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华民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现已成为历史学中发展迅速、成果显著的学科之一。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交流的频繁，民国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更为丰富。本文即对新世纪以来大陆的民国史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①。
一、近期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及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民国史研究机构，其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是目前国内代表民国史研究较高水准、较为全面反映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状况的研究著作，自出版以来，一直得到社会各界与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②。近年出版的该书第3编第2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著，2002)、第5卷《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汪朝光著，2000)、第6卷《国民党的失败与中华民国的覆亡》(朱宗震、陶文钊著，2000)，广泛利用国内外已刊未刊的档案文献资料，以政治史为中心，兼及军事、外交、经济、文教，对所涉研究时段的民国史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真实地再现了民国历史的复杂进程，深刻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成败兴衰的历史缘由，叙事详实可靠，评论中肯平实，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由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民国人物传》(共12卷，孙思白、朱信泉、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等主编)，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界人物近千人，已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中华民国大事记》(全5册39卷，韩信夫、姜克夫主编)，逐日记述民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已于199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三部系列著作构成了一部体系较为完整的民国史，为民国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民国史专题研究方面，近年来也有重要进展，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成果。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2003)，着重从国民党治党史的角度，采取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作了内在的梳理，深入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的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创获颇多。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考察了1944—1946年国共政争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认为这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期，直接表现为国家秩序的政治转型，其主题则围绕着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而展开，而这次转型的失败也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后政治分野。金冲及所著《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2)考察和探讨了“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陈红民的《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三联书店，2003)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二千六百余件“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础，通过对国民党重要人物胡汉民30年代活动的精密考证，对胡汉民的人际网络、与在朝的蒋介石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组建“新国民党”等作出新的论述，从而深化了对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模式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韩延龙、苏亦工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是民国时期机构制度沿革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该书叙述了近代警察制度(主要是民国时期)在中国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近代警察制度的性质、结构、职能及其主要规章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叙述中国近代警察制度沿革史的学术专著。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由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馆藏民国档案史料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5辑已全部出齐。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根据前苏联解密档案译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分别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7、1998、2002年出版了其中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为研究国民革命史、中苏关系史、国共两党关系史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其他由各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所在多有，在此不一一赘述。这些历史资料均对民国史研究的深入有重要的意义。
民国史研究近些年来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日渐频繁。1999年底至2000年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办了“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讨论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2000年9月由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2002年8月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民国时期的历史。2004年7月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主要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历史③。
二、民国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
在民国史专题研究论文方面，除了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明显降温外，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其他领域都有相当的进展，现分述如下。
1.北洋时期。学界对北洋时期历史的研究重心仍是国民党的改组、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国民革命等领域，直接研究北洋时期北京政府与地方政权的文章并不多。
1924年的广州商团事变，以往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主要从广东革命政府方面去考察，偏重于孙中山解决事变策略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部对处理事件的分歧等问题，邱捷从清末及民国初年以来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的角度，认为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这场事变也许是商人团体同政府冲突的特殊事例。张洪武认为，事件主要由于广东革命政府加重税收，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所致。敖光旭认为，事件是中国国民革命直接汇入世界革命潮流所致，在卷入事件的各方中，共产国际是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其通过事件成功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敖光旭还考察了广东商团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认为在广东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出现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1]
北洋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军事格局、政治态势、外交关系变化甚快，罗志田从宏观上对此加以考察，认为北伐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区分和中外关注的重点是南北之争而非国共之争或国民党内部矛盾，当时的中国局势与列强政策均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北伐前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快速而激烈，出现了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名义上仍居正统的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而久居边陲的国民政府之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形成“有道伐无道”的态势。至于北伐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罗氏认为主要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和南新北旧的社会认同，使北伐军获得南方民众的支持。对于北伐前期的中美关系，罗氏认为，是南京事件而不是“四·一二”及清党造成了美国政策的调整。罗氏的研究实际涉及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当时、当地的国内主要对立面与社会矛盾，从而提供了一个由小见大，从实际出发观察历史问题的例证。[2]
1924至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难脱“左”与右的政治评判分析模式，多将视野定位在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思想行动和“联俄容共”等政策和制度的确立过程，而忽视对社会下层和组织制度实际运作情形的考察。王奇生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存有较大的差异。制度层面上，国民党仿效列宁主义的办党经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系统，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忽视基层组织工作和党员吸纳机制的不健全，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组织的内聚功能也并未增强。[3] 对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杨天石认为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对此，中共和国民党左派都发挥过作用。[4] 杨奎松利用前苏联最新公布的档案资料，重新系统地考察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并以蒋介石为个案，考察其从“容共”、分共到反共的历程，认为蒋介石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5] 王奇生则动态地揭示了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演变的复杂过程，指出1925年后，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发生变化，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结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日多，使国民党人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从而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6]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与江浙资本家的关系，一直是民国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王正华撰文探讨了自北伐开始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认为蒋介石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网罗上海工商金融界重要人士，掌握了沪宁地区财政，得以顺利筹款以济军饷，这也是蒋后来能够立足东南、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7] 吴景平认为，1927年底成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是蒋介石政权初建、政府结构未臻完备阶段的产物，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暂时性、过渡性的，但却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之间最初和最主要的中介环节，并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磨合过程中得以维系。[8]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派反蒋势力基于反蒋的共同目标时有联合，但由于各自利益分歧，彼此之间也矛盾重重。由于近年来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阎锡山档案等原始资料的开放，使研究者可以对这段复杂的历史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曾业英在考察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过程后，认为其经历了从酝酿到最终实现的曲折过程，涉及中日两国三方的复杂关系，以往所谓东北易帜经过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仅是研究者主观臆测，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9] 陈进金通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三个阶段系统地阐释扩大会议的经过，并跳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基于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将之定位为“另一个中央”；同时认为，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之所以决定助蒋，主要受到“东北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纠葛的影响，当张学良发觉“东北利益”可以和“国家统一”结合时，即毅然决定出兵助蒋，促成中原大战的提前落幕。[10] 杨天石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庋藏《蒋介石日记》未刊稿，以1931年2月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事件为中心，深入探讨了“约法”之争及其对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关系的影响，认为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扩大会议”的“法治”要求，国民党主流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及制定约法。蒋胡之争的结果是，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蒋胡“约法”之争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11]
在抗战历史方面，关于皖南事变的研究引人注目。杨奎松依据两岸已公开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认为国民党最终走向1941年的皖南事变，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办法，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因此，就国民党而言，并没有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新四军军部的蓄谋，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就中共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12] 闻黎明研究了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认为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中途径，只是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但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13]
3.战后中国史。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中国前途的不同考量与抉择，是影响战后中国政局变化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汪朝光发表有《1946年早春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顿挫——以政协会议及国共关系为中心的研究》、《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重要转折——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等文；[14] 邓野发表有《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15] 两人的研究有相同的论点，亦各有侧重。如汪朝光认为，1946年早春的政协会议开启了中国民主化进程，展现了和平建国的前景，中共曾经希望经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国民党囿于其一党专政的统治理念和自身执政的既得利益，对实行政协决议动摇反复，使国共两党间的疑虑经一度消解后重又加深，最终导致政协为中国打开的民主之门重又闭上，中国的前途最终只能交由战争决定。邓野认为，1944年9月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最高政治要求。联合政府的口号所要否定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所要争取的是改变旧有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抗战后期，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
三、民国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及新进展
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进展也表现在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新课题的不断开拓上。关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近来研究者将重心转向基层政权和相关的个案分析，如王奇生通过对战前以苏浙为主的国民党直控区省县政权党政关系的考察，认为国民党在中央实行的是以党统政模式，在地方实行的是党政分开的双重衙门体制。这一体制在实际运作中致使地方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时起冲突。国民党中央在处理地方党政矛盾时，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由地方政府主控，致使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地方党政纠纷与党权低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加之战前国民党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国民党最终只建立了一个脆弱的党治国家秩序。王奇生还通过1932—1933年发生的上海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个案的全方位动态“深描”，揭示了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引发了人们对国民党政权阶级基础的再思考。[16] 钟声、唐森树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时，也认为国民党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是以党治国，具体形式是中央以党统政，地方党政分开与合作，实行的是间接领导；国民党以党部不干预地方政治，换取地方承认中央；由于国民党党部直属中央，而地方政府是实力派，在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发生矛盾时，党部处于劣势而难有作为，反映出国民党统治缺乏坚实的基础。[17] 王续添则撰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地方主义的成因。[18]
民国时期基层政权以及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近来也得到较多的关注。李怀印依据河北省获鹿县晚清及民国时期的地方档案资料，探讨了当地村级行政及税收组织的实际运转情况，认为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流行一种以村民集合体为特色的乡地制。[19] 然而研究广东地区乡村基层社会的论者结论稍有不同。邱捷则指出，珠江三角洲乡村基层权力机构主要是由士绅、商人、回乡官吏、退伍军官等控制的警局、区乡办事所和团局。[20] 此外，王云骏对民国保甲制度、汪汉中对民国时期苏北地区催征吏的研究均有新意。[21]
农村问题是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之一。梁尚贤以1923—1927年的广东农民运动为个案，考察了国民党与农民的关系，认为虽然国民党一再宣示扶助农民运动，而实际上广东农民运动自始至终遭到广东民团武装势力的打击和摧残。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结果因镇压农运而丢弃农民，深深地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祸根。[22] 王先明、忻平等分析了县政建设、合作运动以及中共边区土地改革的社会影响。[23]
中共依靠农村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共与农村的关系早为研究者所重视，近来亦有新成果。王奇生以广东省为例，具体细致地考察了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应变和具体运作的情形，借此探讨该时期中共组织内部的构造，党员、党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24] 刘昶对以往缺乏研究的共产党在江南地区的革命活动作了认真深入的研究，认为尽管共产党人在抗战前和抗战时并没有放弃在江南进行革命活动的努力，但成果并不显著，原因在于江南复杂的地权关系与社会关系，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革命在别的地区，特别是华北农村取得了成功，并最终使中共取得了胜利。[25]
四、民国史研究动向的分析和展望
从近年来的民国史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目前一些研究动向及发展趋势：第一，民国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史与外交史仍然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研究的薄弱环节正在被加强；经济史、社会史正在日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并将在未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开拓。第二，由于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空白甚多，加之研究风气的转变，个案研究在目前的民国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取得了较大成绩；而个案研究的进展，对于民国史研究未来之宏观定位与把握有重要意义。第三，注重问题的讨论。众多研究虽以个案为出发点，但并不仅仅停留在叙述历史的层面，而是注重以小见大，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讨论，使个案研究兼有订正史实与探究问题之意义。第四，随着民国历史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利用新的历史资料研究民国历史，已为研究者所注意，尤其是海外所藏民国史资料被广为利用，对民国史研究是较大的推动因素。
尽管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民国史毕竟还是历史学中较为年轻的学科，仍有许多深入研究的余地，如在继续发掘与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开拓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对民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加强与海外民国史研究者的交流等等方面，均大有可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史研究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有更多新的成就。
注释：
①有关民国史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概况，参见汪朝光：《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②《中华民国史》分3编12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前已出版的有第1编第1卷《辛亥革命和南京临时政府》(李新主编，1981)；第2编第1卷《袁世凯统治时期》(李宗一、曾业英、徐辉琪、朱宗震等著，1987)，第2卷《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彭明、周天度主编，1987)，第5卷《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的覆灭》(杨天石主编，1996)。
③有关这几次学术讨论会的详细情况，参见徐秀丽：《“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陈谦平、陈红民、张生：《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曾业英：《评“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张静：《“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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