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国际论文,发展历程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6-0085-09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学理分析起步到学科建设加速发展的过程，已经取得不俗成绩。本文以发展历程为经，以学理线索为纬，阐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起源、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及其内涵，总结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并重点论述中国学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历程、取得的成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就如何加强相关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诞生
作为一门探究世界范围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美国际关系学界。推动这一学科诞生的国际背景有：第一，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资源搅乱了西方国家的国内发展计划，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决策者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利益能够影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格局；第二，经过短短20年的快速发展，日本在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猛烈冲击美国市场，这一局面迫使美国研究者不断审视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是否具有绝对普适性；第三，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的长期经营催生了欧洲美元，这一美国本土之外的金融货币市场直接威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合法性，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国际货币政策；第四，越南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二战结束以来的绝对主导地位，战争不再是美国获取战略资本的主要渠道。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大变革，一系列原有国际问题研究范式难以理解的现象凸显，并日益影响到政府决策、研究者视野及日常生活。欧美学者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变革的巨大潜力，其研究紧跟时代步伐。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发表于1970年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一个相互忽视的案例》一文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P304-315)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出现过众多富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佳作。一些经典教科书总结记录了这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分析范式和研究性案例，迅速地推动知识界对这一学科和这些重大发展现实的理解。其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1987年出版《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教科书。吉尔平系统论述了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三种思想传统，即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一分类与综合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实，这并非是吉尔平第一次阐述其相关思想。早在1975年，吉尔平出版了《跨国公司与美国实力》一书，其中提到蕴藏于国家间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互动的思想脉络以及当时新兴的新政治经济学。2005年，吉尔平接受《国际关系》杂志采访，回忆起他当初如何走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殿堂并以现实主义为学术旨趣。吉尔平坚信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在普林斯顿大学受到不少同事的攻击，被指为马克思主义者。吉尔平自然不愿接受此类责难，待到研读重商主义著作之后，终于发现可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研究世界经济秩序，此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序列得以展开。[2](P361-372)
与相关研究相辅相成，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迅速在大西洋两岸展开。据美英两位学者完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一份调查显示，英美大学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都设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美国大学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跨国公司研究、欧洲政治经济学、发达工业社会研究、东亚政治经济学、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英国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欧洲一体化、货币金融、国际商务、亚太地区研究、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已成为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规模最大的一个分部。[3](P238-241)当前，美国颇负盛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均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的重镇，课程完善且富有特色，一大批学术领袖从中脱颖而出。举例来说，哈佛大学政府系倡导学生攻读政治经济学项目时需要研习现代经济史、国际政治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民主化与改革、欧洲一体化的政治经济学、非洲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东亚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之一，该校经济系、政治系与伍德罗·威尔逊学院联合培养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项目，课程明确要求攻读该项目的学生必须具备多元微积分、矩阵代数等高等数学知识。
以政治与经济相互关联研究问题的思路与思想积淀并非完全来自大学课堂，也并非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追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谱系，大约要追溯到17世纪西欧社会的重商主义。例如，1621年托马斯·孟出版《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系统分析英国海外利益范围和来源，推动了英国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4]数百年来，商人争夺利益、寻求同盟改变国家政策的活动未曾间断。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创造了学科体系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当然，他立足于英国的现实和本国利益需求，总结此前商业发展经验，并展现英国工业革命准备阶段的图景。自此之后，围绕国家富强的学说竞相问世，现代强国构建的国际体系也遍及全球范围。[5]只要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一如既往，则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必然从大学课堂中走向全世界。
伴随着殖民扩张，西方国际体系开始扩大到其他地域，尤其是自19世纪中期起，中西关系从昔日的文化、商业交流为主发展到政治、安全关系为重，中国与世界关系逐步成为一个核心议题。不断认识国际社会是中国崛起为现代强国之前的重大任务和挑战。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知识（包括但不限于外交和国际法），迄今仍在继续之中。与19世纪精英人物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一样，当今的中国知识界仍主要秉持“洋为中用”精神①。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界从20世纪70年代重新融合政治与经济，创立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期间恰逢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顺应国内外大势，积极引介西方新思想，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历了引介、生根发芽、制度化发展和中国化的学科历程。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铺垫阶段（1978年——20世纪80年代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一段时期内，“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情况连同其他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不再有系统地向新中国介绍的条件与机会。”[6](P183-184)恰在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有了迅猛发展，出现了汉斯·摩根所、乔治·凯南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们创立的学说和推进的学科建设积极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拓展的需求。欧洲为获得安全保障而联合自强，一体化进程成为这一时期欧洲的主导研究议题，而政治关系决定经济关系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题内之义。与此相对照，中国大规模学习和引进苏联模式，忽视了政治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学术界积累西方政治知识的进程被延缓。期间，中国领导人注重国际形势的分析和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建立研究国际政治的系所，但这种探索相比西方国际关系发展而言却是零星的、落后于时代脚步的。由此，北京大学袁明教授把1949-1978年的30年间称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断层”，认为这一阶段总体上不利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6](P18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速度研究西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政治与经济相联系看待问题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对于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等辩证法的运用相当娴熟。
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首先是从世界经济研究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探索是中国独立进行的，并没有受到欧美大学学科建设的影响。而且，这种追求为此后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互动关系作了铺垫。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1978年国际问题专家宦乡担任副院长，开始筹划建立社科院系统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1980年4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钱俊瑞会长在成立大会上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世界经济研究需要加强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问题；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模式问题；更加系统地调查研究外国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理论建设，特别是推动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从整体上研究世界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7]宦乡也多次强调“研究世界经济，绝对不要脱离世界政治。研究世界政治的也绝对不要脱离世界经济”思想②。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浦山强调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不能割裂。[8](P383-384)在政治与经济相结合思想的影响下，该所主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目前成为中国推介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引领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出色的刊物。
1982年中共十二大之后，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③。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美攻苏守的变化，美国积极扩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大气候的改变与对外交流的扩展也在学术层面体现出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界开始大规模地引进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零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作品。198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的中文版。这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先行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重要作品，其“霸权稳定论”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1986年，倪世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介》一文中，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角度介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9]
1985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中指出，在大学的政治理论课中应向学生介绍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状况、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有坚定的立场和较强的适应能力。随后，国家教委规定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作为文科类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理工农医类学生作为一门选修课开设。从1988年开始，国家教委在研究生入学考试文科试卷中加考“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科目。客观地说，围绕这一要求编写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教材、课程建设对于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当年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教学，不可能在21世纪迎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强大舆论支持。
1987年堪称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之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译介开始大规模展开。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重庆出版社出版瑞士学者布鲁诺·弗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作者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的经济理论的标准工具，力图对国际关系中经济和政治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提供分析”；[10]（序P1）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生王宁坤撰文介绍此后影响巨大的世界体系理论；[11]吴开成、桑玉成撰文介绍了相互依赖、经济政治化和霸权后合作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与经济的综合联系，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其本质却是为“垄断资本主义阶级”服务的；[12]学林出版社出版《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其中选编了两篇经济政治学的著作，包括斯佩罗(Joan Edelma Spero)《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书的部分内容。[13]
此后数年间，流行于欧美大学课堂的两本重要教科书引入中国。1988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199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本书被视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英国学派的代表作，其特色是对世界经济中的基本权力结构展开分析。期间还有一篇重要文献值得一提，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陈德照在《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初探》一文中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已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尽管它还有许多不完整的地方，尚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中国“应当大力开展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和讨论，使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国土上开出花来，结出果来”。[14]以此为开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学术界开始生根发芽，并逐渐从世界经济学分析转向国际关系视角下的研究。
（二）制度化阶段（1991-2003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入新阶段。其发展历程表明，从社科院系统的研究探索转入大学课堂传授是一门新兴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因为注重学科建设本身就是大学的专职和特长所在，而且在大学课堂里讲授成熟的学科体系性知识是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1991年，袁明组织召开“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研讨会，罗伯特·吉尔平、迈尔斯·凯勒等知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与会，就经济地区主义和国际体系变革等发表了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宋新宁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挑战·困境·出路》一文中认为“在中国尚无国际政治经济学”，[15](P229)但中国人民大学为适应教学科研需要，开办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全国教师暑期进修课程，并会同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讨论制定一项“八·五规划”的合作项目，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1992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在国际政治系和国际经济系全面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其中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跨国组织与跨国政治、东西南北关系的政治经济、亚太政治经济等。[15](P245-246)而北京大学也于1994年起为本科生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1999年该课程被列为北京大学骨干基础课。
1992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文版出版。该书在欧美学界影响重大，从国际机制发展变化的角度分析了跨国经济联系加深的情况下，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变迁，特别是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概念，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世界流行开来的全球化研究的先导。本书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组织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译丛”，其他译作包括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和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王缉思在《国家间政治》推荐序中指出，对比当代国际关系现实，摩根索1948年首次出版的这部著作存在两个重大不足，即忽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忽视了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16]这种观点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互动的重视。
另外一本需要注意的译著是1991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一书，这部著作由金融学的研究者先行引入中国，其后引起国际关系研究者的注意。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大为拓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跨学科特性进一步展现出来。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化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宋新宁立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底色，探索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概念和研究范式。1997年，宋新宁在香港出版《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对外关系》一书。1999年，宋新宁与陈岳联袂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宋新宁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顾名思义，是‘国际’的‘政治经济学’，其理论脉系和方法论基础根植于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17]他进而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弥补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学科鸿沟，也大大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
南京大学李滨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对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流派进行介绍与评述，并应用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的理论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④。此后，李滨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统介绍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葛兰西主义学派，特别是考克斯的理论⑤。李滨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强调妥协与合作，注重从具体的经济活动来分析国际关系的矛盾与冲突，要加强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系统研究，加大对国际正义与世界正义的伦理研究，以此占领道德高地。[18]对中国学者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诸多颇具新意的方法，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一项推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是地缘政治经济研究。1997年，王正毅出版《边缘地带发展论》一书，从世界体系角度研究东南亚发展，此后他在南开大学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亚洲区域主义”国际研讨班，这一项目的具体成果归结为《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一书出版。与众多研究区域合作的作品相比，这部文集突出了区域合作的知识谱系，彰显了区域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性。
鉴于美国权势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北京大学王勇着重研究国际贸易政治和中美经贸关系。1998年，王勇出版了研究中美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专著，2007年出版《中美经贸关系》一书，对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不仅构建了理论框架，而且显示出积极的政策借鉴性。
此外，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继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代表作为裘元伦、何帆合著的《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一书。该书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主要受制于其国内政治博弈，国内政治体系中的不同角色都试图影响对外经济政策的形成，以便使最终政策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结果最终出台的政策将反映出各角色的利益均衡。
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特别是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而言，收获之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终在中国教育系统确立其学科地位。到90年代中期，教育部审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列为国际政治专业和外交学专业的主干课程。[19]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开始招收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从2002年开始，北京大学在本科和硕士阶段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设立博士和博士后研究方向，2003年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并开始招生，系统训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人才，这标志着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实现了制度化发展。
（三）中国意识崛起阶段（2003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原苏东国家加入西方市场经济体系，改变了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劳动力成分；90年代后期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1999年欧元正式发行、2008年底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震动了世界货币管理体系，使得世界政治经济进入新的大变动时期。21世纪的互联网革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化极大地拓宽了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问题领域。受此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充分重视信息、价值、共识等等的内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研究环境、技术标准、互联网、转型经济体等新议题。西方学者积极推广冷战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分析工具，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复合的过程，同时随着复杂的社会效应。其间，经济渗透的扩展极大地影响着政治权力的分配，国内经济变革与国际经济变革交互影响，使得政治权力分配更趋复杂。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经验及其基本理论总结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转型经济体的研究表明，尽管社会基础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就经济发展而言，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含量的提高，产品市场的扩展对经济发展是必需的，而这个认识是全球共同推动的结果；其次，新的知识是在原有知识积累基础上的扩展，而不是否定原来的知识积累。例如，新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偶然性可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但并未否定原有理论的解释力，解释新现象的需求催生了新理论，其经济学基础是通约的。
在这一背景之下，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了更大发展。一个学科的进展一方面有赖于知名学者主观推动知识共同体的建立，另一方面缘于学科本身分析框架的确立，后人能够在新的框架下重新分析历史事实、总结历史经验。比如，经济学经过边际主义的革命，从政治经济学包含的众多政治、道德色彩中脱离出来，成为越来越独立的经济学科，着重解决稀缺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同样显示出这一倾向。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以“开放经济政治学”为旗帜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他们的研究框架进一步纳入国内政治，且充分注重国际经济关系变动的国内政治结果与动因。[20](P757-777)
进入2l世纪以来，代表欧美差异的“大西洋分歧”呈现在人们面前。学者们认为，美国学术界更偏重于用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主流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主张用统一的方式研究这类问题；欧洲特别是英国学者则更转向批评色彩甚浓、道德感更厚重的哲学社会学分析，主要研究劳工福利、社会平等、环境等问题，强调多元化。美国学者借用经济学具有逻辑严谨、方法论可靠、因果论明显等优点，但也失去了对宏大命题探讨的兴趣，人文关怀欠缺⑥。
美国研究界仍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占据主导地位，但世界其他地区并非裹足不前。颇具代表性的是，2009年2月出版的《罗特里奇国际政治经济学手册》一如既往地突出欧美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介绍了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该书特别强调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不仅仅是一门美国的学科。例如，乔万尼，阿里吉认为，基于欧洲历史来解读国际政治经济互动是对东亚尤其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解，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亚洲的出现并不仅仅是西方学者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在东亚演化的结果，特别是东亚发展性国家的成长历史。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既非亚洲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根植于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具有全球性，有可能在大西洋两岸架起桥梁。[21]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被视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沿领域和未来的主导领域之一。“入世”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对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力量的相互影响日益看重，民众和知识界迫切需要了解国际经济关系。此后，国内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迅速增多⑦，中国学者的教材建设也纳入议事日程。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是：复旦大学樊勇明2003年出版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王正毅、张贵岩2003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朱文莉2004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李滨2005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同样十分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2008年出版了《国际经济政治学》，清华大学邝梅2008年出版了《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些教科书既有共同性，也各有侧重，有的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术上的发展渊源，有的则强调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关系、货币关系等。这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市场广阔，需求多元化。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大踏步前进。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仅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标题的文献就为数众多，具体问题领域的研究更能凸显这种进步。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国际贸易政治、区域金融合作、人民币汇率、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地区合作机制建设、能源战略研究等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其特点体现在，中国特色十足，而且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已经从国际关系拓展为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在内的众多学者，更是出现了一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相关的硕士、博士论文。多学科参与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具有中国“情境”、中国“情结”，不仅在学科意义上加快了研究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步伐，而且使得国际学术界日渐瞩目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如何融入国际体系等问题。
以国际贸易政治研究为例，可展示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进度。自南开大学盛斌2002年出版《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之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以及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速度都催生了大量的社会需求。2008年，王勇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全球贸易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和余淼杰的《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理论模型与计量实证》，二者均试图理解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生成、转化及国际贸易机制的重大变化，前者是从国际关系视角出发，后者则以新政治经济学方法为主。此外，处于对外贸易一线的政府官员著述也丰富了我们对贸易政治的理解，比如中国驻WTO公使张向晨博士2008年出版《窗外的世界——我眼中的WTO与全球化》一书，这不仅是一份记录新一轮全球自由贸易曲折发展的历史档案，也是影响日渐扩大的中国愿意向世界敞开心扉的明证。这本著作传递的政策含义是，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达国家应推动全球经济向更为公正、公平的方向前进，发展中国家也要充分认识到全球化的两面性，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国内制度建设，才能从全球经济扩展中持续获益。国际贸易政治的研究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界共同使用的方法的娴熟掌握。可以说，国际关系实证分析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国际经济关系、国际制度研究的认识。尤其是，诸多学者认识到，经济学训练有助于提炼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高对国际经济关系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变量权重的认识。
强调中国意识并不单是中国学者的主观揣度，这种学术理性来源于长期知识积累之后的能力提升，也来自于国际交流和社会性互动的需求。2006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研讨会评述《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一书，系统回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程和研究进展。2008年，北京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在北大召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走向自立。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第二代学者中的领军人物、加州大学教授戴维，莱克在《开放经济的政治学》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融入国际体系进程将给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形成挑战；中国的庞大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将打破国标市场的“小国”模型假设，中国的国内政策变动将有力地影响国际市场价格体系；中国持续推进规模经济生产的国际效应目前还远未被揭示。[22]如果莱克所言非虚，那么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众多社会科学领域里面，最有可能对增加新式的社会科学知识迅速做出贡献。
三、积极推动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世界经济研究者首先推动了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互动的研究。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学术交流也随之而盛。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国家战略目标推动下，逐渐走入中国知识界，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起源、主要任务和学术观点已广为人知。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开放的学科，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界日益认识到其重要性，热情加以介绍、引进。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并未满足于第一代学者的概括，大踏步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接过从智囊机构传递过来的学科建设接力棒，强化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高校的制度化建设进程，直至2003年北京大学招收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随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开始以中国视角、中国话语、中国情怀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如果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建设为参照系，那么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引入与西方的起步建设相差不过20年时间。如果以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与学科发展程度作为一种标杆，那么中国引进西方学科成果的速度不能说不快。美国是在霸权鼎盛阶段面临盟国、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时，力图突破原有支配美国对外关系哲学的约束，为美国确保地位寻求新的理论支撑。与之相对照，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一学科的重要性，其主旨在于探索国际范围内政治与经济互动对国家战略的重大影响。如果说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于美国霸权的风雨飘摇时刻，发展于欧洲、日本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抗美国模式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引入则是服务于完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需要。不过，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显然不是致力于学科建设的学院派所能主导推动，其最大的动力来源于中国日益国际化所催生的内部需求这一事实。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际，西方世界正经历一场重大的国际危机，美国主导的体系不仅面临其盟国的挑战，也遭受到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威胁，美国学者积极探索适应国际形势发展需要的新学科，以捍卫其核心战略利益。实践证明，国际政治经济学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乃至文化利益。如果说西方理论有其合理之处，理论总结来源于社会实践和特定的发展阶段，那么明确中国的处境要远比学习理论来得重要。在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英国霸权、美国霸权及两个国家从地区性国家成长为世界大国的经验教训融入到这一学科之中。不过，英国、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诞生之时，国家间关系还处于弱肉强食的时代，相互依赖的影响远未发挥出来。今天，国家间互动的进程极为丰富和深刻，如何抓住其中塑造社会需求的力量、如何用理论建构预测这一进程是我们直面的挑战。
对照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开创未来的新阶段。进入新世纪以来，主要高校以国际关系（尤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为代表）、政治学研究（尤以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为代表）、经济学研究（尤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代表）为主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和相关研究进一步展开，学科建设体系走上完善之路。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界日益重视国际经济体系变动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界则强烈感受到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和国际利益增多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这两类研究力量的沟通与互补不仅提升了专业训练水平，而且促进了对分析性工具的掌握。
随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互动的加强，以中国对外关系为核心的战略分析成为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成果的绝佳领地。中国的东亚地位、世界影响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心，如何推进中国东亚战略、“走出去”战略的研究，如何把握因为中国海外利益增多所引动的国内外政治变革，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化所必须重点研究的核心议题。进一步说，如何锻造总结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将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在很长时间内面临的难题。毫无疑问，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化工程不仅需要，而且必须由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人自己来实现。以此为基点，推进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更具有紧迫的现实价值。
［收稿日期］2010-03-07
注释：
①当然，主张“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者亦不乏其人，但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国观念、中国主张、中国话语逐步展开，这些主张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对。
②1982年，宦乡在世界经济形势讨论会上指出，“战后几十年，资本主义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全球化”，这恐怕是中国学者中最早提出全球化并加以论述的。宦乡：《纵横世界》，第19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③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胡耀邦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这两个讲话明确了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内涵。随后，中国进一步强调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调整以苏划线的僵硬做法，强调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外交关系。
④例如：李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第3期；《从经济发展看当今国际格局的变化》，载《欧洲》，1996年第5期；《试论国际贸易与政治关系》，载《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作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2期；《经济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9期。
⑤李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载《欧洲》，2000年第1期；《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批判者的异同：考克斯与后现代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期。
⑥相关内容和分析请参考如下杂志：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3，2009.
⑦其中门洪华主持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纳入了几本经典和前沿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2002；罗伯特·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2003；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2004；约瑟夫·格里科和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2008。
标签：政治经济学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