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比较——党建研究中一个亟待开拓的新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党建论文,新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遇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地呼唤着党建理论的充实和进一步发展。面对这种状况，越来越多的党建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认识到，要把党建研究引向深入，十分有必要拓宽视野，把对世界各类政党及政党体制的研究作为党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讨。这是正确的。实践已经表明，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成为普遍现象、而政党政治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又有许多共性的情况下，研究、比较各类政党和政党体制的运作，总结他党发展的经验，吸取他党衰败的教训，不但对于我们把握时代趋势，了解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而且对于我们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少走弯路，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想就开拓这一新领域的意义，必要性和基本原则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不同政党之间可以比较、借鉴，通过比较和借鉴从中获得对我们党有益的东西，这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在建国不久就已经明确表达过的思想。在50年代，除了向苏联共产党学习早已成为全党上下的长期共识之外，党的领导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周恩来在一次谈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时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举出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八年总统之后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先贵为总司令、又当大学校长等例子，认为“资产阶级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7页）这些思想都充分肯定了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反映了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态度。
不同政党和政党体制之间之所以可能借鉴、比较，就在于它们有一定共同性。政党的阶级性不同，但政党都以取得政权或维持政权为基本目标，都要努力克服自身的缺陷以保尽可能长期地执政，都要处理好党的基本群众的关系，都要依靠党员来开展活动。因此，政党的活动是有共同规律可循的。毛泽东当年认为斯大林破坏法制的行为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说明他也承认这些国家在操作机制上有某些可借鉴之处。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得到发扬。相反，在“左”的思想（此外还有大量复杂的客观原因）影响下，我们对几乎所有外来的东西都越来越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从而逐渐走了一条自我封闭、教条僵化的道路。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泛滥，党内外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实行党政不分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都曾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教训。我们常说，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因而犯错误和付出代价在所难免。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正是在我们出现这些失误的同时，世界上有许多政党在探索克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克服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和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路子，有的党还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能坚持学习、借鉴的思想，认真吸取其他执政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党完全有可能避免重大错误，为此付出的“学费”也肯定要少得多。由此可见政党比较研究的实践意义。在改革开放、大量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情况下，在各国、各党之间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在政党操作方面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相似性的情况下，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但不会缩小，而且将更进一步地扩大。
政党比较对于我们党的建设实践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也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党的建设是一门科学。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一观点都是正确的。政党是当代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政治现象。尽管从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政党就遭到人们的非议，并且这种非议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但政党还是逐步发展起来，在现代政治体制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今在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国家没有政党。政党的发展本身就说明，政党是有生命力的，是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产生的，它遵循自己特有的规律，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马克思主义把政党界定为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是充分地研究了政党的客观性之后提出的结论。既然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那么研究这种规律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也毫无疑问应当是科学。
但是，应当承认，在理论界，在群众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把党的建设理论当作一门科学看待。在不少人眼里，党的建设只是一项工作，没有什么理论，因而也不是科学。出现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这门学科的意义、对象、内容不了解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原因。不过从客观上讲，也确实有一个党的建设理论的科学性是否得到了充分体现的问题。
理论成其为理论，很重要的一点，不在于它是否准确地描绘了实践，而在于它是否在此基础上升华了经验，把经验提到了普遍规律的高度来认识。这种由特殊上升到一般的过程，是经验发展成理论的必经阶段。我们党在长达70多年的党的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逐步形成了一套富有中国党特色的党的建设思想体系。所以，就我们党自身（有一段时期大量地借鉴苏联党）来说，如果把对全党（有时也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都适用的经验看作一般，把局部经验看作特殊，那么我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党的建设理论形成了。但是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在把中国党这个特殊上升到政党作为普遍政治现象的一般方面，工作确实做得不多。近年来，虽然对世界各国不同类型政党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有明显的增加，但绝大多数显然都不是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更不是从党的建设的比较的角度去研究的。尤其是，我们对于党的建设的定义，理论上限定在共产党类型的党，实践上更限定在中国党自己。上述情况无疑影响了党建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因此，要使党建理论的科学性得到充分体现，就不能不把研究扩展到更加广泛的领域。只有从更多类型的政党（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我们党自己）的活动中抽象出政党活动的一般规律，从这种规律的高度去完善和发展党的建设理论，这个理论才能拥有一个更加深广的科学基础，这门学科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开展政党比较的理论意义即在于此。从这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把党建研究拓宽到对其他类型政党的比较研究，是完善党的建设理论，使之更加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在了解了开展政党比较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之后，进一步探讨进行这一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绝对不能把对别国党的比较、学习、借鉴等同于照搬照抄它们的模式。在世界各国，任何一个对本国政治和社会进程有影响的政党，或长期存在、有相当稳定性的政党体制，都是在不断适应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尽管这些政党和政党体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和弊端，有的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制度性矛盾，但其存在本身就说明，它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对这些政党和政党体制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从中汲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然而在这里，必须明确区分这样一点，即：承认一个政党或一种政党体制有它存在的理由，并不等于认为这种类型的政党和政党体制对我们国家也同样适用。相反，一种政党和政党体制之所以长期为该国人民所接受，恰恰是因为它对于本国国情的适应。离开了国情，它就很难生存。
其次，政党比较要贯彻尊重别国党、别国人民历史选择的原则。在政党比较中，有一些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是需要澄清的。因为我们进行政党比较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观点必须坚持。此外，我们用来进行政党比较的根本思想武器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不应当有任何含糊。但是，澄清是非的目的不是要对别国党及其做法盖棺论定或施加影响，而是要通过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来思考深层次的问题，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心中有数，既不封闭自己，也不随波逐流。就像邓小平再三强调的那样，党不论大小，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这是我们党总结几十年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级其重要的结论。
再次，政党比较要以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建设为落脚点。这是我们进行政党比较的目的所在。离开了这一点，研究这一问题就失去了意义。当前，在我们党的建设实践中，的确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但是，放眼世界，遇到问题的并不只是我们党，也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方发达国家不少久经考验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的日子也不好过，甚至已经发生危机。这说明，政党政治从总体上看处在一个变革的阶段。变革阶段既充满困难，又蕴含着新的发展机遇。因此，适应这种变革的要求，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思路，党的建设是能够得到加强的。发展对各类政党的比较研究，是这种探索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把这一研究的根牢牢地扎在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建设上，这个课题就肯定会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课题。
（《理论前沿》96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