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结构调整及其方式
现代经济增长表明，大量的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固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其投入产出的效率和效益，即经济增长的素质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状态。经济结构既是现实经济运行的具体体现，又是资源配置效果的深层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及其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结构的调整和变动来体现的。通过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实现效益和质量提高的经济增长，形成结构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新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抓好结构调整，也就抓住了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一般情况下，当一国经济的总量增长持续一定时间后，原有经济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都会发生变化，由此产生既有结构失衡的矛盾。这时，如果结构得到适时调整和跟进，则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就具有了总量增加基础上质量提高的集约化渐进特征。
推动 支持 总量增加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演进──→经济增长｛
质量提高
（总量）
（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渐进）
反之，一国经济仅仅是总量增长和单纯重复过程，而没有增长内生的结构调整和变动的响应，则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主要表现为粗放型延续的特征。
经济增长──→结构呈稳态──→经济增长（单纯数量增加）
（总量）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延续）
研究结构演化的历史规律，增长客观上要求的阶段性的结构调整和变动，就是资源的转移和再配置的过程。资源再配置的方式和效率与经济体制紧密相关（注：参见吴仁洪：“资源再配置与经济体制”，《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不同的经济体制有着不同的资源再配置或结构调整机制，并直接影响着其效率的高低。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结构问题往往是到了严重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时，才被当作一项专门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这种结构调整主要通过行政性重置方式，即主要依靠行政机构的力量和行政手段来进行。具体说，决策者根据其主观判断和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制定一套计划调整的方案，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加以推行。由于决策计划调整方案受制于信息的充分性，以及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等多方面原因，结构调整本身就潜存着失误的可能，资源配置的不当和低效率也难以避免。可见，计划性重置方式具有他为性、间隔性的特征。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结构调整则采取市场性重置方式，即主要依赖市场机制来进行，健全完善的市场机制对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即资源的转移和再配置起着基础性和导向性的调节作用。它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经济组织决策的自主性、生产要素的高流动性以及竞争的淘汰机制，依赖微观经济组织在生存竞争中，对外部环境变化作出的自动调整实现结构调整，因而是一个源于经济运行内在的、持续的自组织行为，具有自为性、经常性的特征。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次结构调整和变动，都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作用于利益主体而自动的实现，这一过程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部分质变，通俗地说，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次“过坎”或“飞跃”。
发达国家经济史上结构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经济发展阶段中经济自身增长的冲力所致，因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基本上体现为置于市场机制作用下，结构调整和升级转换中的经济成长现象。而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与体制改革过程的历史性重合，使得结构问题更多地带有了体制因素的影响，往往是结构矛盾与体制问题相伴而生。由此决定了我国的结构问题与其它一些国家相比更为突出、更为复杂。在这一特殊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们所面临的就不单纯是经济发展阶段上结构调整或升级问题，同时，还依赖和取决于体制的转轨乃至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结构问题与增长方式的基本定位
1.结构问题：表征与深层体现
改革迄今，随着短缺经济现象的逐步消失，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已由过去的总量不足转化为现在的结构失衡，或者说结构不合理了。
从表征上看，结构性问题直观地表现为①不少产品大量积压，企业库存增加，产销率下降。如下表所示：
表1 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产成品库存情况
38万家企业产年底比年初不合理库存
品库存(亿元)增加(亿元)
截止1996年底 5415 800左右
超过1500
资料来源：参见郝春和：“正确把握我国当前经济运行形势的深层次矛盾”，《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24期。
表2 企业产销率变化情况
产销率(%) 与1995年同期比较与正常水平比较
1996年1-9月94.58下降0.45个百分点约低3个百分点左右
资料来源：参见晏维龙：“针对我国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政府选择”，《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66期。
②生产能力，主要是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设备利用率普遍不足，停产、关停产企业和下岗、等岗职工增多。
表3 企业生产能力利用及其相应影响情况
1.第三次工业普查对9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统计
1995年有近2/3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其中:
生产能力闲置20-30%的产品有26种,占27.7%
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能力闲置50%以上产品有36种,占37.2%
(主要是一些轻工家电产品、部分机械产品、 化工产品以及部分
纺织产品)
2.1996年停产、关停产企业户数约占总数的8-9%
城镇登记失业人口553万人,下岗职工892万人,
1997年以来,城镇下岗职工已经超过1000万人,富余职工达2200
万人,相当于城镇现有就业人口的11%
资料来源：根据邱晓华、万东华：“正确看待当前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66期，及韩文秀：“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经济研究参考》，1998年第4 期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③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效益下滑、亏损增加，普遍缺乏活力。
表4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1.全国38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6年1-10月实现利润下降26.5%,
其中:国有企业下降64.1%;
2.全国6.88万户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有3.14万户,亏损面在45%以上,亏
损额达651亿元;
3.从行业看,全国国有经济有7个行业（轻工、机械、纺织、军工、化工、
煤炭、有色金属）亏损情况严重,其中:煤炭、军工、纺织行业为全行业
4.从地区分布看:净亏损为21个省(区),净盈利为8个省;地方国有企业亏
损幅度增高,比重加大,约占企业总数的71.9%;大中型国有企业亏损
面、亏损额分别比小企业高4.4和13.0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主要参考郝春和：“正确把握我国当前经济运行形势的深层次矛盾”，《经济研究参考》1997年第24期。
从实质上看，目前的结构性问题的深层体现是，一方面多数企业产销不对路，中、低档产品过剩积压，无效供给增多；另一方面一些市场前景好、能带动经济增长的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短缺，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这种供与求、量与质的结构矛盾的深层体现，主要集中在低水平重复建设、低水平的市场饱和形成过度竞争，以及落后产品的退出障碍，这些影响到优势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和规模经济的形成、致使竞争不充分。展开分析，涉及到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等方面。
①产业结构失调。发达国家工业化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三大产业构成的变化趋势总体上是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得到改造和提高。然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实情况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比重偏低；第二产业内部畸形化，效益不高，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生产方式落后。动态来看，我国的三大产业构成由1978年3∶5∶2发展到1994年的2∶5∶3，只是第一产业略有下降，第三产业稍有上升，总的产业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但横向来比较，只有第一产业的份额与一般低收入国家的份额接近。而第二产业的份额1993年却比一般低收入国家高13个百分点，比市场经济工业国家高15个百分点。尤其是我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严重不合理，基础产业成为瓶颈，制造业比重偏高，轻纺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加工工业小规模低水平重复建设，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不相称等。由于工业经济技术结构不合理，特别是升级迟缓，造成了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的粗放生产状况。第三产业的份额仍然偏低，甚至比低收入国家还低5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7个百分点， 比市场经济工业国家低3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弱化了第三产业吸纳农业和工业“双重挤出”的劳动力就业的功能，加大了我国就业压力，对国民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
可见，我国仍是一个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劳动和资本的数量投入来推动的外延粗放型，产业结构偏离了世界工业化发展的一般道路。
②地区结构趋同。目前，从全国来看，在区域分布上未能形成合理的布局，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相似系数高达90%以上，许多产品各省都有布点，失去了分工的效应和规模效益。最为突出的是汽车、机械、钢铁、电子、石化等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来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中部与东部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93.5%，西部与中部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97.9%。另据国家计委统计，全国30个省市以汽车为支柱产业的有22个，占73%，以机械为支柱产业的有25个，占83%，以电子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占80%；以石化为支柱产业的有23个，占77%。
由此看来，各地忽视地区间的协作和交流，不顾资源禀赋和比较竞争优势，盲目追求地区经济门类齐全，自成体系，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地区间经济结构严重趋同化，产品生产高度重叠，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③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企业间缺乏科学的、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企业多是“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型、封闭式生产结构，内部各类加工工序一应俱全，零部件、半成品乃至生产生活服务也多由企业自身承担，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其次，还表现为企业分布散、有效规模小。我们以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家电行业为例，即使是国内较好的电冰箱企业，年产量多的可达60万台以上，但发达国家一般却都在百万台以上；差距就更大了。
由于生产集中度低，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必然影响到企业的实力，导致企业技术投入少、技术层次低、劳动生产率低、资源利用率低、缺乏竞争能力。
上述问题，无疑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主要是粗放型的。因此，进行结构调整，是实现结构优化、提高我国经济整体素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关键。
2.结构问题的体制成因
目前的结构性问题的形成及其出现，可以说是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客观与主观的因素、阶段性与体制性的因素等多种因素长期累积、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结构性问题的体制成因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应该看到，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是传统体制的产物，也是体制转轨中诸多矛盾综合折射所致。择要分析，主要与企业、市场、政府有关，涉及到客观的、微观的、外在环境和内生变量等诸多方面。
①企业放权让利以来的改革，忽视了权利的规范化、明晰化的制度创新，企业并没有完全摆脱行政附属物的地位，真正成为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改革以来，企业因扩权让利获得部分新增收益的支配权，或者说拥有了部分剩余索取权，但包括扩权让利及其后的利改税、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都是在既定的产权制度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尚未触及旧的计划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样，市场化的动力机制的一定程度的启动，没有市场化的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相衔接，改革与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平衡。在产权不明晰、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对企业经营者约束力力度不够、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仍背负种种社会负担、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及其软预算约束等体制性缺陷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体制的松动和权益的部分回归，不仅不会导出效益的持续提高，反而还成为强化追求高投入、高产值、高速度的新的诱因的条件。
首先，不健全的市场主体导致了不健全的市场行为。据调查，在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制定生产计划时仍把上级指令作为依据选择之一。（注：参见陈建军：《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改革的实证分析——浙江省6家大中型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6期。）企业的投资自主权、资产处置权、机构设置权、干部任免权和外贸自主权等经营自主权仍未完全落实，致使企业在遇到生产经营困难时，不得不在找市场的同时，更多的又找市长解决。再者，银行不良资产和国企不良债务的长期累积增加，（注：据报道，到目前为止，各银行里多年积累下来的大量不良贷款，其债务人85%甚至90%以上都是国有企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企不分、企业软约束下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存在着潜在的巨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总之，目前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落后，装备陈旧，结构失调，负担沉重、债务增加、粗放经营、效益下滑，关键原因正是企业长期以来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真正面向市场。
其次，国有企业内部体制的缺陷，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就投资体制而言，目前，形式上多元投资主体虽已形成，但实质上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政府的附属物，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投资主体。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投资项目仍主要是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由于没有建立起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和投资决策责任制，因而，这种行政审批制度往往造成企业抢项目、争投资、比速度，而少有考虑投入——产出之比和成本——效益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无人负责。就企业制度而言，国有企业实际上仍是政府组织的一个缩影，企业具有比较严格的行政级别，企业经营者的确定和选聘仍主要是非市场性的，其身份也主要是“官员”或“准官员”，其激励方式也主要是升迁。相应地，企业还承担着社会和主管部门的非商业性任务，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诱致了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偏差，即企业经营者不能从切身利益的内在激励和资产经营责任的外在约束及监督中，形成规避风险、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转而追求聘任期的政绩，且主要通过拼投入、拼资源、拼消耗的方式来求得尽可能多的短期效益，而无须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失误、国有资产的流失或亏损负责。
与企业经营者非市场性选择相关，对企业经营者的约束也存在着强烈反差，即一方面缺乏来自所有者的约束，缺乏来自经理市场的竞争形成的退出机制的约束；另一方面来自企业局部利益和职工个人利益要求的约束却不断强化，与此相关，对企业经营者同时还缺乏必要的风险机制、监督机制，政企不分导致了委托人与代理人“合谋”，而机会主义的动机又促使内部人控制倾向加强，进而，监督机制变成合谋机制。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也就难以扼制住企业内部“拼设备”、“多分少留”、忽视技术改造和长期发展的短期化行为，以及企业与地方政府争项目、争贷款，从而在投资方面的盲目扩张行为。总之，企业从集权体制下“缺乏活力”到分权体制下“缺乏约束”，不仅过去长期存在的生产活动的粗放性依然如故，而且因有了部分局部利益的驱动，还使这种生产经营的粗放性更为严重、更加强化。这样，企业和社会经济也就难以走出粗放型增长和低水平发展的“陷阱”。
②市场的更新和发育，忽视了内部的配套协调，具有明显的粗放性，即注重市场数量、规模的扩展，忽视市场质量、结构的调整和层次的递进。
如市场体系中有形市场、商品市场或普通市场发展迅速，而无形市场（旅游市场、运输市场、文化市场）、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房地产市场、信息市场等）和特殊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拍卖市场等）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市场体系的各子系统间、地区间的开放性严重不足，市场的基本格局仍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条块分割、地区封锁、行业垄断和相互封闭的状况；市场机制中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仅仅是初步运行，竞争机制、风险机制更因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跟不上而难以发挥作用；市场建设中硬件建设（如场地、仓库、商业网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发展较快，而软件建设（如市场规则、市场文化）发育却严重滞后。不难看出，受体制改革渐进性方式的影响，市场发展的非均衡性，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导致了市场机制的残缺性，也使得各类市场作用缺乏协同性。其结果，直接造成市场运行的失范、无序与低效，制约着市场主体的成长，影响着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和优化市场的正常发挥。
具体说，市场价格在仍不真实表现产品价值和市场供求情况下，平均利润率形成受到限制，市场也就难以正确地引导投资、生产和消费。特别是中央向地方分权、实行地方财政包干，一方面使中央可支配财力所占份额急剧下降，国家直接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的能力减弱；另一方面，各地方受利益驱动影响，在地区财力有限、资金分散的情况下，往往追求短、平、快的项目或加工工业项目，忽视或不可能胜任所需资金多、周期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利益的地区化筑起了地区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阻止本地资源的流出和外地商品的进入。凡此种种，导致了地区间、部门间、企业间及其内部自我配套、低水平重复建设、结构趋同，各类商品的生产和要素资源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合理流动和重组。
又如，企业在不能通过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产权交易市场来行使其投资决策权、劳动用工自主权及资产处置权和收益等自主经营权力的情况下，争投资、争设备。闲置和浪费劳动力、人才资源，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等非市场性的现象就难以得到有效地制止。例如，改革后相当长时期内，利率由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人为压低的“金融压制”基本上没得到改革。利率既不能正确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潜在的生产率，也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状况，使得实际利率常常为负值。而负利率无法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无疑加剧了经济发展中资金短缺的矛盾，另一方面，使用借贷资金的无成本甚至补贴，又刺激了求贷的投机活动，其结果必然促使经济主体争先恐后地争夺资金资源，粗放式、低效率地使用资金。
同样地，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尚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大量搞粗放型经营的劣势企业受“父爱”保护而不会被淘汰出局，生产要素也就不可能向优势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集聚而产生规模效益，大量无效供给和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现象也就难以消除。这样，企业无破产之忧、劳动者无失业之虑，不计亏损，、效益低下的状况也就难以根本改变。
③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体制的改革方面，政府职能转换不力，政府主体型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主体型经济转变趑趄不前，政府干预企业和市场的行政因素过强。
在政企难分的情况下，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阻碍着企业市场主体的确立，这不仅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局限，也使宏观间接调控的改革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换言之，企业尚不能完全自主决策、自负盈亏，不能按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也就不可能对宏观间接调控信号（税收、利率、汇率等）作出灵敏反应，致使宏观调控失败。
同时，政府保证社会公平，减轻就业压力，还会诱使企业多铺摊子、少搞技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也往往搞“三拍”（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工程；导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结构趋同，宏观经济发展失衡。
在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政府行政导向往往压抑市场导向，从而，使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初始配置失误形成的结构失衡固化且呈刚性状态；（注：在市场尚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生产要素的市场流动性受到限制，且部门之间也难以通过竞争形成平均利润规律并发挥作用，这就影响和制约了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的市场自动调整机制的形成及其作用，致使经济运行中资源再配置和结构转换不能适时有效进行，错置结构相对稳态存在。）另一方面，政府基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在投资、计划等政策制订中对产量、产值、增长速度和总量扩张的偏好，干扰了市场信号，缩小了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范围，消弱了市场自动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致使宏观间接调控的改革缺乏正常的市场传导。
此外，中央直接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宏观间接调节体系（包括财政税收、金融货币、计划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改革的适时跟进，以致于在1984年以后，当宏观经济运行频繁波动，总量经济高速增长面临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等结构性瓶颈约束、通货膨胀压力增强时，仍需主要依赖行政性手段应急处理。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体制有了较大动作的改革，开始运用了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手段来调节和控制经济活动，但这些政府手段的贯彻最终仍要依赖于行政力量的支持。宏观调控体制的缺陷、或者说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健全，使其难以发挥出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的总量控制和合理的结构调整的职能。
从上可见，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结构性问题的出现，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延续至今，未有实质性转变，深层原因实质上都与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到位这一体制背景有关，具体说，在企业、市场及宏观调控等主要的体制改革环节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微观基础、市场机制和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尚未最终确立。而从粗放型到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的先行经验表明，它伴随和依托于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内在的启动阀和促进装置。因此，没有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的进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充分发育和完善，就没有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保障，从而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检验体制改革和转轨进展程度的客观的重要标志：查看经济增长借以实现的方式。如果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效益的现象得以抑制和消除，那就是体制转轨成功的一个信号，显示出新体制的成长和新机制的发育具有导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规律性特征；相反，如果经济增长中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效益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就是改革仍未安全深入到经济肌体的一个信号，显示出旧体制和机制的惯性与粗放型增长方式循环的锁定状态的内在关联性。
三、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
1.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阶段上结构升级、整体经济素质提高的客观要求
世界工业化发展史表明，工业化进程将先后经历由农业为主阶段向工业为主阶段转变，进一步由传统工业化阶段向现代工业化阶段转变的过程。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必然引起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诸如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经济技术结构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如在经历初步工业化之后，由于需求和技术的变化，一些产业进入成熟期乃至衰退期，这时，任何国家都会面临不断的结构调整的问题。适应这些变化及时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将促进产业跃升，构筑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及其关系，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素质的提高。因此，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要素市场非均衡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给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分析1997年肇始于泰国、波及到整个东亚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内在的深层次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调整滞后，产业升级不力，产业空心化，泡沫化。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快速成长之初，几乎采取的都是传统产业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引起的竞争加剧，使出口导向型战略遇到了市场障碍，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饱和，技术进步跟不上，发展缺乏后劲，逐渐丧失了比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粗放式扩张，使资源成本、工资成本急剧上升，刺激了投机资本的发展。如房地产发展较快，大量住宅和写字楼闲置，形成泡沫因素，造成大量银行不良资产，坏帐、呆帐大幅度上升，加上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化，银行制度又不健全，缺乏监管，外债规模和结构不尽合理，以致承受风险能力脆弱，终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给整个东亚经济带来毁灭性灾难。
2.结构调整也是促进微观经济高效运作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之举
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目前多数企业面临困境的直接原因，也是导致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诸多困难和矛盾的重要原因。因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企业组织结构，是缓解和摆脱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重要举措，以及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诸多困难和矛盾当务之急，更是有利于微观经济高效运作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之举。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应加强第一产业发展的基础，加快第二产业的改造和提高，加大第三产业发展的力度，在总体上推动产业纵向深化发展与升级，形成以高度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为主、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型产业结构。具体来看，在农业方面，要以效益农业为重点。因地制宜，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和农、林、牧、付、渔结构。加强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稳步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效解决农付产品品种改良、深加工和购销渠道拓展等问题。同时，抓好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开发、引进和推广工作，积极推动传统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集约型现代农业转变。在工业方面，要以产业升级为重点。进一步调整和压缩落后的生产能力，加强相对优势行业的技术改造工作，引导和支持企业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加工工业。由于高新技术开发具有高创造、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等特征，它的发展不仅需要较为顺畅的资本渠道和较为雄厚的资本资源，而且在客观上也要求有一套完善高效的投融投资机制作保障。因此，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和有实力的风险投资公司，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增加投入，以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实现产品结构梯度化和高质化，增加市场需要的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在服务业方面，要以提高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服务水平为重点。在继续抓好水利建设的同时，加快公路、城市建设、城乡电网、国家粮库和经济适用房等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和推进公益性、基础性项目的产业化运营，进一步推进文化、体育等公益性事业的产业化步伐。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社区和中介服务业以及旅游业等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
其次，调整地区结构，应从各地资源禀赋出发，在地区间相互开放和平等交换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的分工协作，使各地区在比较利益选择基础上，既形成各具特色和比较竞争优势的地区产业，又重构起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如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应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实现产业化结构高级化；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则应把重点放在农业、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上。
再次，产业结构（包括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的组织基础是企业组织结构，因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地区结构，应和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涉及到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调整的基本方向是改变过度重复建设、低效率竞争的状况，解决企业“大而全、小而全”问题，逐步建立起更具合理性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调整同样应以市场为导向，并在政府必要的指导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形成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要素资源能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间自由转移和流动和新的网络企业关系结构。具体操作上，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应符合不同行业自身的要求，体现出其合理的集中度与适当的分散度的特性，分两种情形进行：一种是对那些规模经济要求显著的行业，主要通过企业之间多种改组形式，如联合、兼并、拍卖、破产、委托经营、股份化等形成规模经济，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占有率；另一种是对规模经济要求不显著的行业，则主要加强对生产的专业化改组；克服“小而全”现象，推进技术改造，发展高新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素质。
四、我国结构调整的方式及其途径
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调整以市场性重置为主要方式，同时，有效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已在理论上达成共识。在市场性重置方式下，结构调整可以通过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两条基本途径来实现。一方面，建国以来，经过近50年累积投资，我国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规模已经很大，总量已达5.19万亿元，但结构不尽合理。为此，盘活现有存量资产，提高国有资产运作能力，就成为改变“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为主的传统增长方式的必要措施。另一方面，为保证经济增长持续有效地进行，必要的投资增量也应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存量调整上，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产权转让和流动机制，充分运用各种市场，特别是产权交易市场、设备拍卖市场、兼并市场等来促进国有资产存量调整，要充分利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资金利润率的吸引力，组织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盘活现有存量资产，提高国有资产运作能力。
首先，盘活现有存量资产，就要在存量上改变企业只生不死的状况，通过企业改革、改组、改造、走破产与重组、兼并与收购、培育规模经济与改革相结合，实行存量整合的道路。①鼓励具有竞争实力和良好发展前景的优势企业，利用其技术、管理、市场营销、融资渠道、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兼并、收购经营困难甚至亏损、濒临倒闭的劣势企业，这既可以采取产权转让的企业兼并，也可心采取对产权的整体收购或达到控制程度的收购。通过资源重组，提高企业效率，而不是简单把企业规模“拼大”。②实施建立在竞争性经济行为基础上的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鼓励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成长壮大的企业，在市场导向下进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打破行政分割局面，使国有资产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重组，有效地解决低水平重复建设、区域结构同化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带动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小而新方向发展，形成大、中、小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网络。③鼓励优势企业投资控股现有的中小企业或采取鼓励中小企业以资产折股向优势或重点企业投资等办法形成规模经济。通过企业间的兼并、重组、联合和集团化，将企业间存在的外部分工内部化、企业间的外部交易和市场协调转变为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提升支柱产业、传统产业的规模和层次。
其次，盘活现有存量资产，还需改变传统投入方式，更新投入观念，以租设备、租厂房的租赁投入方式，取消过去单纯追求买设备、建厂房的购建投入方式，来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既可以克服资金不足制约投资的问题，又可以降低大量资金投入的投资风险；既可以避免设备利用率低甚至闲置的现象，又能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提高生产能力，可谓一举多得。
在增量调整上，通过进一步理顺价格体系，提高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利率、工资等广义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从而，实现价格信号对必要投资增量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价格影响利润率变化进而吸引社会新增资金流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过程。一方面，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增量调整着重要在缓解和改善瓶颈产业的问题上做文章。而只有在价格的调整使农业、交通、能源、教育、科技开发等瓶颈产业成为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的条件下，新增投资才会逐步流向这些薄弱环节，这些“瓶颈”对经济增长整体素质提高的制约状况也才有望缓解和改善。另一方面，为提高新增投资的使用效率，还必须克服“金融压制”，进行“金融深化”的制度创新。在积极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加快利率形成的市场化进程，从而，通过正常化和合理化的资金使用成本的约束，抑制乃至消除资金使用者粗放式、低效率地使用资金的行为。
实际上，无论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地区结构的调整，抑或是企业结构的调整，在通过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途径使其趋向优化的过程，都不可能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动态化的交易过程，这意味着结构调整的背后不仅有一个资产的各种权利关系的市场化过程，也就是产权转让、交易流动过程，而且实际发生着所有制形式间开放性、流动性的渐进变化，实现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正是这种产权流动过程中形成的产权关系的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以及所有制结构的流动化，影响和改变了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边界，促使着长期以来单一化、封闭化、凝固性的所有制形式逐渐转向适应现阶段客观经济条件要求的多元化、开放式、可转让和流动性、优化的所有制结构。
总之，以市场性重置方式为主进行结构调整，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应由市场竞争来选择产品、企业、产业、地区和所有制形式，促使社会经济资源转移和流向有市场需求、能耗少、效率和效益高的产品、企业和产业，从而使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特别是所有制结构以及企业规模、技术水平等不断趋于合理。所谓合理，应综合体现在市场竞争力增强、经济效益提高和形成长期发展潜力等多项内容上。因此，从长期来看，市场机制导向下的结构调整，是一个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市场的变化与发展不断创新和优化；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结构升级转型；发挥各地优势、促进地区经济结构合理化、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全社会来看，形成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有力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社会经济集约型增长的过程。
但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有微观经济组织自主决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竞争自然淘汰机制等基本前提，换句话说，需要具备利益独立的市场主体、竞争性形成的市场价格、完备统一的市场体系以及健全完善的市场规则等基本条件。然而，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尚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的成熟度还很低，市场机制作用的基本条件仍在形成和建设之中，市场机制的发育也很不充分，这不能不影响和限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同时，由于市场机制自身的功能性缺陷（在经济的外部效应、公共物品的生产等方面）和局限性（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及宏观总量上的低效性等），也决定了仅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是不够的。因此，结构调整，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又要有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如政府制定中长期的结构政策、投资政策、生产力布局政策等，保证结构调整有序、顺利地推进，使其在不断向深层次发展的过程中正常升级转化，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五、小结
由于改革的不配套，特别是不彻底，经济领域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未根除，加之，改革在很多方面又未能与经济增长中结构转换的内在进程合拍，使得经济运行中的结构问题愈益突出，并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走向质量型、效益化轨道的主要障碍，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大了体制改革的难度，降低了制度创新的绩效。
不言而喻，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与开放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完了它的外延式、粗放型数量扩张与高速增长的路程。接下来，为使我国经济逐步转入到内涵式、集约型持续次高增长的轨道，（注：中国社科院刘迎秋博士在1998年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作出判断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次高增长阶段（hypo-high-growth period）， 这是特指GDP增长率相对于1996年实现“软着陆”之前一直处于接近或超过 10%的高增长状态“低一个层次”，即GDP增长率高于6%、但低于9 %的阶段，这一阶段以内涵式、集约型持续增长为特征。参见刘迎秋：“论我国国民经济的次高增长阶段”，《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 第4期。）我们所面临的就不单纯是经济发展阶段上的结构调整和升级问题，同时还依赖和取决于体制顺利转轨过渡，以及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这就是说，结构调整必须与体改深化同行并进。
在实践中，结构调整以市场性重置为主要方式，通过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两条基本途径加以实现。同时，在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下，使结构调控有利于微观经济的高效运作与宏观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