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发展与新兴工业化经济：——对新的世界秩序（无秩序）中南方的警世恒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持续发展论文,经济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持续发展已作为将关心环境和关心发展结合起来的政策目标而得到了广泛流传。它给已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引起争议的有关发展问题的讨论加上了环境决策的问题。南方低消费国家的代表们很久以来一直对现有经济发展的地理分布是否合理表示怀疑，并且要求以某种形式重新配资产、收入和市场，以便使问题得到公平的处理。北方高消费国家的代表们很久以来一直在抵制这种压力。在当前增长乏力、失业状况日益加剧、贸易极不平衡、债务与日俱增以及国际贸易关系中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从政治上说，几乎不可能认真考虑在国际上进行再分配的问题。现在，环境主义者争辩说，高消费国家物质消费所达到的水平，从生物物理学的角度看，是无法忍受的，而且不能进一步扩散，否则就有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
说得更严重一些，环境可忍受程度和经济增长挂钩，是事先没有把握对行为方面和环境方面的后果作出估计的“令人厌恶的”问题。在理论上和技术上有一些使“事实”遭到严重争议的深奥问题。这就使政治冲突更难解决。
持续增长意味着，可以找到某种中间立场，使对环境的关心和对发展的渴望都得到满足。新自由主义研究持续发展的主要方法，其设想乃是，追求市场效率和自由贸易，再从政治上稍加管理，就可以实现必要的平衡。就制度和技术的前景而言，本文论证的是，经济增长和环境可忍受程度可以并行不悖，但必须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便实现发展目标和环境目标。这类改革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同时进行。对这方面的努力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更加重视管理国内需求和技术，并视之为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变数。本文发挥了上述论点，吸收了台湾和韩国这两大“小虎”以及泰国的经验，供典型研究之用。过去几十年里，少数几个低消费国家和地区取得了近乎向发达阶段过渡的成就，其中就有台湾和韩国，它们是包括泰国在内的许多其他低消费国家目前渴望的一种模式。本文认为，新兴工业化地区的经验教训遭到了严重的曲解，而且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在环境问题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泰国的发展经验也是从这个角度加以研究的。然后，本文说明了重视少出废弃物的技术如何可以为推动持续发展的进程提供手段。
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发展主义
台湾和韩国做了两件极好的事。它们大幅度地提高了它们的生产能力，而且大幅度地提高了它们的生活水平。从1961年到1990年的30年里，国内生产总值以大约10%的年率增长。在促成这种迅速增长的因素中，制成品出口最受重视。台湾和韩国（1961年至1990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和19%，这肯定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因此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出口中，1990年台湾名列第十位，韩国名列第十一位。
新自由主义学派引用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出口成绩，来证明以出口带动增长与合理市场经济政策为重点的发展战略是有优越性。但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它们的出口成绩上，就会忽视其发展过程的一些重要方面。首先，它们的贸易政策是新重商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在出口机会得到利用的同时，国内部门受到了保护。其贸易战略的成功，有赖于总需求的迅速增长和贸易伙伴们对其新重商主义的容忍。
其次，按绝对数字计算，国内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出口的发展。国内需求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发展，是因为制造业的工资自5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了800%，在农业中实行了慷慨的支持生产者的计划，以及为乡村发展作出了广泛的努力，包括战后彻底的土地改革、促进乡村工业和慷慨的社区发展计划。按绝对数字计算，政府消费，不仅包括军费开支，而且包括教育、社会公益服务和支持研究与开发等方面的开支。也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第三，固定资本总成（在1961年至1990年期间）每年增长8%至15%。由于资本组成是累计的，股本的增幅非常可观。这种高投资率是引导精英分子投资的政策鼓励促成的。对资本出口有严格限制，银行部门为国家所有或受到严密控制。此外，在韩国，资本组成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家中介下向外国借来的钱。尽管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但台湾和韩国并没有单打一地抑制消费，来提高它们的投资水平。在投资和国内消费这两方面，都是有控制的增长。
第四，它们的发展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多样化，从诸如纺织和电子装配之类的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发展到诸如石化、能源、金属制造、汽车和重型建筑之类的技术更加先进复杂的资本密集型部门。在来自工资费用更低的其他低消费国家的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台湾和韩国在技术上更上一层楼，生产更高级的产品。例如，韩国现代汽车公司是发展中世界首先成功地打进全球汽车市场的汽车制造公司。台湾的阿塞尔计算机公司正在成为国际上一家主要供应厂商。
第五，它们的工业组织在技术上日益提高，不在于使经济向多国投资开放的批发，而在于政府管理的联合投资计划和关于发放许可证的国际协定。因此，技术能力和工艺水平由于吸收知识而得到深化。国内企业能够利用外国技术进行改革与革新，在第三国市场上与技术上的母公司展开竞争。结果，它们加强了自己在技术上的自主性。
第六，它们实现了组织上的深化。在所有权以低消费国家为基地的最大300家公司中，韩国有80家，台湾有27家。这些台湾公司和韩国公司跨越许多工业部门，实际上并不包括资源开采业务。这表明它们的经济积累方式不同于大多数自称拥有许多以资源为基础的大企业，但巨型工业公司却很少的其他低消费国家的经济积累方式。在这种规模宏大的工业组织中，有些已经成为能够在国际上进行交易和调动资金的多国公司。它们在组织上的深化程度，也使它们能够不仅向低工资国家（越南、菲律宾等），而且向美国和加拿大出口资本，并在那里开办工厂。
因此，台湾和韩国不是单纯地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它们的经济是政府控制的大众消费型经济，多样化出口数额可观，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企业技术水平高且有竞争力，拥有大量国际投资。它们表明，目标明确而且受到政府支持的资本组成、技术发展和组织深化，与受到资产和收入再分配支持的国内消费增长相结合，就可以产生经济奇迹。
然而，新兴工业化地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被狭隘地解释为出口带动增长的实例。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这种曲解，忽略了它们增长过程中制度方面的大多数问题，而且鼓励许多未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继续出口资源和制成品，设立出口加工区，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有利条件，对劳动组织和工资水平施加限制，并在不能实行收入和资产改革、不能压缩精英消费、不能进行投资、不能建立有助于新兴工业化经济取得成功的政府－公司合作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其他种种途径，创造有吸引力的商业气氛。
泰国就是这种曲解的一个重要实例。它是最有决心取得新兴工业化国家地位的国家之一，1981年通过了以出口为重点的计划。该计划得到世界银行1982年和1983年结构调整贷款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1-1983年两年备用协定的支持。在整个80年代，泰国实现了迅速增长，最后五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0%，使泰国经济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但是，与几乎完全集中于工业增长的新兴工业化地区不同，泰国的计划包括了资源出口的重大作用，资源出口在1988年全部出口中仍占将近50%。尽管劳动密集型生产有了发展，但工业劳动力的比重在80年代并未上升。农业仍然提供66%的就业，服务业的就业状况与工业的就业状况大致相同。
此外，旅游业和性贸易在泰国经济中有重大作用。与性行业在牵连的妇女，估计有150万至300万人。有些人曾经论证说，泰国的增长建立在妇女的背上，因为妇女在纺织、玩具和接待等行业的工人中占多数。尽管80年代增长迅速，但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得到改善。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最富户和20%最底层之间的差距是亚洲最严重的差距之一。
泰国东北部孔敬府和呵叻府因根据重新造林计划迁移乡村居民而爆发的暴力行为，引起了全国重视支持林业部门的政策所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不久前一家玩具工厂的200名工人葬身火海，使正在为保持有利于投资的商业气氛而采取的“捷径”之真相大白于天下。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工厂火灾，而且表明腐败成风以及置最起码的工人安全条例于不顾的情况。因此，泰国经济跃进的社会影响就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生活水平的改善充其量也是微不足道的。
第七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1992年至1996年），把促进“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乡村发展”列为主要目标。1992年取消重新造林计划，意味着采取了新的态度。然而，从农业部门提高最低工资和改善工业部门工人职业卫生和安全来看，迄未出现任何变化。
由于国内大众消费没有增长，国家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服务方面没有增加开支，所以泰国的经验与新兴工业化地区的经验就不大好进行比较。泰国很可能愿意与巴西和墨西哥等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竞赛；这些国家利用外资实行工来化，但从未解决国内分配问题，从未向大众消费型经济过渡，最后在外债如山的情况下陷于崩溃。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正面临若干重大挑战。台湾和韩国表明能够改进产品周期以对付竞争，而未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加依赖外来技术、外来资金、多国公司投资和组织，它们能不能采取同样的过渡却不大清楚。泰国新建的工业联动发展机构就是促进外国技术向本地生产部件和组件的企业有效转让的一种尝试。由于这个机构实行“驱动市场的计划，参加全靠自愿”，迄今作出的技术转让安排极少，过程较长。多国公司更有可能改变国家，而不是进行革新。此外，60年代在高消费国家开始的过度投资－消费不足的危机，已造成从70年代延续到90年代而且使竞争日益激烈的集体经济减速。对未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全面提高劳动密集型出口总需求的可能性是有限的。由于更多的国家达到了相同的出口水平，竞争将使收益处于最低的水平。工资费用对竞争力极其重要，因此将要继续限制工资，其结果则是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增长放慢。
此外，当前的自由化战略是采用新重商主义的障碍。新兴工业化地区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它们开放经济以换取继续进入高消费国家的市场；它们也已经实行有选择的自由化，以对付这种压力。它们能不能维持高出口率和国内高增长率，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对未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得到出口市场意味着开放进口市场。这样一来，从政策上支持新生工业的可能就会减少，组织机构的深化过程就会遇到障碍。台湾和韩国已经建立实行革新的基本组织机构，并且占有特定的地位。对它们来说，使市场适应更开放的竞争环境，或许是可行的。然而，对那些在制度上和组织上尚未实行必要过渡的未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很可能都很严重。
新兴工业化地区是通过有目的的资本组成、教育投资、设立更高级的经济组织并同时进行资产再分配以及提高实际工资等方法建设自己的经济的。全球化减少了低消费国家走类似道路的可能性，因为必要的干预政策已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贸易壁垒。需要的是，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制度退回到50年代和60年代那种允许国内在较大范围内实行经济管理的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这种制度上的转变可能基于如下的认识：全球增长日益取决于对需求的管理，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过去二十年经济不稳定的局面，而且使之无法解决。必须鼓励低消费国家重视国内经济的发展，解除它们的债务，并向它们提供支持国内再分配和发展需求所必需的其他援助。对按照南南路线而不是按照南北路线把低消费国家连接起来，进而考虑到在投资、生产和市场方面建立规模经济的贸易政策来说，也是有某些余地的。
但是，即使新兴工业化地区在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内在化，而且成为可供选择的国内和国际发展制度的基础，严重的环境问题也会继续存在。
环境与新兴工业化地区
环境主义者很快就会指出，可忍受性主要不在于设计有效的增长战略和新的贸易制度，以利于建设新的大众消费型经济。问题在于维护受到当前消费水平威胁的基本生命维持制度。资源衰竭、污染、全球转暖、臭氧层变薄、动植物生存环境遭到破坏以及其他种种环境问题，都是当前经济活动水平造成的。
当然，从环境角度看，在新兴工业化地区也可以发现许多令人焦虑的情况。在农业方面，它们的化肥使用量是全世界最高的。1990年，每公顷施肥量台湾为480公斤，韩国为425公斤。它们的除莠剂和杀虫剂使用量也很高。它们由于使用流网而受到尖锐的批评，因为流网杀死了海里的哺乳动物、鸟和鱼。它们的工业部门的迅速深化，意味着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兴起，而这三个部门也是污染环境最严重的部门。在台湾，9万家工厂每天排放的废水达280万立方米。能源需求迅速增长，除使用矿物燃料和水力发电外，台湾和韩国都推出了广泛的核计划。
空气污染是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在台湾，每平方公里有571人，而机动车（包括汽车和低座小型摩托车）就有349辆。1991年，台北的空气被列为不卫生或很不卫生竟达61次。机械工业金属精加工使用的溶剂对下游的影响，以及倾卸未经处理的废弃物，使水源受到了危害。据台湾的环境保护署估计，台湾的河流有30%受到了中等程度的污染或严重污染。据报道，未经处理的废弃物被直接倾卸入了作为汉城水源的水库。1989年，韩国建设部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主要城市的自来水受到氨和重金属的污染。1991年发现台北周围几座大楼的幅射水平极高。这种幅射来源于建设大楼所使用的钢筋。钢筋中含有钴－60，这很可能是因为生产钢筋使用了废钢的缘故。
尽管台湾和韩国都有环境保护署开展工作，但人员太少，工作不力。在韩国，评估对环境的影响由环境部负责，但该部在执行方面却没有权力。经济方面的部权力更大，影响也大得多。
在这方面，高消费国家出现的环境问题，有许多可以在台湾和韩国见到；在相对优先考虑的经济和环境问题上出现的冲突，有许多也正在台湾和韩国出现。
在泰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也对环境产生了类似的影响。扩大种植供出口的木薯和橡胶，造成了砍伐原始森林的后果。橡胶种植园也开始侵占比较陡峭和比较边远的土地。1988年泰国南部严重的塌方和水害，大多发生在山地新开辟的种植园里。
80年代，泰国森林覆盖面积继续减少。1985年至1988年，由于从事以获利为目的的伐木业以及将林间空地用于农业，每年的砍伐率估计为2，400平方公里。这就导致分水岭遭到破坏，动植物生存环境减少，用水缺口越来越大，“土地贫瘠周期反复循环和环境恶化，对乡村居民有百害而无一利”。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土壤和地下水受到了杀虫剂的污染。养虾和养猪导致乡村河流系统增加了生物需氧量负载。
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促进了从环境角度看密集程度较高的工业。经环境委员会批准的产生危险废弃物的工业，其比重已从1987年的25%上升至1989年的55%。这些工业生产的危险废弃物占全国危险废弃物的90%。工业污染物的种类也有了变化，从可以毁坏生物的废渣变为更加复杂更加危险的污染物（如重金属、有机溶液和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76%是在曼谷都市区实现的。这种集中程度超过了曼谷都市区满足日益增长的住房、用水、卫生和废弃物处理设施需要的能力。只有不到2%的曼谷居民享受到污水处理的好处。不足为奇的是，流经曼谷都市区的主要河流——湄南河的某些河段已经不再能提供生活用水了。唯一的危险废弃物处理中心每年处理的危险废弃物，只占全部危险废弃物的5%。每年有1.4万吨工业重金属废渣经22条河流入泰国湾。开采供饮用的地下水，引起了地面沉降和含盐水侵入等严重问题。
工业增长也意味着能源需求增加和加紧发展本地的可替代能源。用油作燃料发电是电的主要来源。但是，发展可替代能源刻不容缓。电力局计划到2006年用褐煤满足泰国能源需求的32%。褐煤燃烧时放出碳的氧化物(NOx)和二氧化硫(SO[,2])，所以是最脏的能源。另一种正在开发的可替代能源是水力。两个水力发电项目正在计划中，总发电能力为2,000兆瓦。第七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提出与缅甸和老挝就发展水力发电，以及与缅甸、马来西亚、越南和柬埔寨就勘探和开发石油“加快谈判”。
在泰国，追求出口导向型增长，与砍伐森林增加、工业污染增加、石油消费增加以及褐煤和水电利用的有计划增加是有关联的。正如泰国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的报告所说明的，这种“经济增长是在环境和国家自然资源基地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实现的”。对泰国政府来说，环境恶化在经济上的代价变得非常明显，因为旅游业和工业化计划发生了矛盾。1993年初，政府因污染问题而不得不关闭了曼谷以南的一个旅游胜地萨迈特，从而使旅游业减少收入达2，000万美元。在1992年设立的2亿美元环境基金中，40%用于净化另一座旅游城市帕塔亚。
在台湾和韩国，环境政策变得更加突出。1988年，台湾的环境运动列举了建造两套石油裂化设备和若干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台北周围的新高速公路。观音的居民拒绝将土地出售给台湾塑胶公司，因为他们担心污染。1992年5月，高雄的居民封锁了中华石油公司的工地，抗议毒烟泄漏。空气污染的罚款提高了。河流净化计划的目标是使1988年遭到污染的44条河流达到起码的水质标准。私营部门的某些企业也采用了环境审计。台湾当局把提供环境保护技术列入总额为3，000亿新台币的六年投资计划，并提前开支了几十亿美元的环境费用。在韩国，政府正在设法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目前正计划将环保投资翻两番，作为现行五年计划的组成部分；到1996年底将提前开支约117亿美元。在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上，韩国签署了关于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条约。
在泰国，大多数环保法规是在60年代全国只有52家工业企业时制订的。现在，泰国有5.2万家工业企业。在提高环境质量方面，城市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有组织的需求，使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第七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表明，环境政策有了某些重大变化。1992年公布的保护和提高全国环境质量法，强调采用污染者赔偿原则，强调从命令和监督转变为利用市场手段，强调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提高生产能力，强调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参与关于环境和资源管理的决策。至少有一些迹象表明，在环境法规和投资方面出现了某些变化。环境委员会在促进投资计划清单上加进了“恢复和保护环境”，现在还要求所有的促进计划都要建立环保制度。国际金融机构为环境计划增加的资金，也可以用来增加在环境问题上的开支。但是，环境控制的费用、法律执行不力而形成一纸空文的状况以及保持商业气氛的普遍愿望，都妨碍了新政策的有效实施。新兴工业化地区的环境净化方面的开支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前的增长战略的成功。现行的泰国发展战略能不能在财政上为支持环境计划打下类似的基础还无法肯定。
采用少出废弃物技术的可能性
尽管持续发展要以经济增长和环境稳定之间能够实现某种平衡为前提，但低消费国家仍认为高消费国家的发展史是环境资产不断遭到毁坏的历史。如果说，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低消费国家现在必须忍受环境进一步恶化，那么许多低消费国家还是愿意接受这一后果的。它们说，应该调整消费方式的是高消费国家。这种看法表明，必须为经济增长牺牲环境，持续发展造成了要求政治解决的纯分配性冲突。然而，尽管安排环境的可忍受程度确实要求少耗资源、少用能源和少出废弃物，但权衡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可忍受程度，也不一定就是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受损。工业生产和消费与环境恶化程度的比率是不固定的。
少出废弃物的技术，或洁净的技术，从环境角度看，可以通过减少单位产品所用的原料和能源，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效率。
如果用下列方程式表示环境恶化，
恶化＝fcn(W/GDP×GDP/capita×Pop)
其中：
恶化＝资源衰竭和环境污染
W/GDP＝废弃物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GDP/capita＝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op＝人口那么废弃物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可能是减少环境恶化而不一定牺牲国内生产总值的有效方法。
生产被视为必然产生废弃物的直线单向过程。于是，环境方面采取的行动，就是致力于废弃物处理、有计划填塞、焚烧和通常使环境问题从一种手段变为另一种手段的其他战略。这样的战略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而且费用昂贵。对比之下，少出废弃物的战略却是采用多种手段，防患于未然，在许多情况下还能通过减少单位产品资源以及减少仓储、运输和废弃物处理等费用，从经济上提供好处。明尼苏达采矿和制造公司、杜邦公司、道化学公司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某些欧共体国家中型企业的经验表明，废弃物减少量可能很大，费用恢复期可能很短，经济上的好处可能很多。这类技术提供了如下的可能性：使低消费国家能够实现增长，而不会使全球环境的弹性超出可忍受的限度。但是，采用少出废弃物的技术必须是普遍的。只有在环境恶化的真正代价在价格政策中得到反映，关于新技术的信息得到分享以及研究与开发得到支持的情况下，才会认真地追求采用少出废弃物技术的可能性。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与竞争市场的运营相悖的，因为竞争市场所鼓励的正是保守秘密、技术商品化和规章制度软弱无力。
结论
如果持续增长模式可行，那就必须把低消费国家实现增长和高消费国家确保生活水平的合理愿望与更加重视本地和全球在环境方面的限制结合起来。但是，找到持续增长和环境可忍受程度两者得兼的途径，需要对制度进行深刻的改革。
高消费国家必须表明愿意制订分享全球资源和技术的合理办法。这不仅要求在道义上施加压力和声明具有良好的愿望，至少还需要同经济竞争的逻辑实行决裂，因为经济竞争的逻辑所鼓励的正是减少环境方面的垄断，以便在全球贸易关系中获得经济利益。五年来，高消费国家尽管口头上不断表示自己忠于发展方案，但没有履行在发展问题上作出的诺言。如果全球环境应该得到保护，它们就必须更加努力。取消现有债务，迅速提高资源价格，为保护环境资产（如热带雨林、珊瑚礁生态系统和其他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支付费用，分享环保技术和增加发展援助，会大大有助于创造开始全球环保管理过程所必需的相互信任与相互合作的气氛。但是，对面对视失业和经济危机为主要问题并将失业和经济危机与第三世界生产挂钩的选民的各国政府来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低消费国家的领导人必须相信，可以实现增长而无需大规模地开采他们的资源基地。他们也必须相信，为增加出口而牺牲国内生活水平，从经济角度看，不是持续发展的战略。他们必须相信，与追求出口市场相比，收入和资产再分配以及大众消费增长对国内经济的作用要大多，而继续采用以精英为主的分配方式是与经济增长背道而驰的。但是，如果他们屈服于为偿还债务、实行自由化和加强商业刺激而不断施加的压力，那就不能实行这样的调整。
高消费国家和低消费国家的环境主义者，必须认真对待追求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经济重点和政治重点的矛盾。政策变化不仅是政治愿望的问题，而且是支持政治立场的社会态度发生变化的问题。把国际环境的集体利益置于本国经济利益之上，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政治方案。在高消费国家，改变精英政治并不比改变环境政策制度更加容易。如果高消费国家的环境主义者不仅注意全球的环境问题，而且注意低消费国家当地的环境问题，如果他们认真对待本国用户第一和技术选择的问题，他们的效率就会得到提高。他们也必须承认，穷国力求制订切实可行的替代战略以满足发展需要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
无论个别国家如何努力解决国内环境问题，综合安排全球环境资源也是不可避免的。［环境］可忍受程度要求市场原则必须服从全球性的环境政策制度，由全球性的环境政策制度确定环境目标，并为通过制度化的国际谈判过程实现这些目标分配任务。但是，公约仍将是自愿的协定，不劳而获的问题将会重新出现。有效的国际环境政策制度，要求全球层次的政策形成和执行机制。这样的制度将会侵犯主权，因此其形成将会是国际制度建设中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不过，战后关贸总协定安排的自由主义制度表明，只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这种国际制度还是可以建立的。应当希望环境方面正在出现的无秩序状态将会促使人们充分承认环境安排方面的共同利益，即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霸权可以打破，建设从环境角度看非常灵敏的全球经济制度的过程可以开始。
全球性的经济安排要求有管理地进行贸易，以便减少迫使低消费国家开采日益衰竭的资源储存并争取贸易获利而无视环境问题的压力。国内的持续发展也要求采用少出废弃物的技术，并对使用肮脏技术实行限制。总的说来，传播洁净技术要求非商品化的技术转让，要求集体的研究与开发，要求增加信息量，要求减少对使用从环境角度看不适宜的技术的鼓励。
霍林为我们指出了这一进程的复杂性：
“维护生物圈不是生态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它是三者的全面结合。因此，在可以维护的生物圈内进行有效的投资，乃是……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重新开始同时加以保持和鼓励的投资。对大自然来说，是生物圈结构；对经营和民众来说，是可以利用的知识；对作为整体的社会来说，则是信任。”但是，建立信任需要有变化的实验，费用承担者和受惠者很少是同样的个人或国家。因此，必然有政治冲突和裁定，有讨价还价和交换。出席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各国政府领导人、借贷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未能解决环境可忍受程度、经济增长、参与策略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相互矛盾的需要；这一事实表明，在持续发展当真列入全球议事日程之前，国际社会还要经历一段很长的路程。
（晓愚摘译自英国《第三世界季刊》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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