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发现《永乐大典》本看《诗话总龟》的版本及增补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永乐论文,大典论文,版本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5-0096-07
一
《诗话总龟》原名《诗总》，阮阅原编，共十卷。此书在流传过程中被改今名，其内容也不断被增补，根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考》的说法，增订多达七八次以上。宋、元本已经亡佚，明本流传至今的有两种：一是月窗道人刊本，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此本收入《四部丛刊》。二是明抄本，前后集各五十卷。还有一种明刊本，亦是前后集各五十卷，见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十著录，但存佚未明。月窗本有李易序，谓“旧集颇杂，王条而约之，汇次有义，棼结可寻”，又有嘉靖乙巳（二十四年，1545）程珖跋云：“月窗道人延珖校雠讹舛，芟剔重冗。”故傅增湘跋月窗本谓：“是书授梓时颇经改窜，非复旧观。”②
但是，月窗本在多大程度上改窜了旧本？月窗道人刊本之前的《诗话总龟》究竟是什么样的面貌？前人曾将月窗本与明抄本作比较，通过对比两个本子的异同，来判断月窗本改窜旧本的程度。傅增湘曾以明抄本校月窗刊本，“知明刻删削甚多”③。正是基于月窗本删削抄本这一判断，故整理者皆是以抄本补月窗本。缪荃孙从傅增湘处借得明抄本以校月窗刊本④，其前集在刻本之上直接校勘，将明抄本多出之条目全部补入，其后集则不用月窗刊本作底本，而是另行抄录，门类依月窗本之次序，条目则将月窗本与抄本合并，条目之次序从抄本。故其后集虽亦题月窗道人刊，但已非月窗道人刊本之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诗话总龟》是在缪荃孙校本的基础上整理的，也是将抄本多出的条目补入，附在每门或每卷之末。⑤
明抄本抄于什么时代？是否代表月窗本之前的旧貌？前人并没有回答。今考缪校本后集卷三十五“伤悼门”有下列一则：
吕献可为中丞，因劾王荆公被黜。后卧病，以手书托司马温公以墓铭。温公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见属乎？”复张目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后温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而献可不及见矣。及温公薨，献可之子由庚作挽诗云：“地下若逢中执法，为言今日再升平。”盖记其先人之言也，读者悲之。
此则为月窗本所不载，末注“归田诗话”。按《归田诗话》乃明初瞿佑所著，今检《归田诗话》，前则即其卷上之“温公挽词”条。由之，此则抄自瞿佑诗话无疑。按《归田诗话》卷首有瞿佑洪熙乙巳自序，为公元1425年。《诗话总龟》后集抄入《归田诗话》内容必定在其成书之后，故可以断言，明抄本之最早年代亦在洪熙乙巳之后。
既然直到明仁宗洪熙乙巳之后，《诗话总龟》还在被增补，故我们只能说抄本代表了此年以后的面貌。月窗道人本刻于嘉靖二十三、四年间(1544-1545)，因而很难断定抄本早于月窗本，也很难说抄本代表月窗本之前的旧貌。那么，此前的《诗话总龟》是什么面貌？明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窜了旧本？尤其是后集，编成什么时代？罗根泽先生有《阮阅〈诗总〉考辨》，认为《诗话总龟》前集或是胡仔所见闽中刊本《诗话总龟》之旧，其后集的辑者就是月窗道人自己。他说：“盖辑者（引者按：指后集）是月窗道人，故虽谓阮阅旧集，而亦不肯埋没自己之功，说是月窗道人条而约之，又延程珖校雠讹舛，芟剔重冗。”⑥对于罗先生这种说法，我们固然可以用明抄本及《天禄琳琅书目》著录本来反驳，因为两个本子都有后集。但是，后集即便不是出自月窗道人之手，是否明人编集？此前，由于没能发现更早的本子，以上问题难以回答。
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其中第八○三卷至八○六卷为《诗话总龟》的部分内容。《永乐大典》编成于永乐六年(1408)，其所编入者多宋元旧籍，故通过《永乐大典》所载之《诗话总龟》，使我们得以考见明初以前流传的《诗话总龟》的面貌。
二
《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卷八○三至八○六共四卷，为一册⑦，对照月窗本《诗话总龟》，这一册四卷为月窗本《后集》第二十卷“句法门”至卷末的内容。这一事实证明，罗根泽先生所谓后集为月窗道人所辑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时也表明，后集在明初以前就已存在。
月窗道人本前集名《增修诗话总龟》，后集版心题《增修诗话总龟》，但卷端题《百家诗话总龟》。《永乐大典》本全名作《千家诗话总龟》，“千家”者言其多，并非真有千家。宋代以千家名书者不乏其例，如《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所采不满百家，而题曰千家，盖务夸摭拾之富”。⑧《诗话总龟》之题曰千家，亦是“夸摭拾之富”之意。从《大典》本到月窗本，书名中“千家”之所以变成“百家”者，盖因卷首有“集一百家诗话总目”（前集亦有），两者正好对应。那么，书目是旧本已有，还是后人新增？现因《永乐大典》本是残卷，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据方回《诗话总龟考》，他所见到的绍定年间刊《诗话总龟》“书目引南轩、东莱集”⑨，即列有张栻（南轩）、吕祖谦（东莱）的文集，由此知绍定本是列有书目的，故我推测，旧本亦有书目，但不是整一百种。其列为百种之数，并改题“百家”，恐是明人所为。像前集书目末列《
溪诗话》，其实前集中并没有引该书，所以被列入者，乃是凑数之故。⑩因明抄本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著录之本皆题“百家”，故知由“千家”改题“百家”，非始自月窗本。
《诗话总龟》后集非为月窗道人辑，明初以前就已存在。然月窗道人刊在嘉靖时代，上距有明建立已经一百七十余年，月窗本《诗话总龟》后集共六十一门（其中“效法门”重出），这些门类中哪些是旧有，哪些是新增呢？此前因无更早版本不能知晓，今因《大典》本之发现，可以比勘而得知。
《大典》本所存部分始自“句法门”，在月窗道人本为后集卷二十。按月窗本自卷二十“句法门”以后的门类依次是：句法门、苦吟门（以上卷二十）、留题门、寄赠门、故事门（以上卷二十一）、书事门、感事门、用事门（以上卷二十二）、纪实门（卷二十三）、用字门、押韵门（以上卷二十四）、效法门（卷二十五）、节候门（卷二十六）、咏物门（卷二十七、二十八）、咏茶门（卷二十九、三十）、格致门、效法门、诗病门、乐府门（以上卷三十一）、乐府门（卷三十二、三十三）、伤悼门（卷三十四）、伤悼门、寓情门、游宴门（以上卷三十五）、嗟怨门（卷三十六）、讥诮门（卷三十七）、箴规门、诙谐门（卷三十八）、神仙门（卷三十九、四十）、歌咏门（卷四十一）、鬼神门（卷四十二）、释氏门（卷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丽人门（卷四十七、四十八）、饮食门、器用门（以上卷四十九）、技艺门、拾遗门（卷五十）。在以上门类中，《大典》本少乐府门二卷余、伤悼门一卷余、怨嗟门一卷、讥诮门一卷、诙谐门一卷、神仙门二卷、鬼神门一卷，共七门约十卷。除了上述七门以外，《大典》本的门类名称与月窗本相同，而且门类排列之前后次序亦相同。
从两种本子的门类异同，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判断：一、两个本子有同源的关系。其理由是两个本子的门类名称及排列次序的相同。除此之外，我们比较两个本子的条目，发现两个本子的条目排列顺序也基本相同。二、在明初，《诗话总龟》后集中没有“乐府门”等七门，这七门是在此后为人增补的。不过，月窗道人刊本多出的七门并非月窗道人所补，因为此七门也见于明抄本，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之明刻本后集亦有此七门。
三
从《大典》本到抄本及月窗刊本，不仅门类在增多，而且在相同的门类中，条目也在增加。
我们现在将月窗本及缪校本比《大典》本多出的条目列出如下。为便于核对，条目名一律用该条前面诸字。
月窗本多出《大典》本共二百一十余条，缪校本多出《大典》本二百六十余条。其中，缪校本所多出者较月窗本为多，其所以如此者，可能是由于月窗本删削的缘故。但是，由于缪校本所多出于月窗本的这数十条亦为《大典》本所无，故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这数十条非月窗本所删，而是抄本又有所增补的结果。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两种本子较《大典》本所多出的条目即明初以来增补之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大典》本也有为月窗本及缪本所不载的内容，兹亦列表如下。
在《大典》本后二十卷中，《大典》本多出月窗本的条目共十八条，多出明抄本者共七条。《大典》本多出的条目可能为后人传抄过程中所漏抄，也可能《大典》本非月窗本及抄本直接的源头，在传抄过程中，《大典》本亦有增补之故。但这种差异非常之小。
四
通过对比《大典》本与月窗本及抄本，我们可以了解到明初《诗话总龟》后集的大体面貌，尽管不是完整的面貌。月窗本《诗话总龟》后集五十卷，从第二十卷至第五十卷的三十一卷中，明人共增补了七个门类，约有十卷，条目二百有余。就这部分内容来看，明人改窜《诗话总龟》的程度远没有前人想像得那么大。
由于《大典》本《诗话总龟》前集尚未发现（或已不存），明初《诗话总龟》前集的面貌已经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对前集的条目作了统计，计一千八百二十余条（月窗本加上据明抄本补入之条目）。根据阮阅原序，他“得一千四百余事”，一事一条，则其总条目为一千四百余条。一般认为，《诗总》原编内容被保留在《诗话总龟》前集中，我们将《诗话总龟》前集的条目减去《诗总》原编的条目数，剩余的条目就是后人增补的内容。以此法计算，前集较之原编多出约四百条，这四百条就是从宋到明增补的内容。
前集中所增补的内容，可以明确认定的首先是苏、黄等元祐诸公的文字，像前集书目中所列的《五局文》（苏轼文集）、《百斛明珠》（苏轼撰）(11)、《后山诗话》等，因为胡仔言《诗总》“独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除此之外，还当包括《王直方诗话》。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直方诗话》“宣和(1119-1125)末，京师书肆刻印鬻之”，而《诗总》成书于宣和五年(1123)，故《王直方诗话》的刊行当在《诗总》成书之后。又《王直方诗话》中多言苏、黄之事。故可以肯定，《王直方诗话》是后补入的。《诗话总龟》前集引《王直方诗话》，言及王安石，或称“舒王”，或称“荆公”，由称呼之差异，亦可判断其补入之时代。按王直方卒乃在徽宗大观三年(1109)，王安石被迫封舒王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故《王直方诗话》中不可能称王安石“舒王”。又毁舒王诰在高宗绍兴四年(1134)八月，故凡称“舒王”者，当增补于绍兴四年以前，凡称“荆公”者当在此后。
尽管月窗本序中称“旧集颇杂，王条而约之”，删除了一些条目，改变了一些条目的次序，但总体上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换句话说，明本大体上还保留了旧本的面貌。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月窗本在版本上还保留有宋本的某些痕迹。缪荃孙《诗话总龟跋》言月窗本“提行空格，原出自宋”(12)，但是，令缪氏感到“殊不可解”的是，《诗总》编成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之前，胡仔序称《诗总》所载者皆不录，“何以两书相同者甚多，并有标‘苕溪渔隐’云云”？他推测说：“疑此书残缺，后人取《渔隐丛话》补之。”(13)缪氏认为，月窗本是从宋本来的，只是原书有残缺，后人补之，当然他没有说是月窗本补之。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后人增补并非是因为补充残缺的缘故，而是有意增补其书。但是，缪氏所谓月窗本原出自宋的说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月窗本涉及宋代皇帝多空格，如太祖、仁宗、真宗等，只要翻一下《四部丛刊》影印月窗本《诗话总龟》，就一目了然。不仅是前集，后集中如是者亦多。这种状况表明，月窗本保留了宋本的某些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月窗本是直接出自宋人抄本，而可能是在月窗本之前的传抄过程中，保留了宋本一些格式。而且，我们也注意到，此书涉及宋帝，并非都空格。同样是仁宗，不空格者亦有之，如前集卷二十八“故事门”之“章圣朝”条、后集卷四十七“奇怪门”之“太子中允王纶”条，皆不空格。不仅如此，前集卷二十九“正讹门”之“诗家用也字”条，并不避仁宗名讳“祯”字。而在前集卷五“评论门”之“袁夏”条，也不避高宗名讳“构”字。
这种格式上的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相关许多条目编入本书的时代信息。出自宋本者空格、避讳，而元明人增补者不空格不避讳。但是，由于在传抄过程中抄者并不谨守宋本，故不能说凡不避讳者皆元明人所补。而且我们同样也不能说，凡涉空格、避讳之条目就一定是宋代编入的，因为也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元明人增补条目所根据之底本是宋本，就将底本格式照抄至《诗话总龟》中。如后集卷三十二“乐府门”之“柳三变游东都”条，引柳词“鳌山彩构蓬莱岛”句，不书“构”字，小字注“字犯太上皇御名”（按即高宗赵构）。前已言“乐府门”为《大典》本所无，乃明人所补，故此条亦当为明人增补，其避讳当出自所抄之《苕溪渔隐丛话》。按明抄本《苕溪渔隐丛话》亦避“构”字，注“字犯太上皇御名”(14)，实抄自宋本，正与《诗话总龟》相同。这表明，《诗话总龟》此条避讳乃是由其所抄之原本而来。
如果说明本源出自于宋的话，那么其与绍定二年刊本的关系应该是十分密切。根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的说法，阮氏原编《诗总》十卷，成书于宣和癸卯(1123)，有自序（《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六）。后来有闽中刊本，“易其旧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苏黄门诗说，更号曰《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到绍定年间，复有闽书坊刊本。方回《诗话总龟考》：
《诗话总龟》前后续别七十卷(15)，改阮闳休旧序冠其首。闳休《诗总》不可得，而闳休之旧序全文在《渔隐丛话》后集第三十六卷中可考。闳休谓宣和癸卯官郴江，类得一千四百余事，分四十六门，而《总龟》今序删去此语，如“栗炮烧毡破，猫跳触鼎翻”所引六联，即今序犹袭用之。按今《总龟》又非胡元任所见闽本《总龟》矣。今余所见序，乃见用闳休语而文甚不佳，序之尾曰岁在屠维赤奋若，即当是绍定二年己丑书坊本也。书目引南轩、东莱集，便知非乾道五年己丑。所谓作序人华阳逸老者，书坊伪名；所谓集录益都褚斗南仁杰者，其姓名不芳。中间去取不当，可备类书谈柄之万一，初学诗者，恐不可以此为准也。
方回所见之本序刊于己丑年（屠维赤奋若），方回断定为绍定二年己丑，其依据是书目引南轩、东莱集。按南轩乃张栻(1133-1180)，《南轩集》乃张栻卒后由朱熹编定，卷首有朱熹淳熙甲辰（十一年，1184）序。东莱乃吕祖谦(1137-1181)，《东莱集》乃其弟吕祖俭编，亦在其卒后。《诗话总龟》书目中列《南轩集》、《东莱集》，其时间必定在两人集编成之后。而乾道五年己丑乃公历1169年，故方回断定其为绍定二年己丑(1229)。(16)
绍定本有七十卷，若以《诗话总龟考》的文字，分“前后续别”，即前集、后集、续集、别集；若以《苕溪丛话考》的文字，为“前后续刊七十卷”，分前集、后集。今考明本《诗话总龟》后集所列书目中有《东莱文集》、《南山文集》（“南山”当是“南轩”之误(17)），即是方回提到的七十卷本书目所列的吕祖谦、张栻文集。这表明明本《诗话总龟》与七十卷本之间有继承关系，据此，我以为七十卷本应为前后集。
从月窗本、明抄本上溯到《大典》本，月窗本、明抄本与《大典》本的差异反映出《诗话总龟》在明代被增补的情况。《大典》本代表了《诗话总龟》在元明之际的面貌。《大典》本可以上接绍定二年书坊本，但从绍定二年本到《大典》本，中间有多大的变化，由于绍定本不存，已经难以知晓。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有个大致的推测。月窗本及抄本有一百卷，仅就《大典》本残存的部分看，明初以来增补已有约十卷，如将此十卷除去，《大典》本约有九十卷，比绍定二年本多出二十卷。以上九十卷中还包括明初以来增补前集以及后集前半部分的内容，这些内容如果我们假定为十卷的话，那么《大典》本还有八十卷，较绍定二年本多出十卷。因而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大典》本与绍定本相差不大。绍定二年本奠定了明本《诗话总龟》的基本规模。至于郭绍虞先生根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二十著录明版《百家诗话总龟》解题推测有绍兴辛酉（十一年，1141）阮阅自序本(18)，又据明抄本卷首绍兴辛巳（三十一年，1161）散翁（阮阅号）序，推测有绍兴三十一年刊本，其实都不可靠，这些序很可能都是后人伪撰。(19)
《大典》本是《诗话总龟》现存的最早版本，它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元明之际《诗话总龟》的部分面貌，也使我们对于《诗话总龟》之版本及改窜问题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不仅如此，由于《大典》本抄工极精，也为我们校勘月窗本及明抄本《诗话总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本子。明抄本抄手拙劣，多有舛讹，刊本错误更多，虽经缪荃孙氏校雠一过，复有人民文学点校本再加校勘，但仍有问题。如月窗本卷二十“句法门”有如下一条：
徐师川云：作诗回头一句最为难道，如山谷诗所谓“忽思锺陵江十里”之类是也。他人岂如此，尤见句法安壮。山谷平日诗多用此格。
月窗本及抄本均没有注出处，点校本注“本条出处未详”。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因其前则、后则俱出吕居仁《童蒙诗训》，故亦将之辑入，加案语云：“《总龟》引此则未注出处，以其前后皆《童蒙训》语，故亦辑入。”然《永乐大典》本此则末注“同前”，是《总龟》原本有注。又“句法安壮”“安”字，点校本未出校，郭绍虞先生校“疑当作完”，而《大典》本作“宏”，当以“宏”字为是。
如果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点校本的整理基础上，再校以《大典》本，正讹补遗，同时再根据明抄本将月窗本后集所缺漏的条目补上，《诗话总龟》的整理将会更加完善。
收稿日期：2006-06-10
注释：
①根据郭绍虞先生的考证，月窗道人乃是淮宪王厚焘，此人嘉靖十八年袭封，四十二年薨。《宋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②《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98页。
③《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77页。
④《艺风堂藏书再续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6页。
⑤抄本后集所多出月窗本条目，点校本基本未补入，只要核对缪荃孙校本后集即可发现问题，故点校本的整理工作并没有真正完成。
⑥《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41页。
⑦《文渊阁书目》卷二著录《诗话总龟》一部，六册。《永乐大典》所编入之内容，或即是《文渊阁书目》著录本。
⑧《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集部别集类二《集千家注杜诗》提要。
⑨《桐江集》卷七，宛委别藏本。
⑩周本淳点校本《诗话总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集第2页。
(11)宋戴植《鼠璞》卷下“临安金鱼”条有“坡公《百斛明珠》”云云。缪荃孙《诗话总龟跋》亦谓：“《百斛明珠》，亦东坡手笔。”
(12)(13)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诗话总龟》附录。
(14)廖德名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页。
(15)前后续别七十卷，在《桐江集》卷七《渔隐丛话考》中作“前后续刊七十卷”。
(16)郭绍虞先生误读方回《诗话总龟考》，以为方回所言为两种刊本：一为宋乾道五年(1169)刊本，有华阳逸老之序，一为宋绍定二年(1229)刊本，褚斗南仁杰集录本。见《宋诗话考》，第28页。
(17)周本淳先生校点本业已指出此点，见《百家诗话总龟后集目录》。
(18)《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仅提到是本有绍定辛酉阮阅自序，未载序之内容。
(19)郭绍虞先生本人就考证散翁序可能属于伪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