疆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在国家的法律保护下有序地进行，其资源的归属也得以确认；共同的语言、文化在领土范围内得以顺利延续。民族与国家共生共存，互相支撑，互相依托，单个民族国家如此，多民族国家大体也是如此。当然，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又要复杂微妙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日开战互为敌国，在美国的日裔公民由于自己的“族性”被拘于集中营中，尽管他们是无辜的；苏联当局也把其境内的日耳曼人强行迁出故乡，理由也是怀疑他们“通敌”。这种排斥的根源就在于认定这些少数民族的“族性”强于“国性”。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还有很多方面。民族组成国家固然是找到了最好的生存繁衍的形式，但并非意味着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单独地组成国家。由于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的差异，也由于其他客观历史条件的作用，一个民族很可能分属多个国家，当然一个国家内也常常包容了多个民族，这里有自然的集结过程，也有人为的（包括武力的）因素。民族聚居生息的地域，并不一定和国界的划分完全重合，特别是在国家边境地区的同一民族，在历史的大变动和力量的大组合中会被不同的国界所分割，于是又会出现民族族性认同与国家属性认同的交错与矛盾，并表现为两种相背的民族主义：一种要求以国家属性为先、为主，要求加强国家的归属感和亲和力；另一种要求以民族族性为本、为重，保持对本民族的亲和与效忠，这往往演化为民族分离主义，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一国内的非主体民族方面。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宗教这种天然的紧密联系，使得对民族主义思潮的评析更加复杂、困难。所以，抽象地评判谁是谁非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要具体地按历史条件、现实条件、实际内容来评析。
2 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不但是国际政治大潮的一部分， 而且还是反映国际政治力量发展变化的一个晴雨表。90年代以来，部分地区民族矛盾、民族冲突的加剧以及以民族分离为重要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这一时期国际政治格局中原有力量变动与失衡的反映。
冷战时期，压倒一切的主题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全面对峙，世界各国和各种政治力量几乎都分属两大阵营。在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大局”前，其他的矛盾都被强制地压抑或后移。苏东剧变导致一极坍塌，造成格局大变动和力量失衡，压制的力量消失了，外部插手的可能增加了，于是积压着的、潜伏着的矛盾就如井喷般地爆发了，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族矛盾和民族分离主义的泛起。这一方面是内部固有的矛盾长期未能调解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际政治力量失衡的结果。没有苏东剧变，没有西方的支持，波罗的海三国不可能独立，也不可能由此产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的滚动效应；没有俄罗斯的收缩、放弃，没有德国的率先支持、承认，克罗地亚也不会如此顺利地独立，也就不可能再去插手波黑地区事务。
民族主义泛起的另一个国际背景，是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关。在战后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时期，一部分地区和民族由于种种原因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的失误以及在民族关系上处置的失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苏东剧变后，一些非主体民族失去归属或控制，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各奔东西、各找出路的混乱局面。民族主义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趁隙而起，给正在选择中的人们开出了民族分离的救危“药方”，似乎只要脱离原来的国家、政府，只要分离出去成立单独的国家，一切困难就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场民族主义抬头的浪潮中，原教旨主义挟民族主义而格外引人注意。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受挫和西方文明传入的负面效应所导致的传统文明的失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致使一种完全回复历史传统的极端主张在原教旨中找到了出路。对现实的不满，对现有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国家）的怨恨与失望，为原教旨主义和分离主义开辟了空间，构成了这一时期国际政治中的独特“风景线”。
不仅民族主义的再度兴起与国际政治的变化相联系，而且民族主义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实现，往往也要受制于国际政治的大局。如果按民族分离主义所要求的按民族的区分作为立国的首要原则，那就要打乱“世界政治地图”，引发一连串国际纠纷与冲突，世界将不得安宁，国际社会是不可能认同这一原则的。特别是聚居在几个国家交界地区的民族，要从各有关国家分离出去，另组新的国家，必然受到有关地区、有关国家强有力的反对。目前，就很难设想居住在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能够建立起独立的国家。
当代民族问题不完全是单纯的一个民族的事情，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族分解到几个国家或一个国家包含几个民族的现实，是不可能完全推翻重来的，更何况成立单一民族国家也并不是实现民族平等、谋求民族发展的唯一通道。民族自决乃至民族有分离的权利这一原则是马列主义民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绝不能理解为只有民族分离才是民族解放的体现，不平等处境的改变也并非都要由分离来解决。民族之间应该也是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联合共处的，关键在于各民族是否平等相处，共同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