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话语理论：福柯的人文学科话语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人文学科论文,批判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最近有关话语的论争使得这个原初是语言学术语的词的意义发生了深刻变化。“话语”进而可以表示为“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话语涉及的是通过语言对知识的生产。但是，由于所有社会实践都包含有意义，而意义塑造和影响人类的所作所为以及操行，所以一切实践都有一个话语的方面。”①话语被表述为整个知识的陈述方式，知识也通常以话语构成体的形式出现。但知识也不可能只是一个陈述、一个文本、一种行为或一个来源，而是通过一系列文本、各种形式在社会的不同场合出现。像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他物”一样，福柯认为，“话语之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他指出包括医学、精神病学、犯罪学、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甚至如心理疾病等众多领域都是专业化的人们言说方式(话语)的产物，即话语是对许多具有普遍性社会问题的表征。显然，这已不是仅仅一般性层面的描述社会现象，而是以一种历史责任感，寻求有别于传统人文研究的范式。福柯是以话语为核心所进行的学科史研究，恰如有人对其话语理论研究所做的总结那样：“福柯作品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他精确描述了写作过程中不同的话语概念，而且也因为他为话语分析与社会科学之间提供了关键的联系。”②福柯的理论使得话语被赋予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范式，它是对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的实践说明。本文将越过专业的语言研究领域，将话语置于整个人文学科体系，就话语理论的发展、对话语理论产生影响的思潮以及福柯人文学科的话语范式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探讨，以确证话语理论在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的“文化转向”性的立场。
一、话语理论的发展
在语言学领域，话语研究早已有之，主要是以话语分析为主。但实际上，话语分析往往只限于个体的使用或者至多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而如果把话语投入到整个社会实践中，它就能发挥巨大的功能。例如，从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来看，文学就是话语建构整个社会和政治世界的方式。德里达认为，当语言变得普遍有问题时……一切都成了话语③。也就是说，语言只是一种符号载体，当语言本身成为问题时，它至多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体系，而话语却能对现实的实践行为进行陈述，话语规定语言使用的社会实践。对话语的研究不只是语言学家们的事情，它的重要性在非语言学专业的研究者们那里受到关注。
较早从非语言学角度阐释话语理论的是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把话语考察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之一。作为一名出色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更着重于语言的社会历史性语义分析，着眼于语言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变化的“活的意义”。在他看来，话语就是在对话原则下的语言应用，人类的生存总是要面对世界，“我”面对“他者”，作者面对读者。这种对应是相互的行为，是彼此间不断的交流、沟通，因此形成人/神、词/物、我/他、作者/读者之间的对立辩证关系并产生意义的过程。正是因为对话，互相之间的意义才不断发生变化。人、他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方式都具有相互依存的对话性关系。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自我，只能存在于我与他者的交往中，自我离不开他人，否则就不能成为自我。而语言的主体性是通过人称实现的，任何个人都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反映与相互接受中获得确认的，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④巴赫金把话语与人的存在结合起来，指出二者之间密切的对应关系，表明了话语超越于语言学属性的意义。
巴赫金之后，话语研究开始在人文学科领域内获得了特定地位。福柯、拉克劳、墨菲、豪沃斯、米尔斯、本维尔、芬纳以及菲尔克劳等⑤对话语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福柯就表示了对语言的结构主义描述的反对，他的话语分析专心于表明话语实践与非话语活动和制度设置之间的联系，有关他的集大成式的话语观点后文有专门论述。值得指明的是，福柯的反结构主义话语观为拉克劳和墨菲等证实⑥，后两位学者在使用话语概念时，突出强调了每一个社会构造都是意义丰富的事实。话语事件总是与客体存在相连接，在社会科学中话语概念的使用，使它得到了更为技术化和理论上的呈现。米尔斯则将话语结合到批判理论、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心理学等许多领域进行系统论述，认为话语被广泛用于分析文学以及非文学文本，并经常被用来澄清某种理论混合性。米尔斯通过话语的概念进行系统论述，涉及了更为宽泛的内容⑦。其他像本维尔、芬纳以及费尔克劳等则将话语运用到实践中，例如，话语对人的身份认同的建构⑧。豪沃斯总结指出，最近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话语概念获得了广泛的发展，许多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在使用这个概念以分析各种问题。但在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的实例中，研究者们使用话语的概念具有很大的盲从性以及与主题的偏离(underthematized)。豪沃斯对话语理论的发展有过系统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分清这些陈述⑨，并指出话语理论三个层面的发展⑩：
首先，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通过参照经济生产与再生产的矛盾性过程强调话语的。因此，话语通常被视为意义的意识形态体系，从而模糊了权力和资源的不均衡分配。这意味着话语分析具有揭露体制的批判性任务。这方面话语也受到了以批判理论著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的影响。其次，语言学家菲尔克劳等整合了该思想的社会学和哲学思潮，发展了批判性话语分析(11)。通过吉登斯的结构框架理论，菲尔克劳建立了自己处理话语分析的全部社会学架构理论。吉登斯强调人的意义和理解的中心性，他的社会理论因而更加强调行动者的行为。菲尔克劳吸取社会结构和人的能动性这种二元论主题，坚持认为在话语与它们发挥功效的社会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构成性关系。话语分析的任务就是要探究这个辩证关系，并揭露语言和意义被抑制的主导行为。最后，德里达、福柯、拉克劳和墨菲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更加综合的话语概念。这些概念把社会结构视为内在的、模糊的、未完成以及偶然的意义体系。例如，在对意义进行分析中，德里达认为意义产生之时只有符号，且仅仅在于符号。在符号之外没有原初的意义，那是图像表征的一种形式，因此书写只在原初的意义内。没有符号(即书写)，人类将无法探究知识、真理和文化。书写总是文本之外的书写，文本是它们外在的构成。因此，德里达认为文本或写作就是话语，而人们的社会经历都是根据延异的逻辑被建构的。拉克劳和墨菲利用后结构主义哲学发展话语的概念，包括所有的实践和意义，解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会行为者的团体。在所有这些观点中，话语构成了象征体系和社会秩序，话语分析的任务是要研究话语的历史和政治结构与功能。
豪沃斯的概括基本上是在话语的意识形态性、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的产生以及综合的话语概念等层面。从中，我们不难得出话语所要表达的最基本的意义：其一，话语是一种实践行为，而不只是在抽象地言说一件事。这就像奥斯丁与塞尔把言语看成一种行为的言语行为理论一样。话语分析已经详细描述了不同类型的复杂的言语行为，试图解释不同方面的交流信息，例如精神病学中的谈话疗法，病人是通过识别医生有意向的话语，在对这个话语反映中获得治疗。话语成了治疗精神病人的主要方法。其二，话语理论主要还是表现在其表层的对话分析上。这很符合加芬克尔的社会学研究中的日常“语言”实验方法(12)，即个体对其自身日常行为方式的研究。加芬克尔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说话者的行为以及互相之间的对话发现，人类的对话其实是填补说话者之间的空白与交叉。当然，说话者可能采取特定的方式，对话的双方可能通过身体语言、眨眼、语音和特定仪式的词汇等常规符号进行交流，从而领会彼此的意义。因此，话语是在交互行为的行动者之间个体关系的表现，包括在制度结构内的个体与社会组织的话语建构。话语在对话分析上蕴含了深刻的社会理论研究内容。
二、影响话语理论的思潮
事实上，与社会科学中各种复杂而又有争议的概念一样，话语的意义、范围和应用与其体现的不同理论体系是相关的。在社会世界中，这些概念具有获得其自身知识属性的各种特定假设。这意味着，如果有人想要提供话语概念所使用的合适语法，那么他就需要深入到话语发挥作用的不同理论语境中。比如，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者们都认为话语最好被视为架构或认知的图式，意味着一种群体意识策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世界与自身的理解并激发集体行为。被视为架构的话语主要是工具性的配置，分析话语就是要发挥它们在特定语境中的运用。
与实在论的话语更加强调话语研究与分析的本体论维度一样，哲学本体论强调，社会世界是由独立存在的客体组成，具有其固有属性和内在的力量。话语陈述着现实世界中事件及其发生过程，被视为具有它们本身属性的特定客体。对实践者们来说，语言只是一种结构系统，而话语分析就是要弄清楚语言可能出现的含混概念，语言在话语的表征上发挥着强大效力。相较于语言而言，话语更加突出其与社会现实的联系。简言之，这种观点强调了组成话语可能的潜在物质资源，话语是对结构文本的动态研究，话语在陈述物质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话语理论受到了结构主义、解释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首先，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对话语理论的影响。尽管前文提到了福柯反对语言学的结构主义研究，但无论如何，作为语言学范畴的话语受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存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者们(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涉及所有指义系统和实践，但他们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换言之，他们没有考虑话语的出现，而仅仅停留于能指、语词、短语、表达和句子的抽象语言学层面。而斯特劳斯、拉康、阿尔都塞和巴特等理论家们则使用语言的结构模式来解释广泛的社会现象，包括对神话的解释、语言中人类主体性的形成、生产和社会形成的不同模式的分析等，通过对不同象征符号的探究，将意义赋予日常社会生活内容，这些就已经是在研究话语了。例如罗兰·巴特对不同广告的分析(13)，认为广告可以变成对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基本意义的传播。与断言语词和语言指向客体世界的语言理论相比，后结构主义认为意义取决于系统的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意义产生于术语之间差异的效应，而不是词与物之间的任何关联(14)或文本、客体或实践的固有特征。
在对广泛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多数研究者都意识到了缺少某些结构主义思想的关键性假设。也正是缺乏类似于福柯的那些假设才导致了这样的问题：关于系统(结构)的历史建构，系统要素之间确定的关系以及从社会世界中排除的人类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究竟如何予以说明？其实，在试图解决这类难题时，德里达、福柯、拉克劳与墨菲等一直都在质疑结构主义潜在的一些假设，这使得作为思想的后结构主义哲学(15)变得非常出名，因此，话语自然也就成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实践的结果。
其次，话语理论也受到了解释学思想的影响。一方面，话语理论反对那些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者对社会生活的说明，毕竟这些仅仅专注于可观察的事实和行为，支持无意识结构规则，而忽视日常行为的意义。相反，话语理论家们引用解释学哲学的理论，目的是要解释行为的意义，而不是查明意义产生的偶然机制。这意味着发现话语的历史性向度与惯例是话语的社会研究目标之一，因为正是它们构成了特定社会语境中意义的生产。另一方面，话语理论家们并没有揭开社会实践潜在的意义，某种程度上，社会实践隐藏了行动者，而不只是寻求对它们的解释行为。这表明意义应该停留在社会实践中以等待解释者们重新去发现，一旦被觉察，意义就能明显地从一个主体向另一个主体变换。因此，话语援引了后结构主义理论，话语理论家们把意义理解为“能指游戏”的效应，认为如果条件恰当的话，意义的过渡就会变得可能。此外，解释学并不是把解释定位在社会表面或深层，而是通过把它们的意义限定在宽泛的历史和结构语境中，从而寻求提供对社会实践的新解释。
最后，话语理论显然还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语言和意义被视为意识形态现象，它们参照日常经济和政治过程而被解释。马克思主义也关注社会行动者的角色，探究它们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关系。然而，经典马克思主义把意识形态还原到更加确定的社会过程，如经济生产和阶级斗争上。葛兰西、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西马)理论家用非还原论和反本质主义方法对社会和历史变化进行说明。他们重视意识形态的物质和实践特征，而不是其纯粹精神或非表征的品质。
由此可见，话语理论无论如何都离不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毕竟话语源于语言，是介于语词与文本的中间概念，它不能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这为话语成为后结构主义考察的重要对象提供了参照。另外，解释学对话语行为的说明也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话语重建。米尔斯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论述的根据(16)，她将话语结合到批判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结构中。正是由于后结构主义、解释学和西马的批判理论等的影响才使得话语理论真正具有了学科的意义。
三、福柯的人文学科话语型理论
福柯的话语理论主要见其所著《知识考古学》。从书的命名来看，他所要做的就是一种彻底的颠覆，试图通过话语揭开欧洲文明演变的各种先验的知识，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17)。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史学的著述，而是一种“反史学”的行为，质疑传统史学原则。另外，福柯也颠覆了结构主义符号论原则，主张话语分析的文化史研究方法，突出了西方整个文化史的话语冲突。尽管他的方法或理论显得稍许偏激，但却赋予了一种新的学术批判方式，促进了诸如女权主义理论的话语论争，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等新学科范式的产生。
福柯反对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指出人文科学应该是话语体系。他认为文化是决定人们的生活、工作、说话和思考的方式，它所表征的对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是一个没有主体的知识空间，但任何人都必须仰赖这种知识才能存在。人文科学就是这样的一种话语体系。任何术语或概念在被赋予某种确定的意义和价值时，它们也只是在知识层面发现自身，这就是福柯的知识型，也就是他的认识论。一个时代的知识必定为该时代的知识型所决定，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静态的、同时性和彼此孤立的结构，但它不是自身调整的结构系统，各种知识型之间没有历时的或发生学上的演进关系。因此，西方的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不同历史阶段中庞杂的话语群，它们经过不断的转变、积淀，才逐渐形成不同的专业话语体系。在对历史上所谓经典书写的质疑中，福柯写道，“书籍枉为人们手中的物品，白白地蜷缩在这小小的将它封闭的平行六面体之中，它的单位是可变和相对的。当有人向它提问时，它便会失去其自明性，本身不能自我表白，它只能建立在话语复杂的范围基础上。”(18)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掺杂人的主观意志，被各种权力干预。经典文本的形成便是权力干预的结果。因此，他只考察话语实践如何产生了知识，而不管它们是否能成为经典。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发展就是不同种类的知识型在交替变换。福柯对知识的考古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例如从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7至18世纪的古典时期，再到19世纪以后的现代时期的转换。由于没有历史的或发生学上的演进关系，各个历史时期知识的变换似乎成了一种偶然的突变。换句话说，从一种知识型到另一种知识型并没有必然性，也不存在发展的规律。例如，文艺复兴是对欧洲古代文明的“复兴”，它因而具有某种相似性；古典时期的知识型则表现为再现现实的过程；18、19世纪的知识就体现为人类中心论的。但在当代，人类中心论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人在知识和社会的发展中都不起作用了，人消亡了。人文科学不再分析“人是什么”这个本质主义问题，而是要分析“是什么使得人的存在能够知道生命是什么，人是以何种方式说话”？因此，人不再处于创造的中心，也不是生命的顶点。现代思想的任务也不再是寻找概念的连续性和根源性，而是去描述使概念得以可能的知识型。这种知识型与话语秩序本身是有联系的，那就是话语本身。
福柯认为，人文科学应该被视为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而他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关于知识的话语分析的理论。用福柯的话说，就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认识世界)实际上就是一种与世界所发生的话语关系，脱离话语的就都是不存在的。这就打破了索绪尔语言与言语二元对立的模式，标志着福柯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后结构主义的。在分析过程中，他主张将历史范畴悬隔，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话语分析是非历史的，他要打破的是传统的历史观，而非历史本身。那么如果抛弃了传统的观念，我们还能分析什么？如何分析？福柯的回答是，我们应该陈述一切所说的和所写的，也就是话语。对此的进一步解释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说明。
首先，话语是一种表述与分析。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有规则的言说方法，限定并产生了知识的对象，从而主导主题被谈论与实践处理的方法。话语建构、限定和产生知识的对象是以陈述的方式进行的，与此同时，也排除了其它非知识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在无穷延宕中并没有得到发展，而是被权力规约了。话语权力不仅在确定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下能够被说出来，而且决定谁在说？什么时候在说？以及在哪里说？福柯通过关注学科史研究来考察权力产生的主体。例如，他在分析疯狂时，告诉我们关于疯狂的知识，规定了关于疯狂、主体的可说或可想的制度，主体私下在处理疯狂的制度内对疯狂的实践说明(19)。他以完全解构的方式，颠覆了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先设定，表明了分类体系是如何成为标准化过程(即围绕中心标准对范畴的贡献)，以及主体产生的实质。
其次，话语突出了主体的建构。福柯认为，主体不是稳定的普遍实体，而是话语影响下在语法中建构“我”的过程。主体被认为是话语生产的主体，取决于在话语立场中的先在性，即我们理解世界的话语功能。现实生活中，我们首先要占据话语的主体立场，这样才能清楚了解世界的意义，懂得自我是在与他者的关联获得呈现的。因此，主体的立场是调节话语产生意义的关键，也即占据主体的立场从属于话语权力的调整，而人类的主体性(自我认同)就是这样一种话语建构的实践行为。
第三，权力话语观。福柯突出权力话语的实践，认为社会秩序是由权力话语构成的，权力话语产生主体，建构秩序。福柯将注意力引向权力问题及其延伸的领域，这是通过社会世界实现的。通过研究治理(governmentality)的概念(20)，福柯将之理解为社会政策制定的规则，正是在规则(即福柯所说的“秩序”)的作用下，人类才能成为官僚政体和学科模式的主体。有关“治理”的概念还强调，社会调节的过程并不监督或反对个体，而是行为、伦理竞争和社会活动的自我反思模式的组成。而争论人类主体性的话语建构，也归因于福柯关于现代主体的谱系学研究。其中，自我从根本上说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产物。话语(作为说话/实践的有规则方式)提供说话人的主体立场，这样，世界才有意义，而说话者在“承受着”这些话语的规范权力。一个主体的立场是有规则的话语意义单元，话语在其中产生意义。说话就是据有先在的主体位置并接受那种话语权。
福柯描述的主体正是权力不断个人化的产物。权力不仅是某种控制机制，而且也是自我的生产。学校、工作机构、监狱、医院、避难所以及性别话语的规训权，通过强加给个体而赋予个体以主体性。例如，身体是规训实践的场所，它使得主体成为真实，这是作为特定历史话语结果的真实，这些历史话语包括犯罪、惩戒、医疗、科学、性别等。福柯提供了理解主体性与社会秩序之间联系的有用工具。然而，他并没有提供由一些主体，而不是由他者占据的方式来理解话语，或者如何通过规训话语实践产生主体的说明。而事实是，话语建构的主体立场过程是由具体的个人、幻想的意义以及情感“投入”占据的。
福柯把话语看成是一种陈述，但他更多的强调去描述陈述以及它们的可能关系(21)。但这样做就容易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对陈述、事件、话语的使用；另一方面，还涉及对这些陈述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合理解释，因为陈述的状况和被陈述的对象是不同的。为此就要探究构成社会现实的话语方式，即话语如何在现实中运用的？我们可以援引豪沃斯有关“话语的”(discursive)、“话语”(discourse)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这三个范畴(22)进行批判性说明，而在我们看来，这三个方面也正是话语表达的三种呈现。
其一，“话语的”范畴表明所有的对象都是话语的对象，因为它们的意义取决于制度以及具有差异的社会建构体系。例如，一座森林也许具有本真自然的美，但却是道路建设的障碍或者只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这是取决于其分类规则和差异视角，而正是后者赋予了森林以意义。从差异的角度来看，作为有意义的实践，“话语的”这个观念并没有减少对语言与世界的怀疑，相反，它避免了理想主义假定，后者认为我们总是在一个意指实践和客体的世界里，因此，逻辑上对它的否认就是不可能的。易言之，人类被投入到有意义的话语和实践的世界，进而达到认识世界的目的。
其二，“话语”范畴被用来指称历史的特定意义体系，它们形成了主体和客体的认同。话语是建构社会关系与实践的体系，它们的形成是一种制度性行为，话语建构因而包括权力实践以及与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结构性生成。话语是历史的建构，对那些被排除在话语生产中的政治力量而言，话语总是处于易受攻击的状态。而从试图摆脱对现实的事件发生进行控制的角度来看，话语也包括某种“脱位(dislocate)”的效应，因为只有这样，现实的主体的人或物也才能获得各自的立场(主体或客体的自我认同)。
其三，“话语分析”指把分析意指实践的过程看作话语形式。这意味着话语分析把一系列语言学的和非语言学的材料：言说、报道、宣言、历史性事件、采访、政治、观念、甚至组织和制度当作文本或书写来对待，书写因而经历客体、语词与实践的世界。话语理论家们在此利用和发展语言学与文学理论中的许多概念和方法，所有这些概念和方法与本体论假定是一致的。而这也正是对前文所提到的话语研究者们曾经热衷于批判性话语分析(CDA)的理论上的映照。
话语理论是福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对其的批判性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话语转向”这一人文科学研究的方向性转变。很显然，与语言学转向相比，话语研究有着广阔的视阈。社会世界是话语陈述的对象，话语形成主体和客体的认同，包括文本和书写也都是话语的形式，话语不仅产生知识的对象，就其本身而言，它也是整个社会科学范式下的知识生产。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的确意义非凡，尤其是其延伸的“话语转向”。这一转向也促进了学术研究中话语理论的形成。一方面，话语理论对意义和含义问题的关注不仅是语言本身的研究，而且也使语言学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人类的行为和社会构成被视为实践的象征体系，研究者们借用了语言的结构主义方法，通过话语发展了复杂的社会形成的概念。话语因而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实践行为，反映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通过话语，人们才能把握社会运行的规律与本质。福柯的权力话语实践为这方面提供了理论支撑，掌握话语就等于把持权力，而知识带来权力，要掌握更权威的权力就需要更多的知识。其次，语言和社会实践的结合为不同话语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语言只是组成了指向世界客体的语词，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联系。意义和含义完全发生在语言系统内，甚至客体也并不先在于概念。语言并不是因为参照客观对象而建构主体的行为，语言只是形式而非实质，语词建构的主体行为与其意义是不同的。最后，话语明确了正在建立的人的主体。话语是由人们正确地说和实际地说之间的差异构成，是由话语对象、陈述、话语的形成以及因它们发展而来的主题和理论等基本要素组成。当然，作为学科范式的话语理论并不仅仅限于语言学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笔者看来，对话语的理论探讨并未真正完成。鉴于话语在现实社会中的复杂性，话语研究的丰富性依然有待于我们深入探讨。
注释：
①(13)[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4页，第38-41页。
②⑨⑩(22)David Howarth,Discourse,London: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p.48,p.ix,pp.4-5,pp.10-11.
③Jacques 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London:Routledge,1978,p.280.
④[苏]巴赫金：《托斯陀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见《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341页。
⑤如[美]豪沃斯(David Howarth，2000)和[美]米尔斯(Sara Mills，1997)分别以话语直接命名的论著《话语》，[英]本维尔等(Bethan Benwell & Elizabeth Stoke，2006)的论著《话语与认同》，[美]芬纳等(Anna de Fina,Deborah Schiffrin and Michael Bamberg,2006)编辑的论文集《话语与认同》，[英]菲尔克劳(Lilie Chouliaraki & Norman Fairclough,1999)等的《晚期现代性话语》等，而这些都是最近十多年来出版的与话语有关的著作。
⑥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Post 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in New Left Review 166:79-106.
⑦Sara Mills,Discourse,London:Routledge,1997,p.1.
⑧有关话语对身份认同的建构，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见陶国山：《寻根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建构》，《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05页。
(11)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See Christopher Barker and Dariusz Galasinski,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London:Sage,2001.
(12)See Anthony 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38.
(14)[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哲学流派，而是发轫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种方法论。相比而言，后结构主义则是一种后现代思想潮流(见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前言，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Sara Mills,Discourse,London:Routledge,1997,see Chapter 1,"Cultural Theory/Critical Theory"; Chapter 2,"Discourse and Ideology"; and Chapter 3,"Discursive Structures" in her book.
(17)(18)(19)(21)[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3页，第23页，第33-35页，第32页。
(20)See Michel Foucault,The Care of the Self,Harmondsworth:Penguin,1988.
标签：话语分析论文; 语言学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福柯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