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来源地FDI对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基于中国跨省际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源地论文,工业部门论文,跨省论文,同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经济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飞以来，GDP每年平均以8-9％的速度在高速增长，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8％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和金额迅速增长，1979-2002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4462.55亿美元，2002年起，连续两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大多数国家政府提供诱人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正的外溢效应，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截止1998年，103个国家给在其国内开有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特殊的税收优惠( Avi-Yonah,1999) 。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实行大量优惠政策甚至是“超国民待遇”，使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量一路飙升。一般的理论分析都支持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企业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能够提高东道国的技术和生产水平。虽然早期的实证分析都证实了该理论，但近期国外的研究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相对于国外研究者，国内研究者相对比较乐观，仅有少数如张海洋、刘海云提出了负向溢出效应的证据（注：张海洋、刘海云：《外资溢出效应与竞争效应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3期。）。
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当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时，跨国公司并不能得到其进入所带来的全部收益( Blomstr
m and Kokko,1997) 。据Blomstrm和Kokko分析，有三个原因(很难通过市场获得跨国公司所使用的技术；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接触；跨国公司本身的特征：规模经济、高资本密集度、高广告投入、先进的技术等等)支持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溢出功能的理论。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企业既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也有负向的溢出效应。Yuko Kinoshita曾对外商直接投资正向溢出效应的四个渠道进行了综述（注：Yuko Kinoshita(1998),Technology Spillovers throug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SRN Working Paper 349.）。具体包括：(1)示范-模仿效应。由于国内外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拥有先进技术的外国公司进入当地市场时会带来先进的技术，通过与外企分支机构的直接接触，当地企业可以观察并模仿外企的操作方法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早期关于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带动技术转移的文献大都是这种类型的外部性。跨国公司通常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当跨国公司决定通过直接投资进入一个新市场时，为了同更了解当地消费者偏好和交易规则的当地企业竞争，他们通常会带来更复杂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论。而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理念不可避免的会传入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经济联系为当地企业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从而减少他们革新和模仿的成本，进而加速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2)竞争效应。外企的进入导致该行业竞争的加剧，内企被迫更有效的利用已有的技术和资源，而且，内企为了维持市场份额也有可能自行开发先进技术。(3)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当通讯和运输费用很高时，外企通常从当地生产商购买中间产品，通常他们会对内地企业进行技术帮助或培训以保证中间产品的质量，即使外企不直接参与，内企也被迫提高质量、及时送货或进行更多的革新，这是后向联系效应；当后向联系效应发生使技术难度提高后，内地供应商会转向外国供应商购买中间产品，这是前向联系。(4)培训效应。只有对工人进行相应的培训才会使新技术改进当地的技术水平。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的溢出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提高一国的产业密集度。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并不都是正面的影响，也会有负向的溢出效应，正像Aitken & Harrison和Kokko所指出的一样，如果本国企业没有足够的能力同外国进入者竞争时，FDI的进入也有一种对东道国经济产生有害的竞争效应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本国企业被挤出市场，垄断租金仅仅从本国企业转移到外资垄断者手中，而不会对社会福利产生正的影响（注：Aitken,B.,Harrison A.,1994.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248,The World Bank.）。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于国内企业而言，跨国公司都属于资本密集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少，从而有可能降低东道国国民福利。因此，跨国公司对要素需求的联系效应有可能是正的，也有可能是负的。另外，跨国公司通常支付较高的工资，内资企业为了同跨国公司争夺优秀人才，不得不提高工资，从而会增加内资企业经营成本。正如Matouschek(1999)指出，当跨国公司产生前向和后向联系时，它们也会加速当地企业的竞争，从而会使收入在不同的群体之间重新分配——例如，工业生产中的特定要素。如果跨国公司对内资企业的负向溢出效应足够大的话，FDI可能会降低东道国的福利（注：Glass A and Saggi K(1999).FDI policies under shared factor marke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49:309-332.）。
综观有关FDI溢出效应的研究文献，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国外学者很少研究中国的情况，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在进行实证的分析中，无一例外的将港、澳、台投资同其他外资一样对待。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组合，实现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这主要是由这种投资行为的经济性及资本追求增值的本质决定的。实现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虽然也是港澳台投资的一个目的，但是文化、地理和血缘亲和力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来看，华侨投资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特别是港、澳、台投资一直占较大比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明显增加，港、澳、台资金比例逐年下降，但是每年投资份额仍占40％以上(见表1)。
表1 1985-2002港澳台地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单位：万美元)
年份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外商直接 195615 224373 231353 319368 339257 348711 466661 1129162 2777087
港澳台
95568 132871 159821 209520 207759 191342 313370 896229 2117162
比例(％) 48.86 59.22
69.08 65.60
61.24
54.87 67.15
79.37
76.24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外商直接 3394584 3780569 4213516 4525704 4546275 4031871 4071481 4687759 5274286
港澳台 2372346 2379009 2493990 2431594 2184514 1927039 1814384 2001836 2229995
比例(％) 69.89 62.93
59.19 53.73
48.05
47.80 44.56
42.70
42.28
注：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到。
二、理论模型、数据说明及计量分析结果
根据Mankiw，Romer和Weil(1992)提出的一个考虑实物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假定产量由
Y[，it]=K[，it][α]H[，it][β](A[，it]L[，it])[1-α-β]，α＞0，β＞0，α+β＜1
(1)
给定，这是一个对K、H、L而言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其中K表示国有工业部门资本投入，L表示国有工业部门工人数，H为国有工业部门人力资本存量，A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小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为了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溢出效应对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我们扩展生产(1)式，假定A能被分解为：
A[，it]=B[，it]FH[，it][γ]FO[，it][λ]
(2)
B表示外生的技术变化，FH、FO分别表示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其他国家直接投资企业的溢出效应带来的技术变化。将(2)式代入(1)式，我们得到了基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溢出效应的生产函数：
Y[，it]=K[，it][α]H[，it][β](B[，it]FH[，it][γ]FO[，it][λ]L[，it])[1-α-β]
(3)
对(3)式取对数形式并加上随机扰动项μit，我们得到基本的计量方程：
LnY[，it]=(1-α-β)LnB[，it]+αLnK[，it]+βLnH[，it]+
(1-α-β)LnL[，it]+(1-α-β)γFH[，it]+(1-α-β)λFO[，it]+μ[，it](4)
如果不考虑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其它国家直接投资企业的溢出效应的差别，则计量形式可以变更为：
LnY[，it]=(1-α-β)LnB[，it]+αLnK[，it]+βLnH[，it]+
(1-α-β)LnL[，it]+(1-α-β)γF[，it]+μ[，it]
(5)
模型选取全国31个(1997年以前为30个)内地省份、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截面样本，时间段从1994年至2002年(其中部分变量的数据1994年以前统计资料并没有提供，故数据样本从1994年开始)，并用Eviews3.1软件包进行处理，下面详细说明各个变量的选取方法，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1)Y：各时段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1998年以前为各地区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来代理，其中1998年数据由于统计年鉴排版问题并没有提供，由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乘以工业增加值率计算获得，各年数据以1985年为基期用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处理。
(2)K：采用各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1998年以前为各地区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来代理，其中1998年数据由于统计年鉴排版问题并没有提供，采用插值法计算获得。尽管“资产合计”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代理变量，但是《中国统计年鉴》直到1997年以后才提供，由于时段过短，故仍然选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来代理，并用以1991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数进行处理。
(3)L：采用各年国有单位分行业年底职工人数中工业(采掘业、制造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之和)。
(4)H：各时段人力资本值，通常可以把人力资本H理解为工人数目L乘以代表性工人的人力资本h，按照最为标准的Barro和Lee(1993)方法，应该使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近似h，但是无法找到全部各年各地区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构成数据，因而只能放弃这一标准方法。由于只考虑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国有工业部门的影响，取历年国有企事业单位年底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工程技术人员数占职工人数比例来代理h，那么可以用工程技术人员数代理H。
(5)F、FH和FO：在已有的国内研究中，大多用外资部门的固定资产净值来衡量外资的溢出效应，但是统计年鉴并没有将港澳台投资部门和其它外商直接投资部门的固定资产净值区别开来，因此用港澳台投资经济和其它外商直接投资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代理。
如果不考虑港澳台投资与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的区别，按(5)式进行回归分析，则得到如下结果：
LnY[，it]=β[，0]+β[，1]LnK[，it]+β[，2]LnH[，it]+β[，3]LnL[，it]+β[，4]LnF[，it]
(β[，n]) (-4.706) (0.6768)
(0.4117)(0.05839)
(0.006255)
(se)
(0.2838) (0.04015)
(0.03288)
(0.03601)
(0.01256)
(6)
(t)
(-16.20)[*] (16.86)[*]
(12.52)[*]
(1.621)(0.4980)
R[2]=0.9392， 
=0.9382， D-W=1.905， F=1027
如果考虑港澳台投资与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的区别，按(4)式进行回归分析，则得到如下结果：
LnY[，it]=β[，0]+β[，1]LnK[，it]+β[，2]LnH[，it]+β[，3]LnL[，it]+β[，4]LnFH[，it]+β[，5]LnFO[，it]
(β[，n]) (-5.006)
(0.6487)
(0.4602) (0.04682)(0.05241)
(-0.04648)
(se)
(0.3047)
(0.04080)
(0.03528)(0.03571)(0.01597)
(0.01709)
(t)
(-16.42)[*] (15.90)[*]
(13.04)[*]
(1.311) (3.282) (-2.720)
R[2]=0.9346，=0.9333，D-W=1.868，F=751.3
(7)
对(7)lnFH[，it]式的系数β[，4]和lnFO[，it]的系数β[，5]进行如下检验H[，0]∶β[，4]=β[，5]，由Eviews3.1软件包计算可得统计量F=10.30，该值在1％水平显著，拒绝H[，0]，则β[，4]≠β[，5]。
三、结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资本投入及人力资本存量对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起着正且显著的作用，但是劳动投入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而且这一结论与国内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差不多；如果不考虑港澳台投资与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的区别，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工业部门虽然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但是并不显著；当考虑到港澳台投资与其他国家直接投资的区别后，港澳台投资对国有工业部门具有正向且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直接投资对国有工业部门具有负向且显著的溢出效应，只不过港澳台投资的正向溢出效应超过其他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负向溢出效应。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发生的渠道分析，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相对于发达国家资本而言，港澳台资本技术水平及管理水平比较低，内资企业易于模仿，从而有利于示范-模仿效应的产生，而且大型跨国公司的技术保密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不利于大型跨国公司示范-模仿效应的产生；(2)相对于发达国家资本而言，港澳台资本大多数是中小资本、投资于技术水平不很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港澳台资本产品市场与内资企业基本相同，港澳台投资更有利于建立竞争型市场，直接与内资企业竞争，由于竞争效应的发生并不取决于外资的进入，而是双方的相互影响，因此，相对于大型跨国公司，港澳台投资企业的竞争效应更有可能发生；(3)大型跨国公司较高的技术及质量要求使内资企业难以达到而不能与跨国公司建立联系，减弱了后向联系效应的发挥，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以及地理和血缘亲和力使港澳台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交流更为容易，极大促进了联系效应的发挥；(4)大型跨国公司的出现可能意味着该行业是一个弱势行业，内企并没有能力吸收外企的技术溢出，仅仅是市场份额被外企抢走（注：Kokko,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Stockholm(1992).）。因此跨国公司凭借其在技术、资源、市场及管理等方面拥有的优势，进入当地市场后更有可能建立寡头市场使本国企业被挤出市场，垄断租金仅仅从本国企业转移到外资垄断者手中，而不会对社会福利产生正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负向的竞争效应超过正向的溢出效应，从而对国有工业企业的净效应为负。
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中，示范-模仿效应和竞争效应是最重要的两个渠道，而这两种效应无一例外地要求内外资企业技术水平差距不要过大，本文通过计量分析也印证了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港澳台投资对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的结论。尽管目前其他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得利润大多进行了再投资，但是总有一天，其利润会转入他们自己的国家，而港澳台投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引进外资，虽然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也有一个目的是希望外商直接投资能带动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毕竟中国自己的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源泉，而其中国有企业是关键。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要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积极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理念、加强自己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强化竞争意识，从而增强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促使外商直接投资示范-模仿效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对港澳台投资采取更宽松的政策，采取谨慎、细致的措施加强对大型跨国公司的控制和利用，积极制定、完善反垄断政策和法规，促进全国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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