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争论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经济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日益热烈起来。特别是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后肆虐全球以来，中国以抵御危机和迅速复苏的强劲能力，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模式”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这一次的争论跟以往不一样，以往多局限在经济成就，而这次则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扩展到了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一、“中国模式”的全球争论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源自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全面总结了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第一次在国际上提出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雷默认为，“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在他看来华盛顿共识是一种经济理论，它认为华盛顿最清楚如何告诉别国管理自己，这种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使人们产生反感。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有足够的灵活性，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这种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① 他还指出，“北京共识”是指一系列的关于中国发展的新思想，不仅适合中国，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可借鉴的模式。雷默的文章发表以后，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模式”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国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都从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解读。
(一)“中国模式”的概念之争
目前，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媒体上，其中也有学术性研究成果，但是远远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学者们意识到“中国模式”需要获得更深层的理论上的支撑，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概念是否成立？是必须要认真回答的问题。基于对“中国模式”的不同理解，学者们展开了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追问，持赞同立场的一方主张为“中国模式”正名；持怀疑立场的一方认为“中国模式”未定型，应该慎用这一概念。
1.“中国模式”正名论。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很多国内外学者都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已具备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形态相提并论的重要价值，中国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正在发展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在他们看来，“模式”往往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所以“从社会发展意义上说，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任何疑义”。②
一些学者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已经形成“中国模式”。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模式是关于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论”③。另有学者认为：“国际社会热议的‘中国模式’应该被称作‘中国发展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及其原因的描述和总结。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每个国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模式。美国模式、英国模式、莱茵模式、瑞典模式、东亚模式等都曾以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而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可，乃至追随和模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当然也能够形成‘中国模式’，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现代化以及人类认识发展的贡献”。④ 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中国确实走出了一条同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同的发展道路，有许多自己独特的做法。将这个道路、这些做法加以总结，然后冠以‘中国模式’，是完全可以的”⑤。
另有一些学者则直接提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他们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⑥。因此，“实际上，不管人们认不认可中国模式，中国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的确与当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模式有明显的差异。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对这一模式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理论和实践”⑦。也有学者指出：“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所包含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⑧。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概念溯源来为“中国模式”正名。有学者指出：早在1980年，日本学者就曾在《现代经济》中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⑨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中国模式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就在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的对比中提出了‘中国的模式’的问题”。⑩ 他说：“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11)
2.“中国模式”慎用论。在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讨论中，也有一些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或认为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来概括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够准确，需慎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国家相同，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自己的特点，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诸如建立健全的市场、保护产权、稳定宏观经济、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等。因此，“在成功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是一模一样的，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12) 在这些学者看来，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展经验与“华盛顿共识”对立起来，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与包括中国官员和学者在内的多数人的判断也不一致。(13) 有英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最终会“克隆”西方的发展模式，“所有非西方国家迟早都必须采纳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否则就会失败。中国虽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经济模式和制度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14) 这些学者从根本上反对“中国模式”，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经验没有成型，谈“模式”为时过早。德国学者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15)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改革的任务非常繁重，有待解决的问题成堆。面对这样的状况，迫切地把三十年改革成就称为‘中国模式’，未免过于心急”(16)。
第三种观点虽然承认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他们主张应该以“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者“中国特色”等概念来代替“中国模式”。例如，有学者指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赞成“中国特色”而非“中国模式”。理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而且也不符合事实。(17) 也有学者提出，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简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18) 还有学者指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它应该是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政策、实践、成果和存在的问题的概括。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19)
除去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为“中国模式”正名和用替代词去替代“中国模式”的学者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有一条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中国道路，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中国模式”是否成型。从这些争论来看，“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内容和经验。不管“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是否适当，这条道路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目前仍处在发展探索之中，需要继续发展和完善。
(二)“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争
虽然有很多学者认同“中国模式”这一概念，但由于观察视角不同，目的不同，关注内容和对象不同，在“中国模式”究竟有哪些特征的问题上也存在一定分歧。一些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主要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而有些学者强调“中国模式”的政治、文化、外交、策略等诸多角度。
1.“中国模式”的经济视角。许多国外学者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模式”的特点。有外国学者在对当前中国发展模式进行解释时指出：“中国增长模式的目标是减少中央计划经济的规模，并增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部分的规模”。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在于它在“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展开的同时出现的是明确的内部和外部的资本积累战略”。(20) 还有外国学者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得益于五个因素，即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经济不断开放；高储蓄率；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大规模转移以及多年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21)。也有外国学者从经济角度提出“六特点说”：国有部门具有重要地位；股份制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仍然受到国家监督；农村特殊的社会主义面貌；中国经济仍然主要是负债经济；计划尚未消失；基础公共事业有待完善。(22) 还有外国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一个新的经济模型。它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但又受到国家的指导，而国家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23)
同时，很多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时，将中国与东欧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保加利亚有学者发表文章指出：“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主要优势是它成功地维持和发展了国有企业并使之适应市场机制，从而避免了东欧国家往往以私有化为借口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并因此导致社会混乱的悲剧。中国奇迹使那些关于共产主义体制与提高经济效益相互矛盾之类的说法不攻自破”(24)。有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模式的特点恰恰在于，设计师没有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国家发展形式”。“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探索和借鉴。中国汲取了其他国家的经验，并使这些经验适应本国的条件。从中国模式的基础中可找到苏联的‘骨架’、新型工业国家的成就、美国的成就，还有注重社会福利的资本主义的特点。中国成功地汲取了所有这些经验”。(25) 苏联问题专家大卫·科兹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则是完全不同于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路线的转型战略。与苏联的‘新自由主义过渡战略’相比，……中国采取的是循序渐进的和国家主导的转型战略。……尽管改革以来促使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增长的因素是多重的，但是中国采取的政府主导型过渡战略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历史经验与理性讨论都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战略是无效的”。(26)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模式”的特点。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鲜明制度特色的成功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其实质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主要特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成为执政党；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政府和它制定的规划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市场推动生产力的作用。(27) 也有学者虽然认为“中国模式”可以细化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但主要从经济方面阐述中国模式的特点：政府强势和集中高效；对外开放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不断修正的形式；较强的务实性与较快的适应能力；渐变发展过程，稳定国内局势；把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人口红利”和“出口导向型”经济。(28)
比较而言，国外学者比国内学者更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特点。这是因为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源于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探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就成为他们首要的理论兴趣所在。
2.“中国模式”的多元视角。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内涵不止在经济方面，应从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对中国模式的内涵进行综合分析。
其一，很多国内学者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策略和外交等多层面对“中国模式”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例如，有学者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所体现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的社会模式。(29) 有学者指出：“中国30多年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价值理念还是制度设计都有与各种资本主义模式根本不同的特点。从政治上看，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有效执政，以及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经济上看，它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从社会文化方面看，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带动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路线；从对外方面看，它推动的是和谐世界的构建”(30)。
另有中国学者多角度地综合地概括“中国模式”的特点。“中国模式”的基本特色包括：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31) 也有学者把“中国模式”的特点总结为五方面：方向正确，始终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目标明确，始终着眼于广大人民的利益；基点准确，立足于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步伐稳妥，实行渐进式改革与发展，逐步推进；视野开阔，大胆借鉴和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决不封闭自守。(32)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成功的最基本经验有四点：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党领导下的权威政府；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经济改革“理性超前(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保守)”的非对称组合；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33)
一些西方学者也从多元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分析。例如，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发展有七个特征：中国共产党目前已进入“适应阶段”；中国是分散的或分权的权威主义体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显著特色；中央领导层和政权拥有合法性与信任；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具有越来越多对内职能；中国正在迈向自治、法治和参与程度更高的开放社会。(34) 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三定理：一是使创新价值重新定位，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二是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三是自主理论，即“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35) 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有八大特质：“第一，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有效的政府。第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第三，集中精力关注民生。第四，处理好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第五，渐进改革，拒绝休克疗法。第六，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是个有轻重缓急、逐步积累的过程。第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支配资源的效率很高，同时保证社会总体的公正。第八，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36)。
其二，有些学者特别强调“中国模式”政治、社会等非经济方面的特点。例如，一部分学者强调“中国模式”的政治特点，指出：“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是非民主平台。(37) 有学者强调了“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38)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凸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特点：“当代中国是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与此相对应，中国模式的四个基本特点是：快速发展的模式，有效转型的模式，大国崛起的模式，社会主义的模式”(39)。有学者指出：“破解‘中国模式’的密码不能仅在经济领域中寻找，也应到政治领域中寻找。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不懈探索，中国已经初步找到了符合中国历史、现实国情和现代化需要的‘中国式民主’道路”(40)。
也有一部分学者主要关注“中国模式”的社会特点。例如，有学者从社会形态和现代化的角度指出中国道路具有两个规定性：中国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是中国道路的第一个规定性。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局部跨越；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是中国发展道路的第二个规定性。这是中国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与西方的根本不同之处，即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再重复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一切苦痛。(41) 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角度指出：“‘中国模式’并不是空洞的概括，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自身的结构和层次。它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其中三个层次的相互推进十分明显：既有中央‘自上而下’的推进，又有基层‘自下而上’的推动，还有各个地方、各个部门连接上下的促进”(42)。
虽然上述关于“中国模式”特点的讨论，学者们是从不同角度入手的，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模式，又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模式。而且，这一模式的内涵远不止在经济方面，也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策略等诸多领域，需要从多个方面对“中国模式”进行综合分析。
(三)“中国模式”的意义之争
尽管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有偏差，但基本可以形成共识的是，“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模式”是否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普遍借鉴的发展模式？对于这一点，学者们有着不同意见。
1.“中国模式”普适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模式”议论纷纷，认为“中国模式”将对世界各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将为世界提供可以广泛推广的模式。《金融时报》等评论认为，西方国家认为所谓“现代化”和“全球化”就是全世界效仿西方发展道路，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将颠覆一切西方认为是“现代”的内容，重新界定“现代”一词的含义，这将是一场全球意义上的“文化变革”。(43) 《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说，当西方世界遭遇困难和打击的时候，中国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是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首次出现了不同于美国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不仅让中国增添光彩，更让美国模式失色。英国《泰晤士报》也载文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将深刻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轨迹。《金融时报》有文章指出，中国模式越发显现魅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正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摆脱自身发展困境的道路。(44)
不仅西方媒体，而且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也认为“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例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他特别强调，由于中国平衡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政治秩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纵向民主”模式而不同于西方的“横向民主”，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国家发展最成功的模式。现在中国的纵向民主虽然并不完美，而且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正在逐步发展为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45) 同样，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将来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俄罗斯学者则认为，中国看来已经找到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成为一种“将传统引领到现代世界的火车头”。这种特殊的社会调节机制既可满足社会文化传统的要求，也符合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需要。(46)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47)。
比较而言，大部分国内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较为保守，只是含蓄地表达“中国模式”可能具有的普适性。例如，有学者从中国模式对多元社会的重要意义方面提出：“中国模式在西方代议民主体制的经验以外，开辟了另外一种取得‘政治正当性’的途径。对人类历史发展而言，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48)。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来自于中国实践，运用于中国实践；它也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也会运用于发展中国家”(49)。
显然，与中国学者相比，西方媒体和学者更加关注“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将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他们的论述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这些学者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他们往往看到了西方模式的弊端，而希望中国的发展道路能带来新的选择；二是认为“中国模式”对西方形成威胁。这些学者把“中国模式”提高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而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50) 可见，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赞扬，其实表现了其背后的忧虑。他们担心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可能导致世界权力转移，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仿效中国，使全球影响力转向中国。
2.“中国模式”不可推广论。在“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方面，很多学者主张各国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一是“中国模式”具有其独特本质，不可复制。有学者直接指出：“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从他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51)。还有学者意识到，中国模式的国际示范，可能会因国情差异导致水土不服。“对于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有淡定的心态。既不能故步自封，也绝不能妄自尊大。客观地说，中国国力的提升，为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并提高了国家的软实力。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确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且一些国家也在了解和借鉴这些经验。然而，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输出‘模式’的理由。历史早就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经验再次验证了这个结论”(52)。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既不会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指导自身的改革，也不向外“推销”自己的经验。
二是“中国模式”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具有普适性。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定的，是对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结，并非未来的指导性的理论。过去适用的模式未必将来能适用，况且既有的‘中国模式’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和挑战。无论从经济持续发展，还是从道义角度考虑，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必然进行调整。可以说，过去通常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将在不远的未来，将会不断得到修正趋于平常，或者逐步淡出我们的视线。”(53) 因此，一些学者指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模式将会经久不衰而最终得以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因为中国模式只是最近十年特殊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也是为何中国人本身很少宣称此一模式具有普世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永远维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成长如同历史上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未来可能在增长停滞或是财富竞争的危机中受到反挫”(54)。
三是“中国模式”还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不应推广。在这些学者看来：“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且永恒不变的建构体系，‘中国模式’亦然。这一模式所隐藏的问题不比它所取得的成就小，并且这种模式只适合于某种历史机遇，而这种机遇现在已经不复存在”(55)。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造成：一是经济发展高消耗、低产出。二是整体环境不容乐观。三是金融风险。四是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在加大。(56)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属于一种高代价的发展模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成本的高投入；二是消极后果的严重化。中国高代价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资源威胁论”。(57) 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未来的发展面临多重危机。例如，有学者概括了“中国模式”面临的具体问题：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首要“瓶颈”；金融领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不容忽视；未来还面临若干不确定性。(58) 法国学者也指出了“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能源和一些原材料不足；银行体制不健全；耕地面积有限；受到国内矛盾和环境问题威胁。(59)
从上述的争论可以看出，学者们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模式”。一种角度主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模式”具有普适性；另一种角度则是主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的问题，反思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认为“中国模式”不可向外推广。其实，单纯从其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片面的。“中国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问题，必须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它。拔高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经验，将会掩盖“中国模式”隐含的问题，制约中国的持续发展。而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峙也不利于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中国模式”的立场不同、角度不一，但普遍看到了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优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高效发展策略，多数学者都承认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模式”的研究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讨论“中国模式”的概念等问题，而是应深入总结和探究“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其特色，无论把它称为“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所以，如果要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就需要找出“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的不同。也就是说，要找到中国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东西，才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因此，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可以看到，前面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中所提出的许多特点并不是“中国模式”所特有。例如，许多学者提到“中国模式”的特点包括强政府、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渐进改革等，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内容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能找到。因此，上述内容都不应该是“中国模式”的特点。
那么，“中国模式”的特点究竟应该是什么？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它有机地结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开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三者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模式”的本质特点和成功的主要因素，从而使“中国模式”既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模式，也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模式”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在关于“中国模式”的特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不仅是中国学者，而且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不少人把共产党领导看作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有美国学者就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用：“分析中国自身的条件和优点，我们不难发现，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是坚定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这种长远策略方针的执行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因为总统任期的结束而中断。中国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党派斗争，没有因为路线的突然改变而使发展受阻；相反，它一直坚持着改革开放初期所指定的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战略方针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得益彰”(60)。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核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顺利运作的根本保证。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政治因素，是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维护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把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其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以伟大的胆略和气魄，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和战略决策，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当代中国处于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指出的，转型期社会的政治稳定主要取决于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力量的强弱及其与政党数量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61)。实践证明，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就是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与拉美和东欧国家不同，中国在改革中没有接受西方多党制的政治模式，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这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基本前提。其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系权威中处于核心地位，高度重视并正确把握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中国模式”成功提供了思想保证。随着社会发展，公众意识日趋多样化，人们从过去盲目崇拜权威转变为开始用理性的目光评价现实政治。而且，西方各种意识形态进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核心价值观，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有效地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侵蚀，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
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模式”的领导核心，成功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既在深刻而广泛的变革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创造性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有了重大变化，它们既是上层建筑，同时它又是经济关系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政府不是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是只为了弥补市场失灵部分而存在，而是生产发展的直接组织者，是整体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战略的制定者和实际组织者。国家统筹城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决定着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制定重大产业政策。所以，谈中国发展模式，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是缺少了决定模式特点的最重要方面。(62)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又保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中国模式”获得成功提供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而且在抵御国际经济危机的国际比较中，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第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国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中国模式”在政治方面体现为：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政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内容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同，也与其他社会主义模式不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制度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切合中国的发展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模式”的经济方面体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它不仅体现了“中国模式”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且保证了党和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这主要是通过党和政府对国有经济的领导来完成和实现，也就是说，要坚持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国有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国有控股、参股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领导来巩固和实现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概言之，“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其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中国模式”的发展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经济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进行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且，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中国模式”有重要意义，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保持在发展模式指导思想上的统一，才能保证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制度核心。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基本手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渐进式的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来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一方面，着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另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中国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鼓励先进、促进发展，又注重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注重加强和完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克服市场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促进国民经济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健康运行。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采用渐进式改革的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经过30年的努力，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改变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并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了验证。“世界银行最近的数据表明，过去二十五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四亿人摆脱了贫困”(63)。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注重宏观调控和在关系国计民生重点领域实行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使国家有比较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能够迅速聚集国家力量，高效地解决影响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体系，不断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三者有机的结合是“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西方模式和其他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要素。而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这三者缺一不可，它们必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形成“中国模式”。
(二)“中国模式”面临多重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出自身的优势。但同时，“中国模式”还不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第一，从经济发展来看，“中国模式”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向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在发挥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本身的作用。另外，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真正转向以内需为主导，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解决的全局性问题。
“中国模式”在经济上是政府主导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权力和市场的作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其特征表现为国家掌控主体经济，并在其他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在短期内集结起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量，这在经济起点较低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大的自然灾害时，的确是卓有成效的。但在常态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国内经济活动中，其弊病便很明显。由于市场的主导力量是权力，这会造成国企垄断和掠夺，民企受到压抑。国企获得的国家投资最多，其利润回馈社会又相对较少。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益降低、经济窒息。
同时，由于中国上级对下级的考核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GDP增长率成了衡量各级政府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由于改革还不完善，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和制约制度，致使一些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利益一味追求GDP增长。有学者指出，“目前，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的60％，剩下的非居民收入应该占GDP的40％；但是中国刚好是倒过来的，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40％，剩下的60％是非居民收入”(64)。
另外，“中国道路”是相对于国际而言，其主要优势和劣势也体现在全球经济方面。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针对市场对廉价商品的需求，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创造的价格优势，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外向型经济，成为全球的“世界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一种“搭便车”的结果，因此，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西方已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中国试图继续“搭便车”的机遇也消逝了，由于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也无力充当全球的发动机角色，而此前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必然随之出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将不断下滑，对改革的最终目的产生怀疑。(65)
因此，虽然政府主导型的“中国道路”在金融危机后受到热捧，但应该保持警惕，因为市场与政府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缺陷，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关键是寻求到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
第二，从政治发展来看，“中国模式”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人们在实践中似乎越来越形成某种共识，即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中遇到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最终都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如何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促进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完善，将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经验证明，经济发展和繁荣与民主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威权政治比民主政治更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充分证明，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以持续的。中国要保持经济的持久繁荣，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不懈的目标来追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这有赖于解决好如下基本问题：
一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和建设问题。就现代国家治理来说，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实行政党制度，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关键是，政党的作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更加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利。就中国的现实来看，执政党主导的国家治理模式，无疑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执政党如何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摆正执政党与人民作为权力主体的关系，进而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要求党内民主政治建设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党内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其次，要变革执政党的组织体系，防止党政之间的功能重叠和交叉，防止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公共治理的低效率。再次，要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说到底是要体现人民意志，是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在党的建设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加强法治，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最终将获得多大成功，或者在什么范围内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同，获得民众信任，也取决于在这方面的发展。但目前，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人治”思想在我国仍然根深蒂固，如“清官”、“精英政治”观念，它们的可怕之处在于排斥法治。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中有关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确实难尽人意。尽管理论上几乎完美无缺，如执政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以及民众的监督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不能落实、缺乏成效。如果中国最终不能实现法治，在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方面不能找到有效的制度设计，这种政治发展道路会受到更多人的质疑。
三是有效保障公民权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开放的30年，既是中国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30年，也是中国人权保障事业发展最快的30年。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受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人权保障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例如，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拆迁与农村土地征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公民的财产权利如何才能依法得到正确有效地保护？
毋庸赘言，“中国模式”还处在发展进程中，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完善，民主政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这也成为今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将要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三，从社会发展来看，“中国模式”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也相当急迫，这就是环境和能源问题。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能源为代价的，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使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而难以为继。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占大多数，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城镇化、绿色GDP、气候变化等诸多难题，将使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面临其他国家发展进程中不曾遇到过的严峻挑战。
除了上述问题，“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贫富分化与对立、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短缺、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以及国际安全和国际挑战等许多问题。毫无疑问，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因此，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在民主、法治、公平、文化、环保和节能等方面上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三、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毋庸置疑，但同时它并未完全成形，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因此，上述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不同角度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事实上，在“中国模式”的研究过程中，重要的不在于讨论“中国模式”的概念问题，而是应深入总结和探究“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从上述关于“中国模式”争论的思考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三者有机地结合是其本质特点。但是，“中国模式”处在发展和探索中，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各领域的挑战。因此，在充分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取得的成绩时，更要对这条道路所面临的问题有清晰的认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环境，不能照抄别国模式，也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当然，这不意味着可以不去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也不意味着否认“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的一条独立自主的、创新的现代化道路。这种现代化道路，与其说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或“共识”的话，还不如说是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正如一些西方媒体指出的，“由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复制，但可借鉴中国模式背后务实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根据自身国情探寻发展道路的基本思路”(66)。
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仍在继续。面对这些争论，我们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冷静谨慎，决不应该自我膨胀。在对“中国模式”的巨大发展潜力和美好前景充满信心的同时，要看到中国自身发展面临着复杂的困难和压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模式”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规避风险、把握机遇，使“中国模式”焕发出更大的创造力，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对世界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注释：
① 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② 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③ 潘维：《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第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④ 杨雪冬：《“中国模式”是中国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848509.html.
⑤ 刘建飞：《应当超越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人民论坛》，2010年第16期。
⑥ 郑永年：《“中国模式”为何引起世界争论？》，《参考消息》，2010年5月5日。
⑦ 汪玉凯：《冷静看待中国模式》，《中国改革报》，2010年1月12日。
⑧ 郑永年：《“中国模式”为何引起世界争论？》，《参考消息》，2010年5月5日。
⑨ 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⑩ 徐崇温：《有关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文汇报》，2010年2月10日。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 黄亚生：《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时代周报》，第81期。
(13) 田春生：《关于中国模式的主要争议》，《人民论坛》，2010年第16期。
(14) 《中国崛起是否将“克隆”西方》，《参考消息》，2009年7月2日。
(15) 俞可平、黄平、谢曙光、高建：《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1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6) 袁伟时：《“中国模式”避不开的诉求》，《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6日。
(17) 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18) 施雪华：《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19) 赵启正：《中国无意输出“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20) 托马斯·I·帕利：《中国发展模式的外部矛盾：出口导向型增长与全球经济萎缩的危险》，《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5期。
(21) 《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经济仍是投资驱动型》，http://www.caijing.com.cn/2006—06—22/10009063.html.
(22) 托尼·安德烈阿尼：《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23) 徐崇温：《国外有关中国模式的评论》，《红旗文稿》，2009年第8期。
(24) 徐崇温：《国外有关中国模式的评论》，《红旗文稿》，2009年第8期。
(25) 《中国模式的特点恰恰在于没有规定形式——专访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亚历山大·萨利茨基》，《参考消息》，2009年9月1日。
(26) 常辉：《大卫·科兹的社会主义观》，《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2期。
(27) 胡钧、韩东：《“中国模式”的实质、特点和面临的挑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28) 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 NewsID=165377.
(29) 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第1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30) 赵宏：《中国模式与当今世界几种主要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红旗文稿》，2009年第22期。
(31) 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14～1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2) 刘宝三：《关于“中国模式”的几点思考》，《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
(33) 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417～4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4) 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113～11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5) 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6) 张维为：《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http://theory.people.com.cn/GB/9687131.html.
(37) 秦晖：《中国模式特点是非民主平台》，http://www.caijing.com.cn/2010—09—25/110529684.html.
(38) 田春生：《解读“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人民论坛》，2008年第24期。
(39) 陶文昭：《中国模式凸显社会主义的政治特点》，《人民论坛》，2008年第24期。
(40) 杨玉凤：《“中国式民主”是破解“中国模式”的重要密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6期。
(41) 吴波：《社会形态与现代化双重视野中的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
(42) 郑杭生：《“中国模式”是一个新故事》，《人民论坛》，2010年第21期。
(43) 《西方媒体出现反思中国模式新动向》，《参考消息》，2009年7月7日。
(44) 伊铭：《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的背景》，《联合早报》，2009年12月15日。
(45)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第57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
(46) 王新颖：《国外学者热议“三大预言”与中国模式》，《人民论坛》，2009年第6期。
(47)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前言第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48) 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第60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49) 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第1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50) 郑永年：《“中国模式”为何引起世界争论？》，《参考消息》，2010年5月5日。
(51) 赵启正：《中国无意输出“模式”》，《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52) 杨雪冬：《“中国模式”是中国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474259.html.
(53) 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金融时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
(54) 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第30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55) 景凯旋：《“中国模式”的前景》，《人民论坛》，2009年第28期。
(56) 俞可平、黄平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第177～1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57) 邱耕田：《中国模式与低代价发展道路》，《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58) 常修泽：《中国发展模式论纲》，《生产力研究》，2008年第1期。
(59) 托尼·安德烈阿尼：《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是否意味着“中国模式”的必然终结？》，《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60)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第1页，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
(61)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9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62) 胡钧、韩东：《“中国模式”的实质、特点和面临的挑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63)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64) 汪孝宗等：《哪个省的GDP“含金量”最高？》，《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9期。
(65) 景凯旋：《“中国模式”前景》，《人民论坛》，2009年第22期。
(66) 《西方媒体出现反思中国模式新动向》，《参考消息》，2009年7月7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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