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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6-0029-07
按照卢卡奇的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1](P307)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之谜”的解答，而在这一解答中最关乎本质的就是“资本”问题。对“资本”的审视和批判乃是解开资本主义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P591)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根本上就是对资本主义野蛮社会的病理学诊断，是资本主义世界自我摧毁过程的历史。[3](P110)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作为“资本逻辑批判”而存在的。
一、资本逻辑：资本与形而上学的“结盟”
在哲学史上，传统形而上学往往都是以概念的形式在思想领域里起着统治作用。但当哲学家们在思想领域里前赴后继地反对形而上学时，形而上学却在现实生活领域里“冒”了出来，并挺起了其强大的“身躯”，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资本逻辑”。因而，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结盟”和“共谋”，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与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的统一，二者是相互支撑和拱卫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经过了文艺复兴、完成了宗教改革之后的“理性启蒙”的时代，也即一个上帝人本化、自然化的“祛魅”的“资本的时代”。可以说，“理性”与“资本”是马克思所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两大“支柱”。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从而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P11)。这些关系，实际上就是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等价交换原则——形而上学的“资本化”体系。
马克思的思想，特别是其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直接与其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其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密切相关的。这正如德里达所言，马克思是黏附于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天，马克思的批判就幽灵般地伴随一天。[5](P6)这种理解凸显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更为重要的独特的生存基础和现实根源——“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异化生存状态。而所谓“抽象”，“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6](P111)。离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亲身体验和对其内在矛盾的独特而深入的揭示和分析，就不会有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否则的话，马克思就不会强调自己的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了。[7](P22)
在马克思这里，从理论方面看，虽然黑格尔通过其概念辩证法实现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在其“绝对精神”中的统一，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元对立”的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是形而上学在理性中的“完成”，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仍然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形而上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瓦解和颠覆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仍然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任务。而从现实方面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来源于他本人对刚刚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亲身体验”，且直接针对理性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支撑——“资本”。对此，美国学者奥尔曼特别强调，指出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资本主义是这样从早期阶级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它将全部主要的生命活动统一到一个由“价值规律”及其所伴随的“金钱权力”所统治的“单一的”有机系统中。[8]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时代，由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特别是经过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洗礼”，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在天国的统治陷入窘境之后，它只好改头换面，与资本结成“神圣同盟”，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的形式继续在人间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这实际上是形而上学获得了资本的“支撑”和“拱卫”，从而具备了资本的本质，实现了“抽象概念的物质显形”[9](P230)——形而上学的资本显现。对形而上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这一独特本性，卢卡奇曾以马克思关注“商品”为例进行过说明：马克思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而由此形而上学获得了“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资本的存在——引者注)，并且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的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性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1](P144)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即关于人与自然的神秘化观念)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10](P85)。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资本形而上学”。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家们苦思冥想的绝对“同一性”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资本”生产中获得了完全的表现。
其次，我们再看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
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独具慧眼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实质不仅依赖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而且依赖于这种扩张本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谋取方式”，即理性形而上学依靠启蒙而开展出来的、对存在者的控制方案和统治形式。正是由于资本与形而上学“共谋”的“这种双重的经纬，方始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一样，它也来自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11]。而现代理性形而上学的这一无止境的“谋划”，与资本本身无限增值的本性联合起来，共同促成了马克思时代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以资本增值为目的交换原则，与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在这里，马克思比黑格尔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与形而上学结盟和共谋所造成的“个人受抽象统治”的人的生存的灾难性的、非人道的和异化的方面。在这一时代，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了机器大工业，同时也使人摆脱共同体束缚而编织进市场体系。人不仅受“头脑创造物”——观念的统治，更受“双手创造物”——资本的统治，并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因此说，资本主义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和交换体系，将一切时空领域中的东西都连为一体，形成了总体化的社会进程，这实质上就是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建构和控制。对此，舍勒认为，资本主义现代的体验结构之转型概而言之是“工商精神”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在主体心态中，“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换和颠倒。[12](P6)而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指认的“商品形而上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这一“形而上学”的实质，马克思还形象地比喻为“桌子跳舞”[7](P88)以及“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4](P597)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所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获得形而上学“附体”的“又一次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的模仿实质”[13](P9)——“形而上学是打在资本的额头上的该隐的记号”[5](P118)。对此，杰姆逊认为，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仅仅是借助工具理性的众多社会一体化原则中的一个”[14](P256)。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是具有内在“姻亲”关系的：资本具有形而上学本质，形而上学也具有资本本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有的“双重事实”出发，来揭示和批判其“秘密”与“实质”的。对此，海德格尔曾专门强调：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因为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15](P383)而关于这“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海德格尔晚年又在一个讨论班上指出：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或根本不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然而，马克思却“懂得”这双重的现实。[16]这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强调指出的：我们不仅要看到资本的“物质”方面，更要看到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6](P211)所以说，只有马克思真正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结盟”和“共谋”关系，看到了形而上学的资本本质与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的统一，认清了资本的界限同时就是形而上学的界限，形而上学的消亡以资本的消亡为前提，从而真正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与“实质”，为其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二、资本逻辑的三重内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明确强调，“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7](P112)。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已揭示出了从物到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逻辑发展过程：物与物的交换W-W，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W-G-W，再到以货币为目的的交换G-W-G'，最后形成以资本增值G-G'(G'＞G)为核心的交换原则和交换体系。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不是商品(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而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而是货币或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是资本的增值。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17](P278)。这一以资本自身的增值为最终目的的由“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资本逻辑”的形成和作用过程。所以，“资本逻辑”是指资产阶级社会里以等价交换为原则、以资本增值为目的、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一种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而资本逻辑作为这一生产、分配和交换体系，其本质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力量和逻辑。它像传统形而上学在思维领域里一样，在现实领域里起着同化一切、吞噬一切、控制一切的统治作用。具体来说，资本逻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内涵。
其一，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统治原则和标准。
现代世界乃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所谓现代文明，“初始地说来并且本质上重要地说来，是由资本为其奠定基础、并制订方向的”[11]。因此，资本逻辑体现在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终极的“绝对存在”和“绝对价值”。资本的唯一目标就是使自身增值，它如同“普照的光”，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隐没其中，它主导着人与世界、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轴心原则。它“至大无外”——没有什么还能逃避于资本力量的掌握而自存；它“至小无内”——没有什么能幸免于资本力量的侵蚀而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18]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有过明确的揭示和指认：资本逻辑“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P35-36)。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存在物的内在“本质”和“实体”，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6](P44)，一切存在物都必须在资本面前证明其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即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否则就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在此意义上，资本成了万物的尺度：资本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
其二，资本逻辑是一种吞噬一切的“同一性”和“总体化”的控制力量。
一方面，资本逻辑使资本的关系成为统治现实生活唯一的、绝对的关系，把人的生命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丰富内容，都还原和“蒸馏”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P34)。所以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7](P611)，即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权和控制权。对此，赫勒指出，资本逻辑在全世界扩张——它吞噬世界，使世界同质化。[19](P52)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具有操控一切、使一切扭曲和颠倒的魔力：“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4](P247)；它如同传说中的巫师，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把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懦弱的变成勇敢的。所以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P34-35)。对于作为一种强大的同一性力量的资本逻辑，马克思强调，“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因此，“工人的联合，象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20](P83)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完全受制于资本，资本逻辑成了颠倒、同化和统治一切的巨大社会控制力量。“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甚至“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扎格纳特车轮下”。[7](P743)关于资本这种同一性力量对个人的统治作用，马尔库塞曾深刻指出，“在此过程中，目的与手段似乎易位了：异化劳动时间占用了个人需要的时间，从而也规定了需要本身。逻各斯表现为统治的逻辑”[21](P84)。而资本主义正是从这样的阶级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它将全部主要的生命活动统一到一个由“价值规律”及其所伴随的“金钱权力”所统治的“单一的”有机系统中。
其三，资本逻辑还是一种保守力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资本逻辑的深层意义，还体现在它是一种试图永远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使现存状态永恒化的、“非历史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7](P922)因此，“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实质上具有的特征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像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的意识”[22](P257-258)，也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本逻辑在根本上是一种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必然把由资本逻辑所控制的社会状态宣告为完美的“千年王国”，这一“千年王国”代表着理性的实现，因而也就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对此，马克思这样总结道：“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2](P48)资本逻辑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永恒的符咒”。针对资本逻辑的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马克思指出，“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的)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23](P285)，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全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而这一做法，就使“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因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6](P24)
从资本逻辑的上述基本内涵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由于资本逻辑本身既具有同一性和现实性，又具有强制性和隐匿性，方使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和力量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在“感性”的现实领域里强劲地存在着，并左右和控制着人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在20世纪一片“拒斥形而上学”的“呐喊”声中，传统形而上学表面上被“打倒”了，但实际上却转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以“资本逻辑”的形态继续“感性地”显现着自身。这正是资产阶级社会里“理性的狡计”被“资本的狡计”所取代的直接体现。所以说，资本逻辑是形而上学同一性在资本时代的“感性复制”，也即形而上学“幽灵”的现实再现：“商品交换，还有市场，使世界充满了幽灵般的面目”[19](P55)。但资本逻辑这种强大的、极度自我膨胀的同一性逻辑和力量，必然会为了自身的无限增值，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变为自己增值的手段和工具，都变成自己统治和奴役的对象，因此也就必然造成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社会越来越严重和突出的两极对立和两极分化。这其实也正是形而上学本身内在的二元论困境在资本逻辑身上的必然表现。而这又是资本逻辑在自身内部永远也无法弥补和调和的裂缝和悖论。当这种分化和对立达到资本逻辑的同一性力量所无法控制的边界和限度之时，资本逻辑必然要走向瓦解。在这一意义上，资本逻辑的这种强大的同一性，必然孕育着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三、资本逻辑的社会历史批判
在马克思这里，“凡是对于货币形态以及根据货币形态而展开的思考所进行的批判，都化为对于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24](P41)。所以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破除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结盟”和“共谋”所形成的“资本逻辑”，就是通过对资本逻辑的“社会历史批判”这一独特性的批判道路来实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就是对现代性社会的资本主义本质的历史批判。[25]而马克总要完成对资本逻辑的“社会历史批判”就必须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既批判、解构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幻象”，又颠覆、瓦解资本逻辑的“现实运作”。因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存在方式在于，将形而上学批判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融为一体”[26](P26)，这其实就是列宁强调的“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27](P149)，也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真实意蕴。正是通过这一双重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双重的“终结”：既终结了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又终结了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的神话。[28]
首先，我们看一下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意识形态幻象”的批判。
对以“虚假观念”形态存在的形而上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对自己时代资本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共谋”的意识形态“霸权”进行诊断和剖析，从而彻底消除由于“虚假意识”的统治而造成的现实生活的抽象化必不可少的重大理论任务。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根本前提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所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4](P525)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的秘密不在于“概念的误用”，而在于其背后的“阶级利益”。
当资本的同一性逻辑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里共同遵守的交换原则，并成为一种普遍性、绝对性的理解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思维方式时，它实质上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它与现实生活中专制的统治力量结合在一起，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关系，把人受物奴役的现存状态宣告为永恒的、终极的状态，成为支配和统治现实生活的“精神枷锁”，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即是“被人打扮成在世界上对现实产生作用的东西”[29](P27)。马克思据此把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的观念体系”。一切意识形态的最大阴谋，就是把这种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历史生存状态通过各种文化的、政治的手段无意识地演化为自然生存状态，并在其中悄无声息地抹去了批判反思的种种可能性。[5](P189)因此，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这一批判向度所指向的是扭曲现实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虚幻观念，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这种批判，祛除抽象观念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推动对现实生活的变革，以彰显和捍卫人的现实生命的具体、丰富本性。“摧毁各种形而上学体系，揭露精神的世界乃是现实的扭曲镜像，十九世纪的激进思想就是带着这样的决心逆转了柏拉图主义。”[19](P44)但区别于其他哲学家，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并不是单纯的“观念的批判”，而是一种“实践的批判”，它要求立足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基础，以对资本逻辑的“现实运作”的批判为前提，来解除抽象观念对人的统治。对此，马克思强调，“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4](P544)。所以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并没打算寻找一种新的哲学和一种新的经济学，马克思的目的是揭露劳动剥削，撕毁意识形态上的欺骗面纱，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把人对人的剥削合理化了。对此，卢卡奇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性质不是客观认识资本主义的一种科学，而是彻底否定和瓦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1](P311)而韦尔默则指出，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摧毁了关于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之间联系的性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觉”，摧毁了掩盖着等价交换制度，从而也掩盖着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非暴力的假象”，而且它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到这一点的。[30](P55)在此意义上，赫勒也认为，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作为“对旧形而上学的逆转，它擅长于深入地挖掘本质，并揭露出扭曲本质的幻觉、表象和意识形态”[19](P45)。国内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真正动人之处，不仅在于它对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剖析，而且还在于它的这种剖析实际上铭写了资本同一性的自我复制的形而上学”[5](P121)。
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认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如下实质：它要使人们从虚假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宗教神学的，还是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抑或是实证主义和科学技术专制主义的。[31](P163)从根本上来说，这意味着作为超感性世界的“意识形态幻象”的彻底终结。正是通过这一“终结”，马克思破除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普遍永恒资本”的形而上学“符咒”，从而为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奠定了合理的理论基础。
其次，我们再看一下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现实运作”的批判。
在马克思这里，对资本逻辑“意识形态”的批判必然与对资本逻辑“现实运作”的批判携手同行。资本逻辑不仅以思想观念的抽象理论形式出现，而且更展现为一种具体的现实运作，即展现为一种统治人的现实生活的支配力量——商品、货币和资本，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原则的总体性统治即是其最为典型的表现。所以，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这一批判超越了纯粹的观念批判，而是直指人的现实生活，其根本旨趣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生活的分析和批判，来改造和变革现实生活，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4](P4)。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由此而成为内在于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生活提升、改变的现实的思想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借助复制的形而上学，实现了对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统治，所以资本主义的同质化的时空依然是马克思所面对的唯一现实。在马克思这里，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还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批判的概念，而在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什么意义和什么程度上超越出“资本主义”的魔法世界。[5](P121)马克思不再从一种先验的或想象的抽象价值原则出发，而是在资本逻辑运动本身的发展趋势中寻找和确认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本性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根据。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自我增值、自我膨胀的秘密就在于作为形而上学同一性力量的现实体现——资本逻辑的统治所导致的资本对劳动，即对人的现实的感性生命的奴役和控制。而资本逻辑的自反性和自毁灭性的根源也在于此，因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4](P182)。所以要瓦解资本的逻辑，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关键在于超越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拯救人自由自觉的生存本性，从而通过“劳动的解放”来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这样一个启蒙理性的宣扬者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P158)。之所以如此，马克思强调是因为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劳动受制于资本，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死劳动”(资本)对“活劳动”(工人)的奴役、剥削和控制，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32](P81)。因此马克思强调，要想解放人，就必须解放“劳动”(生产)。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生产”(劳动)概念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存在论”概念，即强调生产是人在历史中生存下去的第一基本前提；另一是“社会批判理论”概念，即侧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批判。而这两种理解在马克思这里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33](P102)依马克思之见，生产作为对象化的劳动，是人的自我本质的确证，本身是进步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由于资本主义“交换原则”的扭曲，却成了滋生剥削的“唯一场所”。生产本来是满足人的需求的手段，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变成了资本增值的手段，“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17](P278)对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一再申明一个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是历史的、暂时的，因而是必然灭亡的东西，但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的根源的“钥匙”。而“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是：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恰恰在于找出理解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基础与原因的钥匙”[34](P52)。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及后现代主义者对生产概念的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具体内容规定。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马克思认为不能靠简单地消灭资本人格化的私人资本家，而只能利用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来取代资本主义既成的“有机体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7](P874)这样才能把支配劳动的异化了的权力归还给劳动本身，实现劳动在“实质上自我解放”，而不是“幻想的自我解放”。因此说，只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这么深刻地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并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那个历史倾向”[34](P184)。
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没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批判”这一维度，本质上的对资本逻辑的瓦解和颠覆将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批判，是马克思终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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