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民族分裂运动的几点思考_民族问题论文

冷战后民族分裂运动的几点思考_民族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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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理论以及民族主义运动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无疑是对世界进程和世界面貌影响最为巨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力量之一。先后出现于一战、二战结束后的两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不仅从根本上结束了自18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与殖民统治,而且也开始推动冷战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冷战结束之后,昔日被掩盖的民族问题,更具体地说,民族分离问题日益凸现,并由于其对国际安全形势的重大影响,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呈升温趋势。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的东帝汶以及原属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已经取得成功,一大批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得以出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以及跨国分布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也愈演愈烈、冲突频仍;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如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和加拿大的魁北克等,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也有所发展。本文力图在结合现实的基础上,就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现状与特点,运动兴起的原因以及对冷战后国际社会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民族分离”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是使用较为频繁的词汇之一。但是具体到它的含义和概念,则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与理解。一般来说,民族分离是指多民族国家内的非主体民族将现存的国家管辖权排除于己方民族成员所居住的区域范围之外的活动。

仅从定义上理解,首先,民族分离并不否认现存国家的政治权威,而是希望将这种权威限制在本民族成员及本民族成员所占据的区域之外。民族分离的目标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管辖范围,而不是试图全盘否定现存的国家权力。第二,民族分离运动并不一定需要实现完全的政治独立。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民族致力于从现存多民族国家内的脱离,其目的往往是希望成为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例如,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民族分离活动,其目的并非为了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为了最终实现与阿尔巴尼亚的合并。因此,将“民族分离”与“民族分立”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是不恰当的,严格地讲,民族分立应当仅是民族分离范畴中的一种现象。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分离活动都是为了实现本民族政治的完全独立,而国际社会也大多将民族分离运动看作非主体民族获得政治完全独立地位的一种方式。第三,民族分离运动往往带有对领土的要求,直接对其所在国家领土主权提出挑战。具体地讲,民族分离运动成功的必然后果之一将是导致国家领土疆界程度不等的调整与变动。由于领土问题的敏感性与复杂性,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对国家领土完整性的破坏,使得该问题更容易导致暴力冲突现象的出现。

冷战后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个非主体民族谋求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活动。2、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个非主体民族谋求从现存的国家中脱离以达到与其民族母体国家合并的活动。3、散居于多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个非主体民族谋求分别从其所属国家脱离,以建立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活动。在上述几种类型中,以第一种情况最为常见,冷战后大多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都属于这种类型,1991年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从原南斯拉夫境内的分离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第二种情况在当今世界中也逐渐变得突出,特别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后,这种谋求脱离原属国家而与其民族母体国家归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相对于前两种类型,第三种情况则比较少见,但也最为复杂。由于涉及到多个主权国家,这种民族分离活动的难度与复杂性远非上述两种情况可以相比。这种类型的民族分离活动所发生的地方,往往也是各民族关系最为紧张复杂、国家内部或者是各个国家之间暴力冲突最为频繁的地区,这一点在中东库尔德人谋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活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20世纪前两个阶段的民族主义运动(注:国内一些学者将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按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是二战结束后蓬勃兴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冷战后以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民族主义运动称为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运动。有关论述见郝时远的《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的消长及其对新世纪的影响》,载《世界民族》2000年第1期。),其发生和发展的地域具有相当明显的限制:它们往往都是发生在处于西方列强压迫和奴役地位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地区(一般来说都集中在亚非拉一些欠发达地区),如一战结束后在亚洲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和北非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二战结束后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等等,很少涉及到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但是,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地域范围已不再限于亚非拉地区,而是扩展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心脏地带,从而对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也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在欧洲与北美,民族分离主义均有抬头迹象。在亚非拉等一些已经实现了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要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分离活动也频繁出现。冷战后兴起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其涉及到的地域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在各个地区大致呈以下态势:

(一)欧洲、北美等地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有所抬头。法国科西嘉民族独立组织活动加剧;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虽然在民族区域自治模式下有缓和迹象,但短期内民族间文化、经济矛盾不会完全消除;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民族矛盾日渐突出,民族独立意识增强;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与瓦隆人的文化、经济矛盾有所发展,后者要求自治的呼声时有所闻;加拿大民族分离活动已经渐成气候,虽然在1995年10月魁北克的全民公决中,要求魁北克独立的方案以微弱劣势被否决,但是民族分离的阴影在短期内尚难以消除;前苏联、前南斯拉夫以及巴尔干地区,在东欧剧变的大背景下,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更是异常活跃,“独联体”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国家仍有进一步分裂和“碎化”的危险。

(二)在亚洲、非洲等一些已经摆脱了殖民枷锁、实现了民族解放的国家和地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有升温的趋势。印度尼西亚东帝汶的民族分离活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斯里兰卡泰米尔独立运动与斯政府军的武装冲突一再升级、高潮迭起;菲律宾棉兰老岛穆斯林分离主义武装同政府的对抗仍在继续,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中东的库尔德人成立“库尔德斯坦”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虽然随着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的被捕和该党表示放弃武装斗争有所缓解,但是库尔德人的民族分离运动仍然是土耳其、伊拉克及伊朗等国家国内民族问题和这一地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难点,短期内绝难消解。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凸现和蔓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一,国际形势的剧变为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适宜的外部条件。冷战后,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国际形势虽总体趋向缓和,但是两极对峙的消失,导致了全球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由于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相对减弱,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在战乱频生的情况下,一时难有大的作为。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原被美苏争霸所掩盖、抑制的民族矛盾纷纷暴露。在缺少外部力量制约的情况下,日益激化的国内民族矛盾很容易演变成为民族分离活动甚至国内暴力冲突。

第二,意识形态的危机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的升温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冷战后,随着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喧嚣一时,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实践表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恰恰相反,上述国家出现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神话的破灭,导致了冷战后世界意识形态危机的出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继而成为许多国家的新宗教”(注: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许多民族纷纷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过分推崇引起了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隔阂与离异,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内部非主体民族谋求民族分离的内在精神动力。

第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上造成的矛盾,是导致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泛滥的深刻历史原因。目前世界上民族问题绝大多数发生在历史遗留问题最集中或比较集中的地区,而冷战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是对历史所遗留的国家争端和民族纠纷的剧烈调整。在亚非等一些前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所遗留下的边界争端及其刻意挑起的民族矛盾是上述地区在冷战后频频爆发民族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在前苏联、东欧及巴尔干,其地区形势长期以来为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所左右,后者的长期横行为该地区留下了错综复杂的矛盾,给这些民族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因此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首先蔓延于东欧等地区,从本质上讲是几百年国际关系所积累的深刻历史矛盾的迸发,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难以避免的。

第四,经济问题与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民族分离主义凸现的社会根源。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冷战结束以后,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各国人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经济不景气、经济转型的失败、国内各民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获益不均,经济发展中出现贫富悬殊现象都是民族分离主义产生的直接诱因(注:Michael E.Brown:"The Cause of Internal Conflict"in Michael E.Brown & Owen R.Cote,ed,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Cambrige,1997,pp.10.)。经济发展的不景气导致民族分离活动的例子,以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

第五,一些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失误也是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兴起的主要国内原因之一。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着政治、经济及文化机制上的不公正现象。在政治上表现为以各民族间的实力对比进行权力分配,政治权力为主体民族所垄断,主体民族甚至以强制性手段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经济上存在着民族经济政策的不平等,不注意协调各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长期为国家及主体民族所忽略,在国土资源开发和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甚至有意地以牺牲非主体民族的利益为代价;在文化方面歧视与排斥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权利受到限制,民族语言得不到官方与法律的承认甚至不可以合法教学,民族习俗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不能够自由地信仰本民族的宗教,政府甚至在国内强行推广民族“同化”政策等等。(注:Brown:"The Cause of Internal Conflict" in Brown,ed.,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pp.12.)由于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政策上的失误导致了国家内部凝聚力下降,为民族分离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第六,外部势力特别是霸权主义国家插手和干预多民族国家的内政,是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愈演愈烈的另一重要原因。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力量对比失衡,美国为了实现独霸世界的战略目标,构建“单级霸权”的世界秩序,频频以各种借口干预别国内政。一些民族分离势力寄希望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涉行动以达到成功实现民族分离的目的,为此不惜以暴力手段及恐怖活动来扩大事态,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以图将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科索沃问题的前前后后,充分说明了这一趋势的严重性。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表明,民族主义远未消亡,并且将伴随民族问题的存在长期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其负面影响值得关注。

第一,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的盛行导致了世界各地暴力冲突的涌现与升级,严重危及一些国家、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据统计,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中,种族和宗教冲突已占到世界冲突总数的50%以上。(注:潘忠歧、谭晓梅:《论未来世界冲突趋势》,《欧洲》,1997年第5期,第25页。)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过程中,由于存在着过分追求本民族利益的极端倾向,导致民族间的相互仇恨与敌对的加深。当今世界的诸多热点问题大多与民族分离活动有关。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前南地区的科索沃与波黑问题、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问题、中东的库尔德问题以及塞浦路斯土希两族南北分裂分治问题等等,都已经对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及全球安全构成威胁并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理论逻辑直接挑战了现今国际法的主要基础之一——国家主权原则。“民族自决”作为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最早见于革命导师列宁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有关论述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奥地利、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等一大批民族国家在实现民族自决的旗帜下获得了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得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都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争得了自己的民族自决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主权国家。

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和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使命的完成,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上的民族问题不再体现为殖民地宗主国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间的矛盾,相反却多发生在多民族主权国家内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顾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刻意曲解民族自决权原则,鼓吹每个民族都有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权力,试图通过分裂多民族国家以达到完成民族分离的目的,这显然与国家主权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准则背道而驰,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往往以本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直接冲击国际关系的许多基本准则,如国家主权原则、非战原则、领土和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等等”(注:孙格勤:《论冷战后世界性民族主义新浪潮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4期,第35页。)。对于许多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原则为其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势力所利用,已经变成了肢解民族国家的理论依据。

第三,民族分离主义的盛行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可乘之机,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动荡局势。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极大地危害了国际安全和国际社会的稳定。美国从其构建“单极霸权”的全球战略出发,推行双重标准,一方面对某些于己不利的民族分离活动不予支持,而另一方面则极力鼓动、帮助和利用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势力,力图把它们变为自己手中的工具。为了欺世惑众,美国借口民族分离所导致的冲突与暴力现象已使国家主权原则丧失了原有的效力,精心炮制了以所谓“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人道主义干涉无国界”等论调为基础的“新干涉主义”,以各种名义干涉别国内政,并动辄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美国还越来越对联合国安理会阻挠其违反国际关系原则的行动表示不耐烦,开始撇开联合国,利用北约这个强大的军事机器采取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行动”,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美国的影响,妄图将21世纪变成美国的世纪。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新的世纪中,民族问题仍将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问题,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解决民族问题。对于多民族主权国家来说,如何正确、合理与稳妥地解决民族问题,如何及早消除可能激化民族矛盾甚至导致民族分离活动的隐患,而一旦民族分离现象出现时,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至少将它的危害控制到最小程度,如何防止外部势力的插足、防止国内民族分离活动国际化,是目前必须认真考虑与应对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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