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七一”讲话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_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江泽民“七一”讲话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_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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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特质、“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以及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等问题,作出了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具体实际的创新。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最新阐释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所在。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在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情况下使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之所以能开创出在俄国那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作出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伟大力量所在。

当我国正向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迈进之时,江泽民同志不失时机地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的角度出发,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作用和特点以及在新时期的新要求作了富有创新意义的阐释。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不断奋斗的历史。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毛泽东同志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邓小平同志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才能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第二,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社会实践的永无止境,使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必须随之不断深化。干革命,搞建设,需要在新的实践中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那样:“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P291-292)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要求我们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种理论,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所制定并贯彻执行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要由作为历史过程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中产生的并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科学理论。但是,我们学习和运用这一理论,必须将它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打破原有的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根据新的实践作出新的判断。

第四,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更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国的改革开放每向前推进一步,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抑或是经济特区的建立,都充分体现了积极与稳妥的统一。积极就是解放思想,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稳妥就是政策措施实施之前的精心策划和科学论证,实施过程中的细心谨慎和按规律办事。

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实了江泽民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创新性阐释。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基本框架,到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到全面系统科学地阐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无不体现出求真务实和积极稳妥的科学精神,无不体现出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运用。

二、两个“道理所在”和两个“根本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特质的最新的概括

(一)两个“道理所在”和两个“根本原因”,是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特质,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概括

两个“道理所在”:一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二是指“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两个“根本原因”:一是指“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二是指“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道理所在”和两个“根本原因”的科学概括,既是对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历程的科学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特质的重要诠释。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特质的表现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特质表现在它的科学性上。这种科学性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人类在19世纪创立的全部最优秀的思想成果,从而使这一新的世界观具有高度的理论上的科学性,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这种科学性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在批判地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合理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它的实践性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亿万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重大历史时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特质是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中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根据变化的历史环境和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发展。例如,马克思在提出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原理时指出,这一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在其实现过程中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决不是僵死不变的,而是随着基本原理据以产生的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又如,马克思晚年曾提醒人们注意,不要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原理,当作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会在给他“过多的荣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了他“过多的侮辱”。实际上,这样的“历史哲学理论”只能是“超历史”的理论。如果不根据具体历史环境的变化和历史条件的更新,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现成结论,实际上就不是“站在”而是“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了。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仅仅依靠引证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基本原理,直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可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现成的公式,当作标签贴在各种事物上的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发展特质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特质表现在它的开放性和创新性上。马克思主义永远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关注和研究自己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一种固步自封的宗派主义体系;相反,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不断地吸收同时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有价值的科学成果。马克思主义决不认为自己是要人们向它膜拜的“终极真理”;相反,马克思主义总是从发展着的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阐发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际的相结合。创新性的基点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离开这一基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创造”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甚至可能成为曲解或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列宁正是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新发展。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和怎样坚持思想路线的严峻考验。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党内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从而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P111-112)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也有过许多脱离实际的深刻教训,走过不少弯路。一是把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凝固化,搞了教条主义;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依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事实对未来社会所作的描述,当作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三是把超越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左”的思想和政策,看成不可动摇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重困难之时,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江泽民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败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特质所作的两个“道理所在”和两个“根本原因”的最新概括,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科学内涵,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最新表述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从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最新表述方面,回答了在新世纪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作出的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第一,“三个代表”思想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江泽民同志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和新特征,创造性地将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问题,科学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新概括,并将它确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这不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也是第一次,形成了党的理论建设的一个最新成果。江泽民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体系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为基础的,涵盖了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揭示了经济、文化、政治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实现了党的阶级性与宗旨、目标与手段、出发点与归宿点、指导思想与实践要求的高度统一。

第二,“三个代表”的思想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先进性,才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领导核心,才能成为执政党;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始终保持其先进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江泽民同志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始终是与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之所以有强大的力量和生命力,之所以能够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经受住各种严峻考验,战胜重重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能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始终走在社会发展和时代的前列,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特点相联系的,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日益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先进性还意味着把文化建设上升到党的建设的本质层次和政治方向上来。党的先进性最终必须体现在改善和提高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方面。江泽民同志对党的先进性所赋予的时代内涵,不仅强调了发展生产力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关系,而且强调了科学文化在当今世界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并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及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血肉联系。

第三,“三个代表”的思想深化了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相统一的认识。“三个代表”的思想把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要求内在地统一在一起,从而全面深刻地揭示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统一性。从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发展的历史来看,只有把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中国共产党融为一体的时候,社会主义才会蓬勃发展,共产党才会享有崇高的威望。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获得了新的飞跃,在科学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的同时,也包含了对“怎样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的科学回答,从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担负起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我们党八十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如果说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始终是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但对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从根本上决定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这一重要思想在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方面,体现了加强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统一,既为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四、为新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增添了新内容

江泽民同志在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基础上,深刻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指明了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建设党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见解,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提出了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从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思想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保持党的先进性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壮大党的队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关键。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工人阶级进步的总趋势。当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工人阶级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出现下岗、转岗和失业的情况。但这并不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不会改变党对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看法。

党的群众基础,实际上反映的是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社会基础广泛性之间的关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特别是通过广泛的代表性来保持党的先进性,是我们在今天复杂的形势下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的关节点。因为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先进性本身必然要求党同时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也只有做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党才能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江泽民指出:“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二)分析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明确地把新的社会阶层看成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必然。从总体上说,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和思想道德构成的宏观环境制约下进行的。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他们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健康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对于非公有制企业中的这“六种人”,只要他们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通过诚实劳动,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贡献,只要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江泽民明确地把他们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所作的科学概括。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将通过实践促使他们在我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确定了新形势下衡量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和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

关于衡量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同志早就作过论述。他认为,一个人出生于哪个阶级和他的思想属于哪个阶级不是一回事,一个人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要看他的思想和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者买股票,办实业,投资行为不断增多,个人财产也逐渐增加,使人们对衡量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产生了困惑。江泽民同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衡量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即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种富有创见的“三看”观点,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与有产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有产与剥削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与此相适应,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就是全社会各方面的优秀分子,他们必须符合党员条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这一主要标准的制定与我们党历来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一致的。既然我们明确了衡量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和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那么就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两条标准说明,中国共产党将不仅仅代表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民族的利益,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四)提出了建立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的思想

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辩证统一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和组织建设中的运用,是被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P333)江泽民同志依据我国正在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党所面临的新挑战,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突出地论述了党的领导体制建设和工作机制问题。在“七一”讲话中,他作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阐述,如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要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健全党委常委会的决策程序;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响;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等现象。所有这些阐述,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民主集中制,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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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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