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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伟业(1609-1670)，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榜眼，明末复社核心人物之一。入清官至国子监祭酒，为明清之际著名诗人。笔者考察吴氏生平，发现有关论述有不少疑点，故为考论。
一、投师张溥的时间
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为伟业业师，又是复社党魁，对吴伟业产生过重要影响。自顾师轼《吴梅村先生年谱》以下，论者多将伟业投师张溥的时间定于天启二年(1622)，伟业十四岁。其说主要依据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先生少聪敏，年十四能属文。里中张西铭先生以文章提唱后学。四方走其门，必投文为贽，不当意即谢弗内。有嘉定富人子，窃先生塾中稿数十篇投西铭，西铭读之大惊，后知为先生作，固延至家，同社数百人皆出先生下。”这段话并没有说吴伟业“年十四能属文”与投师张溥为同一时间。所述张溥“以文章提唱后学”当为张溥学成、致誉天下以后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在好几年后才能出现。
首先，从吴伟业生平自述和相关材料看，伟业早年的求学经历，主要随父辗转就读于各家书塾。万历四十三年(1615)，伟业7岁，就读于江用世家塾[1](P900)，12岁时读书王在晋家（注：据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江苏古籍1990年版第14页。按：叶氏论李明睿万历48年设教王家确，而称明睿本年劝伟业师张溥则误，说见后。），其后读书吴氏五桂楼（南楼），与同宗吴继善（字志衍）为莫逆交。
在伟业的学友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即为继善。据伟业《哭志衍》诗：“予始年十四，与君早同学”、《送志衍人蜀》：“我昔读书君南楼，夜深拥被谈九州”，则二人同学的时间当在天启二年，地点即在吴家五桂楼。二人切磋琢磨，志同道合。伟业《德藻稿序》自述：“初君与志衍少而同学，于经术无所师授，特厌苦俗儒之所为，而辄取古人之书，捃摭其近似者隐括之为时文。年壮志得，不规规于进取，乃益骋其无涯之词以极其意之所至。”如果此时伟业已师从张溥，当不至称“于经术无所师授”云云。
伟业《志衍传》谓：“余年十四识志衍，……又六年，而人抚、纯祜相与砥砺为文章。”又《穆苑先墓志铭》说：“余之初就君斋读书也，有同时游处者四人；志衍、纯祜为兄弟，鲁冈与之共事，其辈行差少。皆吴氏，余宗也。邻舍生孙令修与焉。”那么吴伟业年二十（崇祯元年）时尚在穆云桂（字苑先）斋中读书，其同时游处者不过穆云桂、吴继善、吴克孝（纯祜）、吴国杰（鲁冈）、孙令修等人，还没有成为张溥弟子的迹象。
再从张溥的情况看。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述及张溥早年与张采订交求学：“采字受先，号南郭，以善戴氏学，有声黉序。溥延为馆宾，读书七录斋。时娄文卑靡，两人有志振起之。溥矫枉过正，取法樊宗师、刘知几，岁试乃踬。闻周介生倡教金沙，负笈造谒之，三人一见，相得甚欢，辩难五昼夜，订盟乃别。溥归尽弃所学，更尚经史，试乃冠军。”那么，“试乃冠军”乃是张溥学成的标志。张采《知畏堂集》卷九《祭张天如文》云：“忆弟友兄，始庚申岁，即癸亥（天启三年，1623）延我七录斋。凡五年中兄每辰出，夜分或遇子刻入，两人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既然二张相交在天启三年，张溥的“试乃冠军”就绝不可能在此之前。
张溥天启四年(1624)冬与张采、杨彝、顾梦麟等定应社约，以周钟为盟主成立了应社。但张溥的真正得名，还是在天启七年(1627)，二张在娄中率众驱逐魏忠贤党羽顾秉谦，“由是天下咸重天如、受先两人矣。”[2](P174)当年张采乡试中举，次年即崇祯元年(1628)举进士，张溥入京师，与王公大人相交接，立志“尊遗经，砭俗学”，以振刷诗书之道，廉耻之途，“乃与燕、赵、鲁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自京师归后，张溥及复社的名声才振起于东南，“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秦、晋、闽、广间，多有以其文邮至者。”[1](P599)这时，张溥才有“以文章提唱后学”的资格。另有一种说法，伟业师从张溥，是接受了李明睿的建议。
程穆衡《娄东耆旧传·吴伟业传》载：“江右李太虚明睿，落魄客授州王大司马所，与约斋（伟业父吴琨）善。一日饮于王氏，太虚被酒，碎其玉卮，主有诟言，愤怒去。约叟追而赆之。太虚曰：‘君子奇才也，天如将以古学兴东南，盍令从游乎！’约叟如其言。”这段记载也使人以为吴琨追赆李明睿与后者荐师为同一时间事。按李明睿碎杯辞馆，事在泰昌元年(1620)。时张溥初起里中，“诸老生颇共笑其业以为怪”[1](p599)。李明睿恐不大可能在当时即能预见“天如将以古学兴东南”吧？钮绣《觚剩》也记载了这一故事，却没有荐师张溥之说。倒是说李明睿举进士（天启二年）数年后，“以典试复命过吴门”，“因购吴伟业行卷，携以北上，为延誉京师”。
据顾《谱》，吴伟业崇祯元年补诸生，时年20。又《明实录·熹宗实录》卷84载，天启七年五月，“礼部题各省直考官：编修倪元璐、检讨陈盟、李明睿、给事中张惟一、李鲁生、薛国观、吏部员外姚昌篆、兵部主事胡福弘。盟、唯一浙江；明睿、鲁生湖广；元璐、国观江西；昌箓、福弘陕西。”[3](P4113)李明睿既然天启七年主考湖广乡试，则复命过吴门当在本年底或崇祯元年初，为伟业北上延誉也就在此时。
这样看来，说李明睿泰昌元年即看出吴伟业的不凡，对吴琨称“君子奇才也”，又预知6、7年后张溥之将兴古学，建议伟业从而师之，作为故事虽富传奇意味，却与事实不符。如果李明睿确有荐师之举，就只能在天启七年底或次年初。明睿所谓“天如将以古学兴东南”即在此际。陈延敬载张溥得伟业塾稿“读之大惊，后知为先生作，固延至家，同社数百人皆出先生下”的情况，也非此时莫得。关于伟业投师的缘起，尚待论定，但投师的时间可推断。
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称：“时经生家崇尚俗学，先生独好三史，西铭张公溥见而叹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因留受业，相率为通经博古之学。年二十补诸生，未逾年，中崇祯庚午举人。”据此，吴伟业崇祯元年为张溥弟子，当年入庠，三年秋中举，时间上并无不合。
又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据吴伟业顺治十四年(1657)《张敉庵黄门五十序》“余与交且三十年”句，推断吴与张溥幼弟张王治相交于崇祯元年，甚确。而这也可旁证吴伟业之入张溥门庭约在此时。
二、崇祯末年的出与处
吴伟业于崇祯十二年七月奉旨赴河南封藩，又因母亲生背疽回到太仓。次年3月即被任命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崇祯十四年(1640)四月，在张溥等人的努力下，前阁臣周延儒复出再任首辅。六月，伟业迁左中允。谈迁《国榷》载：六月“己巳（25日），管绍宁为南京少詹事，卫胤文、吴伟业为左右。”“七月乙亥朔（一日），吴太冲为南京国子司业。”叶君远推断吴伟业十四年五月赴太仓张溥葬礼之后就再未回到南京，不确。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集·结邻集》收吴伟业致吴太冲书，当是九、十月间作于南京。信中透露出归隐之意。事实上，吴伟业虽已接受任命，却没去北京赴任。崇祯十五年四月吴伟业升任左谕德兼侍讲[4](P592)。伟业闻讯上《升任请养疏》，解释去年未赴左中允任，是因为司业南京期间，“臣母沈痼缠绵，微臣复清羸憔悴”，听到朝廷新的任命以后，“奉母东还，义急王程，心忧母恙，以致夙疾再作，百渗交侵”；自今年春夏以来，病势转危，“正尔傍徨，再闻除目（左谕德）”，“因缘疾患”，难以赴任，请求朝廷“特准在籍调理”。冯其庸、叶君远《吴梅村年谱》以为此疏作于弘光时期，误。弘光元年正月，吴伟业接父手书，闻母病，即上《乞假省亲疏》要求回乡探母，月末获假返太仓。冯、叶《年谱》以为“不久，弘光朝复征之，不赴。四月顷，上《升任请养疏》与《自陈不职疏》”。按伟业乞假省亲时，母亲患病在家，但《升任请养疏》“幸蒙拔擢，奉母东还”云云，当指自外地返乡。可知该疏必不作于此时。上《升任请养疏》的合理时间就只能是崇祯十五年四月升任左谕德不赴的时候。
冯、叶的推断是受梅村文集排序的误导。《梅村家藏稿》卷57《升任请养疏》排列在弘光间作的《辞职疏》与《乞假省亲疏》之后。由于梅村各体诗文一般以时间先后排序，本卷其余均同，唯《升任请养疏》位序倒错，许多人都为此发生误解。《梅村家藏稿》和《梅村文集》这种排序出于有意安排，其用意何在？会不会是想掩饰些什么？如果把《升任请养疏》还原到崇祯十五年来理解，至少说明吴伟业对这一任命没有完全置之不理。疏中表达了“留形天壤，拜见阙廷”的愿望，为以后再赴朝廷之召预留了地步。
这封疏奏还说自己“春初呕血数升，精神消耗，肌肤瘦削，腰脚虚肿，不成行立，头目昏眩，辄致沉迷，入夏以来，寝增寝剧”，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这一年春初，吴伟业前往嘉兴拜访了正要被再次起用的复社要人吴昌时。《三垣笔记》载：“昌时里居时，凡公祖父母，皆执贽称门下士，彼峨冠博带，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门止，盖以师道自居也。有强项不执贽者，即于上台处媒孽，故无不望风而靡。”[5](P51)伟业此去则受到热情款待，其“出家乐，张饮”的盛况被写入名作《鸳湖曲》中。四月间，又应慈溪冯元飚之召同泊塘栖。也在同一时间，冯与伟业一起谒见被谪南还的黄道周，黄与之“极言时事干济，忧危救倾，娓娓不止”，别后又“遗书千余言相付”（谈迁《北游录·黄石斋先生遗事》）
叶君远认为，吴伟业的这次杭州之行只是一次“归来拟层云山兴”的山水游历，但又奇怪没有一首纪游之作留存下来，“若不是他在《工部都水司主要兵科给事中天愚谢公墓志铭》一文以及后来同史学家谈迁的一次谈话中说到他与黄道周巧遇于杭州之北不远的塘栖镇，我们甚至都无从知道他有过这样一次杭州之行。”[6](P79)其实从时间及往还对象上看，伟业这次南游绝非一般的游山玩水。首先黄道周为当时东林翘楚，学问、品行、操守、风裁素著，卓然系天下土林之望。崇祯十年曾列入会推名单，后触犯皇帝遭到残酷打击。复社中人以救黄道周为“今国家事莫有大于此者”。冯元飚是东林中的实力派人物，崇祯五年，冯元飙曾疏救周延儒，是促成周延儒起用的核心人物。他与朝廷巨僚与内侍关系密切，活动能量很大。张溥死后，吴昌时实际上成了复社新的政治领袖。因周延儒的复用，吴昌时很快进京，破例由礼部转吏部文选司郎中，一手掌定官吏升迁的大权。后来在崇祯十五年初至十六年底近两年时间里，因贪黩秽恶滥使职权而败落身死。了解了这样的背景，吴伟业避谈这次游历的原因也就可以猜到几分。
吴昌时对吴伟业的盛情款待并非只出于感情的因素，吴伟业早就在党社中大有人望。侯方域《答张天如书》就说：“贵乡虞山之争枚卜，长洲之去国，为数年来极有关系事。长洲已与日月争光。天下所视望者，惟虞山与娄东耳。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铭必有以处此。敢因明教而借及之。”又《与吴骏公书》称：“是时学士方少年，为天子贵近臣，文章德器倾动天下，议者谓旦夕人相。”虞山争枚卜指钱谦益崇祯元年廷推，长洲去国指文震孟三月罢相。娄东而为“天下所观望者”，当指吴伟业无疑。张溥虽也有重名，但其身份不过一名长期家居的在籍庶吉士，连正式的官职都没有，不可能骤进至卿相。而吴伟业则比张溥更具备这样的资格。
伟业久居翰林清要之地，身兼东宫讲读，又有南国子司业、詹事府左中允、左谕德、左庶子等宦历，且首疏攻张至发，“直声动朝右”，又上疏极论天下安危，俨然帝师王佐气象。在南京时，正值“江左全盛，舒、桐、淮、楚衣冠人士避寇南渡，侨寓大航者且万家”，伟业与四方宾客“招延谈咏，殆无虚晷”（《宋子建诗序》），自然声誉日隆。不仅如此，吴伟业还很可能参与了周延儒再相的策划与运作，与周延儒因缘益深。周延儒上台之后，大起党社旧人，“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长工部，倪元璐掌兵部，皆起自废籍。其他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宸等，布满九列”。吴伟业的官职也逐级上升，当在情理之中。因此，若干年后陈维崧称吴为“当今之王茂宏、谢东山也”，与当时舆论的推许是一致的。
面对这种情势，吴伟业的主观态度如何呢？吴伟业是否真的“什么官职也不接受，什么官职也不要求，归隐了”呢？《升任乞养疏》只是申请“在籍调理”，并未拒绝官职。《三垣笔记》称“吴谕德伟业”，也表明吴伟业的接受了这一任命。谈迁《北游录》载吴伟业曾对谈迁极论旧事：“且述辛未南宫放榜之前夕，梦坐一大公署，最宏丽。徐九一、夏彝仲携樽倾倒，送之仪门。回顾门封，曰詹事府。又出门屏，墙上大书曹勋，字径二尺。果冠南宫。而体羸常惧羲驭之促。叨一第，年二十三，意历詹事，不越二十年，未尝躐进。及甲申夏，蒙召，谓且詹事我也。果如之。人生进止，默有权衡，岂非天哉。”梦中詹事之封，至弘光时尚不能释怀，又怎能在崇祯时期即息心仕途呢？
另一条材料可以证明，吴伟业在崇祯末年还曾有过一次未果的还朝赴命之行。
李雯《蓼斋集》有《寄赠吴骏公太史假满还朝》。冯、叶《年谱》以为此诗为伟业赴弘光朝征召时作。但该集《卷后集》卷一乐府中有《东门行寄陈氏（并序）》，其序曰：“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按此，李雯自甲申（崇祯十七年）三月国变之后，三年未与故人通书札。吴伟业被弘光征召在甲申五月，赴任更在七月、八月以后，其时李雯正在北京被荐作清廷的内翰林弘文院诰敕撰文中书舍人，当然不可能向远在江南的吴伟业题诗道贺。且李雯国变后诗文皆人《卷后集》中，前诗编入正集卷七七言古风三，为国变前作无疑。又诗中提到吴伟业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以后所作《洛阳行》，赠诗的上限也就不会早于这个时间。那么吴伟业的“假满还朝”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推算起来，应该在崇祯十六年伟业升迁为左庶子时。李诗中提到“欲遂莱衣身不能，诏书屡下延西清，”吴伟业此前升中允、谕德均不赴，再晋左庶子，官位从正六品到五品再到正五品，确可谓诏书屡下。凭着满朝的故旧知交，借着逐级迁升的势头，吴伟业“假满还朝”的机会莫此为佳。但奇怪的是，大多数有关传记都说吴伟业曾于崇祯癸未官晋左庶子，而吴伟业自己却对此三缄其口。其自述一生经历的《与子曝疏》及其长子吴暻托陈廷敬所为《梅村先生墓表》都只说到官史允、谕德而止。连官职上的升迁都讳言如此，未能成行的还朝之举也自然要绝口不谈了。那么，吴伟业为什么不提这次升迁呢？
崇祯十六年是周延儒、吴昌时等人招权纳贿最疯狂、也是他们最终走向末路的一年。据谈迁《国榷》：三月，吴昌时由礼部仪制主事改吏部文选司主事，肆无忌惮地例转给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陈荩等六人，引起言路大哗。祁彪佳等人疏劾之，吏部尚书郑三俊以荐昌时而引咎辞职。四月，周延儒自请督师御虏，不仅玩寇避战，而且谎报军功。兵科给事中陈泰来等劾之。五月勒延儒致仕。六月，兵科给事中郝絧劾吴昌时、周仲琏等窃权附势，纳贿行私，谓“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时、仲琏又延儒之罪人也”。七月皇帝亲自审讯吴昌时，“拷掠至胫折乃止”，又征周延儒听勘。十月兵部尚书冯元飚罢任。十一月诛吴昌时，十二月，周延儒赐死。内阁又由陈演、魏藻德等主持。
另一方面，农民军的战争也在这一年中达到新的高潮。当年正月，李自成连下承天、潜江诸州县，拥兵百万，占地千里，并于三月改襄阳为襄京，自成为新顺王，建立大顺政权。张献忠五月克武昌，改为京城，建立大西政权。满清军队对明朝的打击也十分沉重。总之，明王朝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朝不保夕。吴伟业可能在本年上半年晋左庶子，并打算赴京任职。但到了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伟业的北行计划也就搁置下来，最后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不得不彻底放弃。不用说远在江南的吴伟业打消了仕进的念头，连身在北京官居高位的人也知道大厦将倾，应该抽身退位了。据《国榷》载，崇祯十五年四月，阁臣谢升就故意抨击崇祯，而被削籍。《烈皇小识》卷七载：崇祯十六年，“以冯元飚为兵部尚书。”“乃佯称病。一日在朝班，伪称疾发，聩眩仆地，扶曳而出。”[7](P202)
吴伟业不想让人知道他有这出而复返的一段经历，除了它的党争背景外，还希望掩饰自己内心的这一段躁动，使不与物竞的形象继续得以保持。这也算是韬晦的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