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苏联范式及当代启示
武卉昕
（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36）
［摘 要］ 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其完备的理论形态、独特的发展历史和对现实道德生活的有力干预在世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的发展轨道上占据了重要位置。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最初的体系结构、学科建设、理论阐释等方面曾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影响。历史地看，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坚持伦理传统与政治抉择相统一、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相统一、意识形态与理论形态相统一、学术体系与实践体系相统一等方面曾进行过有益的尝试和追求。而苏联后期对上述传统特色的放弃正是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走向终结的原因。今天，这些经历对于我们建设和发展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仍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对待并加以反思。
［关键词］ 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史
在世界哲学-伦理学运行的轨道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其完备的理论形态和正确的价值导向占据了特殊的一席之地。历史地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历了以道德阶级本质确证为标志的萌芽时期（20世纪初至2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确立为标志的产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开始为标志的形成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道德意识形态和道德理论形态相结合为标志的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思想价值体系与科学研究体系相统一为标志的成熟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道德争论和道德选择为标志的转变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至中期）和以抛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标志的终结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
一是隐患排查任务重。该市共纳入监测隐患点691个，随着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影响，未知隐患点将逐步显现。同时，因这些隐患点大多靠近公路沿线、水库周边及偏远山区，单单依靠数量有限的群测群防员开展巡查，排查难度大。二是隐患治理任务重。省政府明确，“十三五”期间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目标是“基本消除重大地质灾害隐患”，这些隐患亟需搬迁和治理。同时，随着隐患变化和调查排查深入，需治理的隐患点将不断增加，治理任务繁重。三是工程治理监管任务重。目前，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管理不够规范，治理工程的科学研究、技术水平还不能满足相关需要，随着排险和治理工作加快推进，治理工程监管面临严峻考验。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历的全部时间内，有两次重大政治转向决定了伦理学的研究取向：一是苏共20大对斯大林及其主义的批判性逆转，二是80年代末期苏联国家制度向资本主义的嬗变。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否定要求伦理学作出相应的学术回应，即对斯大林时期“恐怖的”、“非人道”的政治灾难导致的苏联政治生活对活生生的人的打击和对人性的压抑进行道德谴责，同时突出社会道德生活的精神因素及个体的道德作用。在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伦理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不断增强，相关伦理学范畴被加以理论论证，科学的伦理学结构范式逐渐形成……
作为完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体系，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期）长期的意识形态引导下，最初的苏联伦理学研究特别强调意识形态色彩，更突出道德本身的教育训诫功能，相对轻视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本身的学术性和伦理学学科体系的科学性，而这些特点恰恰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初的建设，使得后者不免带上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偏重道德说教的特点，当然，也促成了后来规范伦理学在中国的长足发展。无论如何，对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苏联范式既可以借鉴，又值得反思。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追求伦理传统与政治抉择的统一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在历史视野中发展起来的。从共性上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都认同道德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把全部社会历史关系看作决定道德发展的基本元素。但是，从个性上说，俄罗斯的优秀伦理思想传统，则是构成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苏联和俄罗斯的政治选择。“真理”、“人道”、“聚合”等对俄罗斯人具有基础价值意义的传统伦理要素，在不同时期创建了相应的道德环境，也以隐形方式参与了国家的政治决策。
（一）“善即是真”的伦理本体性与政治抉择的客观性
俄罗斯传统伦理思想的缘起与俄罗斯民族性格、气质和习俗密不可分，它的形成几乎没有其他元素的参与，无论是古希腊的，还是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传统伦理思想“与经典隔绝”的特点决定了它在自身形成和发展中的特色：一方面是完全“自发的（стихийный）”、“简单的（упрощенность）”、“天真的（наивный）”，这一特点在另一方面促进了独属于俄罗斯精神气质之元素的生长。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被俄国直觉主义者 Н.О.洛斯基（Н.О.Лосский）界定为“探索绝对的善”，这一迷人的道德精神气质不单是伦理道德观的特点，而且是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总观点。这种作为世界观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基础性认识决定了俄罗斯人一直都在寻找“善”，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思想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善’不是道德训诫或道德要求的内容，不是‘应然’或标准，而是‘真理’，是世界的生动的本体性存在”[1]153。
随着教育的创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化教学技术已经逐渐走入学校教育中，促进了教育现代化发展。小学德育教育是学校教育工作的重点，开展德育教育是为了培养小学生心理素质、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法纪素质、道德教育素质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认知。但在目前的德育教育工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制约了德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小学德育工作者应积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探究德育工作新模式，不断提高德育工作效果，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
俄罗斯伦理思想的本体性特点作为文化印迹从古罗斯流荡至今，包括苏联时代。在苏联时代，写入党纲的《共产主义道德法典》（1961）规定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义务、诚实劳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很显然，“集体主义”是建设新型社会的劳动要求，“人道主义”是实现“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号召的伦理依据，“社会义务”是凸显社会主义主人公特色的公民道德范式，“诚实劳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谋求立足的方式，更是对“善即是真”的本体论伦理传统的践行……在这样的社会道德要求下，苏联社会实施了由列宁带头参与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制度，形成了授予各个层次的劳动者“劳动英雄”奖章的传统。直到后苏联时代，人们依然对这种优良的传统保持怀念和敬畏：2013年4月17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ВЦИОМ）对“是否需要重新恢复‘劳动英雄’称号”的问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支持者占比81%① 参见 2013 年 4 月 17 日“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ВЦИОМ）”对“Герой труда:возвращение”问题的民调结果，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1102。 。看来，“劳动英雄”的“英雄”所在是“诚实劳动”，而不是苏联解体之时“对全民财产的窃取”。“善即是真”的伦理本体性决定了道德原则与社会发展需求的契合性，也决定了政治抉择的客观性。
（二）“人道主义”的伦理线索与政治抉择的历史性
今年HK IWSC颁发了多个奖项给属于冷凉气候葡萄酒产区，成绩斐然，其于亚洲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特别是来自新西兰的葡萄酒，近年来在中国内地的进口量、额和均价都在持续上涨。从今年公布的2017年进口数据可以看出，新西兰的对华出口总额增长超过30%，出口量达到十年前的10倍。
不同于西方“人权式”的人道主义，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有独属于自己的生成范式，它是建立在“信仰（благочестие）”、“聚合（соборность）”、“仁爱（милосердие）”、“互助（взаимопомощь）”等传统价值要素基础上的总的价值原则[2]。“人道主义，无论是从其自身的含义上讲，还是从字面意义上解读，都意味着人的回归，意味着将人本身看成是最重要的存在，意味着人的觉醒、定位和展现”[3]175。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更多指向精神的自我救赎和对他人内在的拯救，“建立在对人的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俄罗斯人道主义，提出了人类拯救和互助的独特方法，具有绝对价值和最高意义”[43]，是最标准的道德价值。在一千年的俄罗斯民族思想史当中，人道主义作为伦理线索贯穿下来，在绝对意义上决定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发展。
从十月革命后至苏共二十二大的几十年间内，苏联是避谈人道主义的，其背后清晰的政治原因是苏联建国初期的意识形态不允许凸显对主体需求（相当多时候被理解为个体需求）的重视和满足，因为勠力同心、团结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是最重要的任务，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否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引领，人道主义的民族认同性引起了大众的情绪共鸣。苏共二十大宣读的秘密报告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彻底批判了斯大林之后，如火如荼的“反斯大林”运动开始了；20世纪60年代，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最重要的原则被提出来，以契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的要求。那时，“人道主义”被看成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社会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因素及个人作用得到突出的强调；西方思潮浸润、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伦理呼唤以及个体精神追求高涨成为70年代人道主义全面展开的现实背景；80年代，走向极致的抽象“人道主义”成为改革“新思维”的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当然也成为肢解苏联的理论利器……
（二）多形式培养学生说的能力。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素质教育中的语文教学就应充分重视说的训练。这种说的训练，是学生主动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技能技巧的练。在课内，主要要求教师以说明理，引导学生懂得说是进行思想交流和感情沟通的最根本途径。教师要想方设法为学生营造说的环境。在课堂内进行叙述，说明等实践，充分锻炼学生说的能力。在课堂外经常举行小型故事会，演讲会，辩论会，诗歌朗诵会等以说为主的活动，培养学生快速思维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思变能力等。
（三）“聚合性”的伦理特色与政治抉择的顺应性
“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可以表达为“俄罗斯思想的本质、俄罗斯精神的最初直觉”[5]104，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伦理认知模式。作为俄罗斯文化价值空间内的本质性内容，“聚合性”是俄罗斯民族伦理的特色。无论是在什么历史时代，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基础属性和根本价值的“聚合性”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俄罗斯国家的政治抉择。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下，在世界哲学轨道上运行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关注现实道德生活和最本质的道德问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学术研究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逐渐成长起来，在成长的过程中，作为独立的学科和教学课程的伦理学也最终成熟。
20世纪60年代初，全苏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始创建伦理学教研室，伦理学教学活动与研究活动相向而行。在其后十年间，苏联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设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专业和伦理学教研部（研究部）：1960 年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伦理学学部成立，为苏联培养了 М.Г.茹拉夫科夫（М.Г.Журавков）、Л.М.阿尔汉格尔斯基（Л.М.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А.А.古谢伊诺夫（А.А.Гусейнов）等最负盛名的伦理学家，形成了苏联有关伦理学方法、伦理学史、社会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为研究特色的学术团体，直到今天，上述研究仍是俄罗斯科学院派的研究特长；1960年，莫斯科大学创办伦理学和美学教研室，并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课程”。1969年，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成立独立的伦理学教研室，并在几年内迅速成长为苏联伦理思想、伦理学教学和学生交流中心。伦理学教研室制定了苏联高校哲学专业第一部伦理学教学大纲并组建了最初的专业教师队伍，形成了自己在伦理学基础理论、社会道德问题、伦理学教育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特色。在其后的几年间，列宁格勒大学、维尔纽斯大学、基辅大学、第比利斯大学、伏尔加格勒大学、乌拉尔国立大学、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秋明大学、图拉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伦理学教研室相继成立。
“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1961）写入党纲以后，伦理学被列入学术-教学过程，伦理学教科书编撰也顺势被提上日程。А.Ф施什金编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1）成为全苏高校第一本伦理学教科书，这本以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法典为蓝本的教科书思路连贯、逻辑严整，是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回应性举措。教科书“涵盖问题的广度、理论阐述的深度和学术目的的纯粹性成就了它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的独有地位”[6]。教科书详细论述了道德发展规律、道德义务、道德行为、道德评价、道德原则、道德教育等伦理学基本理论范畴，以内容的丰富性和结构的完整性建构了最初的伦理学体系；教科书在论述时采用了历史-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很多现实问题的论证是基于学理层面的“为何应当如此”，而不是论证“应当如何”，可以说，坚持了价值评价的真理基础。20世纪60年代，Г.Д.班德杰拉德泽（Г.Д.Бандзеладз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的阐释经验》（［第比利斯］萨波乔塔·撒卡尔特维洛出版社，1963）、Е.Г.费达连科（Е.Г.Федоренк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原理》（［塔什干］乌基杜夫契出版社，1965）、Л.М.阿尔汉格尔斯（Л.М.Архангельский）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讲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乌尔古出版社，1969）等都作为正式教材被全苏各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普遍采用，对伦理学学科建设及其后的长足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追求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统一
“聚合性”与俄罗斯民族的公共生活密不可分。在俄国时代，它反对极权和自私的个人主义。“聚合性”的公共伦理原则直接影响到“村社”制度的产生。作为俄国基础社会组织的“村社”执行集体居住、土地公有、协作劳动、平均分配、产品私有的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较少注重个人权力，强调整体和谐，注重同心同德，更造就了俄罗斯集体主义精神特质。在苏联时代，“聚合性”促成了更加注重人民共同性和精神一致性的“集体主义”的成长，“集体主义”也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框架中与俄罗斯社会的精神基础高度契合，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事例。作为苏联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文化基础，集体主义精神塑造了整个苏联的价值世界，成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核心。优秀伦理思想传统所构筑的和谐高尚的道德生活图景，使得苏联时期的社会公德和个体私德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反过来，和谐高尚的道德生活又推动人们继承和发扬团结互助、诚信友爱、勤劳诚恳等传统伦理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集实践性和科学性于一体
作为学科意义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孕育于苏联的道德意识形态之中，并逐渐实现从道德意识形态宣传向道德理论研究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开端应以1951年初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编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专业教学大纲草案》形成为标志。这份教学大纲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道德的认识”、“共产主义道德范畴”、“共产主义道德的科学性”、“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特征”、“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等内容不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实践目的，更以扎实的伦理学理论为依据来设定大纲草案的基本内容。
1959年，由苏联高等教育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共同制定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课程教学大纲被全苏高校各专业采纳。大纲以主题的形式详细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课程的主要内容，第一主题的题目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科学”，以此证明学科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术性。大纲还包纳了“道德是社会意识形式”、“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道德的性质”、“道德特征”、“伦理学体系”等伦理学基本理论，赋予了伦理学学科更浓重的学术内容。此后，基于理论研究的深入和社会道德建设的需要，伦理学教学大纲在60、70年代几经修订，但始终坚持了学术导向和实践导向的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集系统性和学术性于一体
考虑现有管理制度约束力量有限，矿业权人违法成本低的情况，建议整合部门信息，促进互享互通，搭建统一平台，建立全领域信用体系。下一步，借机构改革之机，将“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名单”限制和禁入范围由国土领域扩大到自然资源领域，时机成熟时，进一步将其扩大到其他生产生活领域，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完善管理机制，注重源头防控的同时，增加违法成本，降低政府管理成本，以全领域的限制准入有效促进管理效率提升，带动政府管理的全面升级。
（3）专线接入模式：如果DG 表现出较大的容量，为保证输出电能质量稳定，建议采用专线接入模式，即找出高压变电站两条母线，一是中压侧母线，二是低压侧母线，然后将大容量DG 接入。受容量制约，该模式之下的电压等级一般不高，属于中压。在接入电网时，不管DG 通过哪一种方式接入，都需要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即不允许向上一电压等级送电。所以，应对低压接入的DG 所具有的最大出力进行严格限制，使其不会超过配变最小负荷。
20世纪70年代，苏联急速进入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的黄金时代。在教材建设上，А.И.季塔连科（А.И.Титаренк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6）独树一帜。教科书遵照历史逻辑脉络，阐述了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表达了道德唯物史观的本质；教科书第一次将道德本质问题作为核心内容来阐释，指出“道德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7]。对道德本质的哲学界定说明当时的伦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哲学表达范式，摆脱了60年代以日常生活视角来研究道德问题的惯例；教科书将对道德意识、道德功能、道德选择的论述纵深到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领域，探索伦理学基本范畴的质要素，将对伦理学理论的研究从现象纵深到机理层面；教科书坚持一贯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尝试在逻辑结构上从理论向实践跨越。教科书在历史理论视野中展开对基本理论的阐述基础上，规定并论述了具体的道德原则，揭示了现实的道德关系，论证了道德教育问题，以前面的理论论证了道德实践过程；教科书最后仍然坚持以往的价值指引方向，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号召坚定树立共产主义道德的信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其重要的学术性和普及性被镌刻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上。
（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机构集教学与研究于一体
即便在今天的俄罗斯的政治选择中，“聚合性”仍是伦理依据。“欧亚主义”的选择、“保守主义”的复兴、“国家主义”的创建、“主权民主”的坚守、“俄罗斯思想”的凝聚、爱国主义的重树……所有政治举措中都能捕捉到“聚合性”的伦理本色，与其说“聚合性”对时代的政治选择作出了要求，毋宁说政治选择顺应了“聚合性”的伦理特色。
这些教学和研究机构在培养学生的同时，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道德本质、道德范畴、道德原则、道德意识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构建苏联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可以说，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相辅相成，意味着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科学性的确立。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相向而行，进一步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崭新话语，推动了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在苏联社会的接受程度。
三、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追求意识形态与理论形态的统一
20世纪50年代前，学术意义的伦理学在俄国和苏联经历了俄国民粹主义道德发端（19世纪中叶）、俄罗斯伦理学产生（19世纪下半叶）、伦理学唯心主义体系创建（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萌芽（20世纪初）、伦理学唯心主义体系覆灭（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确立（20世纪40年代）等阶段，期间的重要学术积累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的最终创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之前的伦理学学术理论贡献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诞生。
（一）道德意识形态决定伦理学研究立场
在伦理学研究由意识形态宣传为主导向伦理学理论论证转向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意识形态引导着伦理学研究的立场和方向，规定了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原则。
20世纪40—50年代，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对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制定为其后正统伦理学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坐标，也促进了道德理论科学的形成；二战时期党和国家文件以及社会文化艺术作品中的道德主题将人民的道德情绪提升到社会主义高度，于是，科学的伦理学研究就在这样的意识形态高度上展开了。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共产主义道德建设者法典》更作为国家顶层设计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念作为指导伦理学研究的方向标，从此，伦理学研究在正确的价值轨道上运行开来。同年，Л.М.阿尔汉格尔斯基的《伦理学范畴的本质》[8]刊登于《哲学科学》第3期上，确定了苏联伦理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引下理论化方向；1968年，新西伯利亚大学举办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范畴问题”研讨会，其核心任务是讨论以道德意识和道德关系呈现出来的道德实践的关系[9]；1972年《哲学问题》杂志第 2期和第 6期连续刊载了 О.Д.德罗波尼茨基（О.Д.Дробницкий）的《道德意识及其结构》[10]，文章确立了同一的道德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每一种道德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观指引下，苏联伦理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结构得以形成，道德教育理论完全成熟，职业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花蕾初绽，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研究如火如荼……
（二）伦理学研究坚持立场导向的真理标准
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的宣传并未削弱，相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伦理学理论问题得到全面讨论，呈现出浓厚的学术研究特征。
对照组给予经皮腰椎间盘摘除术联合臭氧消融治疗,研究组患者给予射频热凝术联合臭氧消融治疗。射频热凝术:患者取俯卧位,保持患者腰椎过曲位,常规消毒、铺巾,确定穿刺点,进针到靶点,设定频率,检出患者最大耐受温度,采用最大耐受温度连续治疗180s,在治疗过程中,注意患者的耐受性,及时调整射频针的位置。臭氧消融:在射频热凝术治疗之后,拔除电极针,接上已经灌入10ml的臭氧的灭菌注射器,缓慢注射8ml。并观察患者气态弥散情况,观察半小时,结束治疗。
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上，一些重大的理论争论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发展乃至终结密不可分。1961—1965 年以 А.Г.哈尔切夫（А.Г.Харков）和 Л.М.阿尔汉格尔斯基各为代表的双方之间进行的、有关伦理学范畴及其本质的争论确立了伦理学研究的科学转向，标志着伦理学研究从道德意识形态向道德理论化转变；1965—1968 年以 Д.П.葛尔斯基（Д.П.Грский）和 А.Ф.施什金各为一方代表进行的有关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真理标准的争论实现了伦理学研究在认识论问题上的科学建树，保证了苏联伦理学在其后的近 20 年研究的科学性；1970—1974 年以 В.П.图加里诺夫（В.П.Тугорьнов）和 О.Г.德罗伯尼茨基各为一方代表进行的有关道德价值问题的重大争论引发伦理思想的多元取向。争论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最有价值的概念范畴、理论疑惑和现实主张联系起来，构筑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逻辑篇章。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道德基础理论研究走向纵深：系统得出了道德本质和特征的基本观点，形成了完整成熟的道德价值理论体系，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学概念论和标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结构主义，产生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上最有学术价值的丰厚成果。《简明伦理学词典》（И.С.科恩，［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65）、《伦理学的对象和体系》（苏联和保加利亚学者合著，［莫斯科］索菲亚出版社，1973）、《道德概念》（О.Г.德罗伯尼茨基，［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道德意识结构》（А.И.季塔连科，［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马克思主义伦理学》（А.И.季塔连科，［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74）、《俄罗斯伦理思想史纲要》（М.别乌诺娃，［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道德金科玉律》（А.А.古谢伊诺夫，［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79）等有学术分量的著作相继出版，事实上构筑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科学体系。
在俄罗斯伦理思想发展历程中，人道主义（гуманизм）是作为价值线索存在的。不夸张地说，不同时期对人道主义的不同认识，决定了当时政治的走向。
（三）马克思主义范式中的研究内容和主题多样系统
在相关道德基础理论研究走向纵深的基础上，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中仍有对康德思想（以О.Г.德罗波尼茨基和索洛维约夫为代表）、黑格尔学说（以索果莫诺夫和А.И.季塔连科为代表）、个人主义（以班得杰拉德泽和萨姆索诺夫为代表）、价值哲学（以阿尔汉格尔斯基、瓦西连科、舍尔达克夫为代表）、自然主义（以叶菲莫夫为代表）、功利主义（以巴克史丹诺夫斯基为代表）等哲学伦理学核心范畴的研究。在元理论问题域的建树方面，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导向下的真理标准，展示了伦理思想发展的内部话语统一，为其后向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伦理学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以道德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学术论证为主要方法，实现了学术内容、研究方法和道德规范的统一，亦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成熟。在这个意义上，积极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完备的理论形态建构的有机结合，无疑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处于健康发展阶段的表征。
四、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追求学术体系与实践体系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科学”、“道德是哲学分析的对象”是苏联时代的统一学术认同。同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又是社会道德实践及其需要的表达。
（一）伦理学发展印证社会道德变迁
事实上，在苏联的伦理学当中，道德被看成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如当代俄罗斯伦理学者分析的那样，“作为理论方法的唯物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们将道德理解成社会关系形式和认识世界的精神实践方式，这种社会关系像人类其他关系一样，由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11]。在这样的学术认知下，不难理解道德的本质被解释为：1.道德是解决社会和个体之间非对抗性矛盾的手段；2.道德是自主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手段；3.道德是规范性的、非制度性的调节手段；4.道德是把握世界的精神实践方式；5.道德是调节社会实践的特殊表达等认识。价值问题也一样。20世纪60年代对价值范畴和价值问题的认识呈现出价值理论与实践之间契合关系的独特性；70年代，价值理论尝试解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两难问题，在突出个体创造性的时代意义同时仍强调社会历史主体的作用；而80年代价值理论的全面嬗变，则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崩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更张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60年代的价值立论，还是70年代的价值定论，亦或是80年代的价值嬗变，都曾反映在伦理学的科学体系中，经历过相关学术论证。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理论的变迁中见证苏联社会的历史，并在历史变迁中寻找其价值（包括错误的价值）坐标，从而使得历史有据可循，价值亦有据可依。
（二）社会道德发展要求伦理论证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伦理学一方面执行社会道德价值的引导功能，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并为建构共产主义理想效力；另一方面致力于对道德世界进行科学的理论性的解释。无论是学术理论的争论，还是学术著作的阐释，亦或是学术观点的论证，都是社会道德发展对伦理学提出的要求，当然，伦理学也适时承担了使命。
1.正视错误。在错误发生之后，应当第一时间对错误进行救济，正视错误。尽全力对错误进行分析，最大限度地减小损失造成的影响，将错误尽全力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正视错误是解决错误的重要环节和必经程序，如果刻意回避将导致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后果可能更为恶劣。
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对道德实践的理论论证开启于最初的理论争论，有关“道德本质”、“道德起源”、“道德判断的真理标准”、“道德价值”、“生活的意义”、“伦理学是科学”的理论争论一律在科学描述和价值规定之间进行，即在“实然-应然”的问题框架内进行。因为要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需要树立人人遵守的道德规范，但道德规范的确定也要科学把握。伦理学相应地具有了价值和规范相互制约的特点。因为坚持社会生产实践中的物质力量是决定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点，所以，有关道德起源的争论的结论必然会导向“道德产生于与生产关系相关联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特殊阶段”，这一结论在规定全部伦理学理论原点的基础上，符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有关道德阶级性本质的认识，也决定了其后的论断方向，而全部论断都是为现实生活提供道德哲学依据。
在伦理学理论体系最长足发展的70年代，О.Г.德罗伯尼茨基的《道德概念》被认为是苏联伦理学研究的最高成就。“《道德概念》以历史-逻辑的方法系统论证了伦理学的理论结构和学术范式，突出了研究的实证主义，采用逐一列举法分析古今道德案例，最终得出规律性结论。这一方法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苏联和俄罗斯的伦理学研究，成为后者的研究范式。直到今天，俄罗斯的伦理学研究仍然保留了对道德实践进行具体分析的传统”[12]。以“道德概念及其界定方法”为题的第一章在阐述道德概念和意义体系的基础上还例证了新时期对道德本质问题的新认识，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认识与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中有关道德本质的判断进行比较研究；第三章“道德的哲学中的问题现状：道德界定和道德理解”更以理论论证问题；在“道德及其他规范调节形式”一章中，阐述了道德、法律、组织标准和习俗等社会调节形式并论证了上述形式的道德意义边界，证明了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的辩证统一[13]。社会道德现状反映伦理学理论认知的程度，也更进一步要求伦理学的理论论证，来证明社会主义道德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五、结语
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其完备的理论形态、独特的发展历史、对实际道德生活的有力干预，曾经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版图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即便是在后苏联时代的伦理学研究中，也仍然留有深刻的印记。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坚持伦理传统与政治抉择相统一、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相统一、意识形态与理论形态相统一、学术体系与实践体系相统一等方面进行过的有益的尝试和追求，对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仍有意义。苏联后期，当集体主义、诚实善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等俄罗斯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被抛弃，伦理传统对政治抉择失去了引导功能；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所代替，当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退隐到伦理学研究的边缘，道德理论在全面转向西方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研究方向；当离开道德生活实践单纯进行抽象学术研究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功能也被淹没了……上述转变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嬗变最终导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走向没落和终结。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面对苏联时期的历史经验，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需要不断反思，探究其中有价值的启示和值得借鉴的原则。
首先，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需要将本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思想同社会主义的新道德要求相结合，需要致力于二者统一的学术论证，让伦理传统引领新时代的道德生活，形成与新时代相吻合的道德风貌。其次，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设需要将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相结合，既拓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深刻程度，又提升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建设专业程度。再次，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设需要坚持道德意识形态和道德理论形态的统一，不仅要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主导的意识形态依然是我们进行道德理论研究的基本立场，同时还应意识到道德理论研究的本质是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供科学论据，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提供科学基础。最后，当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设需要坚持价值前提与真理基础相结合，注重正确的价值坐标和价值导向的确立，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伦理观点，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和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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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作目的功利化。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同学写作仅仅是为了应付老师或者提高自身成绩，目的功利化能激起一个人的斗志和激情，产生动力。但言为心声，长此以往，写作不再是学生表达心声的需要，他们笔下的文字会变得言之无物，没有感情，写作将会失去表达与交流的意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的时代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也呼唤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新发展，期待着它能够对新时代的社会道德生活予以科学的回应和有效的推动。因此，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建设，应坚持继承和融合中华优秀的伦理思想传统，坚持在注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研究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坚持在马克思主义道德世界观指引下将学术理论研究引入纵深，坚持学术研究与学术实践相统一。当代中国伦理学人需要积极响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召唤，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之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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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9）02－0022－07
［收稿日期］ 2018-0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8ZAX020
［作者简介］ 武卉昕（1973-），女，蒙古族，黑龙江逊克人，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苏俄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