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新领域之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农民工论文,新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主题。①市民化是指农民、尤其是在城里做工的农民适应城市并具备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转化，以及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和生活方式的转化。当昔日的农民从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个体劳动为基本生产方式，以及传统村落聚居制度，转化为机械化大生产和信息发达的城市聚居制度时，这种劳动力、资本及多种经济要素在空间地域上的高度集中和频繁流动，所产生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都是空前巨大的。② 一、农民工社会工作呼之欲出 (一)城镇化为农民工社会工作提供了大舞台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特有的现象。1958年确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直接导致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公，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在农民心目中向往城市的就业机会和较好的社会保障等。正是诸多利益的“诱惑”对农民形成了巨大的进城拉力。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土地报酬呈现相对递减的趋势，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高。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大幅度下降，农业收益也远远赶不上工业、服务业的收入水平，于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被“推”向了城镇。在“推力”与“拉力”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大量涌入城镇。如今，我国农民工规模已经达到2.69亿人。③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问题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然而，农民工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在城镇站住脚，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固定的居所。即使一些已经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难以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和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成为被边缘化的群体和被“城市化”或“半城市化”的居民。④ 当前，在“珠三角”城镇，社会工作蓬勃发展，社会工作涉及城镇居民、农民，但处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还有较多的空白地带，迫切需要我们去开拓。 (二)农民工用生命呼唤社会工作 2010年5月21日凌晨，21岁的富士康农民工南某选择用自杀继续着富士康悲剧的“N连跳”，这使得有着全球“代工王”之称的富士康，不到半年内农民工出现“N连跳”系列自杀事件。公众纷纷质疑，富士康不“健康”。年轻的农民工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反思远没有停止。社会在呼吁给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而是需要农民工主动接纳。 人们情不自禁地要问，新生代农民工在本应该是青春阳光、激情四射的花季里，为什么“前仆后继”地选择草草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不仅充分反映了富士康的经营理念、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而且也反映了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心理压力，再加上他们在恋爱、考核、奖惩及人际关系处理中，遇到困惑而带来情绪波动、思想郁闷、精神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人文关怀和社会公共服务。可是这些需求在企业里难以满足，富士康还不只是特例，而是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集中反映。 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农民工悄然登上城镇化的历史舞台，并逐步成为新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怀着城市的梦想，但当他们刚进入城市，从熟悉的农村社会到陌生的城市社会易于产生一个“心理隔断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的波动。农民工在进城之前或在城镇就业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受挫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所以，他们抵御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较差，当一个又一个波折、失望、困惑来临而又无法得到及时帮助(如：富士康农民工心理上的失望，孤立，压抑和无助)，或无法通过自身心理调节实现心理转型，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导致心理抑郁和焦虑，形成心理疾病，在心理疾病特别是抑郁状况得不到及时救治和疏导时，最终就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症。在社会精神救助体系不健全、社会救助能力薄弱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工就避免不了自杀的厄运。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富士康的自杀现象，而是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关注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富士康农民工“N连跳”事件给了我们一个警醒，政府、企业和社会不可忽视农民工社会心理素质的提升问题。在日本，企业有专门的心理健康保健组织，除了在员工有烦恼时提供咨询外，还要求主管及时注意员工心理状况，并定期实施心理诊疗。在美国，企业有专门的员工援助计划，有专业心理人员提供指导和咨询，为员工送上“心灵鸡汤”。富士康“N连跳”事件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只是为了钱，更多的是需要人文关怀，满足他们的社会心理诉求，使他们从社会身份的适应到社会心理的适应。 社会心理适应是农民工融城的重要标志。与社会身份适应相比，农民工在价值观念、社会心态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的区别或者说差距是内在的，难以趋同。而农民工只有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才能有效地完成社会心理上的适应，才算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城镇社会。⑤ (三)农民工的权利保障期待社会工作 2014年4月14日开始，广东省东莞市裕元鞋厂发生了一起约3万工人罢工的事件。此次罢工行为持续12天，直至26日停止罢工恢复正常工作。由于这次的罢工事件参与人数众多，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裕元鞋厂隶属于台湾宝成集团，位于东莞市高埗镇，是耐克、阿迪达斯、REEBOK、SALOMON等世界名牌运动鞋的最大的生产基地。该厂从1988年在东莞市高埗镇投资设厂以来，目前已形成多个厂区，员工达6万多人，为全球30多家著名品牌鞋类产品公司进行代工。裕元鞋厂作为我国一个工业大厂，应该率先遵循国家的规章制度，促进我国新型城市化的发展，但其并没有履行自身的职责。不仅如此，相关部门也没有对裕元鞋厂进行有效的监管，导致了裕元鞋厂能够钻法律空子，多年不为工人缴纳社保。裕元鞋厂的农民工质疑厂方以临时工标准为农民工购买社保，与农民工签订无效劳动合同等欺瞒行为。事实上，这次罢工行动早于4月5日就已经开始，到14日才将事件的发展推向了顶峰。裕元鞋厂农民工罢工事件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农民工的罢工从单纯的社会身份的利益诉求演变为对社会地位的社会保障权利的诉求。换言之，农民工开始认识到作为城里人的“身份—权利—待遇”问题。⑥由此可见，裕元鞋厂农民工罢工事件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农民市民化的中国路径，即两步走的市民化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阶层到城镇农民工阶层的过程(目前，这个过程基本完成)，第二阶段从农民工阶层到城镇新市民阶层的身份变化过程(正在进行中)。在这个阶段，着重在制度、政策和体制层面解决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地位—保障”问题。 二、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现实意义 由富士康农民工的“N连跳”到裕元鞋厂的农民工罢工，再次说明，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政府购买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正在珠三角地区城镇兴起，各种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积极开展“亲情治理、温馨服务”活动，使农民工开始体会到关爱之情、真切之意，从而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农民工社会工作模式。 (一)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是人口流动时代的重大课题 在社会转型加剧、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人口流动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巨潮如同滚滚洪流沿着从农村到城镇、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路径汹涌而至，给人口流入地注入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繁荣。在“珠三角”城镇，农民工多以超过本地居民一倍至数倍。如何使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和谐共处，携手融入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社区中，让农民工适应城镇社会，是创新社会工作新领域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 农民工怀揣梦想来到城镇就业，却面对一个又一个不可抗拒的阻碍因素(如就业制度、户籍制度、社保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歧视和恋爱婚姻障碍等)的时候，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社会、对自我、对梦想的一次又一次否定，如果不在这种否定中实现一次新的自我超越，就很容易陷入无望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于是，他们开始彷徨、失望、自暴自弃，乃至走上反社会或自杀的道路。⑦ 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宏观的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协调，同时也需要为他们提供微观的个人、家庭、群体的帮助。而寻求社会问题的出路，提高个人和团体的适应能力，满足他们的需要，达到他们的目标，正是社会工作的根本目的所在。也就是说，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不仅仅要依赖政府，也不仅仅依靠城市社区，还要依仗广大的社会工作者。⑧ (二)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了人口流动加速。规模庞大的农民工深刻影响着中国城镇，对中国社会、家庭、个人都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这已是一种共识。然而，严重滞后的农民工社会管理与服务体制不仅不能适应这种变迁，反而有损城市化的政策绩效。农民工从一个熟人的乡村社会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城镇社会时，缓解因城乡异俗、观念有别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变得更加现实；当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们为生存与利益产生矛盾时，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尤其是让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表达、正当权益得到维护，变得更为紧迫，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是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三)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 长期以来，在农民工流入地管理中一直是沿用本地人管理外地人的模式。然而，事过境迁，新一代农民工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他们或者用脚投票，一走了之；或者用罢工方式寻找利益诉求。不论是富士康农民工“N连跳”、裕元鞋厂罢工和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等问题；还是2011年6月，先是广东潮州某镇群体事件的风起，再是广州新塘群体事件的水涌。相似的起因，都是因农民工的同乡会、保证金、劳资纠纷、社保问题……一个个构成了冲突的要素。这些事件折射出传统的农民工管理模式已经过时。农民工如何市民化?怎样融入城镇?亟待城镇管理制度创新、社会工作的介入。 (四)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能使农民工增强认同感和幸福感 建设幸福社会已经成为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幸福就是人们对工作和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衡量农民工幸福感，一是农民工对城市工作具有总体的满意感，二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所体验到的快乐感，三是农民工对自己潜能发挥而获得的价值感。开拓农民工社会工作，能够满足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需求，能够提升农民工的生存质量，有利于农民工尽快地融入城市社会，增强对城镇社区的认同感，增强融入城镇的幸福感。 三、农民工社会工作新路径新方法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和综合性的专业服务活动，对解决农民工问题能起到积极和有效的作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少不了一种综合性力量的介入。 事实上，农民工社会工作正处于探索阶段，农民工社会工作主要理论基础在于企业社会工作和城市社会工作，或者将农民工群体不同的生活、生产类型进行分类，如农民工的家庭问题则用家庭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农民工子女则运用学校社工的理论与方法。这样做在农民工服务的尝试阶段是可行的，但是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与发展，有必要将传统的直接服务向现代的专业服务转变，创建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遇到的社会问题根源在于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作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尝试与突破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需要再认识、再评判，对本土社会工作服务经验需要再提炼。⑨于是，农民工社会工作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任何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个人或群体都会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空间，农民工也不例外。然而，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却对这一群体进行了诸多的限制和排斥，于是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心理问题和融城的社会问题便由此埋下了伏笔。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文化程度高，城市梦更为强烈，但在吃苦耐劳方面不如老一代农民工，其社会心理的弱化，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工作能否搭乘农民工新老更替的快车。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独特的群体特征及由此引发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研究社会工作介入的新路径。 (一)农民工社会工作的内涵及其目标 现代意义上的农民工是伴随改革开放时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我国社会急剧转型阶段的特殊产物，以往的诸多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并未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多重性和本土性。 1.农民工社会工作的内涵 社会工作主要是指在人道主义、社会福利等专业价值观的指导下，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帮助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群体和社区，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恢复、改善和发展其功能，以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服务活动。⑩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群体，为城乡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农民工在城镇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生活在城乡社会边缘。这些问题的形成涉及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等多种因素，因而，给予农民工以帮助和支持，使其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不是一种同情和单纯的救济，而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些价值理念，使得社会工作对农民工问题的介入和解决区别于其他学科，也是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问题的理论依据。(11) 农民工社会工作是帮助农民工个人、群体增强其融入城镇社会能力，并创造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镇目标实现的市民化的专业的助人自助活动。 2.农民工社会工作的目标 社会工作有助于农民工提升融入城镇的个人能力，实现农民工从被动融入到主动融入、从被动接纳到主动接纳的转变，实现农民工群体有序市民化。 由于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巨大差别，也制约着农民工的社会服务。目前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工作还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服务机制尚未健全。在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与服务中，对农民工提供各项服务的理念、职责范围、经费投入、保障体系等都有待深化。二是针对农民工的家庭服务缺失。针对农民工群体本身的服务逐渐开展，但针对其子女、家人等的社会工作服务仍然存在很多空白。因此，农民工社会工作服务要把握“两个转化”。第一，把握农民工由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化。农民工社会工作者要积极推进农民工向市民转化，使其真正享受市民身份所带来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保障权利，这是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所在。(12)农民工人数比例较大，且呈增长趋势，但市民化的质量却不高。因此，农民工社会工作的任务相对比较繁重。第二，把握留守儿童由情感缺失到情感支持的转化。农民进城务工为农村带来一个特殊的未成年群体——留守儿童，由于他们缺乏父母的亲情和教育，出现成长中的烦恼。通过社会工作的介入，留守儿童在社工的帮助下，获得社会资源的支持，从而正确面对现实，克服各种困难，提升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能力，为实现城镇化营造一个稳定的后方。 (二)创新社会工作模式，建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是与农民工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分为农民工正式支持网络(后生性支持网络)与非正式支持网络(先赋性支持网络)。前者指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各种制度和政策性支持，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如各级社会保障和民政部门，以及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实施。后者则主要指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和非正式组织的支持(见图1)。(13) 1.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结构的变迁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经历了从先赋性支持网络到后生性支持网络的变迁，后生性支持网络是对先赋性支持网络的发展。农民工先赋性支持网络主要依靠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获得就业渠道，这在农民工流动的初期阶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于农民工初期就业、情感支持，为农民工很快适应城镇生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农民工生存的亚社会环境，形成了与城镇主流文化不同的农民工亚文化。农民工先赋性支持网络由于乡土性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与此同时，同乡聚居的现状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狭小性，其交往圈主要局限在同质性强的老乡中，这样产生了局限性的同乡交往圈，难以让农民工跳出融入城镇的障碍。成为农民工对城市认同和归属的障碍。因此，当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由刚进入城市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逐渐向业缘等关系发展，由原来单一的社会关系向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社区、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社会支持网络发展。这时，先赋性支持网络便成为后生性支持网络的基础。(14) 2.建构农民工后生性支持网络 由于农民工的不断流动性(职业之间流动、城镇之间流动)特征，使之不断放弃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重建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富士康“N连跳”与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诸多矛盾，反映农民工在融入城镇社会过程中存在两个方面的缺失。一是社会支持系统网络缺失；二是情感护理、心灵抚慰系统缺失。根据富士康提供的案例报告，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富士康农民工之间缺乏沟通交流的渠道，即使有倾诉的主观愿望也没地方讲，很难形成农民工之间互相支持的社会网络。宿舍里的人都相互不认识，当农民工存在精神健康问题，甚至有自杀倾向时，很难发现并及时获得有效帮助。如果社会工作关注到农民工，建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并对潜在危机的农民工进行积极干预，“N连跳事件”中农民工的精神障碍问题得到解决，就不可能有“N连跳事件”的发生。 农民工后生性支持网络是通过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政策、整合社会支持资源，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之间相互联系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使得农民工能够获取各种社会资源，开展互助与自助，解决自身的问题。农民工社会工作者在建构社会支持网络时，不仅用网络方式来分析服务对象的社会关系状况，而且通过介入网络来帮助服务对象建立社会支持性关系，从而发现、发掘并获得潜在于服务对象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资源。(15) 农民工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首先是个人支持网络层面的介入。第一，危机介入。危机是农民工在城镇工作和生活过程中，融入城镇的目标受到阻碍时产生的身心混乱状态。如果农民工的紧张、焦虑情绪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其身心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以应对危机情境，寻求解脱。社会工作者针对农民工所经历的危机事件，运用“危机介入”模式，让农民工倾诉，缓解其心理压力，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有社会工作者对富士康集团各厂区处于身心混乱状态的员工进行早期危机介入，针对农民工的身心失衡状态进行调适和治疗，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有效地帮助他们降低和摆脱危机造成的危害。(16)第二，潜能介入。社会工作者发现农民工的身份转变困难、资源不足等问题，工作者运用“任务中心”模式，制定出具体服务任务和目标，挖掘农民工的潜能，提升农民工自己融入城镇的能力。第三，心理介入。社会工作者针对农民工的融城的心理过程、心理状态所出现的被排斥感、边缘感等问题，社会工作者运用“心理一社会”模式，把农民工的心理机制同城镇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解决农民工的心理问题。(17)社会工作者针对农民工在融入城镇过程中所出现的障碍，通过发掘、整合社会资源，为其提供专业的服务，解决其心理、社会问题，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可以说，社会工作在农民工融入城镇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社会安全阀”作用。
标签：社会工作专业论文; 社会支持论文; 农民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