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回族与叶的对话与穆斯林教育考察_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清末民初回族与叶的对话与穆斯林教育考察_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教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明对话思潮的影响下,当代中外学者重新发掘了中国历史上回族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著译中所体现出的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对话的内涵。确实,这些汉文伊斯兰教著译是有着鲜明的文化交汇特色的,汉文的熟练使用,儒道释基本概念的采纳,乃至某些汉文化的内容成为宣说伊斯兰教的帮助,都是两种文化交汇的产物;但是,很大程度上,这仅仅是发生在回族穆斯林学者一方的历史现象,少见有汉族士人对伊斯兰教作出比较丰富的认识,针对回族穆斯林学者的论述——尤其是回族穆斯林关于汉文化态度的认识,更是缺乏具体的回应。①论及发生在回族穆斯林学者身上的“文明对话”,我倒觉得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与入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但以新教为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文明对话——双方都有足够的发言,并且往往还有鲜明的针对性。

其间,基督教传教士所译著的《回教考略》一书,则成为促成相互间密切关系的一个中介点。此书引起了回族穆斯林的极大的关注,甚至可以说是引发了回耶对话的白热化。因此,很可以由此书入手来考察此时期回耶对话的某些历史状况及特点。

清宣统三年(1911)马介泉写作《回教考略书后》就是完全针对的《回教考略》;同时,还在阅读《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的过程中,注意到许友义《回教辨真》一书也是针对《回教考略》的,②但因为讨论时段限制在晚清而当时尚不能判断《回教辨真》的成书时间,未能专门涉及。以往,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注意到《回教考略》以及相关的回耶对话问题,但都谈得比较简略。③近来,有机会读到更多的民国时期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发现回族穆斯林学者在讨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异同、评述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乃至表达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时,颇有提到《回教考略》的,因此也益发感觉到《回教考略》在近现代回耶对话中的重要性。于是写成此文,希望能够勾稽出相关的历史片段,然后比较全面地编织出清末民初二十多年间围绕着《回教考略》的回耶对话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希望能从文明对话的角度作初步的讨论。

一、《四教考略》、《回教考略》的出版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加拿大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1862-1931年)牧师译出的《四教考略》,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了铅印线装本。④汉译本版权页署:“原著者格兰特/编译者季理斐博士”。正文首页首题下署:“英国季理斐辑著”⑤。汉译本将原书英文书名写作Comparative Religion,但据查,此书系据加拿大王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校长格兰特(G.M.Grant)所著《世界宗教》(The Religions of the world)一书编译而来。编译过程中,改动和增加的地方也不少。

广学会是清光绪十三年(1887)由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中国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前身为1884年在上海设立的“同文书会”(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t Society)建立之初称“同文书会”,1894年变名广学会,1905年英文名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广学会的大量出版物,对晚清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出版物,以介绍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及社会科学最为引人注意,但有关基督教的宣教作品仍是最主要的。⑥1889-1930年间,季理斐在广学会从事基督教文字的出版工作,1919-1929年间担任广学会的总干事,他写作和翻译了大量的书籍,仅仅在他于广学会工作的最初12年中,就出版了大约50部书。⑦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四教考略》并非最为重要的部分,但此书对晚清民国的回耶对话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四教考略》前有清光绪二十六年元月季理斐序,序文最后谈到基督教(救世教)是要把真教传给天下人,为便于人皈依宗教时的选择,便将回回教、印度教、释教、儒教与基督教作了个案比较。可见此书也是与基督教的宣教有关的。正文分为八章,分别是第一章“叙回教源委”、第二章“论回教得失”、第三章“叙儒教源委”、第四章“论儒教得失”、第五章“叙印度教源委”、第六章“论印度教得失”、第七章“叙佛教源委”、第八章“论佛教得失”。因为是针对回教、儒教、印度教、佛教这四种宗教的,所以有《四教考略》之得名。宣统二年(1910)出版了第三版,⑧民国十二年还又重印。⑨

其中有关回教的两章,又题作《回教考略》,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仍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了单行线装铅印本,⑩印有1000册;光绪二十九年有第二次印本,(11)印有1000册;民国二年有第三次印本,(12)也印有1000册。民国年间还有津汉基督圣教协和书局的单行本。(13)

现在,中国国内除了国家图书馆等大型公共图书馆,还有相当多的各地方的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藏有这两种书籍,足见《四教考略》和《回教考略》两书在晚清民国时期流传之广。仅就《回教考略》的印本而言,13年间就印了3000册,对于此种涉及宗教但不是基本的基督教宣教作品而言,也是个不小的数目了。

广学会出版的《四教考略》,从语言风格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比较口语化些,一类更加书面语化些。我所读到的,前者如民国十二年印本《四教考略》,正文首题下注“国语”二字;(14)后者如民国二年印本《回教考略》。大概这也正是《四教考略》和《回教考略》语言风格上的差异。当然,在内容上是没有差异的。

二、《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的批评

《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有一般性的介绍,也略有肯定之处,但多有批评。

《叙回教源委》是关于伊斯兰教产生、发展、教义等的一般介绍,其中就已略有批评之处了。比如说:“穆德尝服贾至叙利亚等处,遇犹太人及信仰耶稣教者,始闻知有摩西与诸先知,并耶稣圣教。然所闻者不尽真,因皆非学问中人,未尝识字读书,见理不明,而错误甚多也。甚至说三位一体为圣父圣子圣母马利亚,不知其真诠乃谓三位一体为圣父圣子圣灵(即圣神),马利亚不过耶稣肉身之母耳。”(15)又说:“迨后穆德行为远不如昔,持权办事,未能一秉大公。以为管理民情,甚非易事,于是独握全权,恣意肆行,不遵上帝之命。曾定一人可娶四妻之律,而己之阃内,则有九妻二妾之多。人有以此诘之者,则诿为上帝所默许,非己意也。当其在墨克时,谓教不可以出于勉强;及其教甚兴,其教友大都勇猛善战,有犹太人不服其教,即将其家尽行屠戮。以是观之,其教之兴,纯由勉强而致,不足奇也。”(16)批评伊斯兰教多妻与武力传教,正是下一章《论回教得失》会涉及的内容。此章开篇一段就说到:“穆德传教时,有不服者,从事以刀,故所至民畏。”(17)

《论回教得失》一章对伊斯兰教的批评,主要是从伊斯兰教不符合真教的基本要素来立论的。这一论述,是由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于上帝和人的关系的不同引出的。作者认为,在人和上帝的关系中,伊斯兰教认为是主仆,而基督教则认为是父子的大伦。在作者看来:

盖真教有不可少者三:一、必有所依赖而敬服之之神;二、吾心之灵,必与上帝之心相通;三、人必有自主之权,方能进益。回教只有第一层,其二三层皆阙如也。(18)认为伊斯兰教只达到了第一层要素。

为说明伊斯兰教缺乏第二层要素,作者举了印度回教大教师萨甫达阿立和回教人依美德定入基督教的例子。提到:“依美德定之言如此,(19)后亦受洗礼而从圣教。因自述生平行事,作书一卷,曰《自历明证》。(广学会印售此书,共已译出十三卷,此系第三卷也。)”(20)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学会出版了铅印本《自历明证》卷三,封面签题作“回回教依美德定通道”。(21)这些内容,当然都是季理斐编译时新增的。

为说明伊斯兰教缺乏第三层要素,作者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作了比较。他说到:“夫穆德所以教人敬服上帝者,其大旨以为人之善恶祸福,皆上帝所预定,而人不能逃避。甚至言人之有命,不啻受其束缚,丝毫莫能跳(逃?)脱。”(22)因此,信伊斯兰教的人就不能上进。

就伊斯兰教符合的第一层要素的认识,作者认为伊斯兰教在对上帝的理解上也有缺陷。在作者看来:“欲知各教高下,第一试验之法,当视其论上帝如何。”(23)他虽也认为伊斯兰教论上帝有可取的地方,比如认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大主宰,但是更指出穆罕默德没有读过《讨喇特》(伊斯兰教称《旧约》摩西五经)和《引支勒》(伊斯兰教称《新约》四福音书),只是得自传闻,所以论上帝不免有错误,不能认识到耶稣的重要性,不能认识到三位一体,不能认识到耶稣是上帝的爱子。说“回教不明圣父圣子圣灵之理,既无法使人得为上帝子女,又乌能感动人心,辅翼人之德行,使各尽职分,成为上帝之好子女乎?”(24)还引申说,因为伊斯兰教论上帝还不够圆满,所以现在的伊斯兰教国家都衰败了。

接着论伊斯兰教对于人道也有不当的看法:一是自认为上帝的奴仆,这也是前文论及的,此处又说到“使人不能与上帝相通,是其教之大病根也”;(25)一是不尊重人格,举男性对女性为例,可以娶多个女子为妻妾、可以休妻、可用婢女为妾,太过轻视妇女,男权过尊,女权过卑。而按照作者的理解,上帝只许一夫一妻,除了妇人犯奸淫,不可以休妻。

最后提到,《古尔阿尼经》(《古兰经》)上说《新旧二约》是上帝的默示,劝教人要遵守这两部书(附录部分摘录了八条),可是穆罕默德却“但闻知二约之名而炫其为上帝所默示,未能一亲读其书也”。(26)从而解释了前面所论述的为什么伊斯兰教不是真教,会有诸多的缺陷。

《回教考略》其他行文中对伊斯兰教的微词,也有一些,特别对于穆罕默德。比如说穆罕默德“初其人品亦端方正直,善于应酬交际,此其大略可显见者”,(27)“夫穆德当穷困时,未尝学问,亦无良友相交,乃竟能立一兴盛大教,彼其于真理固有一得者也”,(28)“盖当时二约系希伯来与希利尼两种文字,古奥难读,穆德未尝学问故耳”(29)等等。

三、回族穆斯林学者针对《回教考略》的反响

因为《四教考略》/《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多有批评,这不能不引起回族学者的关注和反驳。收集有关的论述,主要可以通过其序跋文字确立与《回教考略》的关系,共得八例。

总体而言,态度大略相仿。明确的批评的有七例,分别是:马介泉《回教考略书后》、许友义《回教辨真》、《真道溯源》三种著作;王静斋《〈回耶辨真〉自序》、马魁麟《〈回耶辨真〉跋》、山国庆《漫驳〈回教考略〉》三篇文章;以及反映哈德成与《回教考略》关系的白寿彝撰《哈德成阿訇墓表》。

不过,回族学者对《回教考略》也不完全是批评一种声音,蓝宗鲁《回教臆说》中大量引用的《回教考略》的文字,就属于例外。

以下按照时代先后,略作介绍和分析。

1.马介泉《回教考略书后》

马介泉,安徽怀宁人,他是写作《中国回教史鉴》的回族知名学者马以愚的父亲。宣统三年(1911)马介泉《〈回教考略书后〉序》,介绍了他写作《回教考略书后》的缘由:

世界上之宗教,无虑数千百家,而其要不外一神与多神二者。多神教之妄诞不经,固无论矣。回教、耶教,一神教之最著者也。回教称穆罕默德曰圣,曰主宰之使者,所敬礼者曰主宰。耶教称耶稣曰上帝,谓其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于一体。此回教、耶教之不同也。

日者沪上吾教同人,以英人季理斐所著《回教考略》一册见示,并约共参其得失。介泉于阿剌伯文字,未尝学问,宗教思想,又极浅薄,是何足与言宗教哉。无已,请就昔日趋庭时,侧闻先君所言之余绪,一正其异同,而为之书后。第废书已二十年矣,文词杂糅,自知不免,尚祈阅者谅之。(30)

民国二十二年(1933)马以愚《〈回教考略书后〉跋》,首先也述及《回教考略书后》的成书及刊行的状况:

《回教考略》一书,为英人季理斐所著。季君,奉耶教者也。沪上诸公,以原著与回教相出入,遂就商先君,俾正其所失,以昭告于后人。会光复军兴,东南底定,当时主议两教者,为博士伍廷芳先生。嗣以博士就南方代表,协议共和,事遂中止。而先君所著《书后》,亦未付梓,殊可憾也。沪上诸公,意以为《书后》言简意赅,尚欲多所论列。然回教之道,回教人士,类能言之,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源委既定,得失自见,不必再参以一二言也。及检季君原书,所论得失之语,亦就其前章源委而重述之,非又有所言也。至其疵谬者,先君曾指而正之。此孟子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之友好,以是书将付梓,辄怂小子,附以己见。(31)

可见在宣统三年马介泉写成《回教考略书后》之后,本想伊斯兰教、基督教两教互相辩论,由伍廷芳作为仲裁者或主持者,但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此事未果。伍廷芳(1842-1922年),广东新会人,清末民初著名外交家、法学家。辛亥革命爆发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总长,主持南北议和,达成迫清室退位。何以会由伍廷芳来“主议两教”?我觉得这是和1903年,美国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s(North),PN)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年)(32)所建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由京迁沪后,与时任中国驻外公使的伍廷芳有诸多关联是大有关系的。重新开办后,伍廷芳到会演讲;同时成立了尚贤堂董事会,聘请了伍廷芳为董事;此后,伍廷芳多次参加尚贤堂的茶话会等活动。(33)而尚贤堂最初则是一个传教机构,虽然作为文化传播机构的特点逐渐突出,但对于宗教间的关系,非常注意,曾举行过多次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对话活动。

民国二十九年(1940)蒋维乔《〈中国回教史鉴〉序》也简略涉及《回教考略书后》的成书:

马君因以其先考介泉先生所著《回教考略书后》示余。《回教考略》者,乃清宣统三年,英人季理斐所著,以耶稣教徒之眼光,谈说回教,颇有诋毁之处。故沪上回教同人,请介泉先生作《书后》以纠正之。(34)

马介泉摘出《回教考略》中的37处言辞,分别进行评述,所以书名取《回教考略书后》。

值得注意的是,马介泉是作为上海伊斯兰教同人的代表对《回教考略》进行反驳的,此书的写作,是一批人态度的反映。

2.许友义《回教辨真》

《回教辨真》,又题作《河南回教辨真》。许友义,河南人,其生平事迹不易查考,仅在网上查得:1939年春,作为董事之一,许友义和沙应先、方绍周、李庆庭、白彬甫及教长杜洗尘在淮阳创办了伊斯兰学校。(35)现存著作,主要是《回教辨真》一书。《回教辨真》分为“问答”、“辨真”、“福音教考略”、“说帖”四卷,但部头并不大,只有十多叶。

《回教辨真》的写作,也与《回教考略》有莫大的关系。许友义《〈回教辨真〉自序》曰:

宣统辛亥三月间,上海老北门内清真寺教长、首事与中外清真寺发信,言上海广学会与尚贤者(堂?——引者)忽生事端,去年某月日由烟台来信二次;言福音教挑剔回教不是处;言已与中国人所集之《辟邪纪实》,瑕在耶苏教,言词相似。嗣后,福音教大牧师季理非撰出《回教考略》一册,驳回教典礼教条,更为乖谬。广学会首事伍君、沈君、哈君、大牧师李提摩太言《回教考略》一册妄言特多,毫无凭据;况回教门户久立,恐无故生端,必至多出枝节,此书不可刊发。李提摩太措辞亦甚平允,言说“他既然驳出贵教典礼数条,请贵教大阿訇将所驳之条,逐一辨明答覆,见个究竟,使天下各教佩服,方为完善。”此后,遂函请中外各清真寺经师,将季理非妄驳之件逐一驳明答复,于四月初六日赴广学会代表宣布,水落石出,再无异说。幸回教立脚有根,不为摇动,始终无事。实赖伍君、沈君、哈君并李提摩太诸位之调停。尚望各守各教,各安各分,勿再如此之戈盾也。幸甚幸甚!(36)

此序中提到宣统三年间引发伊斯兰教学者对基督教反驳的有两件事,一是上海广学会和尚贤堂(37)主动挑事,“挑剔回教不是处”,一是季理斐的《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的批驳,又以后者为主要原因。而基督教一方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等人似乎态度非常温和,让伊斯兰教一方再作答复,于是有此书的写作。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华,1891年任同文书会(广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38)

淮阳范怀唐撰《〈回教辨真〉序》也同样说明了《回教辨真》的写作与《回教考略》的关系:

道不讲不明,教不阐不张。吾教学者,多抱闭关主义,深恐旁人瞻我门墙,窥我堂奥也。无如天主、耶稣等教,树帆挑战,或著《回教考略》,或著《回教求真记》,要皆本臆说以蛊惑人心。许阿衡友义,素具卫教热忱,复批阅耶稣教典籍,遂指其误而辟其谬,著为此编,词虽简而指颇明,事虽略而理甚畅。(39)

《回教求真记》,李提摩太译著,李鼎星笔录,刊于《万国公报》第十年第七卷(第115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1898年8月),(40)也有清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广学会排印本。(41)又范怀唐序所述很可能是从《回教辨真》正文中获得的信息。但是《回教辨真》却提到是大牧师冯尚德(Hebert F.Rhodes,1867-1943年)所著,(42)不知何故。

《辟邪纪实》三卷,署“天下第一伤心人”撰,是晚清中国士大夫反基督教的集大成之作,影响很广,有咸丰十一年(1861)刊本、(43)同治十年(1871)刊本(44)、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45)等多种版本。

《回教辨真》现存版本有民国三年(1914)甘肃清水马文元石印本,(46)民国八年(1919)北京牛街万全堂石印本,(47)民国十三年(1924)北京清真书报社石印本。(48)可见此书的流行。据民国三年甘肃马氏石印本书名页及目录页,知书成于宣统三年(1911)夏月,且系重印本,则此前已经刊行。许友义自序,当即作于宣统三年夏月。

除了这部书外,许友义还作有《驳耶教的谬论》一文。(49)

3.哈德成与《回教考略》

哈德成(1888-1943年),名国祯,字德成,以字行。出自经学世家。原籍陕西南郑,早年随父哈希龄移居上海。现代回族四大阿訇之一。民国三十三年(1944)白寿彝撰《哈德成阿衡墓表》,记载了哈德成任职上海浙江路礼拜寺时注意到《回教考略》的情况:

无何,寺中推阿衡任副教长之职。阿衡以是时耶教会印行《回教考略》一书,语多诬蔑,群情激愤,而教士李佳白方设尚贤堂,阳揭协和各教之旨,乃往访晤,广征博引,条举书中乖谬诸事。佳白无词,卒焚书毁板以谢。于是风波顿息,阿衡之声誉遂远播矣。(50)

可惜哈德成所“条举书中乖谬诸事”的具体内容,已无从查找。

此段之后,是民国二年哈德成朝觐墨克(麦加)的纪事,则墓表中《回教考略》的记载是此前的情况。从“而教士李佳白方设尚贤堂,阳揭协和各教之旨”的记载,则可估计是尚贤堂开始进行各宗教对话的时候,时当宣统二年(1910)。此年三月,上海清真寺董事会副董哈少夫应邀参加宗教对话,并撰有《应尚贤堂民教相安论》一文。(51)而前述许友义《〈回教辨真〉自序》所谓“宣统辛亥三月间,上海老北门内清真寺教长、首事与中外清真寺发信,言上海广学会与尚贤者(堂)忽生事端,去年某月日由烟台来信二次;言福音教挑剔回教不是处;言已与中国人所集之《辟邪纪实》,瑕在耶苏教,言词相似。嗣后,福音教大牧师季理非撰出《回教考略》一册,驳回教典礼教条,更为乖谬。”则可以更加明确《哈德成阿衡墓表》的纪事当宣统二年(1910)之时。《回教考略》书非李佳白著,“佳白无词,卒焚书毁板以谢”云云,或许记载有一些讹误。许友义《〈回教辨真〉自序》和《哈德成阿衡墓表》大致同样的纪事,说明在尚贤堂的宗教对话活动中,《四教考略》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这也反映了回族学者认为广学会(《回教考略》)与尚贤堂(李佳白)是同一阵营的看法。

4.蓝宗鲁《回教臆说》

蓝宗鲁,湖南长沙人,咸丰年间著有《天方正学》、《天方尔雅》的蓝煦,就是他的族祖。(52)

《回教臆说》从大量的教内外的汉文书籍中摘引了有关伊斯兰教各方面的基本知识,比较其异同,也常常有其自己的独到看法,其中就包括《四教考略》/《回教考略》一书。

现存的《回教臆说》,是蓝宗鲁未竟之稿,自序作于民国六年(1917),民国七年(1918)作者谢世,民国八年(1919)刊行。(53)书中有“今民国五年丙辰”云云(54),似乎写作在民国五年(1916)。

书中引及《四教考略》/《回教考略》处极多,计有“穆德降生及葬地”条引“穆德生于默克城中”等二处,“穆德之出身”条引“穆德家事清贫,早孤,牧羊旷野,籍野枣充饥”等三条,“穆德之妻妾”条引“穆德有九妻二妾”一处,“穆德生卒年月”条引“在西历五百七十年,当中国陈大建二年”一处,“穆德与摩西耶稣道统之关系”条引“《回教考略》云穆德自谓其教非伊新立,系伊祖宗传下,实为亚伯拉罕以撤(撤,当作撒,引者注)雅各之教,且附会耶稣,谓其教实接耶稣宗派”等五处,“回教之分派”条引“四(四当作回,引者)教分支派别,开出如许教门,各结党羽。中有一门曰苏非,意欲补穆德之欠缺”等二处,“回教之婚礼”条引“《四教考略》述穆德优待妇女五大条件,第二曰近戚不可联姻”等二处。在《回教臆说》所引各书中,已经属于引用频率比较高的一种,仅次于引用最多的《天方至圣实录》。

作者参考了相当多的书籍,但遇到和《四教考略》不同的地方,作者也不加深究和辩驳,与我们接触的其他各种回族学者书籍、文章中的态度迥然不同。即便是“穆德与摩西耶稣道统之关系”条引用的五段文字,已经和伊斯兰教的认识极为冲突,蓝宗鲁虽然不完全认可,态度也极为温和,试全引其文如下:

摩西耶稣教学者之言云何:

《回教考略》云:穆德自谓其教非伊新立,系伊祖宗传下,实为亚伯拉罕、以撤(撤,当作撒,引者注)、雅各之教,且附会耶稣,谓其教实接耶稣宗派。

又云:穆德常从叙利亚等处贸易,曾遇犹太人及信耶稣教者,始得闻知有摩西与诸先知,并耶稣圣教,复见哈呢非教中人,但敬一位至尊的无对真神,云是自犹太传来。甚合穆德秉性,忻然以为独一无二之尊神,即是上帝,并自觉己即上帝之所派。

又云:犹太教、耶稣教、合尼非教,均有相同之处,穆德采其相同数事及其本意立为一教。

又云:真教有三层,一必有所依靠有所佩服之神,二吾心之灵魂,必与上帝之神相通,三人必有自主之权,方能长进。回教只有第一层。

又云:穆德甚尊重《新旧二约》,曾说《新旧二约》皆是上帝所默示,劝人信从此二书。其《古尔阿尼》(即大经。)经中可为证据者,有一百余处。(所引《古尔阿尼》证据见原书,不备录。)

以上所述耶稣学者之言也。其曰甚合穆德秉性、曰采相同之处立为一教、曰回教得真教之第一层、曰穆德尊重《新旧约》,则穆德之道统,非近接耶稣、远绍摩西而何?但摩西、耶稣两教学者,论及回教,往往于引而近之之中,恒带有讥弹讪笑之意。而回教徒之于两教,更且视为外道,惟恐避之不及。穷其由来,此种意见,盖犹是千余年前穆德初创教时,彼此相仇,遗传至今也。其实今日回教,并非昔日回教,代(今?——引者)日两教,亦非昔日两教,正可互相提携,研究一颠扑不破之真相,以御儒者之侮,而驾佛氏而上也。

最末一段,可见蓝氏甚至要援基督教为互相提携者,“以御儒者之侮”的特别想法。看来,蓝宗鲁主要只是把《四教考略》/《回教考略》中有关伊斯兰教的记录当做一种参考的文献来利用而已。此书为残稿,原计划写作五十八条,但最终有十八条未写成,刊本目录中标出了未写作的条目,其中有“穆德与其他宗教”、“耶稣教论回教”这样的条目名,可见他对基督教的关心。或许蓝宗鲁写作构思中会包含着一些批评性的内容,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估计蓝宗鲁对待《四教考略》/《回教考略》的态度是与其他的回族学者大大不同的。

5.王静斋《〈回耶辨真〉自序》

王静斋(1879-1949年),名文清,静斋其字,以字行。天津人。现代回族四大阿訇之一,学问渊博,著作众多。其中有两部翻译的书籍——《回耶雄辩录》(民国三年)和《回耶辨真》(民国十一年),都是批驳基督教的,且译出后影响甚大。而他之注意到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批评,《回教考略》一书不能不说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其《〈回耶辨真〉自序》曰:

余非偏爱基督教者,余惟羡慕该教徒爱道之热忱,护教之有方,我对之不能不表满腔之同情与十分之敬意焉。然吾惟于彼曹毁谤穆圣,亵渎《古兰》,则深恶痛绝。考彼教入华伊始,宣道者绝口不谈回教。近则一反曩昔之态度,对我回教,信口雌黄,毫无忌惮。噫!是可忍,孰不可忍?余尝批阅彼教公会所出之《回教考略》、《诸教参考》等书,其诬我诋我之言,读之不禁扼腕,咨嗟唏嘘。(55)

像王静斋这样的有学识的伊斯兰教学者,是认识到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衰弱的,因此在看到基督教的蒸蒸向上时,是“不能不表满腔之同情与十分之敬意”的,但是当基督教对伊斯兰教有所诋毁时,他的宗教情感便促使他不能不予以严正的回击。

序言以下叙述民国元年他从王浩然阿訇处获读印度阿訇赖哈麦图拉撰《回耶辨真》事,看来,他是在民国元年前读到《回教考略》的。

《诸教参考》,英文原书名为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Religion,克拉格(S.H.Kel-logg)著,有美国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译、于汉清笔述的汉文译本,查到民国四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第三版铅印本,(56)民国二十一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第八版。(57)王静斋接触到的当然是更早的版本。读到过一种民国十一年第五版铅印线装本,前有光绪戊申(三十四年,1908)于汉清序,初版当即在此时。1926年上海中华圣公会初版林步基编著的《诸教参考》,(58)与此书同名,也涉及伊斯兰教,但从出版时间上可以判断并非王静斋提到的《诸教参考》。

6.马魁麟《〈回耶辨真〉跋》

王静斋译《回耶辨真》出版时,马魁麟作有《〈回耶辨真〉跋》,署民国九年(1920)。跋中谈及他是持各宗教和平相处的认识的,深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不同,但并不说什么。只是基督教大肆攻击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各教,张扬跋扈,所以很想起而驳斥。他对于基督教的这样的认识,主要就是指《四教考略》/《回教考略》中所涉及的。其跋云:

其教会之最能纂述污蔑人之著作者,莫沪上英人所设之广学会。若其宗旨,虽以翻译各种科学及其他社会应用书报、提倡新文化运动之美招牌,号招吾华同胞,究其实,不过排击各教,扩张彼教彼国之势力而已。试问所提倡之新文化为何?所翻译之科学为何?而该会所出版之《四教考略》一书,读之尤足令人发指。其意以排击(原书作繫/系,据文意改——引者)孔、佛、回三教,专夸张彼教为主旨。其中之言词,要皆左袒之语。至于《回教考略》、《自证归真》等书,亦皆为仇视异己、荒谬无稽之谈。试问耶稣当日博爱之真精神何在?要之,此种村语俚言,不足明达一噱。

前清宣统三年间,河南回教因此类书,特著《辨真》之举,已逐条驳斥。事后,经李提摩太牧师出面调停,允将此类书毁灭,永不出版。伊等经此打击(原书作繫/系,据文意改——引者),当然悔过自新,以雪前非。讵料怙恶不悛,不知自悔,仍然出版。余早思还以相当之对待,苦无相当之著作。近有敝友王君静斋,新由安来京,携有所译之《回耶辨真》一书,言简而该,意约而博,诚基督教之劲敌,亦世界之公语也。余特商之王君,愿为刊印,以公于世。书成,王君嘱余为文,余不敏,何敢续貂,拉杂数语,以志于书末。(59)

《自证归真》即《自证归真记》,梅益盛译,有民国九年广学会铅印本。(60)

马魁麟是清真书报社(前身为万全堂)的创办者,前述《回教辨真》,就是由他在民国八年再行石印出版的,由其子联骅书写上板。在《〈回耶辨真〉跋》中也回顾了《回教辨真》之作。这是宣统三年(1911)时的事情。马魁麟说到当时“李提摩太牧师出面调停,允将此类书毁灭,永不出版”,我读了一种李提摩太的传记——前引《李提摩太在中国》,未见相关记录。“仍然出版”倒是确然之事,民国二年,《回教考略》曾重印,见前述。民国十二年,《四教考略》又重印,则是在马魁麟作此跋之后了。

出版《回耶辨真》时,所附广告中还有三种有关基督教的汉文伊斯兰教典籍——《据理质证》、《回耶雄辩录》、《宗教正基》。可见马魁麟对反驳基督教一事的关心。

7.《真道溯源》

《真道溯源》分为十一章,分别是第一章“述清真教之原始”、第二章“述耶教驳清真教之条目”、第三章“辨明谤渎之妄诞并逐条解释”、第四章“解明差圣渡人之原因”、第五章“论自由与前定”、第六章“解明《旧约》预言穆圣为真主所特生”、第七章“驳斥耶稣成胎不为希奇”、第八章“解明耶稣所行奇事与诸先知所行奇事无异”、第九章“述《可兰经》正注与伪传述经之原来”、第十章“评论三位一体”、第十一章“引证详解《新旧约》屡被更改”,其中第三章是主体部分,又具体分为四节。而第二章则叙述了此书的写作源委:

自前清海禁大开,自外国传入中国之教有二派,一曰天主,二曰耶稣。其天主教传教,不言我回教之道,我回教亦不言天主教之道,相宜并立,两无异议。昨于街道之上,偶见福音贵堂售卖《回教考略》、《无罪先知论》、《重道轻财记》、《自证归真记》、《穆民宗仰福音记》诸书。批阅之下,乃知耶教人亵渎诸先知皆有罪、惟耶稣一人无罪,穆圣以武力传教,回教应该遵循《新旧二约》,回教推论上帝过于高远、缺少吾心之灵、不能与上帝相通、人无自主之权、不能进益等语,相劝回教归奉福音,摇唇鼓舌,毫无忌惮,吹毛求疵,诬我太胜(胜当作甚——引者)。物来顺应,鄙人不得不溯本穷源,出而表彰之,将以示后辈于永远也。(61)

可见《真道溯源》的写作是与《回教考略》有密切关系的。而其间指摘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批评,大部分都出自《回教考略》,更可见在基督教传教士著译对中国回族穆斯林宣教的多部汉文作品中,《回教考略》是引起回族学者关注的最主要的一部。

《无罪先知论》有清宣统三年成都英华书局铅印本;(62)《重道轻财记》有民国九年上海铅印本;(63)《穆民宗仰福音记》为梅益盛译,有民国八年铅印本。(64)

从现在的保存状况,可知此类基督教宣教册子,发行量和流行的程度都远远比不上《四教考略》和《回教考略》。

《回族典藏全书》影印本将作者署作马宏道,未作说明;似乎也并无证据,可能是因为此书在清真书报社出版,马宏道为清真书报社的主办者的缘故。马宏道,北京牛街人。他是牛街清真书报社的创办者马魁麟的儿子,是王静斋阿訇的学生。(65)

8.山国庆《漫驳〈回教考略〉》

山国庆《漫驳〈回教考略〉》连载于1930年的几期《天方学理月刊》。(66)《天方学理月刊》创刊较早、办刊时间较长(1928-1934年),是近现代回族报刊中相当知名的一种,也是颇有影响的一种。(67)注意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给予比较多的讨论,这也可以说是《天方学理月刊》在近现代回族报刊中的一大特色。其中第十五期(1929年12月)是“回耶辨真专号”。

山国庆(1899-1962年),字子余,北京通州人。出生于阿訇家庭,早年随谢晋卿、张子文、王静斋等阿訇学习。二十五岁后,先后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多座清真寺担任阿訇。1920年代-1930年代,曾参与创办《天方学理月刊》、《穆民》等回族期刊。(68)1920年代后期至1940年代初期,山国庆在《震宗报月刊》、《伊光》、《天方学理月刊》、《月华》、《穆士林》、《穆民》、《穆音》、《广西回教》等期刊,发表了数以几十计的文章(包括译作)。(69)其中有多篇与基督教相关,如《伊光》第五期(1928年1月)上的《追记与某耶教徒谈话》、《震宗报月刊》第三卷第四期(1937年2月)上的《耶稣未死之证》、第六卷第十、十一期合刊(1941年5月)上的《回耶两教之原原本本》、《广西回教》创刊号(1934年10月)上的《驳“自证归真”之谏(谰?——引者)言》,此外《天方学理月刊》第三卷第六号上的《驳宗教问答》一文,或许也与基督教相关。

此时,回族学者对《回教考略》的关注已经淡了下来,山国庆写作此文,除了对《回教考略》的不满,更主要的是当时的其他原因。文前小序云:

余虽世奉伊斯兰,对于他教,夙抱大同主义,一视同仁。深信各教,咸以道德为本、认主为源。虽认法间或不同,要皆同床异梦,不可因此问题,发生辩论,致积恶感。此余生平之志愿也。

无如帝国主义者(英人)设广学会于沪,其对吾教,飞短流长,捏造册籍,攻击不已,颇有打倒不容之势。观其册籍中,措辞之鄙陋,语句之狂妄,早为吾人尽悉,是以识者鲜与计较。况吾华同胞,奉基督教者比比,与有同种之谊,共相茹毛践土于诸夏,亲爱尚且不暇,岂因宗教问题,而构仇结怨哉!讵意无知青年,妙想天开,摭拾《回教考略》之澜(谰?——引者)言,稍换文辞,纂入课本之内,用以骗人;兼有市侩书局,为期消(销?——引者)售,只图蝇头微利,置天良于九霄,上海商务印书馆即其一也。类此举动,令人缄默难安。余虽不敏,忝随穆民之后,总无卫教之才,第宣教理乃信教者之天职,故不揣冒昧,仅将《回教考略》(耶教徒攻击回教之书名,上海广学会出版)书中,择其要者,抄录少许,并将回教真义,志于其后。两相对照,公理自能彰明。尤望贤达,加以指正,则幸甚焉!

可见乃是因为《回教考略》的不良影响的扩大,以至于写入教科书的缘故。其中提到商务印书馆一事,可以参看《天方学理月刊》第十五期(回耶辨真专号)上的一篇文章——《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谬误》。(70)确实,商务印书馆是晚清民国时期出版教科书的最知名的出版社,影响非常大。(71)《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谬误》一文节录了山西晋城回民对此事的通电,其中说:“近查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新撰初中教科书,《世界史》及《本国地理》等书,所载关于宗教事项,对于耶苏则极力赞扬,对于穆圣则多所贬抑。其谓各教皆尚仁慈,回教独尚武力等语,显系耶人捏砌,诬我穆圣,意在使青年学子深印脑海,对于吾教发生不满之感。其用心之恶毒,甚于洪水猛兽,若不亟加改正,后患伊于胡底。”还节录了《世界史》及《本国地理》的原文,全文末附记者按语。《天方学理月刊》第十六期还有一篇《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错谬》(73)也与此相关。

《漫驳〈回教考略〉》是对《回教考略》的摘录与反驳,共有三条。这与马介泉《〈回教考略〉书后》很相仿。我想,这种方式,也是反驳者最容易想到的方式。不过,《漫驳〈回教考略〉》比《〈回教考略〉书后》要更为详实。每条之中,除了指出《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的错误的认识,还会对基督教的错误的认识予以指摘。

针对基督教传教士汉文著译的作品中对伊斯兰教的批评,回族穆斯林学者从三方面进行了反驳:第一方面是反驳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错误的批评;第二方面是指出基督教关于伊斯兰教相关历史知识的一般性的错误;第三方面是对基督教方面关于自身宗教的某些表述进行反驳。(73)这三个方面,都有针对《回教考略》的,可见《回教考略》一书在引起回族穆斯林学者注意到并起而反驳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批评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小结

撇开具体教义上的是非高下不论,如果把随着《四教考略》/《回教考略》的编译而带来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直接的、比较深入的交往看作是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的一个历史个案,我们可以发现它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第一,这一“回耶对话”的发生,总体上是因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明确批评及试图传教(因为要传教,于是也不免要有所批评)引起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方面所涉及伊斯兰教的内容的辩驳和对基督教的批评,乃是刺激—反应的结果,具有必然性。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3)《回教考略》出版后并未为回族学者广泛注意到,只有在清宣统二年(1910)由基督教传教士引起的当面接触的辩教事件之后,才引起回族学者的十分的关注。

前文在引录《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的批评文字时,把《四教考略》的相关部分置于注释之中,仔细比较、体味一下两个文本的语气,可以觉察到《四教考略》中的批评、轻视的口气要更为强烈,这是不是有着因为要专门针对中国回族穆斯林宣教而把《四教考略》中有关伊斯兰教部分单独出版,于是将原先强烈批评的口吻改成较为温和的样子以减少对方的反感的考虑在内的缘故呢?但这一次伊斯兰教方面的强烈反响,也可能超出了基督教传教士的估计。

第二,对于伊斯兰教方面而言,这一“回耶对话”有着相当的“卫教”色彩。如范怀唐《〈回教辨真〉序》对许友义之著《回教辨真》,认为是“卫教苦心”,也说到许友义“素具卫教热忱”。山国庆《漫驳〈回教考略〉》序中也有“卫教”字样的出现。更多的是强调起而反驳是不得已之举,这当然也是一种卫教的情绪。加上当时开明的阿訇认识到伊斯兰教在紧跟新的时代发展趋势方面的不足,使得这一“卫教”行为更具有了唤醒阿訇阶层及普通穆斯林的意义在内。

第三,虽然当时基督教处于一种主动的且是强势的地位,但这一次回耶之间的对话,却大抵是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的,双方都奉行的是“以理服人”的基本对话准则,而少有其他因素的介入。伊斯兰教方面在辩论过程中,虽带有“卫教”的成分,但远不像后来特别是1930年代回族穆斯林针对几起报社的“侮教事件”的反应来得强烈。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回耶辩教事件看作是更具文明对话色彩的历史事件。

注释:

①早在元、明时期的清真寺汉文碑刻中,就有反映汉族士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的文字,但此类认识既零散又没有明确针对性。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序跋文字,也有少数几篇出自汉人之手,不过究其内容,仍与碑刻文字大抵相仿。

②余振贵、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教文献著译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96、598页。

③例如:冯今源:《五大阿訇传略·哈德成》,载白寿彝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中华书局,2002年;收入冯今源:《三元集——冯今源宗教学术论著文选》(上册),宗教出版社,2002年,页221。杨桂萍:《阿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谐与共的历史透视》,《阿拉伯世界》2007年第5期。刘家峰:《晚清来华传教士与穆斯林的相遇与对话》,《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

④国家图书馆藏本:133164。

⑤加拿大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⑥参考《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影印清末铅印本,载《近代译书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67—714页;光绪二十九年印本《回教考略》所附《广学会书目》。另参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四册上册,1973年。吴雪玲:《广学会与晚清西学传播》,《东岳论丛》2009年第8期。

⑦参考李巍:《季理斐在广学会活动述评》,《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⑧国家图书馆藏本:133255。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X/1761/2411。

⑨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56—40847。

⑩国家图书馆藏本:133164。

(11)南京图书馆藏本:77399。

(12)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X/270.7/2011。《清真大典》第24册影印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13)国家图书馆藏本:140555、140556。

(14)我还读过一种与此基本相似,文字略有不同且无批语的《四教考略》(超星电子书)。

(15)[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第137页上右。《四教考略》作:“穆氏曾到叙利亚等处去作买卖,遇见犹太人与信耶稣教的人,才听见有摩西与诸先知,并耶稣的圣教;不过因这些人都不是学问中人,未曾读书识字,所以见理不明;因此穆氏从他们所听见的不都真实可靠,错误的地方很多;甚至认三位一体为圣父圣子与圣母马利亚,然而三位一体的真说法,乃是圣父圣子圣灵,马利亚不过是耶稣肉身的母亲罢了。”(民国十二年印本,叶一下至叶二上。)

(16)[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第138页上右。《四教考略》作:“后来穆氏的行为大不如先前,办事也不能一秉大公,门徒以为管理民情甚不容易,还能原谅他。于是穆氏便能随意所为,不遵上帝的命令。曾定一个人可以娶四个妻的条律,可是自己甚至多到九个妻两个妾;有人问他,他便说是上帝所许可,并非是自己的意思。当他在墨克城的时候,曾说传教不可勉强人信,可是教徒又都勇敢能打仗,从此可见这教所以能兴的,是由武力而来;没有甚么可怪的。”(民国十二年印本,叶三下。)

(17)[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第138页上左。《四教考略》作:“并且他(指穆罕默德——引者)传教有不信服的,他便以强力服人,叫人因畏而信。”(民国十二年印本,叶四上。)

(18)[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第139页下右。《四教考略》作:“真教必具有不可少的三种要素。(一)必有所倚赖敬畏的神。(二)我的心灵必与神的心灵相通。(三)人有自主的权柄,长进的机会。回教只有第一层,缺少二三两层。”(民国十二年印本,叶五下。)

(19)指前面依美德定表达的“深知回教乃穆德之道,非上帝之道”、“得救之道,要非从耶稣基督之圣教”的一段话。《四教考略》作:“回教不过是穆氏的教,并非是上帝的道”、“真道非信从耶稣基督的圣道,别无门路”。(民国十二年印本,叶七上。)

(20)[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第140页上左。《四教考略》作:“依美德定这样说,以后他也受洗进了圣教;因而自述他生平的遭遇,作一卷书名为《自历明证》。(广学会印售此书,共已译出十三卷,这是第三卷中。)”(民国十二年印本,叶七上。)

(21)国家图书馆藏本:133153。《东来福音》第22册影印了第7—12卷。

(22)[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第140页下左。《四教考略》作:“穆氏只于教人敬畏上帝的缘故;他以为人的善恶祸福都是上帝所预定的命运;人不能更改,不能逃脱;所以人不亚如被命运所捆绑,丝毫不能转动。”(民国十二年印本,叶八上。)

(23)[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第141页上右。《四教考略》作:“要知道各教的高下,唯一的实验法,要看他如何论上帝。”(民国十二年印本,叶八上。)

(24)[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第142页上右。《四教考略》作:“可惜回教不明三位一体的理,既没法使人得为上帝的子女;又怎能感动人心,补助人的德行,使人各尽本分,成为上帝的好子女呢?”(民国十二年印本,叶九下。)

(25)[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页142下右。《四教考略》作:“使人与上帝不相通,便是这教义的大缺点。”(民国十二年印本,叶十上、下。)

(26)[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页143上右。《四教考略》作:“徒闻其名,未见其书。”(民国十二年印本,叶十一上。)

(27)[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页138上左。《四教考略》作:“他自己很有好道的真心,起初人品倒还端正;善于应酬交际,也是显而易见的理。”(民国十二年印本,叶四上。)

(28)[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页141上左。《四教考略》作:“以一个不学无术的穆氏,又没有良友相助,当穷困的时候,居然能创立一个兴盛的大教;不能说他对于真理没有心得。”(民国十二年印本,叶八下。)

(29)[英]季理斐编译《回教考略》,《清真大典》第24册影光绪二十六年初版民国二年印本,页143上右。《四教考略》作:“缘故是当时的二约是希伯来与希利尼两国文字,深奥不容易读;穆氏并没有学问,怎能读呢?”(民国十二年印本,叶十一上。)

(30)(清)马介泉:《回教考略书后》,附刊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增订二版),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54页。

(31)同上,第167页。

(32)李佳白后脱离该会。

(33)关于伍廷芳与尚贤堂的关系,参考胡素萍《李佳白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34)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增订二版),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页。

(35)张纬:《河南回族教育述略》,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会《工作通讯》1997年第5期。此据http://bbs.2muslim.com/viewthread.php?tid=80504。

(36)许友义:《回教辨真》卷首,民国八年北京牛街万全堂石印本。

(37)总的来说,李佳白的态度是十分温和的,当时伊斯兰教一方的反应也多是温和的,并非全如许友义所述。此容另作《尚贤堂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详细讨论。

(38)参考[英]苏慧廉著,关志远、关志英、何玉译:《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9)许友义:《回教辨真》卷末,民国八年北京牛街万全堂石印本。

(40)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7页。

(41)东洋文库藏本:松Ⅲ—14—A—31。

(42)许友义:《回教辨真》卷三《福音教考略》,民国八年北京牛街万全堂石印本。

(4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X/250.2/7017、X/1981/1181、X/250.2/7017/C2。南京图书馆藏本:9900315,作同治元年(1862年)。

(44)国家图书馆藏本:21124。南京图书馆藏本:9900296、9900314、9900305等共19本。

(45)国家图书馆藏本:136643。

(46)国家图书馆藏本:140446、140935。大连图书馆藏本。

(47)大连图书馆藏本:138—P58。

(48)国家图书馆藏本:134035。

(49)许友义:《驳耶教的谬论》,《震宗报月刊》第二卷第三至五期合刊,1932年5月。原文尚未见,此据雷晓静主编:《回族近现代报刊目录提要》(上),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50)白寿彝:《哈德成阿衡墓表》,《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第六卷第十一、十二合期,1944年;收入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36页;又载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7页。

(51)哈少夫:《应尚贤堂民教相安论》,载《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卷上,宣统二年铅印本;又收入王建平《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1—143页。另参王建平:《哈少夫在尚贤堂与各宗教对话》,载王建平:《近代上海伊斯兰文化存照——美国哈佛大学所藏相关资料及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6—69页。据《上海清真寺成立董事会志》所载《应尚贤堂民教相安论》一文文前按语所述,此文“已经尚贤堂刊刻《晨雏录》中”,即已经刊布在《尚贤堂纪事》的前身《尚贤堂晨鸡录》中,但翻检《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未见此文的信息。(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二卷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34—2836页。)

(52)参考蓝宗鲁:《回教臆说》“穆德之经典”条,《回族典藏全书》第45册影民国八年铅印本。

(53)参考蓝宗鲁:《回教臆说》书前二序及目录后跋文,《回族典藏全书》第45册影民国八年铅印本。

(54)参考蓝宗鲁:《回教臆说》“宗教一统”条,《回族典藏全书》第45册影民国八年铅印本。

(55)[印度]赖哈麦图拉撰、王静斋译:《回耶辨真》,《回族典藏全书》第46册影民国十一年北京清真书报社铅印本。

(56)国家图书馆藏本:133241。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X/251.92/6073。

(57)国家图书馆藏微缩胶片。

(58)北京图书馆编、邱德燊主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宗教》,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1994)年,第5页。

(59)[印度]赖哈麦图拉撰、王静斋译:《回耶辨真》,《回族典藏全书》第46册影民国十一年北京清真书报社铅印本。

(60)国家图书馆藏本:133854。

(61)《真道溯源》,《回族典藏全书》第45册影民国十四年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石印本。影印本缺版权页,不能看出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的信息,这里是根据《江苏省回族古籍提要》(江苏省民族事务委员会,2009年,页35)关于此书的信息补充的。

(62)大连图书馆藏。国家图书馆未藏。网络有电子版,http://answeringislam.net/Chinese/project/gb_topic19/gb_19_w.htm。

(6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X/251.92/6073。国家图书馆未藏。

(64)国家图书馆藏本:134027。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X/270/4885。《清真大典》第23册影印此本。

(65)马翔:《忆我的父亲马宏道》,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d53790100850z.html。

(66)山国庆:《漫驳〈回教考略〉)》(一)、(二)、(三),《天方学理月刊》第16、17、19期,1930年1月、2月、4月。我是从雷晓静主编《回族近现代报刊目录提要》(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155—156)获得最初的信息的。

(67)参考雷晓静主编:《回族近现代报刊目录提要》(上),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68)《山子余阿訇生平》,载山郁芳、山郁强主编:《山子余阿訇报刊文章选编——一九三零年左右发表于广州〈穆斯林〉等刊物部分文章》,赠阅印刷品,约2004年,第3页。

(69)参考雷晓静主编:《回族近现代报刊目录提要》(上),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26、28、30、32、33、34、35、36、38、41、55、73、74、77、78、80、81、82、83、84、85、94、116、158、159、161、162、163、165、209、227、272、299、301、302、303、304、310、311、312、313、345、436页。《回族近现代报刊目录提要》有不少期刊的目录并不全,而且现有目录中山国庆有的文章为连载,所以其中还肯定有遗漏。

(70)《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谬误》,《天方学理月刊》第十五期(回耶辨真专号),1929年12月,第25—27页。同一文章,还刊载于《月华》第一卷第二期(1929年11月15日),题作《山西晋城回教同胞检举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谬误》。相比《月华》所载,《天方学理月刊》最后多出一段“记者按”。

(71)商务印书馆是近现代民营出版社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名列第二的是中华书局,这也是一家以出版教科书知名的出版社,两者之间还有着竞争。关于这两家出版社的一般情况,可以参看朱联保编撰、曹予庭校订《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84—93页、333—367页。

(72)事勤《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错谬!》,《天方学理月刊》第十六期,1930年1月。

(73)回族穆斯林学者针对基督教传教士汉文著译的作品中对伊斯兰教的批评所进行的反驳状况,容另文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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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回族与叶的对话与穆斯林教育考察_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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