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情怀渐入词——王建时期的西蜀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乱世论文,情怀论文,时期论文,渐入论文,西蜀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Ⅰ222.8
唐末及后梁时期，乱象沸腾，华夏大地一直在硝烟弥漫中震颤呻吟。割据战争为许多目不识丁的武夫悍将成就了帝王霸业，文人学士则不能不面对种种厄运，委曲求生。就在这乱世的震荡中，西蜀词却悄然而兴，为该时期奄奄一息的文坛带来了一线生机。然而，正如人们不愿回顾那段纷乱的历史一样，词学界对王建称帝前后蜀词得以初兴的种种动因，也未曾深加注意。前辈学者每言西蜀词，必先提及王衍和孟昶时期蜀中君臣的荒淫侈靡，甚至将二者视为表里，等量齐观。这种观点虽亦有所根据，总体上却仍显单薄，不够全面准确。本文以为，王建据蜀时期（公元891—918年）是蜀词初兴的关键阶段。没有该阶段艺术条件的充分准备以及创作环境的基本成熟，五代蜀词的兴盛是很难设想的。姑妄言之，以期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唐末时期蜀词创作条件的准备
词乃音乐文学，词的兴盛有两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其一即词乐词调的不断丰富和广泛传播。配乐传唱是词体文学得以发展的主要方式和有效途径，其中乐工歌妓是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体。是故，词的盛衰便首先和歌儿舞女的命运休戚相关。其二即倚声填词的作家相对众多。只有当大量歌辞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之后，词才能逐渐摆脱音乐附庸的地位，在文学殿堂中获得一席之地。唐末战乱，正好从上述两方面为蜀词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唐词创作和传播的中心主要在长安和洛阳，尤以长安为盛。这是由于朝廷直属的大乐署和内、外教坊对词乐词调的搜集整理和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日的长安，词调的主要来源是太常曲和教坊曲（注：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词源》。）。太常曲乃朝廷正乐，故转为词调者并不多；教坊曲则多为令曲，它展现于京师各种场合，功能也较为复杂。《唐会要》卷三五记：“府司每年重阳、上巳宴游，及大臣出领藩镇，皆须求雇教坊音声宴饯。”晚唐时此风更盛。唐僖宗大中四年，孙棨在《北里志序》中就详细描写过“举子、新及第进士、三司幕府等”与平康里的教坊歌妓往来欢宴的盛况。身居教坊的伶工歌妓，在词体初创时期本能地肩负着传播词调和引导文人以词就谱的艺术使命。
不过，晚唐的歌词创作仍然举步维艰，只有当温庭筠、皇甫松等一些才高累身的文人，失意落魄于科场之中，颓放流连于歌楼妓馆，“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时，歌词创作才逐渐摆脱了“唐人诗词尚未分界”（注：林大椿《唐五代词·校记》引王国维语。）的艰难境地，显示出独特的境界和魅力。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称温庭筠为“花间鼻祖”，本意即在于此。
如果说晚唐词是在教坊歌妓与落魄文人的合奏中渐趋成熟，那么唐末时期西蜀词的兴盛，则是乐妓和文人大批西移的结果。
广明元年，黄巢攻破长安，“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次年又“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通鉴》卷二五四）。对于唐代文化的中心来说，黄巢的杀戮正式揭开了它走向毁灭的序幕。在这场残酷的序曲中，教坊歌妓的命运尤为悲惨。身陷起义军达两年之久的韦庄在他的《秦妇吟》长诗中概括写到：“家家流血如泉涌，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兵祸降临之际，那些羸弱的歌儿舞女的处境原是不难设想的。从广明之乱开始，一直到唐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彻底拆毁长安百司及民居，逼迁昭宗于洛阳，其间凡25年。几乎每一年，李茂贞、韩建、朱全忠等各路诸侯都要光顾长安，把焚掠窃夺的种种灾难施加到这座古城之上。唐末诗人郑谷于昭宗乾宁三年这样写到：“且言无所补，浩叹欲何如。宫阙飞灰烬，嫔嫱落里闾。”（《顺动后蓝田偶作》）嫔嫱都散落了，平康里的乐妓们便可想而知。于是长安的词，词中的长安，都无可挽救地消失了。
随着唐僖宗的入蜀，原来寄身于长安的乐人歌妓和文人才子也接踵而至。他们是唐末大规模文化西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叙述的方便，最好是将二者分开来谈。
先看乐妓。
《全唐诗》卷七四五收陈陶《西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一诗云：“蜀王殿上华筵开，五云歌从天上来。”“自言本是宫中嫔，武皇改号承新恩。中丞御史不足比，水殿一声愁杀人。武皇铸鼎登真箓，嫔御蒙恩免幽辱。茂陵弓箭不得亲，嫁与卑官到西蜀。”此诗所谓金五云，乃唐宫嫔御流落至蜀而为王建所得者。陶作此诗，应在天复八年以后（注：参见拙作《南唐隐逸诗人陈陶考》，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三辑。）。无独有偶，《北梦琐言》卷九所记李氏女，亦和金五云具有类似经历。其文称：“广明中黄巢犯阙，大驾幸蜀，衣冠荡析，寇盗纵横。有西班李将军女，奔波随人，迤逦达兴元。骨肉分散，无所依托。适值凤翔奏将军董司马者，乃晦其门阀，以身托之，而性甚明敏，善于承奉，得至于蜀。”陈寅恪《秦妇吟校笺》案此云：“《北梦琐言》李氏女条所纪，亦当日妇女普遍遭遇，非独限于李氏一人也。”如此看来，无论嫔嫱歌妓还是良家女，“嫁与卑官到西蜀”者实非偶然。
战乱中的歌妓舞女，为了求生，至有先出家为尼而入蜀后再还俗者。吴融《还俗尼》一诗，题注：“本是歌妓。”诗曰：“柳眉梅额倩妆新，笑脱袈裟还旧身。三峡却为行雨客，九天曾是散花人。”九天，乃暗喻帝都长安；三峡则泛指蜀中。吴融于昭宗龙纪元年随韦昭度入蜀，为掌书记（注：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九《吴融》条。），诗中描写之还俗尼或为其亲眼所见。唐末入蜀的作家中以韦庄最为有名，可惜《浣花集》只收入了他入蜀前的作品，且此集诗歌辗转散佚，现存不过1/10。但仅从《全唐诗》所录的韦庄逸诗中，我们仍然看到了《赠姬人》、《悼杨氏妓琴弦》、《伤灼灼》等反映歌妓生活的篇章。
唐末入蜀的乐舞人才中还不乏男伶。《十国春秋》卷四五载：“石潨，故唐乐工也。……乱后来蜀，多游诸显官家，以宾客待之。一夕，与军将数人饮酒，潨以琵琶擅场，在坐非审音者，殊不倾听。潨乃扑槽而诟曰：‘潨曾为中朝相国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蒙我听，何其酷也！’于是识者皆叹讶之。”乐人伶工，地位卑贱，故史书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十分缺乏。然从石潨的遭遇中，我们也不难推想到他们避乱入蜀的情形。
毫无疑问，曾经为京、洛地区的词调传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歌女伶工，在战乱的驱赶下，又将他们的艺术和生活带到了西蜀，他们为蜀词的兴盛铺上了第一层沃土。
再谈词人。
据《蜀梼杌》卷上及《十国春秋》卷三五《前蜀纪》载，王建开国时，“授唐室旧臣王进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又宋玭等百余人咸见信用”。“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养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由此可以推知唐末入蜀的文人学士人数之多、文学修养之高。
唐末后梁时期，北方作家多避地南移，其最显著者有韦庄、张道古、卢延让、牛峤、毛文锡、杜光庭、王仁裕、牛希济、李昊、韩偓等10位。而在此10人中，除韩偓携族入闽外，余9人皆避于蜀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入蜀作家中，韦庄、牛峤、毛文锡3人是西蜀词人中年纪最大、创作最早的。韦庄，“辛酉（光化四年，公元901年）春应聘为西蜀奏记”（注：韦蔼《浣花集序》。），前蜀开国时，庄以72岁高龄“为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定开国制度（《蜀梼杌》卷上）。牛峤，“字延峰，陇西人。唐相僧孺之后。博学有文，以歌诗著名。乾符五年进士，历拾遗、补阙、尚书郎。王建镇西川，辟判官，及开国，拜给事中，卒”（《郡斋读书志》卷四中）。毛文锡，“字平珪，高阳人，唐太仆卿龟范子也。年十四，登进士第，已而来成都，从高祖（建），官翰林学士承旨”。此外，唐末入蜀的词人中还有薛昭蕴和张泌（注：陈尚君《花间词人年谱》。），可惜他们的仕历行实难以详察。《花间集》选录的18位词人均为名家高手，其中蜀词作家占15位，而韦庄、牛峤、牛希济、毛文锡、薛昭蕴、张泌等几位，无论是对开拓“花间词风”，还是对锻炼词的格律和意境，都有着不可否认的奠基之功。
总之，唐末五代初，古都长安久经战火摧残之后，政治、文化、艺术的优势均已丧失殆尽。与此同时，京、洛地区的伶工歌妓在战争的驱赶下纷纷逃往蜀中，许多才子词人也入蜀谋生。他们把词乐词调以及按谱填词的种种技巧传播到了西蜀，从而为蜀词的初兴创造了独特的历史机遇。
二、王建据蜀与蜀词创作环境的基本成熟
唐末五代向来被称为“乱世”，西蜀词则产生于这一乱世的前期，而王建自昭宗大顺二年（891年）至后梁贞明四年（918年）长达27年的统治时期，则是蜀词创作的初兴阶段。当时历史的主流是由统一到分裂，而作家人格的剧变、歌词创作心理的成熟，都与战乱割据的时代息息相关。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过：“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注：〔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流·引言》。）为了准确把握西蜀文人由无可奈何而寄情于词章的心路历程，我们必须首先从《花间集序》所描述的表象中解脱出来，回归历史的真实。
关于蜀词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情感主流，人们的认识一直是片面的和欠客观的。按照一般的了解，只有前、后蜀君臣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才是蜀词创作得以初盛的唯一沃土。然而，醉梦酒色并非前、后蜀君臣所特有，在李唐及五代十国历史上，奢侈淫靡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如果淫奢是词体发展的唯一条件，那么词体初盛的范围就应更广泛，而不是仅限于西蜀。
其实，词之兴盛于蜀，是有着特定的历史动因的。首先，唐末五代初“遭时分裂，士气怫郁而不得伸，而又猜忌相寻，动多触阂”（注：郑天锦《五代诗话序》。）的创作环境，迫使众多诗人收敛起伤时感事的创作企图，而把无可奈何的种种情感寄托于侧词艳句之中，借颓放以趋时自遣。《蜀梼杌》卷上及《十国春秋·前蜀纪》等，颇谓王建好礼贤下士，善待文人。然而当时入蜀作家却多怀“触阂”之惧。如《北梦琐言》卷六云：“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陈寅恪《寒柳堂集·韦庄秦妇吟校笺》详考其历史背景后说：“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园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复如《鉴诫录》卷四记：“昭宗之代，张拾遗道古因贡《五危二乱表》，叙兴废之事，遂黜于蜀……及太祖（王建）登极……复上章疏，词旨是非，帝遂诛之，瘗于五墓之地。”很显然，作为前蜀开国之主，王建是不喜欢文人借诗文以“是非”时政的。张道古因此被诛，韦庄等人则改弦易辙，只求免祸。庄有《感怀》一诗云：“长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诗胜旧诗……花间醉任黄鹂语，池上吟从白鹭窥。”（《全唐诗话》）宋人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谓唐末人诗“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其实，时代的纷乱，统治者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诗歌气象的衰微。
以诗言志、写实、抒情的创作既已走进了危险境地，文人们便开始避诗而就词。作为一种宴乐歌辞，词的功能主要在探索和表现隐藏于人们心灵深处的敏感的颤栗和微妙的隐情。由于它在配乐传唱时不能不借助歌妓这一媒体，是故歌辞创作先天性地具备远离时代政治的特点，而以女性内心世界的情感活动为主要描写对象。美人香草式的传统寄托手段，到这时便被广泛运用于词作中。如韦庄《谒金门》二首之一云：“春漏促，金烬暗挑残烛。一夜帘前风撼竹，梦魂相断续。”顾夐《渔歌子》云：“好抒怀，堪寓目，身闲心静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无心较逐。”所谓词能言诗之不能言者，其妙处即在于寄托无迹。
蜀词初盛的另一历史原因，则是统治者对俚俗作品的偏好。唐末五代初，称帝称王者皆狗偷鼠窃之徒，文化修养十分低下。与蜀词发展密切相关的前蜀主王建，“先世故为饼师。建少年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呼之‘贱王八’”。后从军，以骁勇善战，卒能开基称帝，但一直“目不知书”（《十国春秋·前蜀纪》）。因文化修养低，自然便厌弃文藻而偏好浅俗之作。面对如此帝君，许多入蜀的作家只好弃雅从俗，变难为易。如卢延让原本“业癖涩诗”（《唐摭言》卷二），入蜀之后，“吟诗多著寻常容易语，时辈称之为高格”（《鉴诫录》卷五）。其尝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北梦琐言》卷七）纵观前蜀诗人如韦庄、贯休等人的诗作，亦大多“出之太易，义乏闳深”。可知时代如此，文学创作当不期然而然。
文化修养低下的统治者，多容易欣赏和接受声色艺术。《蜀梼杌》卷上记，前蜀内枢密使潘炕之妾名解愁，“有国色，喜为新声及工小词”，建尝至炕第而见之，即欲夺为己有。由此一例，即可知王建于声色之乐是执何种态度了。词体创作，本来就和声色密不可分，有了帝王们的引导和推动，其发展兴盛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更何况王建之子王衍还是一个极善寻花问柳的词家里手。有了这种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的帝王，牛峤、牛希济、薛昭蕴、李珣、尹鹗等人才敢于将艳词创作推进到色情泛滥的境界中去。如果说像“眼看惟恐化，魂荡欲相随，玉趾回娇步，约佳期”（牛峤《女冠子》）那样的堕落心态还略带遮掩的话，那么像“柳阴烟漠漠，低鬓蝉钗落。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同上，《菩萨蛮》）之类的描写，则已是赤裸裸的色情场面了。牛峤卒于王建开国之初，其依建时间主要在唐末十几年间。词学研究者多以为王建雅好儒臣，自愧弗及李唐天子，又自奉俭素，性爱整洁，似乎与艳词创作关系不大，其实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总之，王建时期“动多触阂”的社会现实，迫使众多作家改变了以诗言志、针砭时政的传统做法，最终选择了避诗而就词的避祸之路。统治者对俚俗作品的偏好，及其对声色艺术的赏识，又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和刺激着侧词艳句的产生。西蜀词人在经历了乱世的强裂震荡之后，心灵世界已由惧祸怕死、无可奈何而转入趋时顺势，歌词创作也由寄托心声渐入声色迷离之境。所谓“花间词风”的艺术位置，在王建时期已被完全确立，西蜀词的创作环境和作者的创作心态已基本成熟。
三、王建时期蜀词调式的不断丰富
蜀词创作在王建时期已取得了可观的艺术成绩。具体表现有两点：一为词调的繁衍丰富；二是作家人数和作品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歌词文学价值的显著提高。
词调即填词所依据的音乐曲调。中晚唐词调的主要来源是教坊乐工传唱的教坊曲，其中绝大部分收录在崔令钦所撰的《教坊记》中。西蜀词调的来源则主要依靠乐工歌妓的传播和不断创造，故往往存在调无定式、词无定体的情况。由于缺乏《教坊记》式的专门记载，今天研究蜀词词调，就只能依靠《花间集》这样有词无乐的文字谱。
经过对《花间集》所用词调的统计，我们发现集中500首词共用词调76种，其中有39种已见《教坊记》之记载。温庭筠、皇甫松、韦庄3人共录词126首，选用词调才31种。大抵皇甫松和韦庄在选择词调方面均未能突破温词范围，所选者绝大部分为唐曲旧调。自牛峤、薛昭蕴以下，选调填词的范围逐步扩大，新增加的词牌越来越多。薛昭蕴、牛峤、张泌（唐末人）、毛文锡、孙光宪、李珣等人所用的词调，不见《教坊记》及温词者凡24种，虽见《教坊记》但未见温词者又21种，二者之和比温、韦词所用词调的一倍还多。由此可知，王建时期蜀中词人在诗乐结合的创作上，的确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艺术成绩。
唐末五代初，依曲拍为句的歌词创作，已不再是秦楼楚馆中放浪无形的特殊活动；词的功用也由原来的合乐佐欢拓展到了御赐、使节索令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如据《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纪》载，乾宁四年七月，“帝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襟”。天复三年二月，“全忠与四镇判官皆预席，上临轩泣别，又令中使走送御制《杨柳枝》词五首赐之”。歌词功用的扩大，更进一步推动了词调的传播。而在当时的蜀中，词乐词调的丰富程度以及以词就谱的各种技巧，似乎均已超过了中原地区。《太平广记》卷二五七引《王氏见闻》曰：“朱梁封舜卿，文辞特异……梁祖使聘于蜀……路出金州，土人全宗朝为帅。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及执斝，索令曰：‘《麦秀两歧》。’伶人愕然相顾，未尝闻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摆头曰：‘不可。’既不获之，呼伶人前曰：‘汝虽为山民，亦合闻大朝音律乎！’金人大以为耻。次至汉中，伶人已知金州事，忧之。及饮会，又曰：‘《麦秀两歧》。’亦如金之筵，三呼不能应。有乐将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乐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讫席不易之。其乐工白帅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尝有之。请写谱一本，急递入蜀，具言经过二州事。’洎封至蜀，置设，拜参军后，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蓝缕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合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不喜人闻。封顾之，面如土色，卒无一词，惭恨而返。乃复命，历梁汉安康等道，不敢更言两歧字，蜀人嗤之。”今按：《麦秀两歧》乃《教坊记》所载旧曲，然由封舜卿传入蜀中者却是经过改造的大梁新声。舜卿以此受嗤于蜀中，可知蜀人于词乐词调的自信程度已大大超过了他的想象。《十国春秋·前蜀纪》载此事于王建通正元年正月。
蜀中词调的丰富，不仅表现在上述各方面。在当时作家所制的歌词中，还常常出现同一词牌下又有几种不同体调的复杂情形。譬如同是为《河传》一曲配词，韦庄、顾夐、孙光宪等人所为词，即各有不同。他如牛峤、张泌等人所作的《江城子》，韦庄、毛文锡词中的《诉衷情》等，也都是同一词牌而有不同体调的。在温庭筠和韦庄词中，《诉衷情》仅有一阙，毛文锡所作同调词却分为上下阙。如果不是词调本身发生过因人而异的变化，这种现象是很难得到合理解释的。变调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倚声填词的创作更为灵活、方便，减少了词调对作家发挥才情的约束和限制，从而促使了歌词创作的不断发展。
关于王建时期蜀词作家的人数和作品数，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现已无法确考。仅从《花间集》所载录的15位西蜀词人来看，王建时业已活跃于词坛者就有韦庄、牛峤、张泌、顾夐、薛昭蕴、毛文锡、牛希济、李珣、尹鹗、魏承班、孙光宪等11位。他们的词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有可瞩目者。其创作风格，或如韦庄之“似纡而直，似达而郁”（注：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或如牛峤之“莹艳缛丽，近于飞卿”（注：李冰若《栩庄漫记》。），或如毛文锡之“流于率露”，“终欠深厚”（注：同上《花间集评注》。）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追求。
结语：王建统治的20多年，是蜀词发展的关键时期。词乐词调的不断丰富，创作环境和词人心态的日益成熟，词人与歌词数量的逐步增加，以及“花间词风”的基本确立，都标志着蜀词创作已取得了超乎前人的艺术成就。必须指出的是，蜀词初兴的历史文化契机，并不像前人所说，是在西蜀君臣醉生梦死的淫侈中。恰恰相反，唐末五代初持久的战乱，为歌词创作在蜀中的发展创造了独特的历史机遇。产生于乱世的歌词，有的以乐景写哀，有的借闺情以抒凄怨，有的则只是顺时媚世的浅俗情爱。但无论如何，文人们总算在乱世的无奈中，找到了另一种发挥才情的新途径。王建的身后，是一个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