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徐世昌论文,袁世凯论文,密赴彰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保荐，14日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任命被罢官后定居在河南彰德（今安阳市）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其节制调遣；陆军大臣荫昌和海军巡洋、长江联合舰队统制萨镇冰所带之水陆各军，亦得会同调遣。并命其力顾大局，不要推辞。但袁世凯并未立即出山，于是出现了徐世昌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之说。此事关系到袁世凯是否愿意出山和是否提出重大政见等问题，似有讨论清楚的必要。
徐世昌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之说最初出自何人，笔者没有查考，见到较早持此说的学者为李剑农和陶菊隐两位先生。李先生写道：“徐世昌见他不出，便微服出京亲往劝驾。及清廷再三催促，袁便以徐世昌和奕劻为介，提出六个重要的条件来，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其条件如下：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与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载沣不接受，他总不出山。”“直到九月初六日——那时湖南、陕西、九江，已响应革命军，载沣更慌乱了——才下谕授袁为钦差大臣，节制各军，以冯国璋统第一军，段祺瑞统第二军，召荫昌回京。这就是表示接受他六条件中的第五项，算是载沣对袁第二步的降服。但是对于其他的条件，尚无表示，袁世凯也尚未出山。恰好在授袁为钦差大臣的一天，资政院的立宪党人提出四条上奏案来：一、取消亲贵内阁。二、宪法须由人民代表协赞。三、赦免国事犯。四、即开国会。本案由院可决后，即行上奏。这好像是立宪党和袁世凯合演的双簧戏。”①
在陶先生的笔下，此事变得更具体而活灵活现了：“他（指奕劻）明明知道是袁的授意叫他出面来保荐的，现在目的达到了，为什么又是要装腔作势地不肯受命呢？因此，他叫徐世昌于十月二十日（八月二十九日）秘密到彰德去摸袁的底子。徐到彰德与袁进行了一度密谈，就很快地跑回北京来，装做很生气的样子回报奕劻说：‘真是不成话，他还提出了一些就职的条件……’奕劻问他提出那〔哪〕些条件时，他又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来。直到盘问得紧，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如下的六个条件：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人物；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这是袁、徐串通一气地演出来的一幕双簧戏。”②
两位先生说法相同的地方是徐世昌前往彰德和袁世凯所提出山六个条件，区别在于李先生说是徐世昌主动赴彰德，但未指明时间，陶先生则说徐世昌赴彰德是奉奕劻之命，时间在10月20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此后，徐世昌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之说几乎成为近代史学界的“共识”。
笔者开始研究袁世凯时也曾相信此说，后来逐渐产生怀疑，现在更觉难以成立。兹将拙见略述于下，敬请方家指正。
第一，袁世凯被任命湖广总督之后即提出出山条件，既非同徐世昌密商，亦非论者所说的六个条件。
10月14日载沣拟好任命袁世凯的上谕后，召见了度支部大臣载泽。旋载泽出来向奕劻宣告载沣之命曰：“‘使朝臣中与项城（指袁世凯）习者赍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遂令阮忠枢往彰德。”③
当天，内阁参议阮忠枢抵达彰德，将上谕和奕劻的亲笔信交给袁世凯，传达了载沣要其“速来”、“勿介意于旧事”的意思。同来者还有内阁统计局局长杨度。其时王锡彤正在袁府，他与杨度均劝袁世凯不要应命，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亦然。袁世凯不悦，说：“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④
10月16日，袁世凯上谢恩折说：“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⑤表示不能马上受命，病好即可出山。在致奕劻和徐世昌函中亦有同样的表示，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因为他的身体颇为健康。
其真实想法是什么呢？他在16日致奕劻函中写道：“病中昏瞀，不能尽言，余属阮（忠枢）参议详达。所在应行筹办各事，另具函牍，呈候训示祗遵。”⑥17日在复徐世昌函中写道：“承荐王总兵汝贤等四员，均系可用之才，弟所素知，惟暂尚无事可办，拟俟各节议妥定去，再电招来此，以副雅意。”⑦两函所说“应行筹办各事”和“拟俟各节议妥定去”何所指呢？18日他在复直隶提法使张镇芳函中写得很清楚，这就是他“开具”的、让阮忠枢回京面呈奕劻的“节略八条”，即其出山条件。该函写道：“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指奕劻）手书交斗瞻（阮忠枢字）送彰，传述当扆（指载沣）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之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谘府、陆军部不可绳经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前夕午楼（荫昌字）过彰晤谈，兴致颇为踊跃，北路去军皆由伊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恐多推诿；鄂军全变，各路援军极少，非自成一军，不足济事。”⑧
这些想法，袁世凯也向冯国璋和张人骏讲过。18日他复函冯国璋说：“必须稍事调理，方可就道。鄂军全变，各路援军极少，兄纵前往，无兵节制，赤手空拳，用何剿抚？至北去各军，均归荫帅（荫昌）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执事自应禀承荫帅办理一切（冯国璋此时已受命统领援鄂第二军，归荫昌指挥）。兄现拟请增调北洋续备军，编练应用，倘蒙部允，即须力疾督饬迅速成营。彼时武汉果已光复，分防地面，亦必不可少之预备。”⑨在致张人骏电中说：“俟调理可支，方能就道。鄂兵全变，各路零星援兵绝少，急切难到。部军皆有专帅，讵易会调。凯现赴鄂，无地驻足，亦无兵节制，用何剿抚？现商阁（内阁）拟请增直省续备万人，编营统往协剿，未知能否得请？”⑩
从上述函电可知，袁世凯向内阁开出的出山条件主要是：从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以备剿抚之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请军谘府、陆军部不要遥为牵制等。“如各事照办”，他“自当力疾一行”，言下之意，办不到就不出山。对他来说，提出这些条件是绝对必要的。载沣要他到湖北剿抚革命党人，而剿抚必须有起码的本钱，即掌握一定数量的军队，否则便是空谈。可是湖北的军队“全变”，“各路援军极少”，没有军队，正如他所说，“赤手空拳，用何剿抚”？所以他首先要求调集万余士兵，供自己指挥。有军队必须有军饷，不然士兵不会卖命，故又要求拨付三四百万两。军队作战，要视战场实际情形，由指挥官随机应变，方能取胜，他要求军谘府、陆军部不要遥为牵制，也不为过分。
从上述函电亦可知，论者所云袁世凯同徐世昌密商提出的第五项条件“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袁世凯在“节略”中已经讲明；第六项条件“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节略”中虽未提出，但业已对冯国璋、张镇芳和张人骏表明没有指挥全权的担心；而此时的徐世昌尚在北京。论者所云袁世凯提出的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汉起事人物四项条件，“节略”中只字未提。这不难理解，因为他只是一省的主官，当前急务是剿抚革命党人，只有军事方面的条件得到保证，才能完成任务，其他条件对他进行剿抚没有什么作用。正因如此，他在11月13日进京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从无一次奏请过。论者说是他同徐世昌商定提出的，没有一个见证人和可信的文献资料能够证明。至于说资政院通过的这几个议案是立宪党和袁世凯合演的“双簧戏”，大约是出自想当然。议案的提出是在10月27日召开的资政院第三次会议上，先由议员于邦华等提出顺人心以弭乱本具奏案，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将其一分为三，即罢亲贵内阁、宪法交资政院协赞、解除党禁，次日通过上奏；11月4日又通过了召开国会议案，这些均与袁世凯没有关系。
总之，袁世凯在“节略”中向内阁开具的条件才是他提出的真正出山条件，而此时徐世昌尚在北京；所谓同徐世昌在彰德商定的条件既不是袁世凯提出的，也无任何事实根据，因而徐世昌密赴彰德之说不能成立。
第二，徐世昌没有赴彰德的必要。
从袁世凯16日致奕劻函中的口气看，阮忠枢回京复命的时间不是15日，就是16日。奕劻和那桐、徐世昌均为袁世凯的同党，奕劻收到袁世凯开具的“节略”，自然会交给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阅看。他们都了解袁世凯的意图，不能不认真研究，看看能否做到，如何落实，故徐世昌17日没有离开北京，有《那桐日记》为证。
18日上午，“项城（袁世凯）有折谢恩，又有应预备各事宜一函，堂官代为进呈”。(11)“应预备各事宜”即袁世凯致奕劻函中提到的“应行筹办各事”，亦即“节略”，载沣也看到了。同时在其谢恩折上批道：“现在武昌、汉口事机紧迫，该督夙秉公忠，勇于任事，着即迅速调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优加倚任之至意。”(12)这个批语应交内阁转达袁世凯，奕劻、那桐、徐世昌对载沣催促袁世凯迅速出山当然知道。
19日，袁世凯致电内阁请代奏：“鄂省兵叛库失，凯赤手空拳，无从筹措，必须赶募得力防军，以备驻防收复地面及弹压各属。”“拟请旨俞允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曾经入伍壮丁一万二千五百人”，“编集二十五营，作为湖北巡防军”；“惟兵以饷项为命脉，必须裕筹”，“仰恳饬下度支部速拨的款四百万两，以备拨支”。(13)此为他在“节略”中开具的主要之点，现在又请内阁代奏，可见他也急着出山，催朝廷赶快批准。同时又发代奏电，告知朝廷：“自刊木质关防，文曰‘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行营关防’。”(14)刊了关防，就表示准备出山了。
同一天，“内阁奉上谕：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钦此。臣奕、臣那、臣徐。”(15)徐世昌副署这道上谕，当然晓得袁世凯已取得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和即将出山。在此情况下，他还有在第二天亲往彰德劝驾或摸袁世凯底子的必要吗？显然没有。
第三，徐世昌没有在20日去彰德的可能。
19日，徐世昌副署了授袁世凯指挥水陆各军全权的上谕，说明这一天他仍在北京。20日，其行踪不太清楚，陶先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他赴彰德了。可是，陶先生在其所著《袁世凯演义》中又说：“十月二十日，徐世昌从彰德跑回来，气急败坏地回报奕劻说：‘咱们甭再找他（指袁世凯）了，难道少了他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不成？’……奕劻问道：‘哪六个条件呢？’徐把六个条件摊出来……”(16)同是一天，前者说去，后者说回来，岂非自相矛盾？
也许陶先生的意思是徐世昌在一天之内跑了个来回，但这可能吗？
当时“京中局面，颇为涣散，满汉之界尤严，最为难处。二十五六（16日、17日）均有起事之谣”；“因市面银根奇窘，信成银行几将挤倒”；“旅店、会馆、娼寮日日注意，其不类者，立即驱逐”；“不准集合多人聚议密语”；民政部大臣桂春“又奏请添巡警，闻外城共二千名，皆以新招之八旗兵充之，该兵习气甚深，骤令站岗，未有不滋事者”。(17)10月29日王锡彤与袁克定由北京乘火车回彰德时，“京汉车上拥挤甚，妇孺尤多。远隔三千里，而逃难者已如此其多，群众心理皆知清之必亡矣”。他们在一个头等房间，闻知赵秉钧“在车役室中，乃邀之来”；齐耀琳等“亦蹀躞无坐处，并邀之入室”。(18)连赵秉钧、齐耀琳这等人物都找不到座位，逃难人极多，火车上拥挤不堪的情形就不难想象了。不要说这种混乱情况难以使火车正常运行；就是正常运行，从当时的车速估计，由北京至彰德，单程至少需要大半天，加上中间迎接、密商、吃饭等等，一天跑个来回，恐怕亦无可能。
非但如此。据《那桐日记》记载，21日，“午正后散值，到徐中堂宅拜寿”；22日，“午正散值，同菊相（徐世昌字菊人）出福华门，到四姑爷处早饭。未初到资政院行开会礼。”(19)不仅说明这两天徐世昌在北京，而且21日他家还有庆寿喜事，那桐前去拜寿。一般百姓人家庆寿也需准备一天半天，才能办得比较像回事。徐世昌家中是谁的寿辰虽不得而知，但他身为内阁协理大臣，又有排名在他之前的那桐一类大人物前去拜寿，更需要充分准备，不能潦草从事。因此，为了筹办拜寿之事和次日亲自接待那桐等高贵客人，20日他也不可能跑到彰德去。
其实，徐世昌在20日的行踪并非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这天，载沣在阅过湖南巡抚余诚格的奏折后曾发出一道电谕，著荫昌、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分别妥慎筹办”。末后写道：“钦此。阁。二十九日（20日）。”(20)副署上谕一般是奕劻和那桐、徐世昌三人，既然这道上谕系内阁副署，就应当包括徐世昌在内，说明他在20日没有离开北京。
徐世昌未赴彰德会见袁世凯，前述之外，还有两个佐证。
一为贺培新的记述。贺培新根据徐世昌书写的《韬养斋日记》（此书未出版，外人见不到）编写了《徐世昌年谱》，其中记述14日后徐世昌的活动说：“二十三日（10月14日）奉上谕袁世凯补授湖广总督，岑春煊补授四川总督。公（指徐世昌）自是会客、议事，日无暇晷。九月朔（22日），同那相（那桐）至资政院行开院礼。”(21)从“自是会客、议事，日无暇晷”行文中可以推想，徐世昌在14日至22日这段时间，没有离开北京。如果他确实去了彰德，贺培新没有理由不将这件大事叙明，只写“会客、议事”。
二为载涛的说法。他说：“至于外间传说，徐世昌曾秘密赴彰（德），往来磋商条件，据我想，袁、徐两人早有默契，似不必再作形式上之会见，且当时亦未听说徐有赴彰之事。”(22)徐世昌位高权重，离京必须经载沣批准。载涛时任军谘大臣，且为载沣的弟弟，如果徐世昌确实去过彰德，他应该能够听到一点风声，但他亦未听说，可见此事属于“传说”而已。
注释：
①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111页。
②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6页。
③刘体仁：《异辞录》第4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7-48页。
④王锡彤：《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⑤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7页。
⑥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版，第1560页。
⑦《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63-1564页。
⑧《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79-1580页。
⑨《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71-1572页。
⑩《袁世凯致张人骏电》，《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39页。
(11)许宝蘅：《〈巢云簃日记〉选》，《近代史资料》总11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12)《辛亥革命》（八），第307页。
(13)《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创刊号，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61页。
(14)《新任湖广总督袁世凯致内阁请代奏电》，《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第22页。
(15)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4页。
(16)陶菊隐：《袁世凯演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3页。
(17)北洋军阀史料编委会编：《北洋军阀史料》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11-514页。
(18)王锡彤：《抑斋自述》，第173页。
(19)《那桐日记》，辛亥八月三十日、九月初一日，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
(21)贺培新：《徐世昌年谱》上卷，《近代史资料》总69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22)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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