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发展的警示--兼论困扰中国粮食发展的十个现实问题_农民论文

中国粮食发展的警示--兼论困扰中国粮食发展的十个现实问题_农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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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我国粮食开发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人民生活安定,制约着国家建设的速度和规模。

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如下十大现实问题,困扰着我国粮食的生产和开发,为我国的粮食开发事业敲响了警钟:

一、耕地数量减少

解放初期,我国人均耕地2.71亩。40多年来,我国累计丧失耕地5亿多亩。最严重的是1958至1960年,三年减少耕地2亿多亩。1985年前后又是一个侵占耕地的小高潮,最多的一年减少1500万亩。1978年至1994年,我国人口净增2.3亿,耕地面积却净减了6880万亩,16年抹掉了相当于一个多四川省的耕地。其中1991年减少732万亩,1992年减少1108万亩,1993年减少484万亩,1994年减少了600万亩。

毁林、开荒、过度放牧、开矿、修路、建城建镇、土葬、烧砖瓦、农村建设等,每时每刻都在向国土索取宝贵的土地甚至耕地资源。近十年来,全国农村村镇住房建设占用耕地占全国建设用地的一半以上。据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陕西、四川等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开发区占地总面积已超过了6000平方公里。

1995年2月中旬,我国人口已增至12亿,而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预计下世纪中叶才达到的1.2亩,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危险线0.8亩仅差0.4亩,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而且,全国现有1/3的省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广东、浙江、福建等省人均耕地在0.6亩以下。如果这种耕地锐减、人口剧增的势头得不到遏制,再过一两个1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将分别降至0.96亩和0.79亩。半个世纪后,人均将仅有0.63亩耕地。

在耕地较少的情况下,扩大耕种面积,广种薄收,是前些年迫于人口多、粮食少而采取的短期行为。而目前,我国宜耕宜农地的后备资源很少,可以开垦的荒地已经不多,可供大面积开垦的只有新疆、东北等地区,合起来也不过2亿亩左右,扩充余地很少。如若走过去开荒整地,毁林种粮,或围海造田的路子,结果将是森林过伐,植被减少,水土流失。这种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进一步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毁灭我们生存的基础,得不偿失。

食自农出,农以地着,耕地为粮食之母。耕地的减少,给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开发提出了难题。如果不有效地控制使用耕地,粮食开发滞后于工业发展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二、土地质量下降

在保护基本粮田数量的基础上,提高耕地质量、严防土壤退休和污染,无疑是农业和粮食开发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国有机肥资源十分丰富,实践表明,有机肥料与化肥配合施用,不仅可以缓解化肥氮磷钾比例失调及化肥总量不足的矛盾,还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污染,净化环境,保护生态,从而达到建设高产优质高效农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后劲的目的。但实际投入粮食生产的却在逐年减少,如人粪尿,目前利用的还不足30%;全国猪、牛、羊、马等牲畜及家禽年产粪便10多亿吨,还未被充分利用起来;我国每年收获5亿多吨粮食作物秸杆中,含有氮280多万吨,磷57万吨,钾570多万吨,仅此,就相当于1993年进口化肥的总量,但是只有26%用于养畜过腹还田,15%用于直接还田,少部分用于造纸、建筑、编织等,相当部分在田间地头焚毁,既浪废了资源,又制造了空气污染;河泥利用也有较大的潜力,据江苏省估算就有河泥50多亿吨,若开发利用,不仅增加肥源,而且还可疏浚河道;南方有3亿多亩水田,最少有1/3可以种植绿肥。

近年来,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价值观念的更新,农民从事粮食开发也开始讲究经济效益。为了省工省力,为了收效快,他们采取掠夺式的经营方式,放弃了有机肥料,大量甚至过量地使用化肥,短期内提高了粮食单产,却使土 地的有机质含量降低,土地的自然肥力大幅度下降,土壤板结、地力衰竭、土质变异、病虫害增加,化肥的肥效也愈来愈低。据有关部门测定,我国目前中低产田已占整个耕地面积的2/3,有机质含量已降低到1.5%,明显低于美国现有耕地有机质含量2.5-4%的水平。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黑土,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已从刚开恳时的8-10%猛降到目前的1-5%。

工业“三废”污染耕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一些城市企业单位和部门将有严重污染的产品项目,转让给乡镇和村办企业,大片农业耕地变成了“聚污盆”。目前我国受“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1亿多亩,造成每年粮食减产100亿公斤以上。

一些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也带来了土地污染的后果。地膜覆盖技术自1979年从国外引进后,给农民带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也造成了碎膜对耕地的危害,而我国目前所使用的塑料薄膜在自然条件下需100多年才能分解。

三、农用水源短缺

我国现有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而人均占有量只有2700立方米,居世界第88位,人均占有水资源还不到世界人均量的1/4。耕地平均分摊水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到1993年,我国年开发利用水量总计为5200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占85%,主要用于农田灌溉。

我国年降水量达到6万多亿立方米,形成径流的仅有2.6万亿立方米,径流系数约为43%,也就是说57%的降水被蒸发了。全年60%的雨量集中于夏秋两季的三、四个月,降水时间比较集中。由于水库塘坝蓄水能力有限,不能把径流的大部分水储蓄起来,蓄水量占年径流量的15-16%。每逢汛期,暴雨降落,河水猛涨,一泻千里流入大海。

我国降水的地理分布差异很大,一般为东南多,西北少,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长江、珠江和浙、闽、台以及西南各省诸河流域,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这些地区的总水量约占全国的82%以上。黄河、淮河、海河、滦河、辽河、黑龙江和西北内陆诸河流域,处于少水干旱地带,这些地区的总水量只占全国的18%以下,而耕地占全国的63.7%,人口占全国的46%。

我国的地下水资源分布也不均衡。全国地下水资源约为7000亿立方米/年。但在分布上,地表水多的地方地下水也多;地表水少的地下水也少。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几乎占70%,北方地区只占30%多一点,占全国耕地1/4的晋、冀、鲁、豫四省地下水只占10%。地下水开采利用较困难,但也存在着严重超采的问题,华北地区和沿海地带最为严重。华北地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3米,目前,这些地区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和城市供水,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超采地下水的代价来维持的。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造成沿海地区的海水入侵。山东莱州湾海水入侵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海水入侵每年以400米的速度向内陆推进,渤海湾地区海水入侵面积已达1433平方公里,造成耕地盐化,居民饮水困难。

目前,我国北方(包括京、津、冀、晋、豫北、鲁北、胶东和辽中南等)缺水区总面积已达58万平方公里,这些地区水资源开发程度已高达70%,除辽宁、豫北、鲁北和晋东南部分地区外,可供开采的水资源已极少。全国农业每年缺水总量约为300亿立方米,受旱面积达2-3亿亩。

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浪费现象令人堪忧。首先,我国水资源污染相当严重。全国每年排放污水量达360多亿吨,其中80%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七大江河中,辽河、海河、淮河已经严重污染,洞庭湖、巢湖、白洋淀、南四湖、滇池等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90%以上城市水环境恶化,城市环境遭严重污染。全国每年因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亿元。其次,我国水资源有效利用率很低。目前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灌溉大部分是土渠,防渗性能差,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0%左右,井灌区一般也只有60%。黄淮海平原每年灌溉用水500亿立方米,其中近300亿立方米蒸发和渗漏了。如果水的有效利用率提高10%,一年就等于增加450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兴建几十个、上百个大型水库。

四、自然灾害频繁

粮食开发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由多个环境因子构成的综合概念,其中与人类生活及粮食开发关系渊源最深、对农业生态环境影响最大的是森林植被。

我国目前共有森林面积17.3亿亩,林木总蓄量90.3亿立方米。从总数上看,我国森林总面积和总蓄量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只有1.5亩弱,仅为世界人均森林面积15.6亩的1/10,居世界121位。我国森林覆盖率为12%,居世界第120位(世界平均是22%)。况且,我国森林资源破坏日趋严重,乱采乱伐现象时有发生。全国用材林中的成、近熟林的蓄积仅剩下约15亿立方米,按目前的消费水平推算,只能采伐7-8年。之后,势必大量消耗近熟林、中龄林,而这一部分数量极少,几年后也将枯竭。1980年以来,我国森林病虫害的发生面积,每年都在1亿亩以上,其中500多万亩因此而死亡。1989年,我国森林病虫害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1.65亿亩森林发生病虫害,直接经济损失20亿元。

我国牧区草原面积约43亿亩,其中可利用的草原约33亿亩。解放40多年来,随意占用、乱垦等破坏草原植被的情况日趋严重。近20年来草原开荒面积就达1亿多亩,挖药材、采矿等造成草原沙化、碱化、退化的面积,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30%以上。

森林过伐、湖泊过垦和草原植被减少,加上生态污染等原因,使我国农业生态出现了功能紊乱,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森林、草原植被的破坏减少了对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形成“温室效应”。据测定,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每年以19-33%的速度递增,而大气中每增加10%的二氧化碳,世界平均气温就升高0.3摄氏度。

大片土地失去“绿色保护伞”和“天然蓄水池”,加速了水土流失,使土壤沙漠化。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从解放初期的116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5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6,每年流失表土50亿吨;沙漠化土地已达149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5.5%,而且全国沙漠化土地每年增加2100平方公里。

我国的酸雨污染从80年代初以来呈加速发展趋势,污染的范围已从西南局部地区扩大到长江以南大部分城市和乡村,并有进一步向北发展的趋向。目前,我国有20个省、市(区)发现酸雨,受酸雨污染的农田4050万亩,经济损失20亿元。

一些化学物质的使用也引起了气候的变化。如冰箱中的制冷剂氟里昂能够破坏大气中的臭氧层,使过多的紫外线到达地面,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农业灾害更主要的是生态因素造成的。在水、土、光、热四个气象因素中,主要的成灾因素是水、旱灾和洪涝,占农业自然灾害的80%。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造成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达600亿元左右。粮食损失400亿公斤,其中旱涝灾害的粮食损失为300-350亿公斤。据国家减灾委的权威报告,继1993年大灾之后,1994年我国又在洪涝、旱灾、台风、冰雹、震灾、泥石流、霜冻害、雪雾灾等方面损失惨重,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

有关资料表明,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全国平均每年受灾面积增加68%,成灾面积增加91%。近年来,成灾率更是逐年上升,1988年成灾率为48%。比1985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

五、产业保护软弱

农业属“弱质”产业,农业特别是粮食开发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直接经济效益低,平均利润小,投资回收期长,农业与其它行业相比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劣势。国家必须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扶持。农业保护是指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基于食品安全、物价稳定、社会安定等目标,利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来保障全国或地区的农业发展免遭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给我们提供了较成熟的经验。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粮食产量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1/5,其农产品的价值达1200多亿美元。自70年代以来,美国年均出口粮食1.15亿吨,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占有的份额高达50%。这是美国政府一贯推行农业保护政策的结果。这种农业政策的目的有四点:“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农民收入,保障食品供应,保持农村地区活力”。美国农业在国民收入中仅占4%,而政府却给予9%的补贴。1992年美国的农业补贴总额为150亿美元,美国农场主收入的大约1/3来自政府的农业补贴。

我国的农业及粮食开发也迫切呼唤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这一特殊产业的保护,但配套政策和落实都不得力,使农业和粮食开发“得道少助”,影响了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投入是农业特别是粮食开发的基础,但这些年我国农业投入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呈逆向波动。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五五”期间为13.2%,“六五”下降到9.5%,“七五”又降到8.4%,1993年为8.7%;全国多渠道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业建设的部分占投资总额的比重,1980年为15%,1993年下降到3.5%;农业信贷规模占国家信贷规模的比重也是下降的,而粮食开发投入所占的比重也更少。

农业投入的减少,不但使农用工业发展受到制约,农民收入受到影响,而且使农业基础受到损害。目前,我国农用水库有1/3带病运行,60%的灌排工程急需维修。国家负责治理的81座重点水库年投资也仅有1亿元。

近年来,我国工农业剪刀差进一步拉大。1989-1991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共扩大了16.5%,剪刀差的拉大使农产品成本提高,农民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能力下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挫伤。80年代后期,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1993年达30%,有些地方涨幅更大。以吉林省为例,1983年至1993年的10年间,定购玉米共调了5次价,涨幅只有41.4%,其中涨价最多的1991年,每公斤玉米只上调了6分钱,而同期化肥生产资料价格却连连上涨,10年上涨了1倍多。其中二铵、尿素和硝铵分别上涨1.9倍,1.7倍和1.5倍。1994年粮食调价,该省玉米每公斤上涨0.18元(0.48调到0.66元),涨幅为37.5%,可化肥价格涨幅更大,二铵、尿素、硝铵三大化肥价格上涨43%,其中二铵上涨61%。与此相关的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又呈扩大趋势。据农业部资料,扣除物价因素,1980年至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增长率为15.1%;1985年至1988年,年增长率为5%;1989年至1992年,年增长率为2%。这组资料表明,农民收入增长以1984年为转折点,以前增长较快,此后便逐渐下降。城乡收入差别也经历了一段一度缩小到逐步扩大的历程,1978年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比为1:2.4,1980年为1:2.3,1985年为1:1.7,1990年则扩大为1:2.2,1992年为1:2.33,1994年又升高到1:2.6。

“害农坑农”事件屡屡发生,造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等现象在一些地方还在蔓延。1992年,仅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就查获假农用种子9680吨,假农药6913吨,假化肥165800吨。1994年一季度,国家技术监督局在17个省对13家生产企业、64家经销企业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溴氰菊酯乳油、高效磷等主要农药的合格率仅为64.8%。

农民负担重等问题也影响农民从事粮食开发的积极性。有的乡村收取统筹、提留不执行预算方案加项加码,千方百计在5%以外做文章,“三乱”现象仍然存在,各种摊派农民难以承受。更多的是政策不落实造成的农民隐性负担。

对农业这一特殊产业保护软弱,使农民比较利益降低,影响了他们从事粮食开发的积极性,我国粮食生产面积也在逐年减少。1992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下降到16.6亿亩,较1991年减少2400万亩,接近16.5亿亩的警戒线。1993年又减少1100万亩,1994年粮食种植面积继续减少,全国粮食种植面积只有16.4亿亩,粮食面积减少的省份有19个,暴露出了粮食开发生产上的危险信号。

六、开放力度不够

尽管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利用外资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全国利用外资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偏少。据农业部统计表明,截止1993年底,农业利用外资占全国协议利用外资金额比重仅为4.4%;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比重为3.3%,大大落后于工业所占55.8%和第三产业所占38.9%的份额。与世界发展中国家比较,我国农业吸收外资水平也是比较低的。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35个发展中国家调查,1982-1984年,农业人口人均年利用外资官方承诺额,远东(不包括中国)为6.6美元,近东为6.8美元,非洲为11.4美元,拉丁美洲为18.4美元,而我国1979-1992年,按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年人均利用外资额仅为0.44美元。

据估计,到2000年,全世界农产品年增加量中,将有5/6来自生物工程技术和其它增加措施。先进的农业技术并无国界之分,如果加大开放力度,争取引进推广,必将使我国粮食开发有一个质的飞跃。目前国家已决定“九五”期间从国外引进1000项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但引进后的推广工作也会面临许多新的困难。

七、农业机械老化

以拖拉机为例看目前的农用机械状况。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农村大部分拖拉机被用于搞运输,耕作主要靠牲畜或者人力。即使有心想用机械耕作,也囿于土地分割零散而不能实现。据统计,目前我国北方地区的机械深耕土地面积仅是历史最高年份的1/3。

进入90年代,我国大中型拖拉机进入了报废高峰期。据统计,1987年我国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创记录88万台以后,开始逐年下降,近几年以平均3%的速度递减,年平均减少2万多台,1994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已不足70万台,比高峰年净减近20万台。而且,一些原来大中型拖拉机使用比较广泛的省、市、自治区,严重老化的大中型拖拉机都在半数以上,真正技术状况良好的为数不多。受此影响,全国机耕面积减少了1/2。据山东、吉林、黑龙江等农机部门测定,在同样的投入和管理条件下,农田不深耕,小麦减产15-21%,玉米减产25%以上。大中型拖拉机老化,也导致了农业机械使用成本的增长。据测算,已经老化的大中型拖拉机每年要多耗油115万吨,增加成本25亿元。

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不断减少的原因,一是一次性投资大,农民一家一户投入能力不足;二是用于农田作业不象小拖那样用处广泛,抑制了农民的购买欲望;三是国家更新扶持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更新计划难于落实。1991年至1993年,国家计划更新大中型拖拉机9万台,实际完成7.4万台。1994年计划更新5万台,约完成50%左右。“八五”期间计划更新20万台,预计只能完成12万台。

有资料表明,进入90年代,我国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改革和农用柴油价格并轨又对农业机械化带来了较大的影响,直接为粮食开发服务的农业机械产销继续滑坡。1993年十一种主要农机产品中有7种下降,降幅多在30-57.2%之间。

八、科技推广困难

80年代以来,国家对农业科研经费的投入,绝对数虽然有所增长,但相对数却不断下降。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拨款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80年为0.27%,1985年降为0.17%,1990年下降到0.12%。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科研经费紧张,农业科研必需的仪器和实验条件较差,全国50%以上的县级农技部门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仪器设备,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土壤测试和分析仪器都没有,更谈不上现代化的测试分析仪器和电子计算机。乡镇农技部门更是一无所有,农业科技情报资料也很少。

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不同程度地陷入“奶断、网破、人走、心散”的困境。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不完全统计,到1993年底,全部和部分“断奶”的县级推广机构995个,占41.1%,乡农技站占总数的38.6%。又据农业部1993年百县蹲点调查,全国农业科技推广经费平均比上年削减33%,有16%的县级农科机构和18%的乡镇农科所(站)被撤销。目前,我国农业科技队伍出现了明显的人才断层。“文革”前培养的农业科技人才都年过半百,陆续进入退休年龄。35-45岁这个年龄段,处于人才断层的低谷。建国以来我国农业院校培养了172万大中专毕业生,目前只有一半留在农业战线。我国农村第一线科技人员更是严重缺乏,每7000亩耕地只有1个农业技术人员。同时,由于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新较快,农业科技人员也面临着一个加强基础理论和更新知识结构的问题。

以上种种情况,加上农民素质差,科技兴农意识淡薄,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制约着粮食的生产和开发。据发达国家的一些机构预测,到本世纪末农产品增长的5/6依靠科技,只有1/6依靠扩大耕地面积。目前,科技因素在我国农业增长中的比例只有35%,而国外已达60-80%。我国每年取得6000多项重要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也只有30-40%,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农民由于不懂科学,不懂技术,科学种田已成为一句空话。以化肥使用为例: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化肥有效利用率是世界最低的,使用的化肥被农作物吸收的仅占50-60%,有40-50%的化肥流失掉了。

九、从业人员不足

改革后出现的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对有科学文化知识和较新观念的青年农民有着极其强烈的吸引力。同时,从事农业和粮食开发比较利益差、劳动强度大、社会地位低等原因地驱动着青年农民的流动。于是,大批的青年农民放弃了耕地投进了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怀抱。改革开放以来,已有11278万农民(70%以上是青年农民)投身乡镇企业,实现了向非农业的转移,离开了曾耕种过的土地。

“民工潮”自1989年展露以来,一浪高过一浪。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的组成来看,多为有初中以上文化、有一技之长、有胆略敢担风险的青年人。团中央的一项调查论证,目前全国8000万流动人员中,35岁以下的青年占71.8%,约6000万。

青年农民是农业劳动者中的精华,也是中国农业的后继之人。他们从农业游离出去,使农业和粮食开发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从事粮食开发的劳动力老年化、女性化、弱能化的现象十分普遍,新的劳动力严重乏源。这既是近几年农业生产徘徊下降的重要原因,又是农业后劲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高,技术先进,重要原因之一是重视对农民的教育。他们从基础教育到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推广、继续教育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意生产和生活并举,有立法和相应的鼓励政策措施,有专门管理机构和足够经费,有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农民文化科技素质较高。如德国农民中,大学毕业的占6.7%,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占53.2%;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的占5.9%,高中毕业的占74.8%,初中毕业的占19.4%。我国由于农村教育落后这个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得好,使从事农业和粮食开发的农民素质较低的问题也很突出。在我国,农村文盲、半文盲劳动力占16%,小学文化劳动力占近4成。

农村青年农民的大量流失,既使农业和粮食开发从业人员数量锐减,后继乏人,又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降低,使粮食开发自身发展的基础受到了削弱,对落实“科技兴农”战略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十、粮食浪费惊人

我国粮食生产过程中,在收割、脱粒、干燥、储藏、运输和初加工几道环节粮食损失相当严重,总损失率达15%左右,大大超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5%的粮食产后损失标准。仅此一项,年损失粮食600亿公斤。

我国农村进入90年代以来,鼠害再次猖獗,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1993年,我国农田鼠害发生面积多达3.5亿亩。近两年全国每年因鼠害造成的粮食作物田间损失达30-40亿公斤。鼠害发生较重的地方,水稻、小麦、玉米、豆类等作物一般减产5-10%,重者减产30%甚至绝收。我国贮藏粮食虫伤鼠耗损失,一年也超过150亿公斤,按人均250公斤口粮计算,这些粮食可供应6000万人口(相当于一个大省)一年的口粮。

粮食消费方面的浪费更加惊人。1988年全国约有550亿公斤的原粮直接喂了禽畜,肉、蛋、奶的转化率很低。与使用混合饲料相比,一年多耗用粮食约300亿公斤。目前我国城乡养狗在1亿只以上,每年养狗耗粮可达270多亿公斤。由于城镇居民口粮价格明显背离价值,个人消费过程中也存在着损失浪费粮食的现象。城镇居民每年倒掉的米饭、面食和浪费掉的用粮食转化而来的肉、蛋、奶等折合成原粮,一年浪费不下200亿公斤。

由于粮价偏低和税赋不公,导致我国饮料酒尤其是白酒生产严重失控。近年来我国平均年产白酒达500万吨以上,全国每年要“喝”掉粮食125亿公斤。

另外,由于播种方式落后,近几年,全国粮食作物年用种量达200多亿公斤,约占粮食产量的5-6%,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如果进一步提高种子质量,同时大面积推广精播技术,全国每年可减少种子用粮约84亿公斤。

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二十一届全体大会提出了“粮食第一”的口号,决定从1981年起,每年10月16日为“世界粮食日”,目的是唤起世界公众注意长期存在的粮食问题,鼓励各国发展粮食生产,为在本世纪内消除饥饿而斗争。我国是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件大事。随着人口的逐步增加,土地的日益减少,粮食问题将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因此,教育全国人民重视粮食开发问题,并制定政策导向,无疑有利于我国的粮食开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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