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失业的微观基础及其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尔183的启示莫滕森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_失业率论文

摩擦性失业的微观基础及其启示——纪念诺贝尔奖得主戴尔#183;莫滕森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奖论文,戴尔论文,微观论文,得主论文,摩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1月9日，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尔·莫滕森(Dale T.Mortensen)因病逝世，享年74岁。莫滕森的逝世，是经济学尤其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大损失。在西北大学为莫滕森举行的逝世纪念仪式上，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对莫滕森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将复杂的经济理论和严谨的经验研究相结合，改变了我们思考劳动力市场和失业的方式，也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研究。”莫滕森在西北大学的同事R.Coen也指出，“长期以来，尽管经济学家认识到买者和卖者需要通过相互搜寻来达成交易，但莫滕森却用严谨的数学模型分析，解决了这些非常困难的动态问题。”

       在当前的劳动经济学领域，工作搜寻理论已成为理解摩擦性失业的主流模型。而莫滕森则是一个从微观搜寻行为到宏观劳动力市场实现有效链接的关键人物。尽管国内一些学者曾经对工作搜寻理论进行过一些一般意义上的总结和分析(邓乐平、窦登奎，2010；何亦名、张炳申，2006；李宝良、郭其友，2010)，但这些文献还没有完整揭示工作搜寻理论的意义，也没有专门研究莫滕森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的独特贡献。值此纪念莫滕森之际，本文以对莫滕森失业理论的整理和解读为基础，系统分析了工作搜寻和匹配模型框架下劳动力市场中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及其政策影响，从而理解均衡摩擦性失业的成因与机理。

       一、莫滕森失业理论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

       均衡失业理论旨在解释失业的根源。莫滕森的失业理论以工作搜寻框架为基础，产生于特定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之下。一方面，从经济理论上看，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力市场价格的自由调节将确保劳动力市场出清，因此，新古典理论不能解释“失业”的根源；而弗里德曼尽管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否定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菲利普斯曲线”，但是也并没有寻找到摩擦性失业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近20年来，尽管欧洲和美国有着同样的政治制度，但欧洲社会却面临比美国严重得多的失业问题，而劳动经济学理论还无法对此做出很好的解释。正是在这些理论和现实困惑面前，莫滕森以工作搜寻为基础的失业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取得了公认的成就。

       劳动力市场中的“贝弗里奇曲线”揭示了一个典型的经济事实：经济生活中往往“失业”和“工作空位”并存。那么，为什么许多人正在失业的同时，却有许多工作岗位空缺?经济政策怎样影响失业?工作搜寻理论用“摩擦”(friction)解释了这种现象。失业工人需要搜寻合适的工作，而雇主需要搜寻合适的工人以填充工作空位。但是，一方面，劳动力商品是异质的非标准品；另一方面，交易存在协调上的摩擦(coordination frictions)，即一个工人找到了一个匹配的岗位却发现已被他人占据，一个雇主找到了一个合适工人却发现已被另一雇主所招募。因此，不完全信息、搜寻成本的存在导致了摩擦性失业。尽管这一思想是简单的，但2010年度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戴蒙德(P.Diamond)、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C.Pissarides)，却建立了一套严密的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简称DMP)模型来演绎这一思想。如果说，戴蒙德的贡献主要在于分析了搜寻模型的基础，那么，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则主要是扩展、深化了搜寻理论并成功运用于劳动力市场；如果说，皮萨里季斯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构建匹配函数来分析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宏观经济意义及其均衡失业，那么，莫滕森的贡献则更注重于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个体的工作搜寻决策分析及均衡失业的源泉探究。总体来看，莫滕森的失业理论具有两个显著特点：(1)通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和搜寻匹配模型，揭示了均衡摩擦性失业的形成机理，解释了“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工资离散”(wage dispersion)和“工作破坏”(job destruction)的内生性；(2)将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失业影响的分析始终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致力于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价。按照莫滕森的思想，均衡失业的微观基础是工作搜寻和匹配摩擦；而且，“工资离散”是工作搜寻的动力源，“工作破坏”是决定匹配效率的关键变量，因此，政府的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增长都有重要的影响。

       二、工人工作搜寻导致均衡失业

       (一)均衡失业率的存在性

       按照菲利普斯曲线，工资与失业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或者说，失业与通胀率负相关。但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这种关系只在短期内成立，而在长期，经济行为人会预期到价格变化，因此，失业率会独立于通胀率，形成一个“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的思想虽然独特，却没有微观经济学基础。当莫滕森还是西北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刚刚步入劳动经济学研究的行列时，他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在所发表的《工作搜寻、失业持续期间以及菲利普斯曲线》(Mortensen，1970a)和《工资与就业动态理论》(Mortensen，1970b)等文章中给出了一个局部搜寻模型，解释了均衡失业率为什么独立于通货膨胀率而存在。他的成果填补了“自然失业率”微观基础这一理论空白。

       莫滕森独特的建模思想体现在一个局部搜寻模型中(Mortensen，1970a)。假定一个提供异质的(heterogeneous)但可替代(substitutable)的劳动力市场，市场中供求双方的数目都很大，因此，个人对一般工资水平的影响很小。假定一个失业工人正在找寻工作，他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并不知道某一聘约(offer)所需的技能以及提供的工资，但他知道所有聘约的概率分布(frequency distribution)，必须通过搜寻来决定是否接受工资。

       假设

表示失业者的保留工资，

为工资分布的最高工资，那么，个体摆脱失业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现在，失业者在接受聘约和继续搜寻之间进行选择：当搜寻的边际价值大于搜寻的边际成本时，他将继续搜寻；当搜寻的边际价值等于或小于其边际成本时，他将停止搜寻。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失业者的保留工资越高，失业者的就业概率e越低。

       假定在稳定状态，劳动力市场流入和流出人数相等，那么，就可以得到均衡失业率

。其中，η为劳动力增长率，

为失业者的平均就业概率，决定于保留工资、技能分布、折现率以及失业保险收入水平。

       这一模型具有两个重要意义：(1)在长期，失业率独立于通胀率。因为在长期，通胀率可以被完全预期，雇主维持工人工资不变。劳动力市场上新的进入者在找到合适工作前，需要花费

的时间处于失业状态。(2)失业率与失业者的就业率负相关。而后者受制于搜寻摩擦、保留工资等因素。也就是说，只要搜寻摩擦存在，长期的均衡失业率就是一个弗里德曼意义上的“自然失业率”。由于这一均衡失业率是在工作搜寻框架下通过最优化行为演绎出来的，所以为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构建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那么，在短期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加入厂商的决策，那么，厂商与失业者的同时最优化可以产生一个类似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均衡失业率。结果表明，在短期，给定预期通胀率

以及失业率的变动比率Δu/u不变，工资率的上涨g与失业率u负相关，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菲利普斯曲线。按照莫滕森的分析，即使在短期，工资增长率g与失业率u一样，也是内生的。当经济出现过度需求时，雇主可能需要招募更多工人而增加g，这就是菲利普斯曲线；但雇主也可能降低工人技能要求而增加雇佣数量，而g不变，此时就看不到g与失业率u负相关的关系。而在长期，就更不存在g与失业率u的相关关系。

       20世纪70年代，莫滕森的研究为“自然失业率”找到了微观基础。尽管在这些论文中，还没有找到一般化的分析框架，许多重要变量还是被假设为外生的，但是，却奠定了模型分析的基础。在模型中，搜寻是导致失业的根源。或者说，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搜寻是必需的，这就需要花费时间。这种等待时间就形成了失业。在他的论文中，已经明确地表明，“搜寻”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个人的最优搜寻要满足搜寻的边际价值等于放弃的机会成本；而且，失业者的保留工资越高，失业者的平均就业概率越低，从而，均衡失业率越高。另一方面，失业政策对均衡失业率有何影响?莫滕森通过模型推导得出，保留工资是失业保险收入水平的正向函数。因此，如果失业保险收入增加，那么，就相对地提高了保留工资，降低了失业者搜寻努力，从而延长失业持续时间，提高了均衡失业率。也就是说，被动性劳动力市场政策(passive labor policies)，尤其是过高的失业保险收入政策，将造成失业增加。

       (二)最优保留工资的决定

       尽管莫滕森在20世纪70年代的局部搜寻模型(Mortensen，1970a；1970b)为解决“自然失业率”的微观基础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模型框架，但却并没有完整刻画经济行为人的最优搜寻行为。比如，失业者的最优保留工资是如何决定的?工资分布为什么一定是离散(Dispersion)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要解释模型相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莫滕森发表在《劳动经济学手册》上的《工作搜寻和劳动力市场》(Mortensen，1986)一文，在一个贝尔曼(Bell-man)最优动态规划框架下对局部搜寻模型进行了统一、综合的阐述。我们可以将该模型简述如下。

       假设工人是风险中性的失业者，贴现因子(factor)为β。工人试图最大化他的期望收入流：

。在每一期，该失业工人能从已知的工资分布

中得到一个聘约(offer)。他必须做出二元决策：要么接受聘约(从此工作到无穷)，要么拒绝该机会(获得收益为：失业保险b，加上下一期最优选择的收益)。

       一旦该个体拒绝了一个聘约，就不再回头(no recall)。设ν(w)代表手头w的期望价值。如果该个体接受这一机会，期望值则为

。否则，如果他拒绝该机会，期望值将是现期收益b，加上下一期的期望值

。通过工人的贝尔曼最优动态规划，就可以得到工人的最优保留工资等式。保留工资

的价值取决于模型中的参数，尤其是与工资分布F(w)正相关。直觉是，工资分布的离散度越大，搜寻的期望收益越高。

       一旦

被计算出来，就可以直接计算该工人将搜寻的期望期限——即失业期限(duration of unemployment)。因为工人脱离失业的风险率(hazard rate)是

，在泊松分布条件下，平均的失业期限是：

。

       与莫滕森在20世纪70年代的模型相比，这一模型不仅演绎出了“均衡失业率”的结论，而且，由于该模型采用标准的动态规划方法，将失业工人的最优化行为归结为一个最优停止点(stopping rules)决策，从而决定了最优的保留工资。因此，该模型已成为分析工人搜寻行为的教科书式模型。

       (三)工资离散是工作搜寻的动力源

       根据局部搜寻模型的基本结论，最优保留工资与工资分布F(w)正相关。若工资分布退化为一点，那么，工作搜寻将失去意义；相反，工资分布函数F(w)的离散程度越高，工作搜寻的价值就越大。也就是说，工资离散是驱动工作搜寻的原动力，也是导致失业增加的内在影响机制。

       典型的经济事实表明，个体工资存在“离散”特征：素质、年龄不同的工人具有不同的工资；同样特征的工人也往往具有不同的工资；不同规模厂商支付的工资也不同。但是，“工资离散”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按照新古典理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结果可以得到一个“点”工资，所有的工人获得同样的工资。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人力资本理论，从劳动力供给角度解释了个体工资的差异源于劳动力素质的不同。尽管效率工资理论从劳动力需求方即雇主角度解释了不同厂商支付不同工资的合理性，但却并不符合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解释传统。

       但在莫滕森时期，“戴蒙德悖论”(Diamond，1971)从厂商利润最大化角度，否定了均衡时工资离散的存在。在戴蒙德(1971)的非合作工资博弈模型中，如果假设厂商和工人都是同质的，且工人只有在失业时才进行搜寻，那么结果只能是：存在一个等于保留工资的均衡出价，即在劳动力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工资将退化为一点，工资分布不存在离散特征。

       可以说，在探索工作搜寻的动力源问题或解决“戴蒙德悖论”问题上，莫滕森的研究取得了独创性的成就。莫滕森要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为什么会对同样的工人支付不同的工资?莫滕森发表的《作为非合作讨价还价博弈的匹配过程》(Mortensen，1979)一文，将工人和厂商之间的工资决定过程描述为一个讨价还价博弈，该模型设定了一种显性匹配技术，并且探讨了工人搜寻努力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他所发表的《均衡工资分布：一个综览》(Mortensen，1990)一文，通过对Albrecht & Axell(1984)模型进行综合和扩展后指出，如果厂商支付更高的工资以提高工人的流入量或是减少工人的流出量，那么，就会产生工资离散。之后，他又分别用在职搜寻、企业规模、异质企业假设等对工资的离散分布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Burdett & Mortensen，1998)。

       莫滕森对工资离散的解释关键在于引入了“在职搜寻”(Burdett & Mortensen，1998)。若工人被雇佣后聘约到达率是零，那么，厂商将他的工资出价降低到保留工资时不会失去工人，这就是“戴蒙德悖论”情形；然而，当在职工人的聘约到达率严格为正时，若出现任何一个提供更高工资的聘约，工人就会流动。也就是说，即使所有工人在技能上是同质的，但由于各自处于失业和就业状态，他们的保留工资也不同：失业者的保留工资就是失业保险收入，而在职工人的保留工资则是他们的当前工资。可以说，工人保留工资的异质性支持了工资离散的存在。

       但是，为什么企业要对同样技能水平的工人支付不同的工资?换言之，工资出价高的企业怎么能获得相同的利润?模型背后的逻辑是：假设存在在职搜寻。假设开始时，市场上的工资分布集中于某一点，此时如果一个厂商将工资稍微提高一点点，但却吸引了大量工人，并减少了雇员流失，这类雇主主要靠增加雇员量来获得利润。反之，那些将工资报价设为最低保留工资的厂商，则只能雇佣到失业者，他们主要靠压低工资、雇佣更少工人而获取利润。在稳定状态，两类雇主尽管工资报价不同，但所获利润相等。

       可以用模型来表示这一思想。假设工资分布范围在一个连续的区间

内，其中，最低工资是保留工资，工资分散地分布在一个高于工人的保留工资而低于劳动者生产率的工资水平之间。因为所有厂商必须在均衡中获得相同的收益，这一区间必须等于所有利润最大化工资率的集合，唯一的连续分布函数与等利润条件一致，即，

，其中，p是工人的生产率。在推演之后，可以得到：

。显然，只要w不等于保留工资

，F(w)就不会退化为一点，从而产生了工资离散，工资出价分布呈现“锯齿状”曲线(saw-toothed curves)。

       莫滕森对工资离散分布解释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1)工资出价分布函数F(w)的离散程度，直接关系到工人进行工作搜寻的价值，关乎工人搜寻的积极性，是工作搜寻的“动力源”。(2)模型将工资分布离散内生化为厂商的最优选择。这一模型预期，大的厂商一般需要雇佣更多员工，所以支付高工资，但也容易吸引到有工作经验者，并降低了工人离职的损失。(3)考虑失业保险政策的影响。若政府给付较高的失业保险，就相当于提高了工人闲暇时间的价值，从而降低了聘约到达率，也使得工资离散程度降低，工人将不再积极地进行工作搜寻。因此，将有更多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因此，莫滕森关于最优保留工资、工资分布离散的理论解释，在揭示微观个体工作搜寻行为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理论基础。这也是莫滕森独创的理论贡献。

       三、工作匹配导致均衡失业

       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全，不仅工人要搜寻合适的工作，厂商也要搜寻合适的工人。这一过程称为工作匹配(matching)。匹配模型建立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同时存在流入与流出，也就是存在劳动力市场再配置，或者说，存在“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那么，“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的源头是什么?如何将“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内生化于搜寻匹配模型中?模型怎样推演出均衡的失业率?这一方面，尽管皮萨里季斯首先创造性地建立了基本的工作匹配模型(Pissarides，2000)，但正是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二人的合作，将匹配模型研究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莫滕森的独特贡献在于将“工作破坏”内生于匹配函数的分析中。

       (一)基本的工作匹配模型

       从静态意义来看，工作匹配就是一个“匹配过程”；但是，如果从动态来看，工作匹配产生于“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过程。所谓“工作创造”，是指厂商有空位并将与工人结合进而开始生产；所谓“工作破坏”，是指工人与已有职位分离并且离开劳动力市场。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微观经济证据也显示：大量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存在于经济周期的各个时期。

       为了揭示莫滕森的贡献，我们需要首先来看皮萨里季斯(Pissarides，2000)的工作。在局部搜寻模型中，个人脱离失业的概率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到达率正相关。但是，工作到达率一直被看成外生，它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而皮萨里季斯的工作匹配模型则将其内生化了(Pissarides，2000)。

       皮萨里季斯的模型有三个基本部分：首先，失业工人与工作空位(vacancies)相遇，形成一个匹配函数m(u，v)。这里，u是失业人数，v是工作空位数，而函数m(.)则是一个“黑箱”，即没有微观基础。假设m(.)呈规模收益不变特征，那么，一个失业者与工作空位相遇的概率，即工作到达率为

称之为“劳动力市场紧度”(labor market tightness)，它是一个有利于就业的概念或指标。同样地，一个工作空位被填充的概率为

。因此，我们假设α(θ)是θ的增函数，而

是θ的减函数。其次，劳动力市场紧度θ由工作空位的自由进入条件(free entry of vacancies)决定，或者说由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决定。当厂商给出更多工作空位时，θ增加，而增加空位的期望利润下降。“劳动力市场紧度”一直调整到提供工作空位的价值为0。再次，当一个工人与雇主匹配，他们依靠纳什均衡谈判来分割空位价值的剩余(surplus)，并决定工人工资。结果，在稳定状态，均衡失业率是：

。其中，λ是一个“外生”的工作破坏率。上式表明，失业率取决于α(θ)，后者又取决于工作空位或工作创造率。在皮萨里季斯模型中，“工作空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变量。一方面，它在将产出冲击转化为失业的影响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对产出冲击的反应比失业更快，程度更大。而且，“工作创造”具有外部性，即厂商如果创造一个工作空位，就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紧度，对工人带来正的外部性；同时，对其他厂商带来空位“拥挤效应”。

       皮萨里季斯的匹配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它不仅考虑到个人的搜寻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厂商或者是劳动力需求方的最优化行为。他的模型将个体搜寻引入到宏观经济层面，并且将莫滕森局部搜寻模型中的工作到达率变量，内生为厂商进行“工作创造”的结果。这种贡献也足以使他能够同莫滕森一道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工作破坏率的内生化

       在局部搜寻模型中，还有一个变量，即工作分离率(job separate rate)被看成外生。工作分离既可能是雇员主动退出市场(如退休)，也可能是雇主“工作破坏”的结果，但后者对失业的影响更大。在皮萨里季斯的匹配模型中，尽管“工作创造”被内生化了，但“工作破坏”率还是一个外生变量。那么，工作破坏又是如何形成的?它对均衡失业率又具有怎样的影响?正是面对这一问题，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的合作造就了他们丰富的成果，成为劳动力市场理解均衡失业的经典模型。

       莫滕森在《职位及就业人员流动性的周期特征》(Mortensen，1994)一文中，分析了在不同经济周期中，应对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出现的工作空位及就业人员的流动性特征；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合作发表的《失业理论中的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Mortensen & Pissarides，1994)一文，建立了一个将“工作破坏”内生化的匹配模型。之后，他们又在《技术进步与工作创造、工作破坏》(Mortensen & Pissarides，1998)一文中，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工作创造、工作破坏之间的动态关系；在《失业如何对技能偏向型技术冲击做出反应：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作用》(Mortensen & Pissarides，1999a)一文中，进一步解释了在技术冲击下欧洲的高福利劳动力市场政策如何导致失业增加。经典的工作匹配模型被综合于劳动经济学手册中(Mortensen & Pissarides，1999b)。

       在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1994)的匹配模型中，每个特定工作都受到一个由偏好或生产率冲击造成的特异性风险(idiosyncratic risk)。每个职位都具有以下特征：固定不变的技能水平；生产具有差异性的产品，其价格为p+σε，其中，p和σ对所有职位都是一样的，而ε对于每一工作是特定的，代表每个工作职位的异质成分。参数σ反映分布情况，是特定工作σε的标准差。价格中，异质成分的变动过程遵循到达率(arrival rate)为λ的泊松分布。具体来说，一个宏观的冲击(shock)，将造成总生产率p的变化；而一个微观冲击将分别影响参数σ和ε。

       厂商创造了产品价格分布上限为p+σ

的工作。一旦工作被创造，厂商无法选择它的生产率。因此，工作生产率是一个以分布上限为初始条件的随机过程，其终止状态是导致工作破坏的保留生产率(reservation productivity)

，现有的工作只有在其生产率的异质成分下降到临界点

＜

时才会被毁灭。因此，现有工作被破坏的概率是λF(

)。厂商的保留生产率

越高，工作破坏率越大。

       稳态条件下，厂商与工人的最优化形成了“工作破坏”的条件：

      

       上式的左边是厂商已有工作的最低可接受价格，此价格低于雇佣的机会成本。工人就业的机会成本是闲暇价值b与搜寻预期所得之和，体现在公式右边的第一、二项。第三项是对厂商在其预期匹配产品的价值会在未来有所改进时，保持现有匹配的选择价值(option value)。式中，假设ν/u不变，显然

与p负相关，与b正相关。也就是说，总的经济冲击p越大，越降低了厂商的保留生产率

，导致工作创造与工作破坏两个变量的反向变化；而个人闲暇价值如社会保险收入的提高，将导致厂商保留生产率提高，增加了工作破坏率。

       那么，一个特定的离散冲击，或微观冲击，对保留生产率有何影响?一般来说，一个大的离散冲击，意味着已有工作变得更有生产力，从而增加工作创造；但同时，也使得一些工作变得更没有利润，从而提高了厂商的保留生产率。因此，一个微观的离散冲击将使得工作创造与工作破坏同方向变化。

       将内生化的“工作破坏”纳入基本的匹配模型框架，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均衡失业率，或贝弗里奇曲线(Beveridge curve)：

。可以推知，正的总生产率冲击表现为p(工人生产率)的增加或b(失业保险收入)的下降，从而将增加ν/u并减少

，因此，它使贝弗里奇曲线内移。也就是说，对于正的总生产率冲击，工作创造增加而工作破坏下降，从而降低了均衡失业率。但是，如果是由个别特异性冲击或周期性冲击而导致的离散型冲击，对失业的影响却不确定，因为，离散性冲击对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同时带来了正向变化。

       进一步，将周期性冲击(cyclical shocks)的影响引入模型。当一个经济循环式冲击到来时，“工作破坏”首先改变，然后才是新工作的创造。这就意味着，工作破坏的动态过程甚至比工作创造过程更加易变。具体来说，当经济面临总的生产率变化的循环，如生产率上升时，尽管工作创造增加，工作破坏也增加；但是，预期的循环冲击会引起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的非对称变化。或者说，工作破坏比工作创造更具有“循环”特性，尤其是经济衰退的开始，工作破坏增加得更快。同样地，当面临一个特定的微观冲击循环时，假设离散冲击σ增大，尽管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同时增大，但工作破坏增加更大。

       工作破坏比工作创造更具有易变性的特征，使得我们在制定劳动力市场政策时需要予以特别的关注。因为，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微小变化有可能带来工作破坏的大的反应。这正是政策制定者需要特别警觉的事情。

       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合作的《失业理论中的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1994)一文，被劳动经济学界称之为自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关于失业问题的最经典理论文献。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1)该模型在搜寻匹配框架下，全面考虑了劳动力供需方的最优化搜寻行为。对于失业者个人来说，最优搜寻要求搜寻的价值等于持有工作的价值，由此决定最优保留工资；对于雇主来说，提供工作空位或进行工作破坏，都以利润最大化为基础。两者在市场相遇，以纳什均衡谈判的方式决定工资及其分布。在这一模型中，不仅均衡失业率独立于通胀率，而且，影响失业的所有参数，如保留工资、工作到达率、劳动力市场紧度、工作创造、工作破坏，都完全内生化了。因此，这一模型为摩擦性失业理论建立了完整、牢固的微观基础。(2)该模型能够用来揭示劳动力市场政策怎样影响失业，有助于解释美国和欧洲不同的失业水平。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条件下，按照该模型的结论，可以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解为生产率离散程度的增加，因此，将会为技能型工人创造工作空位，但对非技能型工人造成工作破坏(Mortensen & Pissarides，1999a)。因此，我们看到，美国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低失业率和工资水平的不平等。

       但是，欧洲国家自二战后，基于战后重建需要，普遍实行高福利的被动性劳动力市场政策。这些政策本来旨在保护劳动者地位，但却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根据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的模型结论，原因在于：首先，较高的失业保障水平在所有技能水平上增加了失业率，但对非技能工人失业率的影响较之技能型影响更大。其次，一个严格的就业保护政策，比如更高的解雇税，会普遍降低失业水平，但主要是降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因此，较高的失业保险率与严格的就业保护政策，都使失业—生产率关系更具凸性。再次，高的失业补偿及福利政策又会降低失业工人工作搜寻的积极性，并且通过提升工资率，降低了雇主的工作创造；就业保障措施尽管通过增加真实的解雇费用而减少工作破坏，但也同时降低了雇主创造更多工作的积极性，减少了劳动力的再配置。

       (三)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宏观意义

       既然总的生产率冲击对于减缓失业非常重要，那么，在宏观层面，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又如何影响失业?劳动力市场在宏观经济中又扮演何种角色?此前，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产生了将工人从旧经济活动转移到新活动中进行再配置的需要，也就是说，产生了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莫滕森发表的《经济增长、失业及劳动力市场政策》(Mortensen，2004)一文，巧妙地建立了一个综合模型，将搜寻匹配模型和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相结合，并探讨了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失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莫滕森的思想是，失业和经济增长都是两个宏观的内生变量，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由劳动力市场的其他变量所决定。根据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教育”和“创新”是内生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一个创新的厂商需要时间来创造新的工作—工人匹配，也需要获得垄断租来抵消被新产品替代的损失，因此，要求“劳动力市场紧度”和“创造性破坏”二者之间保持负的相关关系，而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状态要求二者保持正的相关关系。因此，宏观上的失业和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市场紧度和创造性破坏同时决定的。这就意味着根本不存在失业和经济增长谁决定谁的问题，换言之，劳动力市场变量才是决定宏观经济变量的背后力量。因此，劳动力市场政策是影响宏观经济的基本因素。

       模型演绎的结论表明：首先，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失业的下降，因为经济增长与失业两个变量是同时被决定的，这一观点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不符；甚者，在技能偏好型技术进步条件下，经济增长会带来失业率的上升，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会带来创造性破坏(Mortensen & Pissarides，1999a)。也就是说，政府如果想要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减缓失业压力，政策将会失效。其次，模型表明，无论是失业保险体系、工资税还是就业保护等政策，都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负影响，并对失业有正影响。比如说，工人议价能力的提高将降低“劳动力市场紧度”；就业保护政策将降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了“工作创造”。

       莫滕森指出，政府要降低失业率，就要致力于改进劳动力市场行为的改革，同时应该鼓励研发投入，因为后者追求稳定的长期增长。

       四、莫滕森失业理论评价及其启示

       (一)莫滕森失业理论评价

       在2010年度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莫滕森的贡献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他立足于微观搜寻行为的研究，但却又跨越到宏观市场。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工作搜寻的表面来理解莫滕森的失业理论。通常意义上对工作搜寻理论的理解是，工作搜寻需要时间，也需要成本，工人和厂商相互搜寻，因此，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搜寻摩擦形成了均衡失业。但我们通过对莫滕森失业理论的完整解读就会发现，这种理解还远远没有把握住莫滕森失业理论的全部意义。总体来看，莫滕森的失业理论，主要立足于分析劳动力市场双方在工作搜寻过程中的最优化行为对均衡失业的影响，并在均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调整，来分析生产率冲击、劳动力市场政策等变量对搜寻行为以及均衡失业的影响。他的失业理论具有以下三个重要贡献。

       1.莫滕森的均衡失业理论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框架。从莫滕森构建的基本模型看，既有仅仅考虑工人单边搜寻的局部均衡模型，又有考虑工人和厂商相互搜寻的双边均衡模型。关键的结论是，均衡失业都可以在劳动力市场行为人单方或双方最优化行为下产生：当假设只存在劳动力供给方最优化行为时，可以推演出均衡失业率决定于个体的保留工资；而当放松假定条件考虑到供求双方进行工作匹配时，均衡失业率则取决于内生的工作创造与工作破坏。

       我们认为，莫滕森失业理论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思想。首先，在给定外界条件下，工人和厂商的相互搜寻导致均衡失业。这里的外界条件包括既定的工作创造、工作破坏以及既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其次，在面对经济循环、技术创新的冲击下，均衡失业水平主要由厂商的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所决定。厂商的工作创造和工作破坏具有很大的外部性，而且是非常易变的内生变量，因此，是决定失业水平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工作破坏”变量，比“工作创造”更加易变。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重视这两个变量的过度反应。再次，劳动力市场政策可以影响均衡失业水平。被动性劳动力市场政策，如高的失业补偿、严格的就业保护政策，会通过降低厂商的工作创造或增加工作破坏这一中介，增加失业水平；而致力于改善劳动力市场本身的积极性劳动力市场政策，则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

       2.莫滕森对工作搜寻理论进行了基础性探源。一方面，尽管一些学者，如麦科尔(McCall，1970)等，建立了经典的最优停止点局部搜寻模型，但是，学者们在构建模型中都是事先假设存在一个外生的工资离散区间，即非退化的工资分布F(w)。莫滕森在一系列论文中，研究了“工资离散”为什么能够存在，从而解决了“戴蒙德悖论”。另一方面，尽管皮萨里季斯建立了工作匹配的基本模型，但是，莫滕森则探索了内生化的“工作破坏”，并且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与工作匹配模型进行了巧妙的结合。这种对理论基础的探源，进一步巩固了工作搜寻模型分析的基石。

       3.莫滕森理论有助于思考现实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他的研究中最突出之处在于，将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失业影响的分析始终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莫滕森所研究的关键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失业、企业空岗、工资结构等如何受到经济政策与社会制度的影响及其互动。这些理论直接对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各种政策制定，如失业保险、失业救济、最低工资水平、企业聘任与解聘以及劳动者的福利保障政策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按照莫滕森的思想，被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失业补偿、工资税及就业保护政策等，容易产生刚性，削弱劳动力市场在应对贸易与技术冲击时的调节能力，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而造成失业水平上升。这也正是欧洲国家失业率普遍高于美国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失业问题，要采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去完善劳动力市场本身，而不是用被动的政府政策去强制干预。这一思想，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失业问题的方式。

       (二)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启示

       莫滕森的失业理论成果可以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过去，国内学者大多是从短期失业及有效需求不足等角度，考虑改变劳动力的总需求以应对现实中的失业问题。他们往往倡导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拉动劳动力总体需求。这些观点对于解决短期失业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加快，工资差距、工资离散特征将进一步明显，工作匹配的难度加大，因此，工作搜寻和匹配过程中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可能超过总量上的需求不足。莫滕森的失业理论有助于我们重视对劳动力市场微观机制的研究，思考如何进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选择。

       1.消除劳动力市场本身的障碍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要前提。整体上，莫滕森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减少工作搜寻摩擦、缩短搜寻时间和成本从而降低均衡失业率。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最大障碍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难以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因此，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具体措施可以通过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城乡产业结构的合理规划、城市就业公平性的提高等方式来消减对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

       2.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是改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途径。信息不完全是存在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等障碍，是影响中国劳动力供需之间实现匹配的主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摩擦，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应该加大投入，建设免费的就业信息平台，发挥各类中介机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各个区域、不同层次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促进工作匹配效率的提高；同时，通过提供搜寻补贴、雇佣补贴等搜寻扶助，增加个体工作搜寻激励和厂商的雇佣激励。

       3.注重对劳动力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应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手段。尽管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的开发水平目前还不够充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还不足以实现快速的充分就业和及时应对技术进步的冲击。加强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减少搜寻摩擦，提升就业能力，提高匹配效率；同时，积极开展就业指导教育，也有助于缓解失业问题。

       4.坚持适度的被动性劳动力市场政策是确保公平效率相统一的重要保障。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大量弱势群体的技能水平低，市场竞争力弱，需要采取一定的就业保护和失业保障政策，以体现社会公平；但另一方面，鉴于欧洲社会高保障制度下出现严重失业问题的警示，借鉴莫滕森失业理论观点，政府在失业保障和就业保护等被动性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制定标准上，一定要坚持适度的原则，不能过分损害厂商的“工作创造”，或迫使其进行过度的“工作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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