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价值链论文,国际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推动国际分工的形态不断变迁，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演进至如今的产品内分工。根据卢锋(2004)的定义，“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国际化演进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企业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在此分工模式下，一个完整的商品生产流程被分割成若干阶段，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增值能力，这些连续、可分割的增值阶段构成了产品内分工的价值链，研发、设计、营销以及核心部件生产等高增加值阶段对应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原材料供应、加工组装以及简单部件生产等低增加值阶段则对应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根据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分工参与国只从事生产流程中特定阶段的专业化生产，在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或位置中获取属于本国的那部分增加值。正是经由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一途径，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分布，充分利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社会服务、熟练劳动力等领域具有比较优势，主要承担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阶段的分工任务，获取较高的增加值，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而发展中国家则依靠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主要承担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的分工任务，所能获得的增加值相当有限，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Tempest(1996)详细描述了“芭比娃娃”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和价值链分布情况，在“芭比娃娃”的生产流程中，美国公司提供产品模板并承担市场销售业务以及彩绘业务，印尼、马来西亚、中国等地区的企业承担部件组装业务并提供棉布等原材料。“芭比娃娃”在美国的零售价约为10美元，其中美国公司获得了8美元的价值，而由中国劳动力所产生的增加值仅有0.35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国际分工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希望借助分工合作的知识溢出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改善分工地位，实现价值链位置由低端向高端跨越的最终目标。
与早期的分工形态有所不同，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一国的技术和资本禀赋的要求相对较低，只要具备某一阶段或某一部件的生产条件即可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承担与本国禀赋条件相适应的生产业务，并在分工合作中逐渐拓展业务范围和提升价值链位置，从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产业升级的更多机会。Memedovic(2004)就曾指出，亚洲四小龙正是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提供的机遇，通过实施“三角制造策略”(Triangle Manufacturing Strategy)，①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东盟、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分工合作，在汽车、电子、计算机、服装等领域完成了加工组装到原始设备制造(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再到自主品牌制造(Own Brand Manufacturing)的升级转化。中国的IT产业也是从承接简单的电脑组装业务起步，逐渐向复杂零部件的生产环节延伸，乃至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目前正朝着芯片设计与生产的核心环节迈进。
然而，参与产品内分工并不意味着所处的价值链环节和分工地位必然会提升，或者说价值链提升的效率可能并不理想。因为价值链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基础条件给予支持，例如人力资源的积累、服务能力的改善、制度环境的激励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侧重于营造低工资、低税率的区位环境，竞争低层次的国际外包业务，却忽视了基础条件的培育，难以承接技术含量较高的国际外包业务，这不仅无助于价值链提升目标的实现，反而有可能落入“比较优势”的分工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Lall et al.(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由于过度依赖纺织品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停留在低端环节，相比东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其国际分工地位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目前已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一支重要的新兴力量。然而，由于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时间还很短，起点也比较低，特别是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中国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但随着分工参与程度的不断深化和参与范围的不断扩展，其分工地位已有明显的改善(唐海燕、张会清，2009)。Xu(2007)测算了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指数(Export Sophistication Index)，结果显示，1992-2005年间该指数从0.54稳步上升到0.73，说明中国所处的价值链位置正在快速提升。Wang & Wei(2008)的测算结果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价值链提升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假说和个案分析层面，缺乏严谨的大样本实证检验。国内已有的研究则多以中国的历史数据进行纵向比较，缺乏国际层面的横向比较，由此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全面。试想，如果其他国家都以更快的速度提升价值链位置，那么就应重新审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成绩，并做出必要的政策调整。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空白，以40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否有助于提升价值链位置，并对影响价值链提升的国别因素做实证研究和比较分析。文章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比较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位置的演变情况；第三部分建立了一个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价值链提升的理论模型，并提出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说；第四部分是对计量模型和样本数据做简要说明；第五部分是对计量结果进行分析，讨论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因素；第六部分是总结实证研究的结论。
二、价值链提升状况的国际比较
实际上，要准确度量一国所处的价值链位置非常困难，因为不同产品的价值链属性存在差异，而且研发、设计等非生产性环节的价值链位置也难以量化。就笔者所知，目前尚无文献对此问题进行专门探讨。然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下，一国的价值链状况最终都会反映在具体的产品上(包含最终产品以及作为组成部分的原材料、零部件等等)，产品的技术层次与该国整体的价值链位置密切相关，例如原材料和普通部件对应于产品价值链中低端的生产环节，而核心部件则对应于高端的研发和生产环节。正如Lall et al.(2005)所指出的，一国的出口商品体现了劳动技能、科学技术和在加工价值链中的状况，出口商品越复杂，意味着该国所处的价值链位置也越高，考察一国的出口商品构成可以给出该国所处价值链位置的间接证据。为此，我们借鉴Wang & Wei(2008)的研究方法，以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简记ESI)作为衡量指标，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出口结构，反映该国与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相对距离。②就本文的研究目标而言，采用ESI指标具有两大优势：一方面是ESI指数的原理清晰，计算简便；另一方面是ESI指数属于相对合成指标，该指标度量的整体价值链位置并不受单个产品价值链属性的差异所影响，也不必对最终产品及其组成部分的技术含量进行划分。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式中S表示某一商品在出口总量中的比例，下标i表示发展中国家，r表示参照体，j表示出口商品，t表示年份。ESI指数的值域范围在0到1之间，指数值越高，表明该国与参照体的出口结构越相似，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反之，则表明该国所处的价值链位置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商品的统计口径会对ESI指标值产生较大影响，商品统计的加总程度越高，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越大，这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下尤为突出。因为出口商品由不同技术含量的部件所组成，而加总的统计数据忽视了部件差异的影响，由此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技术含量。为消除这一偏差，我们根据联合国的国际贸易统计分类标准，采用细分程度最高的5位数SITC Rev3代码进行测算。此外，考虑到产品内分工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我们以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的相似度指数来反映一国所处的价值链位置，ESI表达式中的S即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③
Humphrey(2004)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每一环节都对应着不同的技术层级，并将全球价值链形象地比喻为“技术的阶梯”(technological ladder)，指出价值链提升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技术能力的提升。基于这一逻辑，我们推测那些掌握领先科技知识的国家应当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专利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国的科技水平。笔者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计算发现，1999-2006年间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向欧洲专利局(EPO)申请的专利数量一直处在OECD成员国的前四位，说明四国的科技水平位于世界前列，相应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因此，在参照对象的选取上，我们以这四个国家组成的参照体作为标杆，考察发展中国家与参照体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程度。
根据各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比重情况，以及贸易数据的完整性，并剔除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产油国，我们选择40个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计算这些国家在1998-2006年间的ESI指标值。出口商品的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的UN Comtrade Database，表1列示了1998年和2006年各国的指标对比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40个代表性国家中，有31个国家实现了价值链提升，占样本国家总数的77.5％，但也有9个国家的价值链位置出现下滑，占样本国家总数的22.5％。总体而言，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结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具有积极意义。
比较结果显示，拉脱维亚的价值链提升速度最快，短短9年间，ESI指标值上升了51.7％。中国的价值链提升速度也比较快，ESI指标值上升了23.1％，在样本国家中排名第六，说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策略是适当的，通过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设立研发基地、引进专利技术与生产工艺等途径，迅速提高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增加了出口贸易中高附加值商品的比重，专业化生产阶段逐渐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转移。相比之下，委内瑞拉、智利、白俄罗斯等国并没有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机遇来实现出口商品的结构升级，反而更偏重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专业化生产。
国际比较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位置的变迁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产品内分工合作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稳步提升价值链环节，分工地位得到较大改善，而另一些国家的分工地位却逐渐恶化，并且各国价值链提升或恶化的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差异性？影响价值链提升的因素到底有哪些？这些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关注的问题，下文将对此作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三、产品内分工与价值链提升的理论模型
参考Long et al.(2001)和Sim(2004)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服务之间联系的研究思路，并根据本文研究目的做出适当修正，我们建立了一个反映发展中国家在产品内分工过程中实现价值链提升的简化模型，从中得出价值链影响因素的相关假说。
假定发展中国家d和发达国家f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共同生产最终消费品A。分工生产的合作模式为：发达国家f生产并出口中间品，发展中国家d进口中间品生产最终消费品A。再假定整个生产流程的任一阶段j对应于价值链区间[0，1]中的某一环节，j越大表明该阶段所处的价值链位置越高，当j=1时即处于价值链顶端环节。其中，d国承担的分工流程由k个生产阶段组成，对应于价值链区间[0，k]中的特定环节，f国承担的分工流程由1-k个生产阶段组成，对应于价值链区间[k，1]中的特定环节。显然，k值的增加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提升了价值链位置。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产品内国际分工促进价值链提升的作用机制，以及在此过程中哪些因素导致k值的增加。
出于实证检验的可操作性考虑，我们只关注前四个外生变量的偏导符号。由k对外生变量H和L的偏导符号可得理论假说1：以熟练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位置，而非熟练劳动力的增加则妨碍了价值链提升。其逻辑推论是：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高端投入品(即模型中的服务要素)上的生产能力，使得该国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数量更多的服务，从而为其向分工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奠定基础。与之相反，非熟练劳动力的增加削弱了服务要素的供给能力，导致该国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由k对外生变量a和b的偏导符号可得理论假说2：服务质量的改善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位置。其逻辑推论与假说1相类似，但服务要素的质量改善更偏重于从效率角度增强高端投入品的生产能力，进而为该国的价值链提升创造条件，并且这一渠道的作用效果更为直接。以下将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价值链位置之间的数量关系，并对理论假说予以验证。
四、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为检验产品内分工与价值链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实证分析发展中国家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因素，根据理论假说的内容以及Allen(2005)、Khan & Sokoloff(2004)等人的研究文献，建立初步的计量模型如下：
参考Ngo(2004)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量化方法，模型中的Human变量值以大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Capital变量值以固定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至于服务要素的度量则较为复杂，Deardorff(2000)指出，与国际分工有关的服务要素是包含交通运输、电信通讯、金融保险、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的集合，需要以合成指标来反映服务领域的综合水平。借鉴Francois和Manchin(2007)的做法，我们在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电话、网络等细分项目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交通服务变量Transport和网络通讯服务变量Commnet。再以银行贷款变量Banking反映金融服务水平，Banking=(银行体系对私人部门贷款额/国内生产总值)。④所有变量的数据来源均为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
在制度变量Institution的指标选取上，我们以独立研究机构Fraser Institute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es of Economic Freedom)来评价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状况，数据来源为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Database。该指数是基于法律结构、国际贸易自由度、劳动和商业管制等领域的子指数所得出的合成指标，每个领域的子指数又分为若干细分项目，例如知识产权保护、贸易壁垒、价格管制等等，从而使该指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一国真实的制度质量。该指数的值域范围在0到10之间，指数值越高表明该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越宽松，越有利于降低分工合作的交易成本，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对于价值链提升应当具有积极意义。1998年没有编制该指数，在样本中以1995年的指标值予以替代，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越南在少数年份的缺失值以插值法进行估计。
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强度的衡量指标比较多，文献中常见的指标如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量的比重(Yeats，2001)，进口中间品占中间投入品总量的比重(Amiti and Wei，2004)，进口中间品占总产出的比重(Egger and Egger，2003)，以及垂直专业化比率(Hummels et a1.，2001)等等。就具体的研究对象而言，第一个指标更适用于国家层面的数量分析，而其他指标更适用于行业层面或企业层面的数量分析。Yamashita(2007)认为中间品出口也是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仅从进口角度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分工强度。综合考虑之后，我们以中间品的进出口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另外，关于中间品贸易的确定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另一种是根据国际贸易数据进行测算。前者对中间投入品的界定更为准确，但对数据要求较高；后者虽然在中间品划分的精确性上稍显不足，但能够得到可比、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保证样本容量的充分性，我们采用后一种研究方法，在联合国按宽泛经济类别(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简记BEC)划分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下进行测算，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 Database。根据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关于中间品的划分标准，中间品包括半成品(BEC代码为121、22、322)和零部件(BEC代码为42、53)。
价值链提升还可能存在路径依赖效应，发展中国家初始的价值链位置越高，可能拥有更优越的人力资本、服务能力、制度环境等条件，也更易于跨越这些支持性因素的门槛，实现生产技能、创新能力的飞跃，价值链的进一步提升也更容易。反之，可能更难提升价值链。如果这一效应确实存在，那么价值链提升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先天因素，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主动的政策调整来改变价值链位置。为此，我们在模型中纳入变量ESI98，即以1998年的ESI指标来反映各国初始的价值链位置和技术水平，验证先天的价值链位置是否决定了其后的分工演进路径，进而验证承接国际外包以及培育人力资本等支持性条件的举措是否具有实际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内容，确定最终的计量模型为：
参照理论假说和变量取值方法，预期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为正值，表2中列出了样本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很明显，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低，相关系数最高值仅为0.3708，共线性扰动因素的影响基本上可以忽略。另外，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符号均为正值，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理论假说的内容。当然，这种正相关性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还有待于计量回归的进一步检验。
五、计量结果分析
根据最终的计量模型，我们以1999-2006年的样本进行固定效果回归(简记FE)。表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ESI98的显著性程度极低，系数为零的概率高达89.4％，而Human、Banking、Division等变量系数则高度显著。此外，我们还进行了随机效果回归(简记RE)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回归(简记FGLS)，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篇幅所限，RE和FGLS的回归结果未在表3列出。这一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提升并不受先天条件所约束，更多地依赖于后天培育的支持性条件，落后国家有可能通过适当的政策措施扭转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利位置。
鉴于变量ESI98系数为零的高概率，以及出于扩展样本容量的考虑，我们在模型中剔除了变量ESI98，以1998-2006年的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比较不同计量方法所得出的回归结果，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由表3中的数据可知，三种计量方法得出了非常近似的回归结果，无论是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还是系数的显著性程度都不存在明显的差异，仅仅是系数值的大小稍有出入，因此，我们认为表3中的计量结果是可信的。
分工变量Division的系数符号为高度显著的正值，说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确实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进生产结构，扩大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进行产品内的分工合作，使得发展中国家受益于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性，以尽可能少的研发投入掌握先进的生产工艺，在较短的时期内进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进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获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然而，从样本个体来看，分工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都会实现价值链提升的目标，其积极作用的发挥要以相关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以阿根廷为例，1998-2006年间，分工强度指标上升了5％，但ESI指标值却下降了2％，其原因就在于人力、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支持不够，分工业务的技术含量长期处在较低水平，难以对制造业升级产生应有的推动作用。
变量Human的系数为高度显著的正值，理论假说1完全成立，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价值链提升的积极作用在样本数据中得到验证。尽管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机遇，但如果没有必要的人力资本来支持，其分工地位也难以提升，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基地，分工因素的积极意义需要通过人力资本来体现。表4的第②列中交互变量Human*Division的系数为高度显著的正值，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之前的判断，建立在人力资本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才能发挥更大的效用。反过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参与国际分工，人力资本才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先进技术，并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消化和创新，加速人力资本向现实科技和生产力的转化，可以预期人力资本也要借助于分工因素带来的机会才能更好地推动价值链提升。然而，受制于变量Human与交互变量Human*Division的高度相关性，此处难以对此预期进行实证检验，只能停留在理论假说的层面。相比之下，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则低得多，变量Capital的系数虽然也为正值，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种对比的结果表明，就价值链提升的贡献度而言，人的因素要远大于物的因素，但人力要素的积累难度也大得多，因为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可以通过进口渠道来迅速积累，而科研人员、熟练劳动力等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还存在很多限制，只能通过本国的长期培育来满足，能否跨越人力资本的门槛，很可能决定了一国能否改善分工地位。
服务变量的系数符号虽然都为正值，但影响力存在较大差异，变量Transport和Banking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而变量Commnet则不具有显著性，理论假说2基本成立，但要视具体的服务内容而定，本文的样本数据显示，交通运输服务和金融服务对于价值链提升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一般而言，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电子、机械等产品的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基本的产量规模要求，而大规模的部件配送则需要高效的运输能力，以尽可能降低库存和实施及时生产(Just-In-Time)，一国的交通运输服务质量越高，高端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规模就越大，越容易实现价值链提升的目标。金融服务强化了生产要素与资金要素之间的联系，为本国企业提升价值链位置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例如进口核心部件、引入新型生产线都离不开银行贷款的支持，而完备的商业保险、活跃的资本市场等金融服务也有利于企业开展研发创新，不断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含量。此外，表4的第③、④、⑤列中交互变量Transport*Division和Banking*Division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反映出服务能力的改善有助于分工作用的充分发挥。由于变量Transport、Banking与对应交互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742和0.9644，此处无法判断分工因素对服务作用是否具有反向的积极影响。但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国际分工创造出的生产扩张和技术改进需求，这些服务要素很可能出现闲置，降低对生产和研发的支持效率，对于价值链提升的促进作用自然随之削弱。
制度变量Institution的系数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高度显著，反映出制度环境对于价值链提升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仅会鼓励国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进步，也会激励跨国公司更多地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或者将技术含量更高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开放的贸易制度降低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关税和非关税交易成本，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拓展国内外企业分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与之相类似，规范的商业制度、快捷的审批制度，以及宽松的税收制度等条件，都会增进国际间的分工合作，对价值链提升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陈志武(2004)曾经指出，制度环境决定了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发展高附加值经济活动时，就只能从事低收入的“苦力活”。以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为例，1998-2006年间，两国在服务指标上的变动幅度相差不大，且前者的人力资本增幅比后者少了46.5％，但由于前者在制度环境上的改进程度比后者高出22.9％，导致前者的价值链提升速度反而比后者还快41.6％。鉴于变量Institution和Division与交互变量Institution*Division均高度相关，不能在同一个模型中进行回归，但从理论逻辑上可以推测，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经济体制等制度环境的改善将会吸引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高端企业，强化分工合作的技术导向；而分工合作中高端企业所要求的制度质量也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其沿着开放、规范、高效的方向实施制度变革，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价值链提升的制度环境。
产品内分工涉及的领域千差万别，分工合作的技术含量即分工层次也存在较大差异，理论上分工层次越低，对于价值链提升的贡献度越小，过度依赖低层次分工将使社会资源固化在价值链低端，甚至有可能阻碍价值链提升，加总数据衡量的分工强度可能得出偏误的结论。为此，我们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容进行区分，考察不同层次的分工合作对于价值链提升是否存在异质性的作用。根据中间品组成部分的划分标准，半成品主要用作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家俱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投入品，属于相对低层次的分工领域；而零部件则主要用作汽车电子、精密仪器、机械制造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投入品，属于相对高层次的分工领域。因此，我们以半成品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反映低层次的产品内分工强度，记作变量HF，以零部件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反映高层次的产品内分工强度，记作变量PC，替换最终计量模型中的分工变量Division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三种计量方法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高层次分工变量PC的系数值高度显著，而低层次分工变量HF的系数值则不具有显著性，说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并不确定，其积极作用主要来源于高层次分工的贡献。只有强化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阶段的分工合作才真正有助于制造业的结构升级，而以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为主体的国际分工虽然可以扩大就业，但对于价值链提升的贡献可能相当有限。一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压低工资的措施来降低劳动成本，以此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和生产转移，却忽视了人力资本的培育，以及服务和制度质量的改进，只能承接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业务，形成过度依赖低层次分工的局面。当然，就落后国家而言，早期并不具备参与高层次分工的条件，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低层次分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合理举措，但要主动创造价值链提升所需的人力、服务、制度环境，否则就可能陷入“悲惨分工”的境地。
为了对计量结果形成直观认识，我们以1998-2006年间价值链提升幅度最大的9个国家和价值链位置下滑的9个国家作为典型代表，比较这些国家在主要指标上的趋势差异。同时，评价中国在主要指标上的优势与不足，找出哪些指标还有潜力可以发掘，以之作为参与分工的政策着力点，数据比较情况如表6所示。观察两组国家在各项指标上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前9个国家在影响因素的大部分指标上都呈现上升趋势，人力资本、服务能力、制度环境等方面的条件均有明显改善，虽然产品内分工强度有所下降，但高层次分工强度却快速上升，总体来说是处在分工地位逐渐提升的良性轨道中。相比之下，后9个国家仅在人力资本和金融服务指标上略有改观，其余指标都出现较大幅度的退化。
与价值链提升的第一组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指标Transport和PC上。近十年来，中国在交通运输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能够提供发展中国家最齐全、最便捷的交通服务，为参与高层次分工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同时，中国还通过调整加工贸易限制类和鼓励类商品目录、降低机电产品关税、出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等途径，有意识地引导分工合作进入高层次领域，对价值链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Wang & Wei(2008)也认为政策因素在中国的价值链提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的各级政府部门通过税收和其他政策激励引导企业加快产品结构的技术升级，特别是在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出口加工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表明，有效的政策激励不仅扩大了加工贸易的规模，而且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对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然而，中国在指标Human、Banking、Institution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具体的指标值比较详见附表1。尽管中国的金融服务水平相当高，2006年Banking指标值在9个国家中位居第一，但服务水平的改进程度仅高于印尼，对价值链提升的贡献并不大。制度环境虽然有所改观，△Institution的值排名第三，但绝对水平仍然不高，2006年的Institution指标值仅略高于越南，还有继续改善的空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人力资本问题，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但绝对水平很低，2006年的Human指标值在前9个国家中排名最末，而且积累速度也比较慢，△Human的值仅高于印度和印尼这两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本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价值链提升的最大障碍。
六、结论
通过对40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提升价值链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以支持性条件的满足为前提，人力资本、服务质量以及制度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产品内分工与这些支持性因素之间的作用效率很可能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尽管受数据和方法的限制，难以对这种双向影响进行严格的实证检验，但其逻辑关系在理论层面上能够确立。如果在参与分工的同时，能够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改进服务水平、完善制度环境，那么分工合作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如果在人力、服务、制度等基础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扩大承接国际外包的业务规模，争取与领导企业进行产品内分工合作的机会，那么现有资源也可能对价值链提升发挥更大的效用。另外，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价值链提升的积极作用主要来源于高层次的分工合作，即以零部件贸易所反映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阶段的专业化分工，而以半成品贸易所反映的低层次分工并没有多大贡献。发展中国家要想尽快改变价值链中的不利位置，不加选择地参与国际分工可能事与愿违，关键还在于能否创造条件引导分工合作的层次提升，主动切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就中国而言，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所处的价值链位置已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取得了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理想的分工成果。这一方面是缘于大力推进交通、电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建成了形式多样、快捷便利的服务网络，为深化分工合作和促进分工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可能缘于合理的政策引导，有选择地扩大高层次分工合作的规模，降低低层次分工的比重，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然而，与一些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人力资本、制度环境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尤其是人力资本短缺成为限制价值链进一步提升的瓶颈因素。在技术导向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当尽快转变观念，将投资重点向人力资本领域倾斜，而不是过于强调机器设备的投资。
注释：
①该策略是在承接欧美日等国订单的同时，逐渐将标准化生产环节转移至亚洲的低工资国家，以便于节约人员和资金用于承接更高技术含量和更高附加值的订单，在此过程中不断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升级。
②Wang & Wei(2008)是以出口不相似指数(Export Dissimilarity Index简记EDI)来衡量出口商品的复杂度。此处为表述方便，采用出口相似度指数(ESI)作为衡量指标，基本原理与EDI完全相同，但经济涵义则完全相反，ESI值越高表明出口商品越复杂。
③在SITC Rev3的分类体系中，工业制成品包括首位代码为5—8类的商品。
④这里的私人部门(Private sector)并非指私营经济，而是与政府机构、公用事业等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相对应的概念，包含国有、私营、外资等多种所有权形式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