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读《中国文化蓝皮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民族论文,蓝皮书论文,精神生活论文,大问题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本纯民间的文化蓝皮书，关注人文精神的时空延续，关注大众文化的发展改造，关注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人文精神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读《中国文化蓝皮书》
《中国文化蓝皮书》是对每一年中国文化发展状况所提供的综合性报告，其中包括文学、影视、戏剧、音乐、绘画、舞蹈、体育、建筑艺术、图书出版和人文思潮等诸方面。本书不属于官方的文化咨询报告，仅体现民间对文化的评价与分析。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文化已超越文人范围而日益呈现多元化色彩。影视戏剧等大众文化广泛渗透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各种文化思潮不断涌现，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由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北京星座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协作编撰、旨在对近一两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状况提供一个综合性评价的《中国文化蓝皮书》（1995—1996）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了。
作为纯民间的一项研究成果，该书收集了雷达、陶东风、张颐武等众多文化界知名学者的专题文章，因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精深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而使该书具有了相当的权威性。在该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在中国，目前已出版有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蓝皮书”及相类似的“发展报告”，且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独独文化方面尚付阙如。《中国文化蓝皮书》的编撰无疑是一个“补白”的工作，其积极性和必要性，自不待言。
研究中国文化，必然要关注人文精神，发端于90年代中期的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延续至今，成为贯穿整个社会道德与人文科学领域的中心话题，构成90年代文化论争的焦点，一个无所不在的语词。正因如此，有关人文精神的话题也就成为《中国文化蓝皮书》的核心内容，从该书收集的几篇力作来看，全面深刻且颇具新意，把近年来有关人文精神讨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文精神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
“人文精神”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最早见于《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上发表的由王晓明主持，张宏、崔宜明等几位青年学者参加的一场文化讨论，1994年后，“人文精神”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读书》杂志1994年连续推出“人文精神寻思录”，集中阐释了“人文精神”的含义及其对当下文化的巨大作用，产生了颇为广泛的影响。但直到今天，关于人文精神这一语词的确定内涵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以至于一谈人文精神，有人总以为它是一个超凡脱俗的话题。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就曾指出：有人立足“人文精神”以抨击时下的物欲横流，但西方人文主义的代表作《十日谈》却正是以宣扬个人物欲来谴责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的。因此，人文精神的讨论并非无的放矢，无病呻吟，应有实实在在的社会驱动力存在。对这一问题，《中国文化蓝皮书》中雷达先生的《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一文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作者指出：谈到人文精神问题，有人总喜欢把它看成是某些高智商的小圈子中人才配谈的问题，或者把它缩小到只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灵魂拯救的问题，其实，“它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好一个“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把有关人文精神的话题提到如此高度，足见作者深邃的目光和胆识。
见微知著，触润知雨。作者从对80年代以来文学精神和文学生态环境变化的分析入手，认为文明的冲突也是只“看不见的手”，它正在改变一切。为了抗拒物化，人们已痛切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剂守道德理想和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这正是当前文化发展的主线，它已“从往日的社会政治层面移向人性的、灵魂的民族精神解放的层面”。
乔治·桑曾说过，灵与肉的极度分裂，一极让人走向修道院，另一极则走向妓院。这一比喻，对于我们来说也未必不是一种警策。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健康的精神观想，现代人应该怎样调适灵与肉的冲突，应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什么样的意义等等，这些都是当代中国社会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用十几年的时间解决了威胁我们生存的经济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任务将是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来解决国人精神、心理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一个把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发展就要出现波折，遭受损失。这正是当前人文精神讨论的意义所在。
那么，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们该如何面对时代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呢？作者认为，文学要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心音，就要铸造不同于市场价值的人文价值，开辟物化世界之上更广大的精神空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要与实利、喧腾、焦灼的社会氛围对抗，这是一种没有输赢的对抗。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这种对抗的价值，在这种对抗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的依托和自身价值的实现。
关注人文精神不能拒斥世俗化
在《中国文化蓝皮书》中最全面地评述人文精神的是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的文章：《90年代文化论争的回顾与反思》。作者把人文精神的讨论放置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世俗化时代这一背景之下，认为中国知识界关注人文精神是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直接联系的。他认为，各种大众文化的兴盛及精英严肃文化的相形见衰是引发人文精神讨论的最直接原因。
这时我们发现，中国人文精神的出场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出场有完全相反的语境：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社会而提出的，是打碎神权的禁锢走向人性的解放，世俗化的欲望正是其最为核心的诉求；而中国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话题针对的正是世俗化，也即人的欲望高涨而提出的，如所谓物欲横流、躲避崇高等。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而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追求。如前述冯天瑜教授分析的那样，人文精神的讨论，焦点就集中表现为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对立这一问题上。
如何看待这种对立的两极呢？作者没有简单而情绪化地否定世俗化，相反，他认为，世俗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它还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不像西方的世俗化那样带有更多健康向上的现代精神、开拓精神与进取精神。作者认为，世俗文化不但具有文化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意义。正是世俗文化的兴起冲击了原来高度一体化的社会文化结构，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这时，值得肯定的世俗化与正在倡导的人文精神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矛盾状态，对这一矛盾关系作者提出了一个“良性互补”的观点：人文精神是一个复合体，其中也应包括合理的世俗关怀，那种把大众文化与人文精神完全对立，把人文精神完全看作超越精神、宗教精神的观点难以形成良性互补。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对世俗化、大众化采取了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之势，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双方评价标准不同，进而造成了严重的相互误读。在此，作者重申了他的“握手言和”论，并进而提出“第三种立场”与“第三种声音”的构想，即：现代化是我们的主要历史使命，现代性是我们所要建构的价值系统的核心。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包括对于世俗文化、大众文化的态度、立场都应当以此为中心加以建构。作为一场也许是跨世纪的文化论争，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背景的广阔时空中，这场人文精神的讨论应该也只能从火热的现实出发，关注并改造我们社会的世俗化，使之脱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潭。
从作者的“握手言和”论，我们看到这场跨世纪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正在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如果有人问我们所关注和倡导的人文精神究竟是一个什么结果时，我们会说，我们所倡导的就是用人文精神来对世俗化加以优化，使之成为一种包含新道德、新规范、新价值的建构。那时，世俗化将以人文精神为内涵，使中国社会获得持久向前发展的永恒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