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路径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重大的哲学主题被提出来，一般有三个条件：(1)社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需要用该哲学主题去解决，(2)这个哲学主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方式，(3)该哲学主题对解决社会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① 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哲学界流行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反思：(1)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2)为什么偏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不是别的？(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必要和可行？如果不认真思考这些前提性问题，我们的讨论也许又像前些年流行的某些时髦话题一样，热闹了一阵子，却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于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没有太大的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
当代中国面临着许多问题，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文化价值的困惑甚至危机。假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真是为反思和解决时代问题应运而生的话，这个哲学主题首要的是要融合中西、传统与现代、理论与现实，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系统。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伟大的文化，这种文化包含无限深邃和魅力无穷的价值。敬天崇祖、人伦义理、和谐自然、中正平和……这些价值支配着社会的政治、伦理、宗教、科学、文学艺术、日常生活等方面，使民族文化和大众生活有深邃的意蕴和丰富的内涵。中国的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因这些意蕴和内涵而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广播四海，深深影响了周边的民族。
当然，传统文化价值是与宗法王权制度和小农经济生活相适应的，它的弊端和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建设性功能日益呈“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问题却日益显露，最后在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的冲击下衰落下去。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衰落与现代文化价值的兴起，本来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交织在一起，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进行的。
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时，中国社会面临的是现代化预备期各种尖锐而复杂的社会问题(毛泽东“三座大山”说是关于这些矛盾的最精辟而又通俗的概括)。这些问题最后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和工业化体系而得以解决。新的政权和经济体系等“硬件”设施的建立相对容易些，但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创造出新的文化和价值，则是一个复杂和艰苦得多的历史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理论、矛盾观、实践观、群众史观等)与中国传统的哲学(道德理想主义、心性论、阴阳和合论、民本思想等)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这套体系表层话语是由“革命”和“阶级斗争”主导的道德理想主义；深层里，儒家等传统文化价值仍以“同构”的形式潜存着。它曾经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支配了一个时代，并确立了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格局。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新的政权和经济体系建立后，新的文化和价值建设远未完成。他晚年发动“文革”应与之有关。可以说，他的发现是天才的，但他的具体做法是失败的。意识形态一元化体制和历次思想文化运动，不但没能弘扬反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价值，直接间接导致了“文化沙漠”。
20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再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式提出来。这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究竟如何现代化？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模式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与道德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被历史证明不是最佳模式。为解决理论和现实、应然和实然的矛盾，“实事求是”就成了最佳理论中介(其实，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中介)，它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大胆地探索各种可能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自由度。
但是，我们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建设相对容易些，文化和价值的建设却绝非易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体制”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理想(它几乎是中国人惟一的精神支柱)日益深刻地受到冲击，直至被解构；面对起点、机遇和游戏规则极不平等下残酷的生存竞争，社会成员普遍地用不信任甚至欺骗和仇恨取代了互爱互助、万众一心的公共道德；在官权实用主义和无理性的功利主义双重支配下，大众文化恶俗化，宣传文化面具化。从思想理论建设看，我们仍然没有走出意识形态一元化的体系，融合中西(包括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创造的氛围仍然没有形成。
从表层看，GDP在增长，消费品琳琅满目，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往深层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文化和价值处在一个尴尬的时期：传统的文化价值在不知不觉中流失，而西方文化价值的精髓我们尚未真正学到手。这种局面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体现出来：传统的伦理纲常消失了，民主和法治精神我们尚未参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道德精神失传了，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信念尚未普遍建立起来；传统的和谐、自然、神妙等价值内涵，在我们的器物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很难看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质量，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文化价值缺位下的发展，往往表现为没有厚重智慧的盲目扩张，没有实质内涵的豪华、排场与铺张；追逐表层虚华、面子、政绩；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花里胡哨的炒作与做秀，故弄玄虚的和卖弄式的学风；浮躁、轻佻、浅薄、盲从之风盛行。② 公共权力的价值根据迷失，导致职业良心缺失，公共权力被滥用，公共决策不理性，公共信誉低下，腐败之风日盛；人们的道德人格缺少价值支点，导致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不少人从物欲和性本能中寻求刺激；自私自利、惟利是图，贪赃枉法，违法乱纪；道德人格中没有价值支点，使一些人对他人安危、对公共事务、国家利益非常冷漠，没有起码的同情心、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有些人没有诚信，甚至连起码的羞耻感、罪恶感都没有。概而言之，中国当今文化价值的实际状况，似乎游走于模仿古人与模仿西方之间，同时向两个方向东施效颦。说得严重点，自晚清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中华文明的价值支点并未成功地建立起来。我们缺少深入人心、化为公众内心信念的文化价值，缺少作为经济、政治、科技、艺术、法律和伦理等生活底蕴的文化价值，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也缺少具有独特魅力从而使“远者徕之”的文化价值。
总之，价值困惑和危机是今日中国第一问题，也是我们今日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理性
中国的文化价值建设，为什么偏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不是中国文化价值建设的最佳形式？历史的抉择和现实的“被判给”，是重建中国文化价值必须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由西方文化激起。对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来说，西方文化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它既是现代化的楷模，又是具有极大攻击性的异域文化。这是因为西方文化包含科学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既可走向尊重事实、遵循规律、勇于探索的精神，也能导致工具理性主义、物化和异化现象，培养人的控制欲、支配欲、扩张欲。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实质主要是个人主义——尊重个人的价值、权利和幸福。个人主义既能引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人道主义，也可通向利己主义，包括人对人的利己主义和民族国家利己主义——在国家、民族的竞争中，后者又发展为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③ 当西方文化向外扩张的时候，它的科学理性精神成为国家利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工具。西方文化来到中国，并不是以导师和拯救者的姿态，而是以侵略者、强盗的面目出现的。西方的入侵，加速了传统的宗法王权社会的解体，也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
当西方文化以殖民者的心态把中国社会推向深渊的时候，作为西方主流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惟一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精神导师。
晚清以降，各种思潮竞相登上中国的舞台，各种治国方略互相竞争，最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人主宰了中国的前途，把一个百孔千疮的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为什么偏偏是马克思主义？通常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以为这个解释还不够。哲学和社会科学对现实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并不像自然科学的定律、原理那样直接具体；况且，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型相去甚远。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有几个关键：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清谈，不是书斋里的哲学，而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是唤起群众、掌握群众，实际地改变现实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征是其他任何哲学所不具备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动群众，动员千百万群众进行革命的实践，所以成功了。第二，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革命的主体是农民。数千年来，当社会苦难到极点的时候，“太平天国”、“世界大同”及诸如此类的理想最能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理想正好迎合了这一心理。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思潮中惟一以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解放人类、实现世界大同为宗旨的哲学，是惟一教导人们用暴力革命解放自己的哲学。对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惟一不“打学生”而帮助学生的老师。
人们是在既定的前提下创造历史的，历史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我们进行文化价值创造时不可超越的，是“判给”我们的。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现代化草创，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传统之中。
今天，当中国和平发展并希望对世界和平与人类前途贡献自己的文化价值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具有某种必然性。
当今世界仍是西方文化主宰的世界，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由西方社会操纵着。这些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的精神实质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综合国力竞争、军备竞赛、制裁和空中打击、“救生艇”理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事变之后，世界失去了制衡，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兴起，炫耀武力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西方文化已经失去了统率世界文明的资格，不可能把人类带到和平与幸福的明天。在扩张、竞争、以强凌弱的规则支配下，人类的未来和前景堪忧。
马克思主义哲学却是个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西方文化中，惟一真正跳出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哲学。彻底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一切利己主义的基础，完全回归人的尊严、价值和主体性。“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资源，几乎是当今西方文化中惟一能给人类贡献“天下情怀”的思想。
人类今日面临的各种矛盾、困境和危机，靠西方文化很难解除，于是，许多人把目光转向东方，寄希望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仁爱精神、和谐理想、天下主义等，如果能发扬光大，产生国际影响，的确能为人类贡献伟大的价值资源。但是，中国文化自身还没有真正完成现代化的“羽化”过程，还缺乏与西方文化竞争的软实力，缺乏作为世界一流文明的功底。中国哲学必须继续向西方哲学学习，特别是吸纳那些既具有科学理性精神又超越狭隘利己主义、以全人类幸福和尊严为己任的哲学。这样，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整合，难道不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吗？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吗？如何才能避免它不是一次短暂的学术时髦，而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一次真正的历史性创造？它会是一场严肃认真的思想创新活动而不是华而不实的学术“做秀”吗？老实说，这个问题不容乐观，关键在于中国学人怎么做，是否真的能摆脱俗套，踏踏实实地创造。本文只能从理论上探讨可能的条件和前景。
1.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丰富的价值资源，它为我们解决当前价值困惑和危机，进而推动中国文化之复兴提供了条件
我们以往主要是按照科学理性主义的方式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例如我们说马克思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普遍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是不言而喻的，笔者对此没有异议。我的不同意见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自觉区分作为一种有科学理性精神的哲学和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科学，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实证科学的标准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诠释方式带来两个消极后果：第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形式化。实证科学的诠释方式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若干抽象的“原理”、“规律”构成的体系，而不是活的思想和活的方法。仿佛只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提炼出几条公式、定律，就有了解决现实问题的万能工具。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主要体现为它的科学理性精神，而不是提供具体的可实证的定律。好几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针对这种“误读”。当然，马克思本人也曾试图像物理学那样，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⑤ 事实证明，刻意模仿实证科学时它是不成功的。历史更像混沌系统而不是线性动力学系统，哲学只能体现科学精神而不能直接充当科学。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维度被遮蔽了。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规律，甚至期望它给出特定时间里人类社会系统运行的具体状态和目标。用这样死板的理念诠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就“见物不见人”，不会关注渗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文化价值和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科学理性精神，也有强烈的人文价值关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其追求合规律性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批判精神、求实精神、理性精神；从其追求合目的性说，它又是文化价值形态的哲学：为人类社会和为作为类的人谋划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幸福和尊严。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决地反对人被物化、异化、片面化。它主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等只不过是解放人的手段和路径，而恢复人的价值、尊严和主体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这种人道主义价值观，对我们这个过分物化、技术化和商业化的时代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大工业和“世界历史”为视界，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手段，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在我们这个国家利己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天下主义”情怀，无疑是极其珍贵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独特的诠释——实践主体、创造主体、社会历史主体、自觉自由主体——对我们把握人发展完善之目标，并以此创造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不朽的启迪意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中有强烈的道德和人文关怀精神，这对我们的价值建设来说，是极丰富而又珍贵的文化遗产。
总之，作为价值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今中国文化价值建设，有着无法替代的意义。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许多契合点，这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结合点和生长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儒家哲学都追求某种道德理想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它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后，私有制和阶级消灭，人摆脱了异化和物欲的状态，进到真正的人的状态，那就是共产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精华中也有关于“大同社会”的憧憬和“三代圣王”境界的追求，那是一种没有私有制和压迫，充满仁爱、道德和幸福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能动的哲学。关于人的自觉自由本质的思想，关于主体性的思想，关于能动的实践观和辩证否定的精神等，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积极进取的哲学，这点与儒家相似。儒家是一种入世的哲学、积极进取的和乐观的哲学。在它看来，天地万物最大的品格是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与此相适应，君子应自强不息。
马克思主义主张群众史观。在它看来，历史是由那些促使整个的民族、整个的阶级行动起来的重大持久的动机促成的。每个人都参与历史活动，而他们行为的总的结果就构成历史的“合力”，这个“合力”代表了历史运动的方向。这一观点与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有相通之处。儒家提倡仁政，主张“民贵君轻”，以民为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种政治只有爱民恤民，赢得民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法也是相通的。对立统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和方法论原则，列宁把它理解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中国哲学中也有丰富的矛盾观点：相反相成、一分为二、合二而一、阴阳变化等；马克思主义主张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观，中国哲学更是承认万事万物的整体联系；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承认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陈代谢，中国哲学亦承认事物的氤氲和合，五行相生相克，以及由此导致的新陈代谢和大化流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些契合点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可以“兼容”，以这些契合点为基础，可能存在许多价值和智慧的新的生长点。
3.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我们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哲学、体系哲学，而是问题哲学、实践哲学。它承认思想、价值是在现实的实践、生活和创造中展开的，它自身就是这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固定的“道统”，那么，开放和不固定就是这样的“道统”，在实践中发展、创新，就是它的“道统”。历史的实践有多宏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有多大的生命力和再生的可能性。与之类似，中国哲学智慧是开放的，是随着生活而流变的。中国哲学不追求知识的体系性和完整性，而是注重把伟大而玄深的“道”融在具体的生活境况中。生活是开放的、流动的，“道”也是开放的和流动的，所谓“上善若水”是也。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持久的、足以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奠基，以及改革开放相比，今日之现代化建设是更系统、更深入的民族振兴运动，它更需要文化价值的创造，也为这种创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优势，实现双方的整合，创造出科学的、民族的和大众的新型文化价值，是我们的期望。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
从立场和路径讲，笔者主张立足现实实践的价值建设理路。即：从内在于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情景出发；以“我”为主，凸显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以当代人的历史活动为中介和枢纽，创造性地诠释、整合与重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解决现代化的各种问题中创造新的思想和价值。对这个表述作几点解释：
(1)创造新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深入准确地把握时代和民族的问题。重大的哲学主题不是时尚，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应运而生。这个“运”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势、民族文化价值演化的深层脉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解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但不是琐碎的、枝叶的、泡沫式的问题，而是隐匿在这些琐碎、枝叶和泡沫底下，体现文明之趋势、历史之向度的问题，是从生活、实践和民族命运的内在逻辑中引出的重大问题。哲学必须把这样的问题把准、凸显出来，当作哲学问题加以讨论和解决。
(2)创造新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让人尤其是平民做哲学创造的主体、主人。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当代中国人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孔子、老子，都只是给我们以思想遗产的伟大先驱，而不是当下哲学和价值创造的主体。我们既不要为他们的话语所框死，也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古人。第二，这场哲学创造和价值创造，必须是全民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上是由职业革命家完成的，是“领袖”的权力话语，而不是全民族的思想解放和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能否成为、如何成为全民族的思想创新运动？这也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3)创造新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把主体当下的实践摆在价值建设的主导地位，把传统和现代的、中国和外国的、可能和现实的一切因素，汇集于当下的实践，通过实践创造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它的本质内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本，都应在当下的实践创造中获得它的意义、价值和生命力。以实践创造带动哲学创造，在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中融贯“中”“西”“马”，创造新的以文化价值为核心的哲学。
从思想内容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有这样一些特征：
(1)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敛型、精神修养型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外张型、物质改造型实践结合，创造出一种内外相通、精神实践与物质实践兼备的更加全面的实践。中国儒家主张：不光坐而论道，还要起而行之。典型的如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不过，儒家的“行”，主要是道德的锻炼与修养，即锻炼心性或德行，培养君子人格，成为悟道而有德的人(“德者得也”)；或者是“格物致知”——接触外部世界，体察蕴藏在形下之器里的形上之道，目的同样是通过悟道察几，做有德之人。这种“行”主要是向内用功，是精神性的。儒家之外，道、佛更是把实践理解为内敛式的精神修炼：佛教的修炼功夫，是为参悟佛性；道家的修炼功夫，是求达到“逍遥游”的精神境界。如何实际地改造客观世界，促成现实世界的发展转变，中国哲学基本上不考虑。总之，中国哲学长于精神修养、德行锻炼，向内用功；短在向外用功，变革现实，改变客观物质世界。相反，马克思主义反对书斋里的清谈式的哲学，主张向外用功，主张哲学要与群众的实践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现实地改变客观世界。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典型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⑥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长于向外用功，改造现实世界，而短于向内用功的心性锻炼与修养。如果将两者结合，塑造这样一种哲学：它既有人格锻炼和精神修养的实践，也有现实地改变物质世界的实践，这不是很好的事吗？
(2)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规范型人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升华型人学价值整合，创造出新型的人格理想。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是许多哲学关注的焦点，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中国哲学注重规范型人学价值：做人的标准、人与非人的区别。在儒家看来，人有仁义礼智，是人高于动物(“人禽之别”)之处，是文明人高于野蛮人(“华夷之别”)之处，当然也是人生存的意义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升华型人学价值：人的理想价值应该是什么？“真正的人”的状态是怎样的？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是什么？中国哲学重在培养个人的德行(佛性、道心、仁人之心、君子人格等)，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在追求人的自由状态——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人的自由个性、集体。中国哲学在如何实现社会价值理想方面论述不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个人生存的意义方面关注不够。如果把中国传统的人学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意义结合，创造新的人学价值，无疑是件好事。
(3)将中国哲学中和谐型社会文化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由型社会文化理想结合，创造出新型的社会文化理想。儒家社会文化理想靠提升博爱与和谐之精神来实现：“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⑦。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通过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儒家实现社会理想，要经由个人修身修德，并推而广之，即所谓“内圣外王”的路径，是静态历史观下境界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理想，通过经济高度发展，为人们的独立和自由提供现实的基础，是在历史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性和现实性上更胜一筹。
注释：
①为避免议题过泛，本文只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它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分支问题。
②我们这个时代浅薄无知的一个惊人例证，就是有的大学教授和两院院士竟然以“伪科学”为帽子，呼吁取消中医！
③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个学派虽然短暂，但它集中、典型地代表了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精神。在国际关系中，西方的民族精神总的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
④《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70页。
⑤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⑦《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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