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评《逻辑悖论研究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引论论文,逻辑论文,语用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逻辑悖论研究是当代逻辑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前沿，也是涉及许多学科的交叉性、边缘性领域，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南京大学学术文库”新近推出的张建军教授所著《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引论》），是我国学者在这一前沿领域获得的重要成果。笔者认为，《引论》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作者站在当代西方悖论研究一系列最新成果的制高点上，独辟蹊径，深刻揭示和系统论证了当代逻辑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该书的出版，开辟了逻辑悖论研究的新天地，并展示出逻辑悖论研究在现时代多层面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
长久以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因果范式和演绎逻辑的构造范式基础上，它面向的不是“生活世界”，而是一个对象化的客体世界。我们知道，语用学的核心概念是“情境”，它是对人的交往行动世界--即“生活世界”的写照，因此从“情境”出发，包含着生命的意涵或主体因素的参与、介入及其变动。对于悖论研究而言，若从语用学角度考察，“逻辑悖论之‘悖’恰恰在于：由悖论所‘证伪’的究竟是什么前提，是相应领域的认知主体所难以识别的。因为，任一严格悖论所由以建构的前提，都是相应领域‘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而且往往是在推导过程中并没有明晰出现的，公共预设’。”（《引论》第34页，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显然，进入“预设”的世界，就无异于进入语用学的世界。张建军教授指出：“尽管本书所使用的定义笔者已经使用了十年，而该定义所界说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语用学概念，但‘悖论是一个语用学的概念’的明确观念，是近年来在研究‘预设’问题的过程中才颖悟到的。”（第11页）在这一过程中，他看到在弗雷格-斯特劳森研究传统中，将“预设”处理为一个语义学概念而陷入了种种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而上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斯塔纳克等人提出，预设实际上是一种语用现象，应从语用学角度界说“预设”概念，并且由此解决了以往长期不能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语用学转向的价值已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受此启发并经过深入研讨，他认识到以往悖论研究中诸多疑难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旗帜鲜明地指出：严格意义的逻辑悖论实际上是一个语用学概念。在他系统阐发的“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和“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这三个悖论构成要素中，后两个要素可以从逻辑语形学和语义学获得解释，但“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则是一个涉及认知主体并具有一定模糊性的语用要素。而正是由背景知识要素所决定，《引论》所界说的“逻辑悖论”既不是纯语形学概念，也不只是语义学概念，而是一个包容语形、语义因素的语用学概念。
明确指认正确界说的“逻辑悖论”实质上是一个逻辑语用学概念，对于悖论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理论价值。《引论》一书非常成功地建立了逻辑悖论的语用学概念的学理化言说，并基于悖论的语用要素的认识与分析，在史论两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到与创新性见解，为把握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作了奠基性的工作。
二
20世纪西方学术发展史上出现了悖论研究的第三次高潮。然而，悖论研究也是当代学术界最为“纷乱”的领域，20世纪后期的发展尤其如此，可谓“文献众多但散乱，重复而又缺乏关联”（荷兰学者维斯塞尔语）。张建军教授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愈益深切地感到：“要把握逻辑悖论今后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迫切需要对当代逻辑悖论研究的‘成就与问题’予以系统的梳理与把握，弄清多种不同种类研究在系统化、整体化的逻辑悖论研究中所处的不同层面、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引论》前言）我们认为，《引论》作为一部专题逻辑思想史和逻辑哲学著作，出色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全书以狭义逻辑悖论的研究为重心，系统地论述了各种解悖方案的历史发展过程，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澄清了悖论研究的不同层面及其相互关联，揭示了当代悖论研究的主动脉和发展趋势，并透过历史的反思，揭示出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的某种“历史必然性”。
面对西方悖论研究所出现的“纷乱”情境，《引论》高屋建瓴地切中了纷繁复杂的悖论研究状况背后“回归自然语言，在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中深化和拓展悖论研究”这一主动脉。作者不仅系统阐发了西方传统的集合论-语形悖论研究，而且尤为重要的是，作者透过西方当代学界语义悖论研究的内在发展机制的清理与反思，创造性地梳理出逻辑悖论研究之语用学转向的新线路，可以说这一线路宛如一条金线，将狭义逻辑悖论--集合论--语形悖论、语义悖论、语用悖论研究，哲学悖论和具体理论悖论的研究，各种具体的解悖方案研究，以及悖论与解悖方案的哲学与方法论研究所获得的散乱的“珍珠”串联起来，有机地整合起来。这样，不仅有助于把握整个逻辑悖论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引论》由此帮助我们开辟出悖论研究的新方向，为逻辑悖论研究展示出广阔的新天地。
在笔者看来，《引论》对西方语义悖论研究的梳理与反思的创造性工作主要在于：
第一，深刻把握从“语境迟钝”方案到“语境敏感”方案的发展脉动。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被称为语义悖论的“经典解悖方案”。在《引论》看来，对这一方案的正确理解，是把握当代语义悖论研究一系列新进展的前提条件。塔尔斯基方案因试图让自然语言削足适履地去适应一种经典的人工语言而难以符合“非特设性”解悖标准，而这正是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论不能真正适于分析自然语言的原因所在。《引论》由此进一步关注由克里普克“有根基性”解悖方案体现出的“回归自然语言的研究路线”，并为此做出了十分有力的论证。在《引论》看来，正是这条研究路线，才开创了语义悖论研究的新局面。《引论》既充分肯定了克里普克解悖方案及其体现的新的研究路线的价值，又清晰地说明了该方案所面对的种种难题。而作者把后来试图解决这些难题的众多方案分为两大群落：“改良型方案”和“革命型方案”。改良型方案与塔尔斯基经典方案和克里普克方案一样都是“语境迟钝”的。而在《引论》看来，语义悖论研究领域中出现的“语义敏感方案”则是当代语义悖论研究最具生命力的革命型方案。所谓“语境敏感方案”，就是语境变化因素在其中起着本质作用的解悖方案。由于“语境”是一个与语言使用主体高度相关的语用学概念，而“敏感”也主要是与“解悖者”对“语境”的认知状态相关的概念，所以在笔者看来，《引论》对语境敏感方案的高度关注实际上乃是因为它实现了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第二，对“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的新颖阐释与评论。“情境语义学”解悖方案是由“语境敏感”解悖方向发展出来的重大突破，它是美国著名逻辑学家巴维斯及其合作者提出的最能代表语用学转向的成果。在《引论》看来，这首先在于它是基于语用学的“语言效应论”而提出来的。“所谓语言的‘效应’是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与世界的联系不同，所使用的表达式会有不同的解释，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语言意义。”（奥斯汀语）如果将自然语言中形如“x为真（假）”的赋值语句视为带单一性真值谓词的表达式，那么，语境敏感解悖方案就是语言效应论的必然推论。《引论》由此清晰系统地阐发了“情境语义学”以“情境”为基点而生发出来的解悖新思路。情境语义学的研究表明，“情境”是与认知主体具有本质关联的对象集合，是“世界中由主体选择与分辨并高度组织起来的一部分”。而《引论》则进一步地引申出，情境语义学的这种处理实际上是将任何情境集合的“原始意义”均置于可增生的过程之中，情境中的所有“对象”都是由认识主体“选择”而加以确定的。张建军教授深刻地指出，这种处理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正是这一点是打通建立在生活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情境语义学之关联的一个关节点。（第279～307页）以上研究成果无疑形成了语境敏感方案的有力支持，进一步强化了其相对于语境迟钝方案的优势地位。
第三，《引论》通过对RZH（罗素-策墨罗-哈克）解悖标准的系统而全面的阐释，并以作者在多年学术研究中形成的治学风格--“澄清概念，分清层次，清理矛盾，严格推证”，作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澄清性工作。其中，有些是针对西方学界仍在流行的一些模糊或错误的认识，更多的是针对国内学界悖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作者指出，尽管国内学界在语形悖论研究领域取得不少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对“语境敏感方案”这种已充分地显示出其生机与活力的解悖方案仍非常陌生；而语用悖论研究在国内更几近空白。显然，本书的问世定会相应地促进薄弱环节的改观，填补理论空白。正如作者所言，书中对当代逻辑悖论发展史的梳理必然渗透着作者的哲学观点，特别是贯穿全书的一种“逻辑保守主义”观念，以及运用辩证哲学为公理化集合论方案和情境语义学方案所作的哲学辩护或可受到较多的质疑，但上述澄清性工作无疑为悖论问题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础。
三
作为逻辑悖论研究的新著，《引论》为推进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路径。
1.确立了悖论研究的新基点：以“语境整体化”作为语用学“解悖”的出发点。
《引论》将悖论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存在物，表明即使是再简单的悖论，也是从具有主体间性的背景知识经逻辑推导构造出来的，任何孤立的语句本身都不可能构成悖论。这样，与其说《引论》基于悖论得以产生的知识背景，还不如说，所有的知识背景都是与主体--人有关的，因此从语用学转向的实质而观之，则可突显出逻辑悖论研究的人文性：从建构悖论的人及其相关的知识背景，也就是“生活世界”出发。这无疑显示出逻辑悖论研究的人文向度，也更进一步地开显出逻辑科学的人文向度及其张力。在笔者看来，《引论》的出版标志着，张建军教授的悖论研究，从以（无语境）纯粹科学的解悖之路，真正转向了以情境为中心的语用学之途，他由此开创性地揭示出在语境平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解悖者以“语境整体”为中心的直觉统合效应，从而在科学解悖的探索中，通过“语形”与“语义”统一于“语用”新范式的确立与转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方法论创造性运用的回归，开启了悖论研究的哲学与方法论的创新之维。
2.提供了理论创新的途径：在逻辑悖论研究与语用学（语用逻辑）研究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联与互动。
推进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不仅要引进情境语义学，而且还要在悖论研究中系统地贯彻语用学和语用逻辑业已取得的系列成果。《引论》特别指出：“当代语用学对于‘共有知识’（mutual knowledge或common ground）和‘语用逻辑’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把握逻辑悖论的背景知识要素和逻辑推论要素，评估和建构各种解悖方案，都有重要借鉴价值。”（第12页）此外，《引论》还指出，综观20世纪逻辑悖论研究特别是狭义逻辑悖论的研究史，层面Ⅰ（特定领域某个或某组悖论具体解悖方案研究）、Ⅱ（各种悖论及解悖方案的哲学研究）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多彩并取得了长足进展。相比之下，层面Ⅲ（一般意义的解悖方法论研究）的研究则显得极其薄弱。究其原因，首先要归之于学界始终未能明确指认逻辑悖论的语用学性质，没有对所有学科领域的逻辑悖论真正予以统一把握，从而使一般意义的解悖方法论研究难以展开。《引论》令人信服地表明，运用“三要素”所界说的悖论的语用学的概念，加之RZH标准的全面讨论，我们可以断言：把握所有悖论或某一大类悖论的共同性质，探求解悖的一般方法与途径，开拓与发展悖论研究的“科学逻辑方向”，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无疑，《引论》明确地倡导逻辑悖论研究与语用学研究的关联与互动，这显然是对悖论研究语用学转向前景的新拓展。
3.提供了实践路径：对悖论研究“语用学转向”的新开展，将会向我们展示其在实践应用领域的广阔前景。
在《引论》看来，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并不拒斥悖论的语形与语义研究；相反，它是在基于而又超越二者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悖论研究的对象、视角与分析的新定位。因而这样的研究反而会强化知识经济时代之悖论研究的跨学科性和时代性。这是因为，回归自然语言的悖论研究无疑会引起以自然语言理解为重要内容的人工智能理论界的兴趣，而语用悖论的深入探讨又与知识、信息的处理等知识经济时代的前沿理论问题密切相关。由于语用悖论研究成果与人工智能、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这些当代“显学”的密切关联，使得逻辑悖论研究在社会实践领域的应用价值得以凸现。例如，仅就决策理论的“合理行为悖论”所触及的“策略理性”概念而言，就是当代对策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
悖论的语用学“全观”，自然使我们获得对悖论的终极澄明：悖论实际上乃内蕴于人类已有的（或正在生成的）知识系统之中，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悖论研究不仅可以揭示人类知识系统的“内在矛盾”，而且更会使我们能够透过对悖论形成的知识系统的语用学研究，探寻到推进知识系统及其知识创新的智慧之门。悖论研究作为人类智慧之果，是最难采摘的。能摘下这样的人类智慧之果的人，定是能倾注生命的智慧与热忱的智者。我们知道，张建军教授自从走向探索解悖的历程已经二十余载矣，而《引论》一书的问世，不仅展现了作者二十年来视学术如生命、将学术与生命化为一体的心路探索历程，而且也正是他在这样的历程中采摘得累累硕果的新标志。作者在二十年探索悖论的历程中，以其一贯恪守的逻辑分析风格和“逻辑保守主义”立场，将悖论研究推进到语用学转向的新境地：从分析走向综合，在语形与语义分析的基础上实现向语用概念、语用学维度的转向。悖论本来就形成于“生活世界”，它本是基于“生活世界”的“知识背景”、“知识脉络”的“情境构作”，因此无论是悖论的形成，还是解悖的探索，最终都必须回归到“生活世界”，而在这样的双向往返中，自然地贯彻着语用学之“关联原理”。那么，人类在探索智慧的永不停息的过程中，何以走出因欲解悖而步入的“智慧迷宫”呢？显然，《引论》揭示并倡导的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标志着这种探索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和新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