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档案学发展的三次高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高潮论文,世纪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纪之末，我们有必要回顾我国档案学百年发展的历程，总结发展的经验，这对于前瞻下个世纪档案学之发展趋向，具有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意义。综观百年史，我们可以发现我国档案学有三次发展高潮。
一、第一次发展高潮（二、三十年代至建国前）：档案学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中国的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档案学的思想孕育和萌芽同样也源远流长。虽然这些思想中已存在着一些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理性认识和总结，但把档案和档案工作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专门问题引进到科学范畴，即把档案学作为科学体系则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
1.以文书档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促进我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和直接原因。1933年国民党发起“行政效率”运动，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党机关的办事效率，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对文书档案工作的改革。在这场运动中，行政效率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行政效率》杂志先后刊登了六七十篇文书档案工作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研究和总结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档案学的产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直接的促进作用。
2.史学界整理明清历史档案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是促进我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五四运动”以后，我国史学界开始注意近代史的研究，当时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等学术机构对整理明清历史档案非常重视，对明清历史档案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利用工作，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中，史学界对科学地整理和利用历史档案的经验教训也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档案工作从理论上、学术上进行研究和探讨，是从总结整理明清档案实践活动中开始的。
3.档案学专业人才的稀缺，导致了近代意义上的档案教育的创立，这对促进当时档案学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适应各级机关增进行政效率的需要，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校创办了档案管理专科，前后共毕业50余人；1946年3 月殷钟麒在重庆办了一所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到1948年12月停办为止， 共计招生近300人，此外还有上海的中国档案函授学校，其他短训班、讲习班更是不胜枚举。
档案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是我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从此，在中国的科学体系中有了档案学应有的地位，其具体表现在：“档案学”一词在我国正式面世。腾固在《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认为：“用科学方法处理档案，有叫做档案（Archivs ween）的学问”。该词的出现，“标志着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学研究已经逐步摆脱比较粗糙、幼稚的萌芽状态，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标志中国档案学的产生”（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档案学研究范围有了较大拓展，已初步形成体系，具体研究涉及档案学的一般概念、档案行政组织、档案管理的原则和方法（这其中尤其以档案分类最为深入，另外还包括档案保护问题）、档案工作人员的选拔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反映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档案工作的实际水平；产生了一批近代档案学者，出版发行了一批档案学专著和期刊，如30年代周连宽的《县政府档案管理法》、何鲁成的《档案管理与整理》、40年代殷钟麒的《中国档案管理新论》等，1935年5 月《行政效率》杂志出版了档案专号，193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出版的机关刊物《文献特刊》是我国史学界研究档案学的最早刊物。
第一次发展高潮的特点是：首先，我国近代档案学汇集了行政界、史学界、档案教育界三大领域的档案学研究成果，其中行政界研究处于主流地位，而史学界和档案教育界的研究则处于辅助地位；第二，当时的档案学研究的范围只限于机关档案室档案的管理，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机关档案室档案工作比较发达，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水平，相反档案馆工作相对较弱，这样严重影响了档案学理论的深入和广泛的研究；第三，当时的档案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图书馆学理论的影响，由于研究对象局限于档案室内的档案，所以无法采用国外档案学中来源原则进行档案分类，而容易吸收以问题为区分原则的和以数字或符号为代号的图书管理方法，特别是一些图书馆学的学者在从事档案管理的研究时就是直接将一些图书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引人到档案管理中；第四，这时的档案学还局限于文书档案（包括历史档案）管理的研究，对于技术档案管理的理论基本未涉及。
二、第二次发展高潮（50年代初至文革前）：档案学的重构与渐进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国家规模意义上的档案事业也于50年代初开始起步，为本世纪的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又提供了一次良机，相应的档案学理论研究也同步进行，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科体系开始重新构建。中国档案学研究的第二次发展高潮从5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1965年。
在第二次发展高潮过程中，我国摒弃了档案学是历史辅助科目的观点，突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全面发展，并初步构成了日益密切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能够支撑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完整的崭新的科学体系，学科地位逐步确立。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建国后档案学已发展成为多门科学课目组合起来的独立学科，这些课目包括《档案学概论》、《档案管理学》、《技术档案学》、《档案文件编纂学》、《档案文件保管技术学》、《文书学》、《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等。1958年12月，国家档案局成立了档案学研究室，这是我国第一个专业档案科学研究机构。1951年5月创刊的《材料工作通讯》，1953 年改名为《档案工作》，它是建国后研究档案学最早的园地之一；苏联档案学教材在此期间也在我国大量翻译出版陆晋蘧同志所著的《档案管理法》，就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研究的最初尝试。在此期间，以吴宝康先生等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的教师是档案学研究的主力军，在他们的辛勤努力下，我国档案学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得到建立，其标志就是他们编写的各种教材和讲义；围绕起草新中国的档案工作法规文件和组织全国档案机构，开展了档案与资料的区分、档案管理基本原则、档案工作与国家建设和机关工作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第一批档案学论文。60年代的研究课题涉及档案形式和档案工作的客观规律、档案利用工作与基础工作的关系、档案室与档案馆性质与任务、文书立卷原则与方法、科技档案特点及其管理工作等问题。
第二次发展高潮的特点是：首先，档案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档案工作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和抽象概括，开始脱离了直接经验材料的堆积，改变了近代把档案学视为一种单纯技术科目来研究的成见，初步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次，档案学是以国家规模的档案建设事业，即包括档案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机关档案室；再次，开始以高度的统一原则作为档案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最后，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决定了我国档案学在重构过程中，学习借鉴了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而西方国家先进的档案工作经验及理论则被拒之门外，然而苏联档案学也远没有解决全部档案学的基本理论，所以研究的视野不开阔，而且在学习苏联档案学理论初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也存在着生拉硬套、机械搬用的现象。
三、第三次发展高潮（70年代末至今）：档案学的完善与繁荣发展
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包括档案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始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档案学发展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进入了本世纪发展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开创了档案学研究空前繁荣的新景象。其形成的客观条件是：
1.在第二次发展高潮中初步建立起的档案学科体系与内容，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恢复、总结和提高。“文革”之后，随着档案事业的恢复，档案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即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革”中及以前的“左”的错误对档案学术理论所造成的影响，以继承和发展原有档案学科体系与内容。
2.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迅速发展，使档案工作实践中出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档案学研究的客体范围和内容得到拓展和深化。如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战略、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档案工作现代化、企业档案的管理等问题的出现，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回答和引导，为此国家档案局号召大力开展档案学研究工作，并且一直把档案学的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作为全面建设和发展我国档案事业的重点工作。
3.良好、开放的学术环境得以建立，学术交流气氛十分活跃，从而推动了档案学研究工作的开展。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活动，不可能没有不同的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档案界通过拨乱反正，也摆脱了“左”的思想影响，鼓励大家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而不必担心被无端上纲，形成了有利于知识创新的学术氛围和环境，极大地激发了研究者的创造灵感。在这段时间，档案学术界通过讨论在大多数的问题上达成或基本达成共识，从而使得档案学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4.国门的打开，使得档案学术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为中国档案学研究提供了参照和借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文革”前对外国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如苏联）。改革开放后，档案界摒弃了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对国外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理论作了更为客观的、全方位的研究，通过对比加深了我们自己对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的认识，进一步促进了我国档案学水平的提高。
5.逐步形成档案学研究的主体。80年代后，我国的档案教育发展迅速，结束了“只此一家”的局面，许多高校开办了档案专业，并且学历教育的层次也有所提高。如今中国人民大学已经有了档案学博士点，其它一些高校也有了档案专业的硕士点和双学位班，为档案界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人才；1981年中国档案学会成立，从此档案学研究者有了自己的研究组织；档案学术专业期刊也迅猛发展，目前已达70家左右，扩大了档案学术园地；中国档案出版社的成立，也为档案学著作的出版创造了条件。这也大大提高了研究者的积极性。
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第三次发展高潮是建立在第二次发展高潮中所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系统的学科体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在这次高潮中，档案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深入、拓展和突破，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主要表现在：进入80年代以后，档案学研究不仅注重应用档案学的研究，而且更加注重理论档案学的研究，《档案学词典》以及《档案学概论》的编写和出版，表明了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中国档案学会组织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档案学部分成为档案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国家颁布实施《档案法》也表明社会对档案学的认识越来越提高；档案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技术方面的研究也成为主要课题之一，如关于标准化、著录与标引、自动化辅助管理等，并有突破性的进展，其中较为典型的如主题词表、档案分类法的研究和实施以及一批与档案工作实际结合较好的软件得到推广应用；档案是一种信息资源的观念已被档案界所接受，关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该时期档案学研究的中心课题；科技档案以及专门档案的研究也得到深入地拓展；随着国家加强对档案事业的宏观管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随之加强，并开始形成了档案学中新的分支学科——档案事业管理学等。
第三次发展高潮的特点是：首先，档案学的分支学科的不断建立和完善，使得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更加完整、明晰和系统，档案学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科目，而是由许多科目组成的一个组合概念；其次，档案学除进行传统的业务管理原则、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外，还开展了对档案学基本理论、现代化管理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理论进展和一定的实践指导经验，学科地位有所提高，进而使得档案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三，结合档案工作实际，综合利用与档案学相关的各门科学知识的最新成果，出现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等的相互渗透和综合。如许多学者从过去研究一般的传统的档案管理，转变和发展到研究档案文献管理或档案信息管理，研究图书、档案、情报一体化的管理等；第四，档案学的研究能够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发现和探讨新时期档案工作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关于丰富馆藏、历史档案开放、企业档案管理升级和综合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工作的发展、跨世纪档案事业发展等问题的讨论；第五，档案学研究遍地开花，队伍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