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墨子国籍论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子论文,述评论文,论战论文,国籍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墨学史上曾有三次大的论战，即20年代初的《墨辩》论战、20年代末的墨子国籍论 战、90年代的墨子里籍论战。其中关于墨子国籍的论战尤为激烈。
一、关于墨子是否为印度佛教徒的论战
1928年4月，胡怀琛在《东方杂志》第25卷8号上发表《墨子为印度人辨》[1]，同年8月郑 师许在《东方杂志》第25卷16号上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驳议》，吴进修在同刊同期上发 表 《正胡怀琛的<墨子为印度人辨>》，同刊同期并列刊出胡怀琛答辩文章《墨翟续辨》[2]； 尔后，有方授楚、陈登源参与辩论，并成为与胡怀琛论辩的主力。事后，方授楚将他参与论 辩的主要文章收入他的《墨学源流》[3]下卷，并记载他与胡怀琛往复论辩计10文。
胡怀琛的《墨子为印度人辨》考“翟”与“狄”古通，由此而证“一，墨翟者，‘墨狄’ 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称‘墨’，因外国人而称‘狄’。二，墨翟，印度人也。三，‘兼爱’ 、‘节用’，佛学也。四，‘天志’、‘明鬼’，佛教也。五，‘名学’，‘因明’也。六 ，‘无父’，出家也。七，‘摩顶放踵’，秃头赤足之僧装也。八，索卢参，印度字之译音 也”[1]。
方氏《墨子非印度人论》以先秦至三国书尤其《墨子》书中无一处以“狄’为“翟”者， 驳胡氏第一结论；以孟子因陈相学于南蛮人许行而严斥之，但未以“外国人”斥墨子，以《 渚宫旧事》卷二鲁阳文君言“翟子北方贤圣人”等，驳胡氏第二结论；以天志、明鬼乃上古 旧学，因明学乃陈那改良后才传至中国等，驳胡氏等三、四、五结论；分析胡氏对《孟子》 “无父”及“摩顶放踵”之曲解，并指出墨家主入世、倡早婚不同于佛学，驳胡氏第六、七 结论；以后汉有索卢放、后秦有索卢曜驳胡氏第八结论[3]。
方氏《驳胡君怀琛<墨翟续辨>》，对胡怀琛《墨翟续辨》中列出的新证一一辩驳：胡氏曰 墨翟以释迦灭度后约六、七十年来中国，与先秦书载墨子行年不合；胡氏曰墨子曾言火葬之 风俗同印度，但墨子所言火葬之义渠国在今甘肃而不在印度；又驳胡氏以《鲁问》言楚南啖 人国有食长子之风比附印度；驳胡氏以《墨经》之几何学来自印度，谓古几何学出于划井田 、 造宫室；驳胡氏以《墨经》之“鸡三足”论题来自印度说；驳胡氏以《墨子》之寓言来自印 度说等[3]。
与胡怀琛论辩的另一主要人物是陈登源。陈登源驳胡怀琛的第一文《为墨翟国籍质胡怀琛 君》，发表于1929年开明书店《一般》杂志第7卷第1号(总25号)。其文云：(一)《墨家的旗 帜》，驳胡怀琛墨学为佛学旁支说。谓墨家从未“打起佛的旗帜”，但却以“三代圣王”为 旗帜。(二)《从孟子书中论墨翟》，谓中国古今人皆以卑视态度对外来民族，若墨翟真为外 来之印度人，孟子为何不痛斥此点?(三)《先秦无特创之名学乎》，引胡适谓荀子已有演绎 的逻辑论式等驳胡怀琛“先秦无名学，故别墨之辩来自印度因明”说。(四)《天与鬼、节丧 与火葬》，批胡氏“天志为佛教”说，举《商颂》、《洪范》等文，论天志观念上古已有之 。批胡氏“明鬼为佛教之一部”说，举《左传》、《竹书纪年》等已载有鬼而驳之。批胡氏 “ 墨子言火葬之俗由印度来华”说，以墨子主薄葬但却不以火葬为善而驳之。(五)《从兼爱到 出家》，驳胡氏“墨子主兼爱无父即主出家”说。谓兼爱近于“无父”，不等于“无父”； 孔门亦讲“爱人”、“兼善天下”，以此驳胡氏说。(六)《思想相同未必人种相同》，举《 后汉书·孔融传》孔融“父之于子，当有何亲”之论与西方“父育子为义务说”同等等，驳 胡氏因墨学与佛学有相通处即谓墨子必印度人。(七)《佛墨之思想果相同乎》，举墨子 “非乐”与佛教“作乐”有异、墨家“抵抗”主义与佛家“无抵抗”有异、墨家“有无”与 佛教“无为”有异以驳胡氏。(八)《结论》归结上文之七事，并谓作翻案文章贵有证据，如 阎若璩等尚可，而胡氏“以贸然而得，证据不甚充实之材料，推翻数千年之成案”，实不可 能[4]。此文有理有据，且陈氏对印度史、佛学都有研究，故能切中胡氏所论要害。
就陈登源所诘，胡怀琛复一信，刊登在《一般》杂志第8卷2号上，名曰《为墨翟国籍问题 答陈登源君》。该信针对陈登源所驳七事加以反驳，其大意如下：(一)佛家坚忍性较耶稣教 、回教稍差；(二)基督教徒所输入西洋学说，亦杂中国旧说；(三)孟子斥外国人，墨翟之“ 翟”字亦含斥意；(四)荀子名辨学乃受墨家影响而有；(五)墨子之前无火葬，中土言火葬自 墨子始有，而印度为火葬唯一发生地；(六)今人章太炎、张纯一已言墨子与佛有相通处；( 七)墨学内容谓其出于印度无不通，谓出于中国难一一寻出根源；(八)汉后佛教大盛，但“ 墨子之徒乃一反其本来面目，故有佛而无墨”；(九)墨子与佛非乐不同不敢强答[5]。
陈登源就此复信作一文，登于《一般》同期上，名曰《为墨子国籍事再质胡怀琛君》，分 七部分驳胡氏说：(一)《由中土十宗再论宗教家的坚忍性》，列表举佛教传入中国之十宗皆 高举“佛”之旗帜，不似胡氏所言墨子之“易帜”不言佛。(二)《再论“依附”与不忘所“ 自”》，论明末清初基督教传入中国虽杂引中国旧学，但不忘自己学说；而墨家则绝口不提 “佛”字。(三)《再论孟子骂墨子》，谓孟子斥蛮夷，除陈相外，还因白圭“欲二十而取一 ”而斥之；此两小敌则大斥，而于墨家之学说大敌怎仅一个“翟”字斥之?(四)《说翟字》 ，分A)《“墨翟”即墨翟之武断》、B)《古人以“戎”“狄”命名之例》、C)《墨翟之翟决 不 能作洋鬼子解》三部分，批胡氏以“翟”通“狄”之妄解墨子为印度人。(五)《论以墨辩证 佛墨同源之非》，分A)先秦本有名学，B)胡适已证后期《墨经》名学家系发扬墨子名学，C) 墨子前已有孔、老之名学(取胡适说)三部分，批胡氏“先秦本无名学，《墨经》为因明之衍 ”说；又分析《尚书·洪范》、《易·坤卦》等已用三段论证方式，来证中国古有名学。( 六)《论以火葬证墨子西来之误》，再论墨子主旨反厚葬。又证火葬非印度为唯一源处：苗 族、非洲桑给巴岛土人、希腊部分人，皆用火葬。(七)《再从学术思想论人种》，谓学术出 于相应环境，墨学因非儒而产生；谓墨家非乐与佛家用乐大别，此足破墨子西来之说[6]。 此再驳之文，问题范围虽无太多扩展，但所搜证据更加广泛，所论更加细密，颇有辩驳力。 所以，此文一出，“墨子为印度人说”事实上已被驳倒，其后胡、陈虽各发一文，但无新见 ，墨子是否为印度佛教徒的论战至此告一段落。
二、关于墨子是否为印度婆罗门教徒的论战
在上述论战过程中，为了答辩方授楚、陈登源等人的驳难，胡怀琛曾将自己关于“墨翟为 印度人”的观点详加整理，增加条目，先油印分赠同行，后又于1929年10月铅印成册，名曰 《墨子学辨》。
该书首列卫聚贤1929年6月写于教育部古物保护所的《序》，序中先从大赞顾颉刚的疑古态 度入手，攻击反驳方对胡怀琛的反驳“只有谩骂，没有有力的反证”。次论“西学中源”说 之非；又由抵制日货讲到抵制外来科学。复次说自己亦曾找证据证墨子为印度人，最后鼓励 胡怀琛。次为释太虚于1929年7月12日所作《序》，谓墨子之天志明鬼及物理学系中国原无 ，名家及荀子正名受墨辩影响，以证墨子确非中国人。但又谓墨子根本思想不是佛教，而是 印度婆罗门教。该书正文分十六章，章目虽多，但内容单薄，没有增加新的有力证据来证明 墨翟为印度人，只是遵从太虚之说，改墨翟之为佛教徒而为婆罗门教徒。
在这场论战中，同意胡怀琛观点并予以撰文应和的是卫聚贤。1929年1月卫聚贤在《认识周 报》第2期上发表《墨子老子是印度人考证》，后又在《古史研究》第二集(商务印书馆版) 中 仍坚持是说[7]。
关于胡怀琛自印本和卫聚贤文，方授楚在《墨学源流》有两文驳辩，列为下卷之第三章， 篇名曰《驳墨子为印度婆罗门教徒说》，包括《<墨子学辨>商兑》和《评古史研究者之墨子 国籍观》两文。
《<墨子学辨>商兑》谓《墨子学辨》的“要义则在墨翟为印度婆罗门教徒”，就胡氏书中 此论之证据，方氏一一驳之如下：(一)驳墨翟肤色墨而为婆罗门教徒。方氏指出“历史上印 度统治阶级，其肤色为白色，本阿利安种也”，并举当时流行之《世界史纲》所载为证，该 书载征服印度黑色土人之吠陀雅利安人有三类，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他们是“一种肤 白、食牛肉之人”；又举《瞿昙略传》所载为证，该书亦曰“婆罗门人虽享特权，有势力， 尚未能据阶级最上层也。然在彼高贵之雅利安人与较黑之平民间，区别已着深痕……”。最 后方氏直言不讳地讲：“于印度史实现状，隔膜如此，安能高论墨子是否为印度人乎?”(二 )论墨翟弟子无一为外国人。逐一驳胡氏书中索卢参为月氏人、禽滑釐为匈奴人。(三)从《 孟子》攻击墨子无父、摩顶放踵，反证墨子非婆罗门人，因婆罗门人重家庭观念，因婆罗门 人“未尝秃头”。(四)从哲学、科学、文学、文字等方面，证墨子非婆罗门人。(五)从墨子 与婆罗门苦行相同但动机相反、火葬之俗不同、墨子主早婚与婆罗门风俗不同，证墨子非婆 罗门人。(六)论墨学源流与印度无关。(七)论墨子与婆罗门最大区别在于：墨翟主平等，而 婆罗门讲阶级[3]。
《评古史研究者之墨子国籍观》，是针对《古史研究》第二集中卫聚贤的“墨翟为印度人 说”而写的驳论文章。该文对卫氏提出的证据一一驳辨：其一驳卫氏《墨子小传》内提出的 墨子“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剌伯亦不易定”，及卫氏《墨子引书考》、《墨子名篇作者及其 派别》等文中认定的“墨子为印度婆罗门教徒”说。总结卫氏证据有三：墨子之身体、生平 、学术。方氏逐一驳卫氏提出的墨子身体之肤墨、高鼻(卫氏因《墨子·公孟》记有跌鼻之 人而附会墨子是高鼻)、秃头而发不黑(卫氏因班固《答宾戏》有“墨突不黔”而附会墨翟发 不黑)、赤足；又驳卫氏因《墨子》书载墨子北之齐见日者事附会“南之人……黑”而谓墨 子非犹太人即印度雅利安人；又驳卫氏因《墨子·尚贤上》有墨子自称“远鄙郊外之臣”而 附会出墨子是中国以外很远国的人；又就卫氏因《经下》有“通意后对”谓墨家曾通其翻译 而谓墨子为印度人，举先秦时因方言而需翻译数例驳之；又驳卫氏之墨子道义不同似来自 印度说；又驳卫氏之墨子自苦为极不合中国人苟安性而来自印度说。其二驳卫氏《墨子引书 考》提出之三证。卫氏谓《墨子》引书，逸文比先秦任何书都多；引同一书音同而字不同者 多，似译音；所引《诗》、《书》语句不类中国文体。方氏考《管子》书中引《诗》、《书 》之逸文远较《墨子》为多，分析卫氏认定的译音“决非印度字译音”，考证引书有异是先 秦人 通例，从而逐一驳卫氏说。其三驳卫氏《墨子各篇的作者及其派别》中“苦获”即伯夫的异 音，“己齿”之名不类中国，当非楚国人而为印度人说；驳卫氏谓《墨经》四篇文体不类中 国，其中科技非中国原有说。最后从三方面证墨翟当为中国人：孟子不斥墨子为外国人；墨 家主平等比佛教更彻底；在卫氏考墨子来华之年(周考王初年)前墨子已有活动见于先秦书载 等[3]。
自此学界再无人公开赞同墨子为印度婆罗门教徒，此论战亦告一段落。
三、关于墨子是否为阿拉伯人的论战
《古史研究》第二集还收有金祖同《墨子为回教徒考》，其中主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说。 方授楚针对此写有《驳墨子为亚剌伯回教徒说》一文，收入《墨学源流》下卷。
金祖同《墨子为回教徒考》论证的主要问题有：墨子非中国人；《墨子》书为宗教家言论 ；墨子非佛教及婆罗门教；墨子为回教；回教不创始于穆罕默德。金氏认为：常人谓回教创 于穆罕默德，在中国陈宣帝太建三年(571)，墨子与回教创教年代相距颇远，但公元前埃及 史学家马懿涛早已言及回族自外来而胜埃及军队事，所以金氏定曰“回教之不创始于穆罕默 德也明矣”，金氏认为墨子于回族胜埃及这一强盛之时来中国[7]。方授楚文在分析此文前 四点之非后，主驳其第五点。方氏依韦尔斯《世界史纲》之《埃及古史》节所考，谓入侵埃 及 之人为喜克索人，时当中国夏朝少康至商小甲四百年间，而至墨子时他们已回伊斯兰并衰败 至“寂寂无闻”，以证金说之非[3]。
另外，参与这场论战并著文的尚有：钟山之《墨翟非印度人辩》(《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 所周刊》第6卷，67、68期，1929年2月)、静因之《墨子与穆勒是否中国人的问题》(《文学 周报》第8卷7期，1929年2月)等；后来有杨宽的《论墨学决非本于印度再质胡怀琛先生》( 《历史科学》第1卷3、4期，1933年6月)、童书业的《<墨翟为印度人说>正谬后案》(《文澜 学报》第2卷1期，1936年3月)、顾颉刚、童书业的《墨子姓氏辩》(《史学集刊》第2期，19 36年10月)、施之勉的《墨子姓墨辩》)(《东方杂志》第39卷18期，1943年11月)、冯汉镛的 《广<墨子姓墨辩>》(《中央日报》1948年2月19日)等。
四、墨子国籍论战评说
就今天来看，胡怀琛等一派所列证据，多牵强附会。如胡怀琛谓孟子斥其“无父”即不要 家庭而出家、“摩顶放踵”是和尚装等，故不敌方、陈之驳。从胡怀琛等人的论证中，可看 出他们对旧学钻研不深，且西学知识肤浅。如胡怀琛在答陈登源第一信中谓孟子称墨子为“ 墨翟”，“翟”字已含贬意，殊不知《孟子》中所有“夷狄”之“狄”皆作“狄”而不作“ 翟”。后来胡怀琛从释太虚之说改谓墨子为印度婆罗门教，证据之一仍是其肤黑，殊不知婆 罗门为雅利安人种，不是黑肤色。诸如此类之“硬伤”，常为方、陈等人指诟。另外从论辩 方式看，方、陈等文多举例评论，滔滔不绝，而胡怀琛等文则简单比附，妄加断说。后来胡 怀琛《墨子学辨》虽扩至十六章，亦难免此病症。所以，胡怀琛、卫聚贤等人的“墨子为外 国人说”，并没有经得住历史的汰选，时间不久即无信徒。
这场争论涉及的虽是具体问题，但它反映的却是两种学术思潮间的斗争。卫聚贤在为胡怀 琛《墨子学辨》写的《序》中，关于这次争辩，先从顾颉刚的疑古谈起。自1917年夏起，胡 适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从西周晚年讲起，兴起了怀疑儒家经典的思潮；再结合清代今文 家阎若璩等的儒家古经辨伪，因而出现了顾颉刚的“累世创造上古史说”，产生了疑古学派 。疑古学派不但怀疑儒经的真伪，也渐次及于诸子学派传世著述的写成年代。胡怀琛等人疑 墨子非中国人，正是彼时这种疑古学术思潮的反映。卫聚贤以胡怀琛疑墨子国籍为突破旧说 ，并将其与顾颉刚的疑古说相联系，即代表了当时部分学者对这次墨子国籍论战性质的认识 。
早在清末，丁谦就主“中国人种西来说”，与其前盛行的“西学中源”说相抗衡。卫聚贤 在《序》中，亦有对墨学研究中“西学中源”学术方法的批判，并自谓是传统学术观念的革 新斗士。诚然，妄自尊大的“西学中源”说，意在维护中国旧学传统，在学术史上自然没有 站住脚；但胡、卫等人的“墨翟为外国人”说，意在反对旧学传统，却也被历史大浪淘掉， 个中原因，都在于二说的倡导者，难以举出令人信服的过硬证据，且对于立论的相关知识甚 为缺乏(如胡怀琛对印度古史的隔膜)，故只能耸人听闻于一时，而不能彪炳学术史于千古。 只有“大胆的假设”，而无“扎实的考证”，立说难以站住脚，这是学术史上的重要规律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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