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人对论文,近代论文,中国人论文,留学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那么，在清末，即日本的明治时代后期，日本人是以怎样一种心态来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呢？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基本认识又是如何？研究这些问题，对分析留日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剖析留日学生归国后的种种表现，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本文试图以明治后期日本报刊杂志中有关留日学生的报道为中心，结合一些其他相关资料，对以上问题作一考察。
一
甲午战后的1896年，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发生了一件值得记载的大事，那就是自古以来接受日本留学生的中国，首次派遣了13名学生赴日留学。对这一可谓历史大逆转的事件，日本人又有何种反应呢？经查找，笔者仅发现以下的简单报道：“支那驻横滨领事吕贤笙，前些日赴上海，其目的是在宁波、苏州等地挑选13名青年，以官费留学生的身份带回东京研究日本语学。现已与这些青年同乘西京丸返回日本”（注：《教育时论》402号，明治29年6月15日，内外杂纂栏。）。
这13名留学生的东渡，拉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而大量的留日学生真正开始登上这一舞台是在二年后的1898年。当时由于维新思潮日渐高涨，由开明派任巡抚或总督的浙江、湖南、湖北等省相继制订了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并开始着手实施，从而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当时媒体有这样的报道：“支那俊杰张之洞门下的学生，不久前已有被派遣来日本，而此次又有准备从湖南、湖北两省挑选学生200名，于近期内派来我国。（中略）此乃近来之一大快事（注：《教育时论》471号，明治31年5月15日，内外杂纂栏。）。清国在四五年前还轻侮我国，厌恶我国。然而，今日却一朝反省，对我国尊敬有加，将培植教育人才之大任委托给我国。我国又应以如何之觉悟来对待此事呢？”（注：上田万年：《关于清国留学生》，《太阳》第4卷17号，明治31年8月20日。）
明治初年，中日建立邦交之时，由于两国当时都被迫与欧美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因此相互间能够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建立基本平等的国家关系。以后，日本全力推进以学习西方为中心的国内改革，以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同时还致力于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以谋求修改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在中国，尽管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洋务派官僚们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它没有能够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国家积贫积弱。在这一形势下，日本不是在维护两国平等邦交关系的基础上与中国携手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是效仿欧美列强的手法，出兵台湾，挑起甲午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对中国人来说，中国方面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所受到的精神打击，比败给西方人要大得多。而在日本，此次战争的胜利被认为是明治维新以来西洋化努力的结果，是文明的胜利，从而使国民自信倍增。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带给了日本人莫大的喜悦——一种弟子受到昔日的老师尊敬的喜悦。
进入20世纪，在日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从1904至1905年，留日学生人数从3000人急增至8000人以上，留日运动达到高潮。面对这一盛况，有人称中国不愧有大国风度，但更多的日本人则认为：“往昔我国以彼国为师，如今却地位逆转，乃至出现如此多的清国人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注：“国内”主要指当时中国各地招聘的日本教习。），孜孜学我日本之盛况，这正是我国民以血和泪换来的成功，或者说正进一步走向成功。而其功效则主要又源于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注：寺田勇吉：《清朝留学生问题》，《中央公论》，明治38年1月1日。）。
如前所述，中国因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开始官费派遣学生留学日本。20世纪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节节胜利，对中国的留日运动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日俄二国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支配权而发动的这场战争，无论谁胜谁负，中国都改变不了受害国之处境。但是，中华民族直至进入近代，所受到的外患几乎均来自北方民族，此乃历史之教训；而在现实中，自三国干涉事件后，俄国人独占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日益公开化。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国人不断加强对俄国的警戒心理。而对于日本，或许是由于自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所展开的积极的游说外交卓有成效，与中国人对日本的警戒心相比，国民所拥有的更多是对日本的钦佩心理。而在知识阶层，于这种感情的背后还有一种期待，即如果立宪国日本战胜了专制国俄国，可广为宣传立宪的意义。
所以，日本在甲午、日俄二次战争中的胜利使中国人真正意识到学习日本富国强兵之成功经验的重要意义。在当时，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最佳的选择，是在获得日本配合的前提下探求富国强兵的道路，以防御外敌的侵略。
国际间的交往往往是由利益所驱动的，利益相同则携手共进，相悸则甚至会诉诸武力，这种事例屡见不鲜。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运动，也是符合中日双方利益的产物。对此，当时早稻田大学学监高田早苗曾有过如下阐述：“教育中国人，不仅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也同样符合我日本之利益。这一说法，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好像是为了满足日本之野心，才去教育中国人，但我决没有那样的意思。我认为，中国与日本之利益非存于一时，而是存于长久，故只要诚心诚意为中国人谋利益，其结果自然等同于为日本谋利益。”（注：高田早苗：《关于中国人的教育》，《太阳》12卷9号，明治39年6月15日。）
当时，有一种论调盛行于世，即因为中日同文同种，故应保持亲密关系。与此相比，高田的共同利益说则具有一定的新意。他这样批判同文同种之说：如果只要同文同种，两国关系就可友好，那就不会发生诸如英美战争、德奥战争了。高田主张只要不以野心，而以诚心待之的话，自然就会有好的结果。
那么，中国人去日本留学，于中于日都有那些利益呢？高田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中方来讲，向日本学习先进文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对日方来讲，来日求学者越多，则间接或直接地对日本加深理解者就越多。毋庸置疑，与欧美相比，中国到日本的距离更近，物价也便宜得多，并且与其学习欧美的“蟹爬文字”，当然不如学习起源于中国的日本文字。进而言之，学习国外文明之目的是经过取舍选择后为本国所用，中国通过日本学习或多或少已东洋化的西洋文明，对中国无疑大有好处。在充分发挥本国独特长处的基础上，消化吸收西洋文明，日本致力于此项工作要比中国早三十年。中国通过日本输入西洋文明和被东洋化了的西洋文化，只要稍加咀嚼就可消化吸收，比此更佳的捷径恐怕没有了吧。
对日本来说，中国留学生来日留学的所有消费，就是日方的一大笔收入，而这仅是有形的利益，无形的利益则更为巨大。从历史上看，留美者爱美国，留法者爱法国，以此类推，留日者则应当对日本持有好感，这就是所谓的无形利益。
二
留日运动自1898年开始不断趋向高涨的另一背景是日本方面的推动。
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使中国失去了大量的利权，而且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军事力量的羸弱。通过三国干涉还辽和附带政治条件的借款，列强大肆地分割中国——俄罗斯在东北，德国在山东，法国在云南、广东、广西，英国在长江流域——企图强占更多的势力范围，从而引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
目睹西方列强蚕食中国，日本也不甘示弱，企图把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谋求在闽的铁路铺设权。当时负责与清政府直接交涉的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矢野文雄，为了顺利地推进这一交涉，一方面向中国鼓动所谓“我国政府拟与贵国倍敦友谊，闻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我国可为提供经费。（中略）人数以200人为限”；而另一方面，则向外务大臣西德二郎机密报告：
“关于福建省内铁路事项中所陈，设若向彼提出要求，为表示超于口头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教育之要求，据观察所得，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势力之良策。兹将其缘由详陈如下：如斯，则彼之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也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其器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另，法律、文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发展，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力将悄然又骎骎于东亚大陆！”（注：矢野文雄：《清国留学生招聘策》，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1989年7月。）
1898年后，随着留学生的增加，与此相关的议论也随之增多，通过留学生的教育来培植势力的主张也时有所见，但如此详尽“精辟”的论述却不多见。据此可以看出，日本不仅把留学生的教育作为获得中国人信赖的一种手段，而且还期望通过它培植亲日势力，对中国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
甲午战争后，日本针对中国，提出了诸如“分割论”、“保全论”之类的观点。在列强分割中国的狂潮中，很多日本人对亚洲的形势抱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一边提倡“保全支那”、“日清同盟”，一边向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高官游说派遣赴日留学生的重要性。贵族院议长、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参谋本部的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等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在保全论中，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把侵略中国作为目的，另一种认为两国应该真正地“唇齿相依”、“辅车相援”，日本不应该侵略中国。但是，无论是分割论者，抑或是保全论者，在积极地吸引中国人赴日，进行留学生教育方面，二者的主张是一致的。
“我日本国民应以如何之觉悟来教育是等珍重的留学生呢？必须明白，他们受教育的成败，不仅极大地关系着支那将来之通塞，而且也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势力在清国的消长。我日本国民应将此与人道、与一国之利害相鉴照，来教育这些留学生，而决不可以轻视。”（注：社论《清朝革新的微光·关于清国留学生》，《中央公论》明治32年9月。）
“这些学生悉皆彼国学生中的佼佼者，其门阀地位盖居中等以上，而其之所以东渡求学，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造就刷新本国文物制度的素养。他们结束多年的学业，归国之后定能得到相当高的地位，在扶植文明、振兴国势上始终能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我国民决不能把目前面对的学生视为导常普通之辈，而是必须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教育他们、厚待他们，应竭尽善邻之好，让他们知道我国崇尚仁义之美德。（中略）或对其教育待遇采取粗漏散漫的态度，或者甚至凭借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大捷之威，干脆将他们视作战败国的学生，傲慢粗暴地对待他们，这一类教育者也难保不会出现。如果我国教育者中真有此类举措，那必将会引起留学生的厌恶情绪，以至失去留学我国之欲望。这不仅有损我国体面，伤害我国名誉，而且也将玷污我国对清国应尽的天职，消弱两国睦邻之好，当将来东亚形势风起云涌之时，失去相互握手并镳之道。”（注：《关于清国留学生待遇》，《教育时论》478号，明治31年7月25日。）
由此我们看出，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被认为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国家利害，以及日本在华势力的培植。而且，从人道上考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还被认为是日本的天职。像这样的“人道”论和“天职”论往往一同被提倡。这种风潮同样起始于留学生赴日的19世纪末，中经义和团事件和日俄战争而渐趋高涨。
“从人道上观之，我国已输入了欧美文化，成为东西思想的中心点。尽管不足之处和他人的指责还很多，但大体上看，人权之发达、自由之伸张、教育之整备、各种文明要素之发展已远胜于清国。因此，教育扶掖清国人乃是为人道，为文化，为世界的幸福和平，是我日本人作为人类生存于斯世所应尽的义务。而且，从国家责任而言，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可谓唇齿辅车，促使清国觉醒，适应世界列国之大势，是为东亚永久和平所不得不为之事。我国以国家存亡为赌注屡屡作战，以带来财政经济困难之危险为实施各种计划，所幸的是，战争的胜利使我国国威高扬，以至声望凌于列强之上，清国留学生日见增加。因此我国致力于这些留学生的启导，只不过是厉行我向来之国是，履行我国之天职。”（注：野田五郎助：《中国人教育之所感》，《教育界》第5卷11号，明治39年9月3日。）
这种议论的展开，是与日本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激发出来的自我意识的变化紧密相关的。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东亚小国的劣等感中完全脱离出来，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位于东西思想中心点的头等国。日本认为，作为东西文明的综合者、亚洲的先觉者，日本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应该把自己的综合文明扩散到顽固的清国，因此诱导启发清国留学生不仅是人道，而且也是天职。
此外，日本人还把承担中国留学生的教育看作是对中国人的好意和同情。他们认为，日本与中国是邻国，有古来的文化交流关系，共通的思想感情也是他国所难以比拟的，虽说历史上有过几次争斗敌视的现象，但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悠久，人种大体同一，语言交流便利，而且宗教上也有共通之处，是名副其实的邻邦。然而，具有四千余年友好历史的中国，目前国土被列强蚕食，利益被列强独占，几乎濒临亡国灭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日本人对处于如此境况的邻邦人应给予同情，心怀好意，大力支援，助其成功。
如上所述，对于日本人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动机可谓众说纷纭，但其主流又是什么呢？被誉为研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一人的实藤惠秀氏在其名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指出：“首先是为了所谓的‘日支亲善’。‘日支亲善’就是说中国要听日本的话，培养亲近日本的中国青年。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教育负责人青柳笃恒曾认为，多培养一个中国青年，就是日本的势力向大陆多渗入一步。这很明确地表现了日本吸收中国留学生的目的，而且这样考虑的教育者最多。”
在明治时代，日本不断走向文明开化，而中国则被认为“未开野蛮”之国，是“东亚之恶友”。但至少直至明治前期，由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那样的久远而且深刻，在相当多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仍存在着难以抹去的自卑感。可以说，给这种国民意识带来历史性转机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取胜。加之义和团事件中中国再次暴露出来的腐败无能，和日俄战争中日本所显示的强大实力，使以日本为中心的自我意识日益膨胀，而轻视中国的风潮则逐渐升级。
1896年，首批赴日的13名留学生中，有4人仅在日本逗留一个月就辞学归国了。据说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能容忍日本小孩嘲弄他们是“豚尾奴”。“豚尾奴”这一称呼，其实在这批留学生来日之前的明治二十年代的报纸，特别是中国商人居住较为集中的神户和长崎的地方报纸上，已不时有所出现。如神户的某报纸上就登有这样的文字：“住在南京町的清国人中，有许多每天身挎装着杂货的背包，东张西望地探视市民住宅，一旦瞅准机会，似乎是连一双木屐都可能偷走的豚尾奴。他们出售的是假冒珊瑚珠，价格不菲，每只开价一日元或二日元不等，最后讨价还价也有只卖四五十钱者，但若是不买就赖着不走的事例也司空见惯。”（注：《顽固的豚尾奴》，《神户又新日报》明治25年5月15日。）
这一阶段，普通日本人对部分中国人的蔑视，大多是由于他们的谋生手段或所从事的职业低贱而引起的。但是，若换一个角度看，这些中国人虽知其被蔑视与侮辱，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忍辱负重，这些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可贵精神。
然而，甲午战争后，连日本小孩见到中国留学生，都“豚尾奴、豚尾奴”地喊个不停，有的甚至还同时向他们扔石子。小孩是如此，那么成人们又怎样呢？以下我们来看一段“学生与车夫的对话”。
“日本识字之人甚多，车夫走卒皆能读报知外事。自日本胜俄后，不论其他，即其车夫亦有轻藐中国人之心。每为学生辈拉车，于攒头前奔之时，常回头作贱而悲之状，以闻某学生曰：
‘日本和俄国打仗，现在日本打胜了，你们知道没有？’
学生每有初至日本，不解其作何语者，则顺口应之曰：
‘是也。’
车夫见此情形，更扬扬的笑问道曰：
‘你们既知道了，也眼热没有？’
学生仍不解，又答之曰：
‘是的。’
车夫见学生不懂其语，又连声的道：
‘支那人甚么都不晓得呢。’
此种问答，在东京学生，日有数遇，触耳伤心，言之生愧。吾不知身亲其境者，亦曾知愤愧否耶。”（注：梦芸生：《伤心人语》，写本，1906年。）
中国留学生如此遭蔑视，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是“濒死之国的劣弱国民”这一基本认识。此外，因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生活习惯，特别是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人的不良卫生习惯也是导致中国留学生受侮的原因之一。本来，凡能到日本留学者，大多是富家子弟，有的甚至已具有秀才、举人、进士之资格，他们在中国倍受人们尊重。然而，来到日本后，如他们三五成群漫步街头的情景，在日人眼中就宛如“一群大海中游动的小鱼”。当时，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议论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有：肮脏、懒惰、虚伪、贪婪、愚昧、中庸。别的暂且不论，先看看日本人是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不良卫生习惯的：
“看看他们宿舍的状况，则令人咋舌。某氏之邻住着一帮清国人，据说是从早到晚吵嚷不休，而且其不讲卫生的恶习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本来某氏洒扫得干干净净的庭园，一转眼却成了他们随意吐唾的“啖壶”。另外，支那本是文字之故乡，对于文字该是特别珍重，可是，他们将字纸胡仍乱弃，令人不可思议。那住着清国人的庭园，扔置着的字纸垃圾堆积如山，脏不忍睹。”（注：寺田勇吉：《清朝留学生问题》，《中央公论》明治38年1月1日。）
“还有部分寄宿者，两三个月不洗澡也不算希奇，待学校给他们配置了澡堂，结果是一天洗二三次。”（注：《清国官费留学生》，《教育时论》714号，明治38年2月5日。）
这些留学生的确有着日人难以忍受的不良习惯，这也许可以被日本人视作是“劣弱的国民”之明证，同时也成了留学生们遭轻蔑的催化剂。
三
然而，就在中国人倍受轻侮之时，日本也有不少心怀善意的有识之士，他们表现出对中国留学生教育的热心和关怀，呼吁改变这种不尽人意的现状。这或许可以说是轻蔑之中的友好吧。
致力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人士中，如最早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嘉纳治五郎，热心于女子留学生教育的下田歌子，投身于中国人教育的松本龟次郎等，都是熟为人知的人物。而鲁迅所景仰的恩师藤野先生则可看作是给予中国留学生许许多多关怀和照顾的众多日本友好人士的代表。“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日本人还骂支那人是光头和尚，恶语伤人，同班同学中也总有一些人老是瞧不起中国学生，视之为异类。”但是，“支那自古有恩于日本，不管怎样，日本人在尊敬支那先贤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们的国民。”（注：藤野严九郎：《怀念周树人先生》，《文学案内》，昭和12年3月。）乍看初闻，这也许是一种非常朴素的见解，但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一束亮光。正因为如此，藤野先生才给鲁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另外，重视中国留学生，呼吁改善他们处境者也不乏其人。深切关注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就是其中之一。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五日，他在《革命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支那留学生》一文，文中首先称留学生为“佳宾珍客”，并进而披露了他们所处的恶劣环境，最后给日本国人敲响了警钟。
针对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不公正待遇，宫崎在文中还写道：“寄语我邦当局者、政治家、教员、商人、下宿屋主人、女佣、小偷、盗贼、卖春妇诸君，诸君日夜当作“豚尾奴”轻视、嘲笑、欺骗、贪绞、诱惑的支那留学生，他们将来是新支那的建设者。他们现在正含垢忍辱，诸君心中岂无丝毫慊歉之情！诸君今日侮辱他们，最终将招致他们的侮辱！而相互侮辱或许最终还会招致争斗！深恐支那强大的人们，务请深思再三。”（注：宫崎滔天：《关于中国留学生》，《宫崎滔天全集》第四卷，平凡社昭和48年。）
不光是民间，政府官员中对留学生教育抱有诚意，并致力于实践他们的主张者也不乏其人。1898年8月20日，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上田万年在《太阳》（4卷17号）上发表了《关于清国留学生》的专论，主张“整个清国留学生的问题当是我邦教育界的大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具体的有关留学生教育管理的方法。而前驻清国公使大鸟圭介也曾发表“对清国古今感情的变化”的演讲，他说：“希望我邦各有关文武官员，要竭其教导之诚意，给予衣食住行诸方便，极尽亲切关照之友情，以此报答昔日的师导之恩”（注：大鸟圭介：《对清朝古今感情的变迁》，《太阳》5卷10号，明治32年5月5日。）。
以上，以明治末期日本报刊杂志中有关留日学生的报道为中心，考察了日本人对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认识。留学生们置身于经济文化日新月异的日本，目睹日本的富强昌盛，更加感受到祖国的贫弱，从而激发出他们加倍努力学习新文化、新知识以报效祖国的决心；大多数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听讲义、上书店、跑图书馆，对新知识、新学问孜孜以求，其知识积累为归国后的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日本政府在教育留学生问题上的心怀叵测和部分正义人士的凛然正义，日本社会所滋长的歧视中国人的风潮和部分日本人的好意，则直接影响了日本对留日学生教育的成败，影响了留日学生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影响了留学生们在归国后对日实践活动。
在与中国近代留学史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结论：留美者亲美，留日者反日。的确，与留美者相比，留日回国人员中，批判日本的人数比例要大。不过其中也不乏“亲日者”和与日本人友好往来的人士，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留日学生中走向“反日”和“亲日”两个极端的人特别多一些。为何留日学生中批判日本者的比例要大一些，走向两个极端的人要多一些呢？仔细分析一下，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日本社会上滋生的轻视中国人的情绪招致了广大留学生的极大反感，而周围部分日本人的好意又使部分留学生结下了深深的日本情结；其次，部分日本政客所设计的通过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来培植其在华势力的政策，因社会上滋长的轻视中国情绪的影响未能得到多数留学生的“配合”，但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留日学生在归国后，尤其是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侵略的时期，由于各人的素质、立场和政治倾向的不同，许多留学生表现出了各种截然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