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与货币需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中美M2/GDP差异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产业结构论文,货币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货币超发说”是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持有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长期存在M2/GDP数值偏高。纵向对比，我国2002年初M2仅16万亿元，2014年初M2余额已达113万亿元，我国货币供给增幅过快；横向对比，以美国为参照物，中国经济总量约为美国1/3，M2存量却比美国高出1.5倍，位居世界第一，因此得出“货币超发”的结论。这一结论多是基于古典货币理论，将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割裂后简单对比，本质上将货币职能仅归结为流通手段，因此才会得出M2大于GDP就存在货币超发的片面结论。本文依据马克思货币理论对中美M2/GDP差异进行研究，寻找导致我国高M2/GDP的内在根源，剖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的深刻的货币价值观与产业发展观，并从开放经济下产业发展的视角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马克思对货币供求与产业结构演变的系统论述 1.马克思对货币供给问题的分析：贵金属时代的货币规律 我国货币是否超发？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货币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如果货币是内生的，那么货币量的多与少就是由经济体所决定，而不是由货币当局造成的，即不存在“超发”之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货币需求视角审视货币数量问题，在研究“商品流通过程中需要的货币流通手段量”之时，马克思立足于劳动价值论，将货币系统视为反映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在推动价值运动的同时，亦制约着价值运动。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流通规律可分别表达为式(1)、(2)①。 M=PQ/V (1) MV=PQ (2) 其中M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量，PQ为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V为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两者虽然形式上相似，但所持观点却相反。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供给由外在金矿开采决定，并将短期内变化较小的V假设为常数，认为商品的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即MV为因，PQ为果，公式(2)的左方决定右方，这是典型的货币外生观。马克思则认为“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②，对货币数量论做出深刻批判，“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中，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部分同金属堆的相应部分交换”③。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过程，商品价格形成于与金银价值比较的过程，与金银数量无关，故公式(1)中是右方决定左方，货币量M为果，其取决于商品价格总额PQ与货币流通速度V的变动，货币需求量由市场决定，即货币是内生的。 对于金属货币的供求调节机制，马克思认为：“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④当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求，贮藏中的货币就会自动注入流通领域，“所以，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流通的渠道”⑤，这就意味着货币供需规律存在自动协调的机制。马克思所揭示的不仅是货币需求规律，也是货币供给规律，即在金属货币的背景下，货币供给取决于货币需求，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并通过货币贮藏功能调节余缺。毋庸讳言，在马克思看来，在金属货币体系内货币供给由商品流通过程内生决定，自然不存在货币当局主动发行货币以致超出需求的“货币超发”一说。 2.马克思对货币理论的拓展：纸币流通规律 马克思以金银货币流通规律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纸币流通规律，当时纸币只是黄金的附属物，纸币是作为金银货币的信用货币面目而出现的，马克思认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在流通中才能成为货币的代表，纸币规律既存在与货币规律的一致性，又存在区别于货币规律的特殊性。两者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⑥，这就意味着当纸币与货币必要发行量一致的时候，纸币流通规律所反映出来的是与货币流通规律共通的运动。但是由于纸币本身无价值，不具有类似货币般有效的自动调节机制，因此若流通中的纸币量不适合时，纸币就会产生区别于货币流通规律的特殊性，即“实际上，这些规律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不仅颠倒了，并且消失了，因为当纸币发行数量适当时，纸币完成的并不是它作为价值符号所特有的运动，而它特有的运动不是从商品形态变化直接产生的，而是由于它同金的正确比例遭到破坏产生的”⑦。这种特殊性流通规律的实质就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缺，马克思认为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是“由流通过程强制实现一个受到外力机械地破坏的规律”⑧。 如果说金银货币表现出的是内生性的话，那么纸币这种“外力”是否意味着纸币供给是外生的呢？对此马克思并未做出明确论述，但其在对银行制度、信用货币的论述中蕴含着丰富的纸币供求思想，在早期货币内生论者富拉顿“信贷一旦提供，一切就会和市场的需要相适应”基础上⑨，马克思进一步将银行制度下的货币流通量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现流通手段职能的用作收入花费的流通量，一种是同时体现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用作资本转移的流通量⑩，不同的经济周期阶段对货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繁荣时期再生产过程扩大，用于收入的货币需求便会增加，而用作资本的货币需求量虽然绝对值可能增加，但对于扩大再生产的相对值是减少的(11)。并且“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流通的速度，直接由信用调节”(12)，这就清楚地表明，在银行制度与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之下，尽管纸币的支付手段离不开信用货币日益增强的支配力，但银行并不能自主决定纸币的发行数量，纸币需求的变动取决于经济状况，因此纸币的供给也是由经济体对银行券的客观需求所决定的。 3.马克思货币理论与产业结构：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在内生货币供给机制下，商品交易需求决定货币需求，从而形成对货币供给的制约，中国长期存在货币供应量高于经济总规模，但并未引起物价同等幅度上升的“中国货币之谜”，也可说明我国货币流通量并未脱离货币实际需求。在马克思内生货币观下，中国高于美国的M2/GDP是由经济客观决定的，两国差异亦不在货币层面，而在不同商品结构为代表的产业层面。由于马克思的货币观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所以货币论的重点也应随着劳动交换重点的改变而发展，随着劳动交换的重点从农业向工业再向服务业的转变，三大产业结构的演变也必然会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 尽管在《资本论》中常将物品用使用价值表示，但马克思从未指出使用价值仅由实物使用价值构成，并多次批判“视使用价值为一般物质”的重农学派观点(13)。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就敏锐地区分了服务消费品与实物消费品，认为使用价值包括“物化、固定在某物中”的“实物价值”，也包括“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停止而消失”的“运动价值”(14)，并多次提及服务也具有使用价值，在“哀歌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特殊的自然形态”等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已经提出服务消费品的范畴，并将其视为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15)。马克思进一步提出对产业部门进行划分的思想，“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产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的传递”(16)，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已经有将运输业、信息业等非实物部门划分为独立产业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结构朝着低有机构成的第三产业演进与马克思指出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并不矛盾，马克思对有机构成提高规律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一、第二产业。虽然马克思未在有机构成理论中直接探讨第三产业，但表述过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会随着生产力发展日益增强，“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律师、医生、学者、教师、发明家等人数将会增加”(17)，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从反面论证了有机构成规律。以2012年为例，美国三大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2%、19.1%、79.7%，而我国为9.7%、46.6%、43.7%(18)，从不同产业的有机构成的特点来看，第三产业的不变资本C普遍低于第一、第二产业，所以有机构成显著低于第一、第二产业。中国GDP中有机构成较高的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从而我国的经济结构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C投入，而这导致低估第三产业欠发达的中国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造成了M2/GDP数值偏高的假象，而美国则恰恰相反。这进一步说明了GDP结构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经济体各需要多少M2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中美M2/GDP更多反映的是产业结构的问题。当然，中美这种始于国际分工的产业层面差异，又随着产业结构演变而呈现新特点。 二、开放经济下的国际分工与产业发展的新特点 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理论主要有两大观点。其一，国际分工格局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显著的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进一步引起分工发展”(19)。其二，资本的运动与扩展是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推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也具有创造更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0)从国际分工的角度而言，中国相对于美国生产力较低，但拥有着丰富人口资源的禀赋优势，具有良好的承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的条件，而美国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对资本增值的客观制约，在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动机之下，利用资本本身所提供的手段与机制不断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由于虚拟经济显示了很强的获利能力，巨大的盈利空间吸引大量资本涌向虚拟经济部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21)，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承接也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从传统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从实体部门转入虚拟部门创造了可能性。 在国际分工与交换、金融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正朝着“去工业化”与“虚拟化”方向调整(22)。“去工业化”即将制造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第二产业比重下降；“虚拟化”即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激化对资本增值的客观制约，积极通过虚拟经济拓宽资本的盈利空间，第三产业内金融等虚拟部门比重较高，虚拟部门的发展拓宽资本的盈利空间，并获取超出传统产业的剩余价值率。 以美国为例，1960年第二产业占GDP总量37%，但制造业作为核心部门占GDP总量为最高的25.35%，第三产业占GDP总量59%，但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占GDP总量仅14.14%。1990年，美国虚拟经济部门在GDP中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此后两者在GDP中地位已经发生了颠倒。到2012年，第二产业占GDP为19.1%，其中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12.52%，第三产业占GDP达79.7%，虚拟经济部门占GDP比例为19.52%，是GDP中占比最高的部门。另外，美国制造业占行业总利润比例从1950年的48%降低到2012年的12%，而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利润占比从11%增加至42%，这也反映了虚拟经济部门在美国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中国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但产业结构与美国差异明显，2012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为46.6%，其中制造业占GDP为40.6%，第三产业占GDP为43.7%，其中虚拟经济部门占GDP仅为5.42%(23)。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我国大多数企业还是主要凭借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产能大量集中在第二产业中低附加值加工、装配与简单制造业，这也是我们在分析中美产业结构差异时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产业结构演变中极易形成一条危机锁链。 三、产业演变新特点下中美M2/GDP差异：危机链的系统论述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去工业化”与“虚拟化”的产业结构演变新特点下，中美两国间货币需求的动态相互影响机制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使M2/GDP所反映的货币面状况进一步失真，另一方面这种国际分工模式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形成了制约，从而在中美之间形成一条始于产业、显于货币的危机链。 1.分工陷阱与结构锁定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劳动成本低但技术相对落后，美国资本充裕、科技先进但劳动成本较高。在美国“去工业化”过程中，中国承接了美国第二产业中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形成以美国大型跨国企业为主导、中国参与的“产业内分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面，又可将这种分工区别为技术形式与组织形式，技术形式决定着组织形式，同时组织形式对技术形式产生反作用(24)。从产业链角度来讲，美国作为“链主”利用其技术形式优势获得产品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决定着国际分工的组织形式，采用核心部件垄断等方法，通过制造低附加值厂商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压产业链下游的利润空间形成“分工陷阱”。 这种产业链结构对美国至少有两点好处：其一，将资源从制造业的大量固定资产设备与劳动力资源需求转向高新产业，即在C+V+M中，向产业链下游转移对不变资本C需求较多的高有机构成产业，这种产业转移模式能够为美国节约大量沉淀在制造业生产环节中的货币量，将节约的资金用于研发与创新，巩固并扩大技术形式的优势，维持其可获得的高额剩余价值率M的“链主”地位；其二，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有助于维持美国本土物价稳定，即便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涨，首当其冲的也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制造国，下游厂商之间的出口竞争也会减少这种价格上涨对美国的影响，减少用于满足商品交易的货币需求量。 中国高有机构成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较高，高有机构成产业一方面占用资金较多，另一方面货币流通速度也较慢，因此这种产业结构会提高货币需求量。随着分工的细化与批量生产的发展，产品在技术上的模块化程度越来越高，处于产品价值链中的节点可以被分解成各个“模块”，这种跨国产品内分工体系的构建，使得马克思分析过的那种依赖于分工体系，并被凝固在分工体系中的工人主体变成了企业主体。如果产业链下游的经济主体甘于充当低端模块生产商的角色，被模块化分解的产品本身的技术特征左右，就容易形成下游产业链锁定，获得极为微薄的利率，这就是中国本土企业已经面临的低端锁定问题。 2.贸易顺差与货币增发 在货币源自商品的马克思货币观看来，人们对货币的追逐实际上是对商品的追逐。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4.5亿美元，到2013年末已达5210亿美元，在中美贸易额增加的过程中，从1993年开始出现了持续贸易顺差，顺差额从当年的62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201亿美元(25)。其间从1994年到2008年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在持续顺差下造成了外汇占款的增长，增加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2005年汇率改革之后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热钱的流入使得由外汇头寸增长造成的货币被动发行路径依然存在。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顺差是由产业间比较优势导致的结果，中国承接美国“去工业化”下的第二产业，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国际分工。2000年至2012年，加工贸易项下中国对美国贸易总额从402亿美元升至2043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4.5%，加工贸易总额占对美出口总额的55%，加工贸易顺差占总顺差的76%(26)，可见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加工贸易是引起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因素。技术形式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下，75%的顺差是由外资企业出口形成，其中约60%是美资企业，分工陷阱与低端锁定问题会固化经济利益的流向，中国加工贸易形成的顺差仅是名义上的顺差，顺差导致的增发货币留在国内，而利润则流向了跨国母公司所在地。对美国而言，这种贸易体系能够通过分工陷阱获得利润，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既节约了美国消费者开支(27)，也为美国经济的低通胀奠定了基础。中美产业分工所形成的贸易体制，一方面对中国货币形成增发压力，一方面减少了美国通货膨胀风险，在这样的正负反馈机制下，中国M2/GDP高于美国也不足为奇。 3.世界货币与资产短缺 根据国际贸易基本原理，“去工业化”意味着美国需要大量进口产品，逆差等同于美元流出，中美间这一不平衡贸易体制通过两个因素得以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与美国资产输出国地位。美国进口商品的实现机制有三种途径：一是出口商品进行交换，在贸易逆差下这一路径无法实现；二是利用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通过美元的发行过程中其代表价值与成本的差额，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对进口商品付费，在国际上货币流通范围与支付地位的差异，也将影响中美两国M2/GDP的比较，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约有65%流通于境外，以国境为统计口径的M2将会使流通范围小的中国数据偏高，若将境外流通美元计入，2012年美国M2/GDP达到191%(28)。三是通过“虚拟化”途径，中美的产业结构差异在美国第三产业“虚拟化”的背景下可以概括为生产产品能力与生产资产能力的差异。美国在“去工业化”的同时加快经济“虚拟化”进程，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是美国向全球输出金融资产的保证，而衍生品与杠杆化为虚拟部门的膨胀提供了空间。美国国债作为典型的金融资产，具有较低的风险溢价，因而票面利率也较低，意味着美国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筹集资金，为“去工业化”与“虚拟化”之间资金链的稳定性提供了充分条件。而中国则面临着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扩张与资产生产能力不足的双重压力，投资—储蓄缺口下积聚了大量流动性，固化为M2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差异与贸易不平衡加剧了中国资产短缺状况，在产品出口国与资产出口国的交易中，中国最终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29)。 综上所述，无论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均具有较强的内生性，简单对比中美M2/GDP得出的“货币超发”既经不起理论推敲，也与中国物价并未随M2同比上涨的事实不符。遵循“货币流通量内生于商品交易需求”的马克思主义货币观，可以看出，在产业演进的过程中商品形态与结构发生了变化，对货币需求量也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在从商品延伸至产业、从封闭经济拓展至开放经济的分析中，以美国产业演变路径中“去工业化”与“虚拟化”两个典型特征为切入点，我们分析了中美“产业—货币”关系链的动态机制：占据技术形式优势的美国作为“链主”根据产品的模块化特征控制着国际分工的组织形态，先通过“去工业化”将高不变资本、低资金周转率与利润率的部分非核心第二产业转移至中国，既节约了沉淀在生产环节的货币需求，又通过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维持了国内物价的稳定；再通过“虚拟化”将这部分抽离实体的资本投入货币流通速度快、利润率高的金融市场，同时提供金融资产以负债方式为“去工业化”造成的产品短缺筹资；最后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向各国征收铸币税，以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待清偿债务缩水，以此向全球分散并转嫁由“去工业化”与“虚拟化”所引起的债权债务锁链的潜在危机，无论是2008年源于美国却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次贷危机”，还是为弥补次贷引起的资产减计与价值损失，欧洲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形成的欧债危机，都与此密切关联。 四、对我国货币与产业结构选择的启示 货币量多少的评判标准不是货币存量大于经济规模，而是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是货币数量的增加”，这一论断也是基于货币需求基本稳定的前提，若将M2的高低视为遵循特定经济结构的需求并随之演变的现象，就不会忽略M2/GDP所反映出来的更为本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若中国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被商品的模块特征左右，则很难跳出高货币需求、低货币效率的分工陷阱；一旦落入分工陷阱将会形成低端锁定，大规模的加工贸易顺差只会将被动超发的货币留在国内，而利润则流入技术优势国；最后在第二产业产品优势国与第三产业资产优势国的交换中形成的债权债务锁链，会由于双方货币国际地位的不对等，而被迫承担债务链破裂的风险。据此，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优化我国实体产业结构 我国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这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禀赋优势，也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遵循的基本国情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将会继续上升，但并不意味我国将会仿效美国走上“去工业化”与“虚拟化”的道路，因为实体经济的发展与我国就业问题密切相关，并且在防止收入差距扩大方面更具优势。首先，我国第二产业中的不少行业处于产业链低端，我国企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一核心竞争力要素，利用产业集群、战略联盟、供应链协调等企业网络分工形式，提高在产品价值链中高附加环节的参与度。为了避免陷入国际分工的低端锁定，应注重与跨国企业建立既保持一定独立性，又促进技术外溢与知识共享的合作关系；其次，低端锁定固然危险，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立刻要放弃这部分吸纳着大量劳动力的低端产业，因为国内地区间的产业发展存在分层现象，东西部在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对这部分在市场上仍具需求的低端产业采取向西部先转移再升级的步骤，并优先淘汰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最后，我国目前存在第三产业中生活服务供给过剩，而生产服务相对落后的状况。随着制造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能给第二产业带来更强的竞争力与更高的附加值，并且有助于促进各产业的融合，因此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题中之意。 2.增加优质金融资产供给 从中美M2/GDP的影响机制中产品生产国与资产生产国的定位可知，我国高M2/GDP反映了居民货币收入的快速增长与金融资产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财富创造途径的缺乏既是导致中国M2中巨额储蓄的原因，也是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的重要原因。我国的高M2/GDP症结不是货币数量过多，而是没有为改革三十多年的经济成果提供规模相匹配的金融资产，未能充分发挥金融业在提高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用。对待高M2/GDP宜“疏”不宜“堵”，政策重点也应转向如何有效利用高额M2，要从片面的总量控制转向金融资产供给激励的路径转变。对实体经济发展而言，适度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为其提供更多的融资选择，有利于实现产业的转型与升级，有助于盘活货币存量以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同时还能作为市场流动性的“蓄水池”降低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虽然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经之路，但我国要避免过度“虚拟化”的倾向，无论是虚拟部门的发展，还是金融资产的提供，都应遵循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优质资产的供给也应该以股票、债券，以及建立在稳定现金流基础上的资产证券化等基础金融资产为主，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安全。 3.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 中国债权国的地位是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结果，由于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有限，在债权地位与人民币国际地位冲突的情况下，我国一方面承受海外资产价值下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债券与资产的计价货币不同，承受着外汇风险敞口。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掌握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一方面支撑了债务链的国际循环，另一方面又利用铸币税效应与贬值效应变相增加了国民财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虽不会如此，但人民币国际化无论是对境内高存量人民币的稀释，还是对国际分工中的竞争与博弈，抑或是对更有效地参与国际金融资源的配置等方面，都具有深远意义。我国可首先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再稳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放开资本项目，推进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的投资比重，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流通地位，最后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沿着“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路径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①程恩富、冯金华、马艳：《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0页。 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3页。 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2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9页。 ⑩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3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7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26、16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8页。 (18)美国数据来自于美国国家经济局网站(http://www.nber.org/)；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1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22)范方志、胡梦帆、李顺毅：《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解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0期。 (23)美国数据来自于美国国家经济局网站，http://www.nber.org/；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24)钱书法、周绍东：《产品内分工陷阱：马克思分工理论与产品建构理论的解释及其比较》，《经济学家》2010第10期。 (25)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26)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提供的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27)资料来自摩根斯丹研究报告，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http://www.china.com.cn/economic/txt/2007-05/23/content_8290890.htm。 (28)刘洋：《美元长期强势将抬头，贵金属表现不可期》，《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月5日。 (29)“斯蒂格利茨怪圈”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与美国之间资本流动的奇特现象：新兴市场国家在以较高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了过剩资本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和证券投资等低收益形式把借来的资本倒流回去。标签：货币需求论文; 国际分工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货币国际化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货币论文; 经济学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第二产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