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语言复兴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杰拉德·罗谢1，琳恩·辛顿2，莱纳·胡斯3
（1.拉筹伯大学 澳大利亚 墨尔本 VIC 3086；2.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 伯克利 94720；3.乌普萨拉大学 瑞典 乌普萨拉 SE-751 05）
提 要 本文探讨了语言复兴作为研究和实践领域的起源和发展。基于最近出版的《劳特利奇语言复兴手册》，本文将语言复兴定义为“为逐渐或已经不被使用的语言提供新的生命和活力的过程”，认为语言复兴研究的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兴起的濒危语言研究相呼应。这显示了语言复兴如何在21世纪初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出现，并且有逐渐往跨学科发展的趋势。本文提供语言复兴的案例研究，以展示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研究和实践交织的方式。最后简要分析了该领域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势：语言复兴教学课程的发展以及语言复兴民族志研究的出现。
关键词 语言复兴；濒危语言；跨学科合作
一、序 言
语言复兴一般被理解为“为逐渐或已经不被使用的语言提供新的生命和活力的过程”。当前语言复兴是一个正受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越来越多社会团体和学者关注的领域。本文关于语言复兴的讨论是基于最新出版的《劳特利奇语言复兴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下称《手册》）。《手册》不仅汇编了来自近20个国家的20多个案例研究，且额外收录了与语言复兴话题相关的26个章节。这些章节涵盖了以下话题：健康与福祉、语言政策与规划、教育、读写素养、语言档案编制以及技术（Hinton，Huss & Roche 2018）。本文将以讨论全球范围内的语言濒危危机及其学术研究为开篇，介绍语言复兴的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实践。
二、语言复兴研究的理论及其发展
（一）术语和含义
语言复兴一词总是与濒危语言息息相关，即语言社区正受侵入性语言的影响而转向单语制。在极端（但越来越常见）的情况下，语言社区内根本不再有任何原语言的使用者。除语言复兴外，还有其他密切相关的术语，包括语言维护、逆向语言变迁（reversing language shift，RLS）、语言恢复和语言复活。
走到门口，悄悄推开门，门被什么东西压着，但东西不重，没用多大劲就推开了。他压低声音唤了一声：丁主任，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窸窸窣窣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甲洛洛打开电筒，照亮了丁主任凌乱的发丝和惊恐的眼眸。他下意识的把一个人藏在身后。
20世纪80年代，在土著社区最深入地参与双语教育的时代，语言维护常常指人们推动他们所期盼语言的努力和过程。语言维护是语言变迁的反义词。它描述的是在周边的主导优势语言已经开始影响的情况下，社区保持语言使用者继续使用其语言的情况或行动。
但是当一个社区认识到他们的语言实际上正在消失时，“语言维护”一词就变得过于“温和”。语言维护一词隐含的意义是减缓或阻止语言流失，即维持现状。但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大量的土著和少数民族语言，好几代人都不再认识，而且也不再被原本的语言使用者使用。语言复兴现在常常指不仅维持，而且增加濒危或处于“休眠”状态的语言在社区以及/或者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呈现。
同样地，逆向语言变迁（RLS）这一术语在当前语言衰退的发展背景下可能具有误导性的内涵。有时被称为“语言复兴之父”的Joshua Fishman，在他著名的关于“分级代际传递严重度”（Graded Intergenerational Disruption Scale，简称GIDS）（Fishman 1991）的著作中提出了这个术语。在文中，他总结了8种语言流失程度与不同层次上扭转语言流失所需的干预措施。但Bernadette O’Rourke（2018）指出，Fishman的逆向语言变迁理论主要是将语言的使用扩展到教育和政府等机构，但这在当前现实情况下并没有真正发生。语言衰落的另一方面体现在被复兴后的语言与原有语言有诸多不同：虽然新的语言有许多原有语言的特征，但同时具有新发音、新语法、许多新单词，在新的场合被使用，这些可用于该语言讨论过去从未谈过的新话题。
语言恢复一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其一，该术语专门指重新恢复处于沉寂或是休眠状态的语言的行为。沉寂或是休眠状态指的是该语言已经没有任何在世的使用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语言复兴是基于语言使用者依然存在的情况。其二，语言恢复作为术语还有一层隐含的意思，即“社区宣示他们讲一门语言的权利以及设定相应的目标来回应社区的语言需求和期盼”（Leonard 2012：359）。
语言复兴常常涉及研究人员与社区之间的合作。在许多情况下，社区可能会聘请语言学家或其他学者帮助他们开展工作，并且有些语言学家会在社区中发起语言复兴项目。语言学家由于本身对于语言的敏锐性，通常与濒危语言有特殊关系。他们对语言的研究可以为那些使用者很少甚至没有使用者的语言提供重要的帮助，也可以为教师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元语言的理解，以便开发语法课程。虽然如此，大多数语言学家实际上很少接受过语言教学的训练。
（二）语言濒危与语言濒危研究
世界当前有7097种已知的语言（Simons & Fenning 2018）。然而，大量关于语言多样性的研究发现世界语言总数量正处于快速且持续的下降状态（见Campbell & Belew 2018与Rehg & Campbell 2018关于此话题的研究综述）。作为世界语言工作最重要的参考书籍之一，《民族语言志》（Ethnologue ）记载的数据显示：世界有473种语言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即不多于100个语言使用者，并在社区中没有其他人懂得或使用该语言（Simons & Fenning 2018）。另外，大量语言被定义为“濒危”状态，即该语言有失去其所有使用者的风险；Campbell & Belew（2018）称世界接近一半的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
新西兰毛利语（Māori language）复兴是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复兴案例之一（Winitana 2011）。毛利语言复兴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方面是“语言巢”方法的应用——针对幼童的沉浸式语言课程，即儿童从社区中仍然能流利使用该语言的长者处习得语言。这种模式已经在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包括芬兰的萨米人和俄罗斯萨哈林岛的尼夫克人。复兴计划包括涵盖各级的教育、纸质媒体、广播媒体以及“家庭语言规划倡议”（O’Reagan 2018；May & Hill 2018），“语言巢”只是其中一部分。虽然由毛利社区发起和实施，但这些努力得到了新西兰政府的支持。新西兰政府于1987年通过了《毛利语言法》，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正式的政府机构——毛利语言委员会，以管理毛利语发展的相关事务。
语言濒危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期首次被语言学家提出。这一概念的出现也正是响应了学界对语言保护行动的呼吁。在1987年的第14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上，与会专家决定把语言濒危列为第15届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Wurm 1996）。1991年，在第15届会议的准备过程中，一系列关于语言濒危的文章（Wurm 1991；Brenzinger，Heine & Sommer 1991；Zepeda & Hill 1991；Kibrik 1991）发表在由哲学和人文研究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出版的《第欧根尼》（Diogenes ）期刊上。其中部分文章也发表在《濒危语言》（Robins & Uhlenbeck 1991）一书中。同年，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Ken Hale在美国语言学家协会的年度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关于濒危语言的座谈小组。小组讨论成果在翌年以专刊形式发表在《语言》（Language ）期刊上（Hale et al. 1992）。可见，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期是语言濒危研究萌芽的关键时期。
“濒危语言”一词反映了“濒危物种”的概念。濒危语言的经验实践与理论研究也从全球环境运动中吸取了相应的方法工具和道德合法性。濒危语言运动试图提高公众对全球语言濒危与流失程度的认识，并动员各种资源来维护语言的多样性。该运动不仅造就了一个新的语言研究领域（Austin &Sallabank 2011；Thomason 2015），而且还被归入到由包括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大型非政府组织所支持的、资助与资源都相当充足的一系列活动之中。该运动有许多成就，包括对全球语言多样性和濒危情况的介绍与推广（Loh & Harmon 2005；Maf fi2005；Nettle 2009；Anderson 2011；Goren flo et al. 2012；Axelsen & Manrubia 2014），创建语言活力的评估系统（如UNESCO 2003，2011），全球语言档案的编制，语言学家的培训，数字化档案的创建以及语言录音材料的保存等。该运动也成功地将语言濒危研究话题国际化。这一运动的影响也延伸到中国境内（Xu Shixuan 2003）。
（三）语言复兴研究的历史
语言复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濒危语言研究。然而，它也是一个高度跨学科的领域，从语言学及一些姊妹学科，如应用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及其他学科与领域中汲取灵感。语言复兴研究的发展得益于语言流失研究和语言变迁研究多年来的积累。如Uriel Weinreich（1953）和Einar Haugen（1952）等的奠基性工作关注了语言变迁，而Fishman早期的作品《美国的语言忠诚度》（Language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6）中所考察的移民群体的语言保护行为是当代语言复兴运动的雏形。这时期研究的主要焦点是语言变换中的社会和经济动因。
从这种宏观社会学视角脱离出来的重要著作是1979年Susan Gal的《语言变迁：在双语国奥地利语言变化的社会决定因素》（Language Shift: Social Determinant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 Bilingual Austria ）。此后，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语言流失现象引起了学术界更广泛的关注（Aikio 1988；Kulick 1992；Norberg 1996）。1991年，Fishman的著作《逆向语言变迁：帮助濒危语言的理论和经验基础》（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出版。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论文集讨论了可用于支持社区语言发展的方法。与此同时，许多语言社区开始重视和寻求语言保护。20世纪90年代，我们开始看到在土著社会里有一轮强大的语言运动来扭转土著语言消亡的趋势，例如在美国以“稳定土著语言（Stabilizing Indigenous Languages）”为主题的一系列会议，具体的议程和行动目前在网上能公开查阅。① http://jan.ucc.nau.edu/～jar/books.html。 在这些语言复兴的实践经验与濒危语言的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和共同催化下，语言复兴这一领域正式诞生了。
随即，海德格尔给这种决断提供了一块可靠的指示牌，即荷尔德林的诗。他认为荷尔德林的诗摆在德国人面前，构成了一种考验。他引用荷尔德林《漫游》中的诗句为《艺术作品的本源》正文做结尾：“依本源而居者，难以离其源位（der Ort）。”［4］65这表明海德格尔通过艺术最终要达到的是存在的真理及其历史。在后记和附录中这一点说得更加明显，对于艺术作品本源分析中的“集置”（Ge-stell）、“固定”（Fest-stellen）等词的使用表明，在现代作为集置的存在是源于西方传统的存在的命运，对这一命运的思考早已并且应当成为思想者的任务。这一历史与命运当然首先是西方的，并且最切近的是德意志的。
实施项目每亩稻田综合产值目标6000余元，其中稻田生产优质稻500公斤/亩，产值3000元；鱼（虾）产量100公斤/亩，产值2000元；每亩放养鸭苗25只，50公斤/亩，产值1000元。
语言复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濒危语言的教学提供有效的理论和方法。理论和记录语言学家经常专注于濒临灭绝的语言，但往往对人们如何学习语言知之甚少。应用语言学家直接关注语言学习，但他们对本土语言和文化，以及影响学习和使用濒危语言的特殊环境的研究很少。学校课堂管理和课程开发也是一个专业领域。例如，即使一个语言学家对特定的语言非常了解，他/她可能不懂得如何有效地教授一门语言，因而语言学家很可能在语言教学环节里陷入困境。
三、语言复兴的研究与实践
在语言复兴领域，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研究指导实践的情况包括过去和现在的语言记录工作、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及双语语言习得模型、双语制研究和认知发展研究、语言教学理论和方法、语言选择的社会学等。从实践中发展的理论研究包括语言复兴过程中的语言变化、新词的形成、语言政策研究、语言和福祉等心理因素，以及至关重要的、哪些语言复兴的做法有效，哪些无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当然，这些研究都会反馈到实践中，形成互动的循环。
语言复兴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作品是《实践中的语言复兴绿皮书》（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该书是由Leanne Hinton & Ken Hale编纂，于2000年出版。紧随其后，大量相关出版物涌现，如一系列针对个人（Hinton 2002）和家庭（Hinton 2013）实行语言复兴的重要实用指南、新教科书（Grenoble & Whaley 2005）以及论文集（如Jones & Ogilvie 2013）。现在还有两本在线可供开放获取的以语言濒危和语言复兴为主要议题的期刊：一是《语言文献和描述》（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② http://www.elpublishing.org/publications。 该期刊总部设在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已出版15卷；二是《语言文献和保护》（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Conservation ），③ http://n flrc.hawaii.edu/ldc/。 该期刊总部设在夏威夷大学，现已出版12卷。事实上，实现研究的在线开放获取，使得语言复兴相关的从业和实践者可以随时随地接收到最新的研究成果，这是语言复兴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展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互融互通的状态。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编著《重新唤醒语言：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复兴中的理论与实践》（Re-awakening Languag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Revitalisation of Australia’s Indigenous Languages ）（Hobson & Robert 2010），基于库纳人语言复兴的案例研究——《让库纳语说起来！重拾澳大利亚语言》（Warraparna Kaurna! Reclaiming an Australian Language ）（Amery 2016），以及来自日本的阿伊努人和北欧的萨米人的文化和语言复兴的系列研究——《土著的繁荣：萨米语和阿依努语的超越复兴》（Indigenous Ef florescence: Beyond Revitalization in Sapmi and Ainu Mosir ）（Roche，Maruyama & Virdi Kroik 2018）。
语言复活一词也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与语言恢复一样，休眠语言的复活也可称为语言复活，并与语言复兴区别开来。在澳大利亚，语言复活这个词已经变得非常流行，并逐渐成为与语言复兴同义的通用术语。对这种现象的学术研究称为复兴语言学或复兴派。这也被Ghilad Zuckerman归类为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① Zuckerman关于这个话题的新研究方法可参考：https://www.edx.org/course/language-revival-securing-future-adelaidex-lang101x-1。
除社区与语言学家之间的合作之外，作为一个实践与研究相通的领域，语言复兴还涉及世界各地社区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变得越来越频繁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社区成员被培训成了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语言复兴专家。世界各地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与会议（例如，Gärdebo et al. 2014；Granadillo& Orcutt-Gachiri 2011；Grenoble & Whaley 2005；King et al. 2008）对推动研究与实践之间的互通互融至关重要。通过会议，不同相关者分享经验和想法，并相互介绍成功的语言复兴方法，如在新西兰毛利人案例中开发的“语言巢（language nests）”，加拿大最初的“沉浸式教育”，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师徒项目”。时至今日，上述成功的经验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世界不同的濒危语言保护项目之中。（关于上述及其他相关项目的详情，见Hinton 2002；Olthuis et al. 2013）
据介绍，青海推动住房公积金制度向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及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新市民覆盖，逐步实现“应建尽建、应缴尽缴”，建立健全依法缴存、有效使用、高效服务的政策体系和公积金管理机制，为广大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等群体改善居住条件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综上，本研究显示联合使用抗菌药物(≥3种)、出现急性感染期频次(≥3次/年)、反复上呼吸道感染(>3次/年)、吸烟史、变态反应性鼻炎、引流不畅、抗菌药物使用频次(≥3次/年)等仍是慢性鼻窦炎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应从停止吸烟、加强慢性鼻窦炎规范化分型诊疗、减少上呼吸道感染与变态反应性鼻炎等诱因的发生、通畅引流、尽可能避免过多经验性使用抗菌药物、严格遵守抗菌药物使用原则、提高微生物标本送检率、掌握其感染病原菌种类与耐药性、根据病原菌感染特点与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治疗抗菌药物、避免盲目使用抗菌药物等主要危险因素入手的综合措施，减少多重耐药菌株的产生，提高疗效。
本节概述了世界各地的语言复兴工作，以便介绍为支持濒危语言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以下既有为人熟知，也有较少人知的案例。
四、语言复兴的案例研究
最后，语言复兴需要许多专业人员和不同种类的知识；社区内需要有积极的语言活动家，同时希望语言使用者和文化传承人都愿意参与。此外，还需要不同的专家：语言学家（应用或其他方向）、教育专家、课程开发人员和媒体。通常，具体的知识领域也可以发挥作用：自然学家、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可以帮助社区加强他们与属地之间的关系；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人员能帮助他们获取有关其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出版物和未发表的材料；制图师可能会被要求帮助绘制地名和地域边界；等等。
此次设计的射频模块从天线获得射频信号，通过变频产生模拟中频信号，并带有独立供电电路的射频模块[9-13]。
澳大利亚的语言复兴情况则非常不同（Hobson 2018）。在新西兰，当复兴工作开始时，毛利语依然在被使用，而许多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已经彻底消失。2014年澳大利亚发表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殖民时期的250种土著语言仅有120种仍被使用。这意味着澳大利亚语言复兴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从稀缺的历史记录（如单词列表和一些简单的示例句子）中重建语言。其中一个例子是帕拉瓦（Palawa）语，该语言是根据塔斯马尼亚岛上几种语言的不完整记录所重建的（Berk 2017）。除了语言重建外，澳大利亚全国还有许多其他的语言复兴计划，如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如“语言多样化资源网络”，Resource Network for Linguistic Diversity）（Gessner，Florey，Slaughter et al. 2018），在教育、艺术领域和媒体中推广土著语言。尽管如此，正如上文引用的2014年报告所示，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土著语言仍处于濒危状态，语言数量持续下降。
巴基斯坦北部的语言复兴有着与上述两个案例不同的背景（Liljegren 2018）。在这个与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中国、印度接壤的山区，流行近30种语言。该地区的语言复兴工作主要集中于基础语言研究（如语法和词典）、正词法的创建和教育材料的制作。成立于2003年的语言倡议论坛在语言复兴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论坛有两个主要功能：其一，它作为一个可以进行社区活动的物理空间，同时为语言复兴工作者提供可以支持他们工作的资源；其二，它还促进语言复兴工作者和社区之间的联络，使专业知识、经验、方法、技能和资源能够在该地区不同社区之间流动。
虽然新能源技术发展迅速，但是，随着其在电网规划中的应用，也逐渐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二者的融合和适应关系。在当前的电网规划中，应积极适应新能源关键技术，保证电网规划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因此，对适应系能源发展的电力规划要点进行详细探究迫在眉睫。
在相同的暴露方案下，动物状态、环境温度、体质量等均会对减压病发病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动物状态差（如进食量减少、运动减少）时减压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会升高。环境温度与减压病发病率之间关系复杂，有研究认为减压后低温环境会增加减压病的发病率[19]，也有研究发现潜水和减压后高、中、低温 9 种温度组合与减压病发病率无显著关系[20]，实验中应尽可能减少环境温度变化对实验的影响。体质量高的动物减压病发病率明显升高[12]。此外，个体对减压病易感性差异较大[21]，可能与免疫系统及血管内皮系统相关[22]。
北欧（如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部分地区等）的萨米语在语言复兴研究和实践方面提供了有趣的创新（Aikio-Puoskari 2018）。萨米语言复兴人员已经利用了其他地方开发的方法，例如上文所述的新西兰的“语言巢”模型。该模型在芬兰的伊纳里萨米（Inari Sami）语的背景下取得重要发展。工作者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针对提升“迷惘一代”语言能力的成人教育计划。新西兰“语言巢”模型主要关注上一代的语言流利使用者（如祖父母）与下一代语言使用者（如幼儿）之间的语言传递，萨米语成人教育计划的意义则在于加强了“语言巢”模型中对于中间一代语言使用者的关注（Olthuis et al.2013）。其他重要的研究考察了如何处理语言复兴过程中所涉及的复杂的心理障碍（Juuso 2015），以及相关的矛盾情绪（Huss & Stånberg 2018）。萨米语案例中也探讨了如何使用先进工具推动语言复兴中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Cocq 2018；Outakoski 2018；Sedholm 2018）。
最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不同原住民社区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语言复兴计划。其中一个是“生命之息（Breath of life）”工作坊和机构（Baldwin，Hinton & Pérez-Báez 2018）。该计划旨在让语言复兴工作者获取存储了语言信息的档案，并培训他们使用这些资源。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发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师徒”计划，通过将语言流利使用者与语言学习者配对来促进语言学习（Hinton 2002）。该计划通过参与现实生活场景来促进语言习得，如烹饪，购物，在熟悉的地方散步，以及参与社区活动。这种语言学习方式已经被用于世界各地的各种语言复兴情境中。
以上对于语言复兴方法、研究和背景的回顾只是为读者了解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许多活动提供简要介绍。读者可以参考《手册》以获得更完整的信息。
五、语言复兴研究未来的方向
最后，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研究与实践兼有的领域，语言复兴有两个发展中的方向。下面对此加以说明，以便读者了解该学科目前的发展。
（一）高等教育中的濒危语言正规学习与研究
除了上文所提及楚克曼关于复兴派研究的在线课程以外，我们注意到语言复兴有越来越多正规化的可供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其中有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刚刚启动的土著语言复兴的“指定的重点”项目。该项目能让学生参与一系列专门的语言复兴课程，以此作为研究生学习的一部分，学生可获得参与该项目的证书① https://lx.berkeley.edu/academics/designated-emphasis-indigenous-language-revitalization。 。第二个例子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现在提供土著语言教育硕士学位，培训土著学生恢复与教授他们的传统语言② https://sydney.edu.au/courses/courses/pc/master-of-indigenous-languages-education.html。 。最后一个例子是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其开展了“第一民族（土著民族）和濒危语言计划”。该计划开展了各种项目，包括语言复兴证书项目以及许多土著语言的课程③ https://fnel.arts.ubc.ca/。 。这3个例子只是越来越多的语言复兴课程当中的几个典型。这些课程和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了学习濒危语言、语言复兴理论与方法的机会。这有助于培养新一辈的语言使用者与领导语言复兴工作的社区成员。
（二）基于特定社区的语言复兴民族志研究
语言复兴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近年来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基于特定社区的语言复兴民族志研究的涌现。Kendall A. King（2001）的研究为这一新兴领域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过去10年中，该领域值得关 注 的 研 究 包 括 Meek（2011）、Perley（2011）、Wyman（2012）、Urla（2012）、Jacob（2013）、Nevins（2013）、Coronel-Molina（2015）、Debenport（2015）、Costa（2016）和 Davis（2018）。这些研究有助于率先揭示语言复兴工作的复杂性和人本情怀，并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提醒：语言复兴总是以人，而非语言，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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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s a Growing Field of Study and Practice
Gerald Roche, Leanne Hinton and Leena Hus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s a field of bo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Based o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 the article de fine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s “giving new life and vigor to a language that has been decreasing in use, or which has even ceased being used altogeth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has grown in tandem with the study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beginning in the late 1980s. It shows how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merged as a distinct field of research in the early twenty- first century, an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disciplinary since this time. Case studies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re offered to demonstrate the ways in which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tertwine in different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brie fly examining two signi ficant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the growth of teaching programs in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ethnographic studies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ndangered languages;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3-0053-09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305
作者简介： 杰拉德·罗谢（Gerald Roche），男，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西藏地区的语言多样性、濒危性和复兴。电子邮箱：g.roche@latrobe.edu.au。琳恩·辛顿（Leanne Hinton），女，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土著语言的语言复兴。电子邮箱：lhinton@berkeley.edu。
* 本文由广州大学华南人文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袁振杰博士翻译。本文部分内容源自《劳特利奇语言复兴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Hinton，Huss & Roche 2018）中“引言”一章。本译作已获出版商授权。
责任编辑：魏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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