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发展战略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潜力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存在的问题
1978至今我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走过了35个年头，在这35年中我国成功地解决了13亿人口的衣食住行，使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3万亿元，人均GDP达到6171美元(见图1)。“十二五”规划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2010到2020年经济总量翻番、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表明官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充满信心。如果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得以实现，则十年之后我国GDP总量将达到17万亿，人均GDP将达到12342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上升到世界第一位，按人均收入计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相当多的省市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在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对中国的增长前景充满信心，“相信未来几年中国靠这些有利条件维持8%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没有疑问。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20年维持8%经济增长的潜力”(林毅夫，2013)。如果林毅夫的预言变成现实，到2030年我国的GDP总量将达到35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相当于OECD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我国正式迈入发达国家行列，邓小平提出的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将提前实现。
这样的发展前景无疑是十分诱人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现出一幅光明的蓝图。然而，实现以上目标并非易事，近年来，国内外唱衰中国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早在2010年美国的查诺斯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1000倍，”言外之意，我国经济将很快面临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危机。最近，Philip Bowring(2013)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中国制造业的过度投资导致回报不断下降，一些特权公共项目并不考虑经济回报，某些地区将房地产作为投资工具的热潮已经导致住房大量供应，而住房的价格又超出了普通人的购买能力，因此“中国需要一场1997式金融危机”。Satyajit Das(2013)在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经济正在重蹈日本覆辙”。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用刘易斯拐点理论对我国经济所处的阶段进行分析，提出了不同观点。蔡昉(2007)援引2004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认为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关键因素——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蔡昉、王美艳，2005)，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出现，刘易斯第二拐点即将在2013年出现。刘扬、陈莹(2011)认为，1994—2011年出现的“工业部门工资上涨与部分地区民工荒”只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的表现，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传统农业部门仍存在大量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远未达到新古典状态。刘伟(2008)认为，造成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不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问题，而是劳资博弈的结果。劳动力市场供给是充裕的，民工荒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周健(2010)也不支持我国经济越过“刘易斯拐点”的观点。
图1 人均GDP(元)与经济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也有学者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对我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表达了担忧(蔡昉，2011；陈亮，2011；胡鞍钢，2011；李扬，2011；周学，2010)。当然，对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提出质疑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刘福垣，2011；林毅夫，2011，徐康宁，陈丰龙，2013)。总的来说，我国有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王一鸣，2011；马岩，2009)。根据联合国2010年的国家收入分组标准(见表1)，人均国民收入小于1005美元的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1006美元、低于3975美元的国家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3976美元、低于12275美元的国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275美元的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目前，中国已经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根据历史经验，中等收入阶段往往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相互交织、集中爆发的阶段。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安全受到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外汇储备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威胁，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冲击，社会稳定面临收入差别拉大、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威胁，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面临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沙化、食品、药品质量隐患的挑战。随着经济发展的成果日益向政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银行业、证券业、房地产业集中，既得利益集团从改革的推动者逐渐变成改革的阻挠者，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受到权利的阻碍。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使用存在再分配环节多、跑冒滴漏严重、腐败频发等问题。如果以上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一旦出现大幅度下降，长期积累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就可能集中释放，造成社会不稳定。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在一国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减速、甚至停滞是大概率事件。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和亚洲四小龙等部分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许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在一段时期后又返贫到了低收入国家行列。因此，我国是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一些作者的论调存在唱衰中国之嫌疑，但是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某些观点还是值得重视的。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和突出问题，提出了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实现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途径。本文第二部分，根据人口结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发展方式、城镇化程度等特点，根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积累的丰富的物质储备、科技储备、人才储备条件，分析我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和发展潜力。第三部分，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改善民生、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思路和对策，可供有关部门和经济学界参考。
二、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增长潜力
下面，从刘易斯拐点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分析我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诸多困境，发现影响我国经济的正能量，挖掘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
(一)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
刘易斯拐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1954)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刘易斯结合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与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一个“二元经济模型”，用来描绘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刘易斯认为，一些资本和资源缺乏而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经济体是由维持生计的部门和资本稀缺的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构成。由于维持生计的部门没有足够的能力吸纳劳动人口，社会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劳动力的工资固化在维持生计的水平上；“资本主义”部门生产效率高需要“维持生计”部门提供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获得利润。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维持生计的部门存在一个“无限”劳动力供给，使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可以在不提高工资的条件下进行低成本扩张。随着生产的扩张，“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工业部门通过再投资不断实现资本积累。反过来，资本积累的增加引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对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当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收之后，劳动力市场进入供给短缺阶段，一些企业在原有的工资水平上招不到工人，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来吸引劳动力，工资开始加速上升。这个在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上将剩余劳动力完全吸收的时点叫做“刘易斯拐点”或刘易斯第一拐点(图2)。
1972年，刘易斯在题为《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的论文中提出了第二拐点的定义。当二元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持续扩张导致工资率上升。不仅如此，随着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得到释放，农业劳动力也出现相对短缺，该部门的工资最终也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劳动产品相等时，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这种劳动力市场转化为一元经济状态，意味着“刘易斯第二拐点”已经到来(图2)。
图2 二元经济结构与刘易斯拐点
资料来源：本图是作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Mitali Das & Papa N'Diaye，2013)的观点和作者本人对刘易斯拐点的理解而作。
历史是无法重复的，刘易斯拐点只是理论上存在，在实践中没有准确的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就业、失业统计，无法对刘易斯拐点进行准确测量。有学者根据工资水平的变化来判断刘易斯拐点，判断的标准是：当经济越过第一拐点时，农业部门的工资加速增长。当第二拐点来临时，两部门工资趋于均等化。蔡昉认为，日本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韩国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发生在1972年。对中国的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判断见仁见智，有的认为发生在2004年，有的认为发生在2009年，有的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远没有到来。笔者认为，仅仅依靠工资率的上升这一指标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是不科学的。中、日、韩三国的城镇化水平、农业从业人口规模有很大差别。在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日本的农业从业人口是30%，韩国是50%，中国低于50%。工业化程度和劳动力的剩余程度也不能同日而语。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前失业率几乎为零，这是中国无法比拟的。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缺乏完整可靠的就业统计数据，农村不完全就业现象比比皆是，很难判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完毕，通过劳动力工资的增幅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是，由于工资受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刘易斯拐点不能通过某个时点的工资涨幅来判断，而只能通过对工资的连续观察，通过某一时段和周期的平均工资的比较去发现。没有一个长期的观察，很难得出结论。从这个角度讲，刘易斯拐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点，而是一个区间范围。目前，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别从1985年的2.1上升到2011年的4.35。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农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农村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长10.6%，低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年均工资增长13.82%，外出打工收入高于务农收入。因此，刘易斯第二拐点还未到来。
(二)人口红利并未终结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达到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达到8.87%。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社会，劳动人口逼近由升转降的转折点，人口红利阶段即将结束。
一般认为，人口抚养比是判断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指标，人口红利拐点是人口抚养比的最低点(蔡昉，2007)，由此推断，日本人口红利拐点发生在1990年，中国和韩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发生在2013年。事实上，社会抚养比只是反映人口红利的特征指标之一，中、日、韩三国人口抚养比低点各不相同，其它指标也有明显差异，很难给出一个数量标准。
第一，1990年的日本和2003年的韩国，农业从业人口已经低于10%，而中国2013年的农业从业人员仍在30%以上。
第二，人口抚养比低点的比较是一个定性问题，不是定量问题。中国限制生育和人口增长，日本鼓励生育和人口增长，两国人口抚养比的低点差别很大。2013中国人口抚养比与韩国接近，但是两国的结构是不同的，中国的低抚养比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抚养比的低点比自然状况下来得早了一点。目前，中国和韩国的抚养比远低于1990年的日本的水平(43.4%)，预计至2020年中国的抚养比才能达到日本1990年的水平。
第三，日本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发生在2005年，相应的人口抚养比是50%。如果把50%的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结束的标准，则韩国人口红利拐点应该发生在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应该是2035年。
图3 中、日、韩人口红利比较
第四，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2.6%，仅相当于上世纪日本的50年代、韩国的70年代。日本和韩国在城市化达到50%之后都经历了20年较高增长，如果三者是可比的，中国经济再维持20年的中高速增长应该没有问题。
第五，我国出现的“未富先老”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跟其他国家没有可比性，无需杞人忧天。事实上，在人口抚养比拐点来临时，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远低于日本和韩国，储蓄率要高于日本和韩国。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15岁以下抚养人口更多，当前中国的抚养比会更大，中国社会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储蓄率，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时间会来得更晚。
图4 中、日、韩城市化进程
此外，从地域的辽阔程度看，中、日、韩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6倍，是韩国的96倍。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日本的11倍，是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口比OECD国家的总和还多。山东省的人口超过9000万，广东省的人口超过1亿，与日本的1.28亿相当，韩国的人口只有4800万。因此，将中国的东部某些沿海省份与日本和韩国进行比较更合理一些。从人口规模上看，如果把中国的省份进行比较的话，每个省份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中国就如一个世界。2011年，在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有3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7个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17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4个仍停留在低收入国家水平。2012年有6个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8个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13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4个仍停留在低收入国家阶段(图5)。由此可见，仅根据一些非数量化特征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拐点是不科学的。
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东亚率先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现实告诉我们，我国已经具备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要素。由于巨大地域差距和民族差距，要求中国经济像日本和韩国那样平衡发展也不太现实。
图5 2011年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GDP (单位：美元)
(三)经济增长潜力仍然巨大
过去，很多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提出批评，责怪中国的投资率过高，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投资。其实，劳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成都依赖于投资，储蓄率决定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与其说过度投资，不如说过度储蓄。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假设，储蓄是个体理性行为的结果，储蓄率主要由经济增长率和利率决定，增长率越高、储蓄率越高。因此，从理论上讲，在中国经济转型和人口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接近50%的国民储蓄率不会突然降下来，投资率也不会突然降下来，在长时期内投资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方式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人类无法超越经济的发展阶段而自由选择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主体是企业，企业的目标是赚钱，以什么样生产方式实现盈利目标，企业是按照成本收益比较原则进行生产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和土地都是廉价的，所以低成本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比较优势，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如果利用现有的技术、资本和外资就可以赚钱，通过政府各种优惠政策就可以赚钱，谁还会有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谁还愿意承担创新的风险。因此，靠低成本劳动力、低价土地、利用外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利用价格双轨制、来料加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当时是合理的。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科技进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在实践中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没有转变过来，投资和对外贸易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科技进步、人力资本的贡献一直上不来，其实，这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使然。
当资本规模和经济规模扩大到足以消化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后，劳动力由剩余逐步转化为短缺，劳动力不再变得便宜。随着企业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和居住对土地的需求逐渐增加，以前廉价的土地资源也变得昂贵起来，特别是房地产泡沫形成之后，土地价格和房租成本突飞猛进。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扩大，各地政府对资本的争夺更加激烈，资本的价格也因此昂贵起来。至此，人口、土地和资本都变得相对稀缺，企业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依靠要素投入扩张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迫使企业选择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经济增长方式是内生于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各种政策约束条件，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单凭人的主观意愿，超越客观条件和发展阶段。
图6 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潜力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口数量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简单劳动。西欧和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关，也与美国的援助和人力资本和技术储备有很大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物质资本，但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仍在。2000年之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加大教育投入，调整高考政策，扩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教育支出已经占到GDP的4%，大学生、研究生、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都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中国每年新增700万大学毕业生，到2020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95亿人，超过美国的总就业规模，是日本就业规模的两倍多。如此规模的人力资本必将转化为未来20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过去十年，我国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地铁、人造卫星、航天科技等重大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步，未来高速公路、铁路、航空、地铁等基础设施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地铁、航空等交通工具的相互竞争有助于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促进服务业的大发展，提高基础设施和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发展战略的思考
多年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调动了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高投资、低成本、高能耗的发展模式成就了中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战略构想已经基本变成了现实。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差别越来越大，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的态势，“共同富裕”的目标却渐行渐远。
与过去的十年相比，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正在从结构性增速阶段进入到结构性减速阶段。2002年以后的经济增长周期已经结束，房地产市场化对经济的拉动在减弱，WTO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在减弱，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大型国际活动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已经消失。另一方面，能源、环境等不可持续因素对经济的约束不断加强，工资、土地、房租、利率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不良影响已经显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继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
然而，对我国经济过于悲观的论调也不可取。首先，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仍然比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具有后发优势；第二，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还没有充分得到挖掘。第三，城镇化在未来20年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第四，我国的人力资本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处于一个爆发期，对经济的潜在影响不可低估。第五，对伟大的中国梦的追求将长期调动人们的工作热情。未来的经济发展如果能与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战略结合起来，与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结合起来，与建设美丽中国结合起来，就能在实现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增长速度。笔者认为可行的经济增长目标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经济增长适度区间宜定在7%-9%。从政策方面看，要完成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每年要增长6.9%，要完成“十二五”规划每年要增长7%，这大概是政府能够容忍的增长底线，也是控制5%的城镇失业率的必要条件(裴长洪，2013)。
从历史经验看，过去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9%，超过9%很容易发生通货膨胀。由于结构性减速，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低于9%，因此9%是经济增长目标的上限，适度增长区间为7%-9%。这一增长目标意味着，当经济增长低于7%时，应该放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当经济增长高于9%时，应该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
从国别比较看，目前，我国的城镇化只有52.6%，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城镇化至少达到70%以上才能稳定下来。要达到70%以上的城镇化，我国还有2.4亿农村人口需要转移，按照每年转移1000万的速度还需20年才能完成城镇化。我国目前的人口红利相当于上世纪日本的70年代初和韩国的90年代，城市化水平与韩国的70年代和日本的50年代相当，要追赶这个差距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2.关于投资。必须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无疑是实现7%-9%的增长目标的首要条件，当前，虽然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阶段，要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需要解决1000万农民工进城问题、700万大学生就业问题，离开投资增长是不行的。但我们面临的最紧要问题不是投资增长的速度，而是投资的方向和质量问题。
我们经常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过去，大量资金用于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抗震救灾、基础设施建设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确体现了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以GDP为中心的管理体制造成了很多恶果。不顾环境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地方政府的恶性竞争产生了很多鬼城、产能过剩、豆腐渣工程、贪污、浪费。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又犯了重复投资的老毛病，地方政府打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旗号，不计后果地上项目，很快出现了产能过剩。这一深刻而惨痛的教训应该吸取。
我们认为，政府在干大事的同时，更要注意细节。我国的消费产品已经极大丰富，今后应该在公平分配和提高质量上下工夫，把投资与提高生活质量与建设美丽中国联系起来，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作为政府约束性指标，加大环境立法和执法的力度，加大空气污染、水污染治理和垃圾无危害化处理的力度。提高钢铁、化工、电解铝等高能耗行业的准入门槛，加大对超标排放污水和有害气体的企业惩罚力度，坚决关停超标排放企业，禁止在公共场所堆放垃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把环境卫生纳入政府部门的政绩考核机制。在农村建立农村环保和环卫组织，专门负责农村的土堆、粪堆、垃圾堆的处理。加大社会公德教育投入，使人们养成爱护公共环境，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好习惯。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很高的科技含量，却需要高超的社会组织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公民素质，关键是政府要重视，有针对性举措。
3.关于宏观调控问题。我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式的扩张政策已到尽头，不良后果非常明显，今后应该把宏观调控的重点转移到主要依靠改革和总供给管理。过去十年一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由于金融货币政策向地方政府、国有大型企业和银行业倾斜，大量资金被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商廉价获得，一般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成本高，利润不断下降。1993年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为15.67%，在2000-2008年稳定在8%～10%，2012年下降到2.7%。与此对应的是，收入分配向银行和大型国有企业集中。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润率保持在20%以上。2012年16家上市银行的人均工资超过40万元人民币，人均利润48万元人民币以上。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超过其它2437家上市公司的利润总和。可见，银行侵蚀企业利润的现象非常严重。
总供给管理的基本内涵就是要通过市场化改革，调整企业收入分配结构，降低企业投资和融资成本，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自主投资的积极性。目前已经实行的政策包括：自2013年7月20日起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下限扩大为基准利率的0.7倍；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的政策扶持和服务力度，进一步清费减负，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从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推开“营改增”，每年可为企业减税1200亿元以上。为了平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我们认为，下一步在降低实体经济税率水平的同时，还应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缩小银行存贷款基准利差，提高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上缴利润和分红水平。
4.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增长和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应社会诉求，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策略，使中国取得了35年的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富了起来。在改革初期，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改革充分考虑了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的利益，所以，政府不仅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譬如，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中出现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的双轨制，导致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明显高于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事业单位的工资和退休金明显高于企业单位的工资和退休金。再譬如，1998年实行的不彻底的住房市场化改革，在将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住房问题推向市场的同时，保留了一些有利于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过渡性措施，赋予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解决住房问题另类福利模式，成为日后机关事业单位福利分房的借口。如今，房改已有十五年的时间，这些过渡性的规定至今没有被取消，中央、部队、国务院直属机构至今还可以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分配经济适用房。各省、市的政府部门通过自建经济适用房向本单位输送利益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这种做法对那些必须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人而言是极不公平的。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加强人大、新闻、立法部门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把政策的着力点从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转向机会均等、资源共享、共同富裕。
在解决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应该：(1)发挥市场在初次分配当中的基础作用，通过税收制度改革，调整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之间的关系，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和增长速度。(2)解决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问题，让居民消除后顾之忧，敢于消费。(3)扩大就业是收入均等化的重要途径。现代社会是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时代，生产效率特别高，必然导致资本替代劳动，减少就业机会，失业的增加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可以考虑以减少劳动时间的方式而增加就业机会。(4)杜绝公款消费。近期，政府打击公款消费的行动导致高端餐饮业利润水平下降，似乎影响了经济增长，但是，公款消费是行政腐败的表现，拉动的不是增长，而是浪费，是不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如果这些公款消费的钱转移给低收入阶层，同样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
5.加快自主品牌建设，依靠管理和科技创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市场之大、人口之多，人力资源之丰富多样，不仅为低端产品、传统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为高科技人才、高科技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劳动力成本、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和汇率的重估，过去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就可以赚取可观利润的时代一去不返了。贴牌生产、来料加工的经营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必须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大力发展自主品牌提高附加值。
改革开放35年的经验证明，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通过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是正确的。然而，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扩大，出口导向政策面临瓶颈制约。近年来，贸易摩擦越来越多，中国产品受到反倾销调查的案件不断增加。在引进外资方面，随着外资流入和国内资本积累的增加，投资面临边际效益递减，低水平重复建设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越来越明显。已有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需要从过去依靠扩大规模、拼资源消耗、劳动成本、土地成本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品牌建设。但是，科技创新能力的培养短期内不容易见效，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对我们筑起了技术壁垒，在高科技产品难以获得的情况下，我国可以充分利用人才对技术和资本的替代性，通过全球化的人才战略，吸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端人才为我所用。美国在世界保持科技领先地位的重要经验就是它能够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目前，中国政府启动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各地启动的各类学者计划是很好的尝试，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完善，假以时日，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一定是不可估量的。
6.加强反垄断和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通过90年代的抓大放小改革，规模小、经济效益差、竞争力弱的国有企业已经作为包袱被甩掉了，剩下的水电、钢铁、铁路、航空航天、电信、能源、银行等行业以关系国计民生、大而不能倒为借口被保留下来。这些行业普遍存在责、权、利不对称的问题，他们享受国家政策性保护、获得垄断利润的权利，却不承担市场风险和亏损的责任，他们盈利时提高工资、奖金和福利，亏损时向国家要补贴，大型国有企业还广泛存在内部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埋下了金融危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在下一步改革过程中，应该针对国有银行和企业进行立法，将职工福利、奖金纳入全国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规范国有银行、国有企业老总和职工的工资、福利，提高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重。
7.关于房地产调控，政府应该多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段。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重中之重。近十年来，面对房地产价格飞涨，房地产政策十年九调，房价像脱缰的野马，陷入了越调越长的怪圈，政府的很多承诺都无法兑现。结果是政府为难、百姓不满。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建立科学的房地产价格评估体系，没有摆正政府和市场的位置，保障房政策缺位和不到位，政府又试图通过控制商品房价格来迎合民意，结果是出力不讨好。政府本分是做好规划，加强房地产监管，把保障房做好，解决中下层居民的住房问题。至于普通商品房的价格可以完全让位于市场调节。历史告诉我们，行政手段压低价格只会制造短缺，不利于人口流动和全国资源的合理布局。
本文是作者在大阪产业大学举办的“亚洲经济转型问题国际研讨会”所做的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作者感谢大阪产业大学竹内常善教授、王京滨教授、东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末广昭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本文的学术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所在单位的观点，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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