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世纪英国妇女运动的理论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妇女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3)02-0045-06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妇女争取议会选举权的斗争，在英国社会揭开了妇女运动的帷幕， 追寻英国女权运动的源头，分析19世纪英国女权运动特征，对于我们了解世界妇女的过 去和未来的斗争方向无疑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妇女处于一种奇怪的处境，既是高高在上的“天使”，又是在法 律上根本不存在的“人”。
首先把女性尊为头脑简单的“天使”。19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文明获得长足发展，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近代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在欧洲、美洲和亚洲 等地生根开花。在国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促进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进程 ，经过19世纪的三次议会改革，国家的政治权力从土地贵族寡头手中，扩展到中产阶级 身上。甚至工人阶级也握有了一定的政治武器——选票，使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 某种形式的发言权。然而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又是不完备、“不民主”的，因为它把人 口的半数——妇女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19世纪的英国固然有女王高居在上，但充斥政治舞台的却是清一色的男性，女性的声 音是那么微弱，几不可闻；女性是多么娇弱，如随风杨柳，动辄晕倒；检视19世纪的英 国社会，只有几个耳熟能详的女性名字——维多利亚女王、南丁格尔，廖若晨星般散落 在男性社会的天空里。为了把妇女禁锢在家庭里，英国社会动用了一切的力量，来强化 “男尊女卑”的观念。从《圣经》开始，西方社会就一直在告诫和教育妇女，她们从属 于男子，她们的体力和智力低于男性，母亲和妻子是她们的天职。因此男尊女卑的观念 早已浸透到了大众的灵魂深处，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不仅男性视为必然，而且女 性也接受和承认这个事实。阿尔弗雷德·特尼森(Alfred Lord Tennyson)在其诗作《公 主》中说：“男人耕作，女人炊煮；男人持剑，女人拿针；男人有脑，女人有心；男人 发令，女人服从。”[1](P118)同时，女性被奉为“家庭中的天使”(英国诗人帕特莫尔 Coventry Patmore语)，拉斯金(Ruskin,1819-1900，英国政论家和艺术评论家)在《芝 麻和百合》中，赞美家是“和平之地，避风之港，不仅避开所有的伤害，而且挡开所有 的恐惧、忧虑、离别……这是神圣之地”，[2](P506)让妇女这个“天使”置身人间， 为男子营造安乐窝。长期的男女角色的社会教化，强化了男性家长制社会的道德价值观 念，固化了女性的从属地位。
同时，把妇女置于非人的地位：在法律上妻子是不存在的。在传统的家长制社会中， 从家庭事务到国家大事，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到经济，都由男性来主宰。这本源于传 统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不同，但社会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强化和固化了这种角色 分工。社会政治生活，先由王室与贵族控制，后为资产阶级主宰；在家庭生活中，丈夫 乃一家之主，妻子从属于丈夫，孩子从属于父亲，姐妹从属于兄弟，等级森严，秩序井 然。在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熟练地接过这项历史遗产，个人主义的胜利和工商业经 济的繁荣，经济收入的增加，经济实力的增强，使中产阶级男子在家中、在国家生活中 都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在结婚时，他不仅得到了妻子的嫁妆，如金钱、房产和地产等 ，而且妻子本人也成了他的财产，从法律上说，妻子从此失去了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经 济地位。《圣经》云：“男子离别父母，与妻子结合，成为一体”，这被理解为：通过 婚姻，丈夫和妻子在法律上成为了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丈夫”。既然丈夫代表妻子 ，因而在家庭生活中，妻子处处仰仗丈夫的鼻息，唯丈夫之命是从；在性生活中，成为 丈夫“自愿的性奴隶”，顺从丈夫的要求，充当丈夫的工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丈夫 的观点就代表了妻子的观点，上层的意愿就代表了下层社会的“意愿”。一言以敝之， 19世纪的英国妇女，如果说在婚前多少还拥有一定的财产和地位的话，那么，婚后便沦 为丈夫的私有财产，成为附属物，失去了独立的人的资格。
妇女的这种尴尬地位，是男性社会的现实需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使英国妇女 分成泾渭分明的三个阶层，各司其职，为男性社会服务。这个社会需要下层妇女的廉价 劳动力，为工业英国和城市英国提供劳动力，她们或充当纺织女工，为工业出力，或充 当女佣，保证上层社会的舒适生活，她们一身而几任，既是母亲/女儿，又是家庭主妇 ，还是劳动者，生活负担最为沉重，男性社会对此“视而不见”；富裕的中产阶级妇女 ，则充当“客厅里的装饰品”，成为体现资本主义物质财富丰富的象征，一切以男子的 意志为转移，她们无需操持家务，只须打扮得花团锦缀；其紧勒的细腰，巨型的裙撑， 坦露的双肩，使她们既脆弱又“可赏”，成为男性欣赏和玩弄的对象，据说“装饰”与 “愚蠢”乃是其两大特征，其地位则在玩偶与主妇之间。中产阶级下层妇女，则有地位 而无财力，需要独立谋生，她们一般为富裕之家充当家庭教师或陪伴女士，简·爱就是 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家庭教师的文学形象，其介于主妇与仆人之间的特殊身份，构成为 英国社会特有的一道风景，成为显示英国社会富足的又一手法。上层贵族妇女则一切依 旧，在闲暇中消磨时光。总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把英国妇女或甩进劳动大军， 挣钱养家，或被绑到婚姻的锁链上，成为摆设。这样，中上层妇女成为体现英国男性社 会特色的“天使”与“不存在的人”。
二
尽管这个家长制社会动用了一切的手段来强化男性的地位，处处压制女性，然而，反 对、抗议之声还是穿过重重铁幕透了出来。毕竟，政治生活的日渐民主化是19世纪英国 的最强音之一，议会改革、扩大选举权是人们讨论的热点，宪章运动的男子普选权的呐 喊，不能不引起妇女的联想与关注；而且劳动妇女已经率先走出家门，与男子一样养家 糊口，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一些开明之士和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首先觉醒，认 识到自己的屈从地位，起而抗争。这样，从微弱的呼喊、到理性的思考，再到群起抗争 ，到19世纪中下叶终于汇成妇女运动。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最先发出不平之声。由于受到法国大革 命政治热情的激荡，还有托马斯·潘恩《人权论》的影响，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在1792年 就写出《女权辩护》，首先明确提出妇女在政治权和公民权方面的平等要求。她从人类 普遍本性出发，认为人类普遍具有理性和道德观，不过由于女性在教育上的不足及经济 上依附于男性，妨碍了女性成为“应然”的理性和道德的动物。还有英国社会主义运动 和独立工党也都为女权辩护，像威廉·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就认为，妇女的平等 和解放，只有通过对整个社会的调整才能获得。
较为充分地论述了妇女问题、为女权呼吁的是英国19世纪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翰 ·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773-1836，旧译穆勒)，先后发表了《妇女选举 权的授予》(1853年)、《代议制政府》(1861年)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呼吁妇女的参 政权、工作权、教育权和婚姻自主权。在《妇女的从属地位》中着重论述了妇女的政治 权力问题。他认为，妇女在法律上从属于男性本身是错误的，成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 之一，应由两性完全平等的原则所取代。他分析道，首先，现存的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制 度，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并无实际根据。其次，采用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从来也不是深 思熟虑的结果，而只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从人类社会的蒙昧时代起，每一个妇女就处 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而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一般往往是从承认个体间的现存关系 为开端的，社会因此把男女两性体力上的差异变成法律根据，认可其它方面不平等的事 实。这样习俗上的不平等状态为法律所认可和强化。密尔又追溯历史，认为奴隶制虽然 消失了，男性对男性间的依附失去了市场，但妇女则从奴隶演变成为较为温和的依附和 屈从，这乃是奴役状态的延缓，是尚未褪尽的野蛮时代的污垢。[3](P520-521)第三， 女性从属于男性虽是一个普遍的习惯，不这样似乎不自然。不过他认为，习惯的感觉只 源于经验本身，他以英国女王为例说，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当人们听说英国是由一个女 子统治时，觉得是多么不“自然”，难以置信，但对英国人来说，则又是多么自然，因 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另一方面，他们对女战士、女议员又觉得匪夷所思。实际上在 封建时代至少还有妇女征战，更有传说中的阿马逊女勇士，这样他就驳斥了所谓的“习 惯”与“自然与否”的问题。
人们还说，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与其他形式的统治不一样，它不是强制的统治，而是 女性自愿接受的。对此，密尔驳斥道，事实并非如此，大批的妇女并不接受。自女性能 用写作来表达她们的情感(这是社会唯一允许女性进入的行业)时起，便有越来越多的妇 女记下了对现存社会的抗议；还有成千的妇女向议会要求选举权；要求进入一些对她们 关闭大门的职业的呼声也一年强过一年。更有甚者，男性不仅要求妇女的屈从，而且要 求她们的情感。所有男子，除了最野蛮者外，都希望与女性建立亲密的关系，“并非一 个强制的奴隶，而是一个自愿的奴隶；不仅是一个奴隶，而且是一个宠物”，[4](P524 )为此男子尽力剥夺女子的思维。对奴隶的奴役由恐惧来实现，对妇女则用整个社会的 道德和教育力量来实施同样的目标。至于所谓女性的“天性”问题，密尔说，现在被称 之为女性天性的东西是人为的产物，那是一面受到压制，另一面又拚命激励的产品。因 为几乎所有的妇女从小耳濡目染，以为妇女应该是没有个性、没有自我，自制，顺从男 子的。所有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她们说，那是妇女的天职，她们的本性就是为他人活着 ，要完完全全克制自己。
他认为男子无需反对妇女的平等权利。他说，如果妇女天性无法做的事，那么禁止纯 属多余；她们能做、却比不上男子做得好的，那么竞争本身会排除她们。他认为男女能 力只有在两性享受同等的机会，充分发展其潜力后才可能体现出来，因此他赞成妇女受 教育；每个人的利益只有他/她个人才能代表，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赞成妇女选举权。 选举权既能使妇女通过参与国事来发展自己的能力，也能使已婚妇女保护自己。密尔还 认为，妇女的解放不仅靠法律，还要靠教育、舆论、习俗和家庭生活的根本变革。[5]( P252-253)如果说密尔在1867年因提出取消选举权的性别规定，从而被大多数人认为荒 谬、一笑置之的话，那么，《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使他成为众矢之的，被称之为“ 不得体的、骄傲自大的、不适当的，是罪恶之源”等等。[6](P314)
虽然密尔的论述并非完美无缺，但他是19世纪惟一一位认真思索妇女平等权利问题、 并身体力行的哲学家，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了他的同代人。20世纪的学者常常 指责他论证的不严密、思想的保守，但他在19世纪却是女权思想当之无愧的伟大辩护士 。
三
然而，先驱者们的女权辩护声却淹没在男性世界的洪流之中。试想在一个女性本人还 是丈夫财产的时代，向男性成员祈求妇女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无异于痴人说 梦。这种社会现实迫使英国妇女首先采取较为切实可行的策略，寻求实际可达的近期目 标，而把政治权利作为一个长远目标。有一个关于三位著名的女权运动的领袖的故事， 说爱米利·戴维思(Emily Davies，1830-1921)、伊丽莎白·盖勒特(Elizabeth Garrett Anderson，1836-1917)和密列森特·盖勒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nt，18 47-1929)三人聚在一起，讨论为改善妇女地位该做些什么，爱米利说：“伊丽莎白，很清楚该做些什么。我须努力获得高等教育，而你得为妇女打开通向医学界的大门，在做 完这些事后，我们必须着手争取选票”，然后她转向静静坐在一旁的年仅8岁的小妹妹 密列森特说，“你比我们年轻，所以你必须为此奋斗”。[7](P196-197)不管是实有其 事还是虚构，故事确实反映了英国妇女奋斗的道路、目标及方向。
19世纪英国妇女在争取自身权利方面，已迈出第一步，它由摆脱对丈夫的依附地位， 追求独立的人格为开端，逐步获得孩子监护权和自己的人身自主权，从丈夫的“附属品 ”和私有财产的“物”的地位，变成独立的“人”。接着，她们在受教育权领域获得突 破，着手解放自己的心智，训练自己的思想，从而为争取男女的真正平等作好准备。最 终向女权运动的长期目标——追求议会选举权进发，并把个人奋斗的分散活动组织起来 ，为19世纪女权运动序曲打上了一个休止符，也为20世纪妇女的全面解放奠定基础。19 世纪女权运动具有鲜明的特色，留下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
首先，从英国女权运动的历史来看，19世纪英国妇女的活动与斗争，是英国女权运动 的第一个阶段，构成女权运动的序曲。在这个阶段，涌现出许多妇女运动的先驱者或开 创者。如创建戈尔顿女子学院的爱米利；英国第一位开业行医的女医生伊丽莎白·盖勒 特，她在1874年帮助建立伦敦女子医学院，执教20余载，她也是第一位女系主任，第一 位英国医学学会会员，并在1908年当选为第一位女市长；[8](P21)还有她的妹妹、妇女 选举权全国联盟主席密列森特·盖勒特，作为一位学者和作家，她把毕生都献给了妇女 选举权运动。她从1867年参加妇女选举权运动，开始著书立说、演讲鼓动，到1970年积 极投身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院外游说活动，不久便成为运动的领袖，她坚持男女平等， 信守宪法范围内的抗议斗争。此外还有英国第一位女护士、“提灯女士”弗洛伦斯·南 丁格尔；为下层妇女利益而奋斗的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坚持节制生育的安妮· 贝赛特(Annie Besant)；热情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小女儿伊琳娜·马克思-艾芙琳( Eleanor Marx-Aveling)；还有一大批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其思想情感的女作家，如勃朗 蒂三姐妹，盖茨凯尔夫人……正是由于这些先驱者的努力，英国妇女才在19世纪中下叶 变成独立的人，从而在解放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其次，19世纪的女权运动带有强烈的中产阶级色彩。英国女权运动并不是从工厂和矿 山开始的，而是从中产阶级的客厅里萌芽的。它最初是一些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或拥 有文化知识和政治头脑者的活动。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密尔，到女权运动的积极 分子，都属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大都在宪法的范围内寻求妇女的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正是这股温和的妇女运动，构成了19世纪英国妇女运动的主旋律，显示了中产阶 级的优势与重要性。中产阶级不仅是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的中坚力量，而且在妇女运 动中也充当了主力军。这些女权运动的领袖大多有不寻常的家庭背景，有开明的家庭氛 围：一个开明的父亲，或志同道合的丈夫。有的家庭从小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接受同 样的教育，得到同样的尊重，正是这种特殊的机缘使她们较早地享受到了受教育的权利 ，前述的伊丽莎白和密列森特两姐妹即是。换言之，也只有在中产阶级家庭里，女性才 会偶然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开发智力和思想，从而反思妇女的地位，萌生出变革的思想 ，奏响女权运动序曲。另一方面，广大劳动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外出帮佣，挣钱 养家，事实上打破了男女的角色安排，促使人们以全新的眼光思考两性的角色问题，而 且也正是广大劳动妇女的存在，使20世纪的妇女运动走出客厅，走向街头，从而向更深 广的方向发展。
第三，这时的女权运动仍在男子的世界里活动，用男子的语言说话，用男子的逻辑思 考，以男子的标准来行事。她们认可男子在公共政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承认母亲是妇 女的天然职业，一再试图向男子证明，妇女走出家庭不会影响母亲职责的行使。这批人 深受严格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受到责任感与纪律的约束，恪守对家庭的责任，怀有虔诚 的宗教情感。所以，维多利亚时代对妇女角色的要求仍在她们身上反映出来，她们的种 种要求，大多还要男性同情者或支持者来实施，最初的一些妇女要求选举权的请愿书， 都是委托男性来递交的。她们本人则仍然躲在幕后，集会、演讲、游说、请愿构成她们 的主要活动，这与20世纪“战斗妇女”抛头露面、以身试法是大不相同的。可见她们的 语言、思维和行动仍然没有摆脱男性社会的模式。
第四，19世纪女权运动只是在男性大合唱中的“不谐之声”，不仅遭到男性的反对， 甚至也遭到女性的抵制。拉斯金的专门宣扬女性依附角色的《芝麻与百合》就是在1865 年面世的。长期的教育误导，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角色”的确认，使许多妇女并不把 自己的处境看成是屈从，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上帝的旨意。虽有人起而抗争，但 大多数人则心安理得，并没有觉得自己是“男性沙文主义”的牺牲品。这就使女权运动 的斗争更为艰难，她们除了要与男性偏见斗争外，还得应付女同胞的消极退让。即使那 些起而抗争的人，态度也不尽一致。如卡罗琳·诺顿，这位颇具才干和独立精神的女士 ，曾为争取孩子的监护权而不懈斗争的勇士，就认为“像相信上帝存在一样，我相信男 性的自然优越地位，一位女性的自然地位低于男性，那是上帝的安排，而不是男人的设 计”。[9](P120)19世纪英国女权运动遭到来自两面夹击，步履维艰。
最后，19世纪英国女权运动的成就是不平衡的。英国妇女获得人格的独立，教育方面 逐渐享受到与男子同样的机会，但那也是不完全的，它基于“平等但分离”的原则之上 ，男校、女校分离，或者男生、女生分开上课，分别考试。在职业领域，也仍有许多行 业为男性垄断，象法院、交易所、议会仍对妇女关闭大门，即使公务员，也是高级职位 全由男性占据，妇女只能做些次要的工作。因此，尽管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善，有所提高 ，但进程缓慢，问题犹存。特别是妇女的选举权仍是遥远的梦想，男女真正的平等还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当然应该看到，到19世纪末，女权运动正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 虽然它从中产阶级的客厅滥觞，但现在已深入到几乎所有的阶层，尤其是兰开夏纺织女 工中，还有日益增多的女性工会会员。另外，在男性政治家中，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 持，尤其是成为20世纪两大政党之一的独立工党领导人，是男女平等的坚定支持者。
大工厂制既揭示了机器对人的胜利，加剧了对人性的摧残；但另一方面，它创造的巨 大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毕竟为现代政治民主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男性民主 化的进程风起云涌，选举权从土地贵族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扩展，这虽然是中产阶级 激进派和人民大众抗争的直接结果，是英吉利民族在经验中求实的理性反应，但是实质 上显示了现代城市社会机会均等的精神实质。直观地说来，为选举权而大声疾呼，自然 会引起人群的另一半——妇女的思考和模仿，但从深层次分析，这其实是城市文明发展 的必然趋势，“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那些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只不过较早地把握了 时代的脉搏，走到了时代的前面，充当了现代男女平等的吹鼓手，成为女权运动的拓荒 者，也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第一批收获者。女权运动既然已经在男性主宰的铁幕上打开了 一个缺口，使广大妇女群众享受到一定的教育权、劳动权、财产权、孩子监护权，以及 地方事务的参与权，培育了大批的知识女性，那么这就为20世纪的女权运动向更深广的 方向发展，与男子共天下、商国是奠定了知识和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