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个性主义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近代中国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1]01-0047-03
有人说中国是一片不能产生个性主义的土壤，但是它毕竟产生了，产生于近代中国。这里所说的“近代”与中国历史分期中的“近代”是一致的，只是本文的侧重点是1919年"5.4"前后。
一、近代中国个性主义的产生和形成过程
近代中国的个性主义萌芽于1840年前后封建士大夫的“补天”思想，这一阶段“个性解放的微弱呼声”可以叫做封建士大夫的个性主义。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是近代中国个性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个性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个性主义，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个性主义。
个性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价值学说，它与封建专制主义的价值观是根本对立的。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封建主义经济的母体中诞生出来的一样，个性主义的价值观也有可能在封建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大量人本主义文化精神，如儒家思想中的“民为贵，君为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忽施于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等思想，道家对个性发展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佛教“普渡众生”唯求佛性的思想，都可以成为个性主义产生的理论支点，而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等富贵，均贫贱”“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口号也可以成为个性主义发展的心理基础。因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断言的：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一样。我们今天也可以断言：没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传播，中国人们的价值观念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出中国的个性主义价值观。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位封建士大夫，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宣传个性解放之第一人。他看到了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的日趋没落和反动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看到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看到了平民百姓生活的异常艰辛，因此，他公开谴责官僚士大夫的腐败和无耻，公开承认老百姓求利的正当性，公开宣称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呼声。龚自珍认为，人皆有自私之心，圣帝、哲后、忠臣、孝子、贞妇也不例外，自私符合天地自然之理。人性本无善恶，统治者对大臣严苛要求，“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7)让官吏道德败坏，对普通老百姓“苛细绳其身”，“多一割亦笞，少一割亦笞”，只能培养出一批无个性、无思想、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木偶。因此，龚自珍提出“尊心”“尊情”“尊人”的主张，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这无异于沉闷的封建天空中的一声惊雷。
太平天国农民的个性解放运动中的价值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太平天国早期在反对王权、神权的同时一度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纲常礼教。曾国藩手下一小官吏张德坚说：“故凡从‘贼’稍久逃出之难民，无不……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皆如隔世。”（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25)②、太平天国提出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认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在“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尽管太平天国后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离这些价值目标相去甚远，但并不影响农民个性解放这一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把西方的资产阶级个性主义价值观介绍到中国来，并给个性主义打下了中国烙印。①、中国欲求自己的富强，必须大力引进和吸收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伦理思想，使人人树立起自由平等的观念或意识。只有树立个体自由的意识才能培养出有独立人格的国民。中国的出路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②、以天赋人权论为基础，强调人人平等，尤其强调男女平等。他们认为：“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夫人类之生，皆本于天，同为兄弟，实为平等。”（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80-81)③、自私是人的本性，但又不可极端利己，损害他人和群体的利益，对于人己、上下、公私，损益任何一方都不恰当，只有两利才是最圆满的。因此，要大力提倡仁爱，由利己而爱他，由爱他而爱群，进而爱国家。④、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培养一代新民，这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即通过国民素质的改良和提高来实现社会的改造和国家的富强。⑤、个性主义的社会理想是大同世界。在消灭私有财产和家庭的基础上，消灭国家、军队和战争，人人相亲，人人道德高尚而无恶习，人人平等，无臣妾奴隶，君主，教皇和官吏，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人充分自由的无政府状态。⑥、为实现个性解放，培养新民，建设新国家，最终实现大同，目前必须批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和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为代表，他们对个性主义在中国发展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清政府是中国富强的第一大障碍，国家要独立富强，人民要自由平等，必须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对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进行了“武器的批判”，为中国人民实现自由平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②、使个性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自由、平等、亲爱”，来了一次空前的大普及，并对此作出了一些中国式的解释。如孙中山讲到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国家自由的关系时说：“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在普遍社会中平等、自由，在政治团体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团体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力量，分散政治团体。”（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191)强调个人自由，团体自由要服从国家自由，个人自由不能影响他人和社会自由。③、孙中山提出：人人都有两种思想，“一种是利己的，一种是利人的”。人们要严格修身“造成顶好的人格”，“替众人服务”。④、既要冲决封建纲常的罗网，又要改造中国“固有道德”，如弘扬“三德”“八目”等。
所谓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个人主义，主要是指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的个性主义价值观。其核心内容有：①、建立“个人本位主义”。陈独秀说：“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步之根本原因。”中国和东方要振兴，就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218、219)②、充分肯定个人的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神圣性。毛泽东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151)③、利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人莫不以自存为鹄”，（毛泽东语）“天下无论何人，未有不以爱己为目的者”，“利己主义为人类生活唯一之基础”。（陈独秀、李亦民等语）因此人的首要任务是救出自己，“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语）④、个人与他人和社会，是“小我”和“大我”的关系。胡适说：“‘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242)毛泽东甚至认为“大己”不仅包括他人和社会，还包括生物界乃至整个宇宙。因此，人能够自利而利他，要“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毛泽东说：“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152)但是社会的改造、共和国的建立、世界的进步都只能靠“一点一滴”的改良。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尽管胡适、张东逊等人继续鼓吹个性主义价值观，但他们的声音几乎被“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大潮所淹没，以至连外国人都认为中国的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失败了。（注：J·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368)因此，本人把这一时期(1919.5-1949.10)的个性主义叫个别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个性主义。
二、个性主义的本质特征
1、个体性。这一特点是相对于中国古代主流价值观念——“虚构的”整体主义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为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构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4)正是这种阶级的对立，使封建统治者个人的自由，建立在被统治者的不自由的基础上。统治者为所欲为，而普通百姓连生存的权力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就有了被统治阶级、被统治者的反抗，个性主义正是被统治者对抗王权、对抗封建专制，对抗“家天下”虚假的整体利益，对抗为维护这种利益体现整体主义要求的“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念的长期斗争后产生形成的一种对抗的价值观。因此，个性主义是被统治者的价值观。
个体性包括两层主要的含义：一是被统治者也是人，应该享受与统治者同样的权利。不论是封建士大夫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或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平等、亲爱”，都反映了被统治者不甘于被统治的地位，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个人尊严，实现自己人生的个人价值。二是个人价值的神圣性。个人是人类存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但每个个人又是一个小宇宙，代表了整个人类，也是社会进步的终极目的。个人身上包含着一切人类的价值：没有个人的尊严，就无人类尊严可言；没有个人权利，就无人权可言。个人的贬值也就是人的贬值，摧毁个人也就是摧毁人类的第一步。正如19世纪美国神学家爱默生所言：世界上最光辉最宏伟的事业就是使个人站立起来，（注：《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钱满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23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个人具有无上之价值。
2.精神性。这一特点是相对于西方资产阶级个性主义价值观而言。在西方个性主义大都表现为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者首先注重的是个人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次之。因此西方个性主义的“个性”概念是真正的“个性”，个体的利己主要是物质利益方面的利己，而中国近代的个性主义，其个人有大小之分（“小我”与“大我”或“小己”与“大己”），利己主要是利精神之己。在中国差不多每个宣扬个性主义的思想家都反对极端利己，一开始就是宣扬合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个性主义。
精神性包含两点主要内容：一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早期毛泽东的精神个性主义是近代中国个性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他说：“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143)如果持极端自利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最终势必破坏社会之组织，使个人利益也无从实现。因此，“欲使一己之利益着着落实，非特不害他人之利益，且以之赞助他人之利益”，（高一涵语）（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220)“非利群则不能利己”。（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梁启超语）(127)二是针对那种注重追求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提出注重精神之利己。毛泽东说：“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同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591)他又说：“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自己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以利自己之精神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147)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人也有类似的观点，只是没有表达得这么清晰明白。
3.爱国性。这是近代中国个性主义自身最突出的特点。从龚自珍到洪秀全、洪仁玕；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到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再到陈独秀、胡适、毛泽东乃至张东逊等无一不是从改造中国的制度（含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制度）和国民性两个方面来宣扬和要求实行个性主义的。龚自珍的个性解放要求只是为“补天”，而不是要推翻封建制度。洪秀全等虽然试图推翻封建王朝，建设“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但最终还是跳不出打倒皇帝做皇帝的老套路。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鼓吹个性解放，又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是增进民德、提高人民爱国心的唯一途径。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等人认为道德决定国家兴亡，“无道德不能革命”，“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章太炎语）（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162)“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军事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孙中山语）（注：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181-182)陈独秀更是认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政治根本解决问题”，“有待吾人最后之觉悟”。胡适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只是一点一滴地改良社会的基础。早期毛泽东更是把精神个性主义直接当作救国图存的根本途径。因此，近代中国所有关于个性解放和个性主义的主张无一不是和改造中国社会、振兴中华这一时代主题有关，有人把这一特点概括为“工具性”，即把个性主义当作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一种工具。（注：《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问题》，唐凯麟、王泽应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71-72)也正是这种“工具性”的原因，一旦国家、民族危机加深，个性主义就被爱国主义所取代和淹没。近代中国精神个性主义的非目的性（即工具性）是其衰微的内因，而民族危机的加深是其衰微的外因。
标签：个性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个人价值观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陈独秀论文; 思想史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