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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对中国礼学史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的研究思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传统礼学可划分为四类：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和泛礼学；中国礼学史应以泛礼学为铺垫，而集中于对礼经学、礼仪学和礼论的研究。古代礼学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章概述了各阶段的主要特点。文章还对礼学史研究的思想与方法进行讨论。
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礼学史是一个弱项。尤其在五、六、七十年代，礼学史研究在大陆学术界近乎完全沉寂。最近十余年，情况有所改变，有关的论著不时地问世。但，目前的研究状况，仍处于局部的个案的探讨，有系统的研究工作尚付厥如。不仅如此，即使是礼学史的总体框架，以及建立在这种框架之上的研究的基本思路，也都未见有人提出。笔者不揣谫陋，撰此发凡，陈一己之见，与学界同仁共商讨。
分类与界域
在礼学的名下，所指往往不一。换言之，礼学之名包含着狭义的、广义的多重意蕴。为了给礼学史确定界域，我们将礼学划为四类：礼经学，礼仪学、礼论、泛礼学。
礼经学 它的研究对象是礼经以及其它儒家经典中记载的礼，属于经学的范畴。礼经是指《周礼》、《仪礼》、《礼记》这三部礼书。有关“三礼”互相之间的关系及其地位，历史上颇存歧说：有的奉《仪礼》为“经”，视《礼记》为“传”（朱熹）；有的尊《周礼》为“经礼”，称《仪礼》为“曲礼”（郑玄）；也有的以《周礼》为“礼经”（韦昭、颜师古）；还有的则斥《周礼》为“伪书”（胡安国、胡宏）。鉴于“三礼”在古代都曾成为钦定之“经”，所以今人站在礼学史的立场，可以将它们都唤作礼经〔1〕。此外， 《大戴礼记》、《逸礼》（已佚）也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作品，并且，《逸礼》在汉代曾立于学官，《大戴礼记》与《礼记》（即《小戴礼记》）在传授上有渊源关系（是否曾立于学官说法不一），故也可将它们泛称为礼经。要而说之，礼经学即研究这些礼经的专门之学，其主干是“三礼”学。
除了礼经，礼经学还涉及对其它儒家经典（“十三经”）中记载的礼的研究。象（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清）凌曙《公羊礼疏》，（清）侯康《谷梁礼证》（未完帙），（民国）张其淦《左传礼说》，即属礼经学。
礼仪学 礼经学的侧重点在“经”，礼仪学则在“仪”。它包涵两方面的内容：仪制的撰作和仪制的研究。秦汉以降，几乎每一个朝代都要制定本朝的礼仪制度，有的还形成礼典，著名的如《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明集礼》、《清通礼》。在官修礼书之外，历史上还出现了大量的由私人编撰的有关冠婚丧祭仪制和日用伦常的家礼、乡礼类著作，象（宋）司马光《书仪》、（宋）朱熹《家礼》、（明）黄佐《泰泉乡礼》。无论官修还是私纂，编订这些礼书的主观意图往往十分明确，是想籍此确立仪制的规范，指导现实生活中的礼仪活动。与上述仪制的撰作旨趣有违，仪制的研究，仅着意于搜辑考订。它们对繁琐的名物、制度、礼节，或述或考，或明其沿革，或究其礼意，却并不图以用于实施。象（唐）杜佑《通典》中的《礼典》，（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清）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就属此类。
礼论 它是对礼的本质、价值、功能和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载录于《论语》和《礼记》诸篇的孔子礼学，就基本上属于礼论。荀子以及北宋李觏的礼学，也是典型的礼论。礼论常散见于经、史、子、集各种著作及篇章之中，不似礼经学、礼仪学多专著、专篇，显得繁杂散漫。对这一类礼学，礼学史可择其有影响者加以探讨。
泛礼学 即泛化的礼学。在古代中国，礼几乎是无所不包的社会生活的总规范，影响、浸淫至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各个层面；以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处处有礼学，研究中国文化处处会遇到礼学。比如，称谓尊谦、姓氏等级、避讳习俗，就曾经是一门不可或缺的“礼”学。再以儒家经典“六经”言，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就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近代礼学专家曹元弼也说：“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2〕礼在中国社会的泛化现象，滋生了泛礼学。
承上所述，礼学，狭义的是指礼经学；扩而言之，包容礼仪学和礼论；再推而广之，就成为广义的礼学，它涵括泛礼学。中国礼学史，应以泛礼学为铺垫、作衬托，而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
礼学不同于礼制或礼俗，它的特点在“学”，其表现形式是著述或言论。那么，中国礼学史的研究对象，当然就是历史上的礼学文献。这又以专门的著作和篇章为主，旁涉各种信札、诏令、奏仪等等内容。
从文献目录学的角度，对礼经学和礼仪学该如何定位？《隋书·经籍志》所确立的四部四十类，是我国古代比较成熟的图书分类法，后来历代官修史志、官薄、私家书目均以此为依据。《隋书·经籍志》的经部“礼”类，大致就是本文所说的礼经学；史部的“仪注”类，大致就是礼仪学。《隋书·经籍志》的经部“礼”类，上承《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礼”和（梁）阮孝绪《七录》经典录的“礼”部（六艺略、经典录相当于四部分类法中的经部）。《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设“仪注”一目，可溯源至《七录》记传录的“仪典”部。在《汉书·艺文志》没有与“仪典”、“仪注”相接近的类目，这表明礼仪学在西汉尚未发育成熟。《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著录书籍共136部1622卷， 通计亡书合211部2186卷，居“六艺经纬”之首〔3〕；史部“仪注”类著录汉魏以来历代王朝有关礼仪制度的著作共59部2029卷，通计亡书合69部3094卷。
经部“礼”类在以后的古代书目中相沿不变，史部“仪注”类则有变化。在清朝乾隆修《四库全书总目》以前，史籍目录均依《隋书·经籍志》设“仪注”。另有书目标题为“典章”、“礼注”、“仪典”，它们与“仪注”相通。《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设“政书”类，将“仪注”改为“典礼”列入“政书”子目。同时，在“政书”下又设“通制”子目，列于“典礼”之前。“通制”收入《通典》（《宋史·艺文志》将其归在子部类事类）、《文献通考》（《千顷堂书目》将其归在史部典故类）、历代会要（《宋史·艺文志》将“会要”归在子部类事类）等书。这些书的部分内容，也属于礼仪学（系仪制的研究、记录）。
我们将目录学四部分类法中的经部“礼”类对应于礼经学，将史部“仪注”类或史部“政书”类的“典礼”、“通制”（部分）对应于礼仪学。这当然仅出于一种粗略的比较，不能作为绝对的准绳。本文对礼学的分类，与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由于在出发点和衡量标准上都存在不同，所以对比中的出入在所难免。试举一例。《四库全书》“礼”类分六个子目：“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共收入著作八十三种。其中纳入“杂礼书”的《书仪》、《家礼》、《泰泉乡礼》，按我们的分类，明显地应归进礼仪学。
礼经学、礼仪学、礼论以及泛礼学的这四者之间的分野具有相对性，因为它们的内容有时会交错杂糅地并存在一起。象朱熹的礼学，就包括了礼经学、礼仪学、礼论三方面的内容；朱熹所撰的《仪礼经传通解》，具有礼经学和礼仪学的双重特点。事实上，四类礼学的分判标准本身就不是绝对的。举一个例子，《仪礼》在汉代成了“经”，但若放在先秦的话，它的特点又表现为“仪”。《仪礼》可视作礼仪学的开山之作，只是从整个礼学史发展的角度，我们将《仪礼》归进礼经学。
总之，我们是尝试从总体上给礼学进行分类。这样做，有助于把握礼学的内涵，并对中国礼学史研究的对象、基本范围，给予比较明确的界说。
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礼学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一）先秦礼学的发展有两条主要线索，一是“三礼”的撰述；一是礼论由萌蘖到成熟（形成学说）。“三礼”的作者和成书过程，曾为历代学者争讼不已。现在一般地可以认为：《周礼》系战国时人参考西周、春秋时代的文献以及当时的现行制度，又掺合作者的理想写成的〔4〕。《仪礼》是先秦各项礼仪的记录汇编〔5〕。至于《礼记》，作者既有孔子后学，也有汉儒，主要篇目由西汉戴圣编定〔6〕。
对礼进行带有理论色彩的分析、说明始于何时，尚待考查。进入春秋以后，礼论得到重大发展，则有《左传》可证。《左传》出现“礼”字凡462次〔7〕，说明礼的问题已受到那一时代政治家们的高度关注。他们将礼视作重要的统治手段，认为礼是“政”的根本。他们还开始注意对礼的概念进行分析，比如提出“礼”与“仪”的区别。〔8〕
在春秋奢好谈礼而另一方面却又“礼崩乐坏”的氛围中，诞生了孔子的礼学（鉴于孔子与《仪礼》的关系尚需考辨，这里仅述及孔子的礼论）。在现实政治的操作和策划的层面上，孔子以回复周礼为核心的礼学思想确乎迂阔。但他从哲学本体论和社会历史观的角度，对其选择和维护周礼所作的论证，却奠定了中国文化关于生命本质与意义目标的基本观念，创拟了中国等级社会进行阶级统治却又充满道德气味的理想模式，并为古老的礼传统在秦以后重获发展生机，筑下了基本的支点。孔子的礼学思想，对后世礼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略述三点。1.孔子以仁释礼，将传统的与宗法制结为一体，用以治国坊民的礼，同仁、义联系起来，使之成为道德之礼，并且视之为人性自然流露的结果。由孔子开先河，先秦儒家以礼与仁规定人的本质属性，确定自我在宇宙间的位置，使“人”摆脱与自然缠绕不清的浑沌状态，形成理性化的观念（若以西方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和帕森思“哲学的突破”理论审视之，孔子的这一思想实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生“突破”的引发点）。2.孔子强调礼是作为人的一个普遍的行为准则，从而将传统的主要局限于作为贵族行为规范的礼，推向全民各阶层。缘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在道德面前，天子与庶人一律平等的观念，“礼下庶人”的历史进程也得以开启〔9〕。3.孔子认为礼是可以“损益”的，并以“损益”来阐释、说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孔子之后，荀子对礼的起源、本质、作用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形成相对完整的礼论的学说体系。荀子的礼论源自孔子，然而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又形成很多自己的特点。最突出的，是荀子以“法”解释礼，以“法”补充礼，将在孔子那里完全对立的礼与法结合起来。这种“礼法论”格外强调礼是外在的社会规范，并且认为，应该对士大夫“以礼乐节之”，而对庶民百姓则“以法数制之。”〔10〕荀子的礼论，成为孔子之外，后世中国礼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的思想源泉。
（二）秦王朝有其“秦礼”，但在带有特定导向的文化政策下，礼学几近绝灭。这种状况影响到西汉开国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礼学不振。唯赖少数几位人物私下的传授，《仪礼》等先秦礼书（包括若干篇章）才得以传续下来。汉武帝建元五年，《仪礼》立于学官。至平帝，又立《逸礼》。不过礼经在西汉不甚受重视。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籍，发现《周礼》（原名《周官》），至王莽新政，立于学官。这些礼书被立学官，表明取得了“正经”的地位，其性质由私学变而为国教，烙上“统治学说”的印痕。同时，它们还被当作谋取利禄甚至服务于改朝换代需要的工具。东汉时《周礼》未得立学官，然而由于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马融、卢植等一班经学大师为之训诂解说，《周礼》大行于世。按照东汉许慎的《五经异义》，两汉的群经各家学说，存在今文、古文两派的基本界限；两派区分的标准，又在礼制。晚清廖平发挥许慎的观点，进一步指出：“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指《礼记·王制》——本文作者识），古文专用《周礼》，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谿百壑得所归宿。”〔11〕经学今古文问题非常复杂，是否正如廖平所言，尚可探讨〔12〕，然而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礼经学特别是《周礼》之学，在东汉经学的发展中，处于枢纽的地位。从两汉之际始，学界渐以“三礼”尤其是《周礼》移释他经。及至马融、郑玄，更突出地将其它经义纳入礼学的阐释系统〔13〕。两汉是礼经学的发展、奠基时期，东汉末的郑玄是集大成者。郑玄破除经学的门户之见，博综兼采，遍注群经。其中他最重礼学，又特别尊崇《周礼》，以为《周礼》系周公亲著。郑注“三礼”，乃始有“三礼”之名和“三礼”之通常排名次序（先《周礼》，后《仪礼》，再《礼记》）。孔颖达说：“《礼》是郑学。”〔14〕确实，郑氏“三礼注”构成中国中世纪礼学（包括礼经学和礼仪学）的脊柱。
两汉的礼论，贯穿一个主题：为统一大帝国论证建构礼治秩序的必要性。在具体的规划上，思想家们承接先秦儒家、法家关于礼、法之争的余绪，对礼、法关系作再思考，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思想。西汉礼论复兴于贾谊，他“恢复了从春秋以来的关于‘礼’与‘法’的辩论。”〔15〕这种辩论在昭帝时举行的盐铁会议上，曾以比较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进入东汉，类似的争辩渐趋沉寂，而隆礼之势逐渐增强。从西汉贾谊、董仲舒到东汉班固、王符、荀悦，礼与刑的主从关系在理论上得到充分的阐述。班固根据章帝时白虎观会议记录整理成的《白虎通德论》对纬书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了更具体的规定和解释。“三纲”成为中世纪礼学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汉代仪制的建设，始于汉初叔孙通。以后，统治者对此渐渐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地加大力度。《汉书》礼、乐合志，且礼部较简，《后汉书》礼仪专志，且叙述较详，于此可见发展的走向。不过，两汉的礼仪学尚属草创，没有出现有系统、有影响的作品〔16〕。东汉末郑玄“三礼注”问世，给以后礼仪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赖以支撑的基础。
（三）从魏晋到隋唐，礼仪学在吉、嘉、军、宾、凶“五礼”的框架中发展、成熟。据《晋书·礼志》：“魏氏承汉末大乱……命侍中王粲、尚书卫
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成百六十五篇。”此“新礼”又称《晋礼》，其内容以“五礼”编排。南北朝各代多“撰五礼事”。象梁武帝，“命群儒，裁成大典”，——明山宾撰吉礼，严植之撰凶礼，陆琏撰军礼。贺玚撰宾礼，司马褧撰嘉礼〔17〕。隋文帝一统寰区，“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18〕隋炀帝时又修《江都集礼》。经陈寅恪考证，隋礼有三个源头：梁、陈；北魏、北齐；河西〔19〕，这疏通了从魏晋到隋唐礼仪学发展源流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在隋礼和初唐《贞观礼》、《显庆礼》的基础上，唐玄宗开元盛世又纂修了《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20〕《开元礼》集汉晋以降仪制撰作的大成，确立了中世纪仪制的基本构架。唐末杜佑撰《通典》，其中《礼典》一百卷，详述唐以前礼仪制度的演变，在仪制研究方面树起一块里程碑。《通典·礼典》内有《开元礼纂类》，改《开元礼》“吉、宾、军、嘉、凶”的次序为“吉、嘉、军、宾、凶。”
东汉隆礼暴露出礼教虚伪的一面，加之魏晋司马氏集团肆意践踏礼教最基本的准则，遂激起魏晋时代玄学的反动。又，从东晋开始，佛教兴盛。南朝，儒家经学退居次要的地位（经学博士出身的梁武帝，竟承认孔子是释迦的学生），唯《易》学（《周易》与《老子》、《庄子》合称“三玄”）和《礼》学十分红火。据《南史·儒林传》记载，当时有许多人或“通三礼”、“善三礼”或“尤精三礼”、“尤长三礼。”《南史·何承天传》载：“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由此可以瞥见其时礼学的发达。唐长孺概括东晋以后的学风是“礼玄双修”〔21〕，诚乃慧眼别具。在玄学与佛学的两面夹攻下，礼学所以能独炽不衰，与当时的门阀制度有关：门阀世族将礼学视作维护等级特权的重要依凭。正因此，最能体现宗法社会尊卑亲疏关系的丧服制度，和《仪礼·丧服》，更倍受时人的青睐。六朝礼学以丧服学最为精密。在《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著录著作中，标明“丧服”者有五十部，占三分之一强。北朝的礼学也颇为兴盛，但它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比较偏重《周礼》。据《北史·熊安生传》：“时西朝既行《周礼》，公卿以下，多习其业。”北周文帝更以《周礼》为立国的根本大法。这，又直接影响隋唐的政治制度。唐初，孔颖达、贾公彦撰“三礼”义疏，完成了对南北朝礼经学的总结工作。其时，朝廷上下还有一大批包括魏征、房玄龄等在内的礼学专家。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这种状况在以后还延续：“大历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茞以礼名其家学。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22〕
魏晋士人围绕名教与自然问题展开的讨论，体现了对礼（社会规范）与情（人类本性）的关系的思索。这种思索构成这一时期礼论发展的一大特色。
（四）由《晋礼》到《开元礼》所积累形成的撰作“五礼”的传统，在宋以后的历史中继续传衍和发展。《政和五礼新仪》、《明集礼》、《清通礼》，便是留存至今的几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此之外，以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黄佐《泰泉乡礼》为代表的家礼、乡礼类著述，在宋元明清大量出现和广为流传，形成礼仪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支脉。这类著作基本上都是由士大夫或乡绅私人纂订，内容着重于冠、婚、丧、祭“四礼”及其它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这些“四礼”类作品〔23〕，在宋元明清的民间礼教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清人秦惠田撰《五礼通考》，对中国古代的仪制作通贯的研究，带有总结性的意义。
宋人治经，重在阐发“义理”，并喜好排斥汉唐旧说。这种学风同样反映在“三礼”学中，典型的如王安石《周官新义》、陈祥道《礼书》、李如圭《仪礼集释》。宋儒在保存和传播前人礼经学成果方面也功不可没。象卫湜《礼记集说》，“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可云礼家之渊海”〔24〕；张淳《仪礼识误》，使“古经汉注之伪文脱句籍以考识，旧椠诸本之不传于今者亦籍以得见崖略。”〔25〕宋代积贫积弱，有人（如李觏、张载、王安石）想借助《周礼》谋求强盛，《周礼》受到推崇。而另一方面，宋人有疑经的风气，在又一些人眼里（如胡安国、胡宏。父子俩反对王安石援《周礼》变法），《周礼》是刘歆的“作伪”。王安石熙宁变法，废罢《仪礼》，此后“学者不复诵习。”〔26〕这种状况直至南宋孝宗时方由张淳、李如圭加以改变。朱熹试图重新确立《仪礼》在“三礼”中作为“经”的地位，同时他又尊崇《周礼》。他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构筑他的礼学体系。朱熹的礼学，强烈地表现出着重“践履”的特点。他是想为封建衰世重新制礼作乐。不过，《仪礼经传通解》这部倾注朱熹晚年心血和理想的巨著，在他生前仅完成了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等部分内容，未及完稿。他的另一部编订于中年时期的礼学小册子《家礼》，则在明清二朝传遍全国，成为家庭礼仪的圭臬〔27〕。在中国礼学史上，朱熹是继孔子、荀子、郑玄之后，又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
元、明是“经学的积衰时代”〔28〕。礼经学在经过元、明二代的凋敝之后，于清初开始复兴，并于乾、嘉趋于昌盛。清儒注重实学，有清一代，礼经学的名家、名著层出不穷：徐乾学《读礼通考》，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仪礼正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他（它）们宛如一座座山峰，矗立在古代礼学史的尾端。在《清经解》中，“三礼”学的专著占所有专著的百分之二十；在《清经解续编》中，更占百分之二十八。礼经学于清朝经学中所占地位之显要，从此可见一斑。
宋代开始，中国步入了封建社会的后期。与这种变化相对应，思想家们在礼论方面的探讨，将重点转移到了礼与维系道德秩序、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上。其中宋儒与清儒围绕“礼”、“理”关系的辨析，颇典型地反映出这个历史时期的礼论的某些特色和内蕴。宋儒（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反复论证“礼即理”，而“理”又是“天理”。清儒（凌廷堪、阮元、焦循）则以为凡“理”皆虚，唯“礼”最实，应以“礼”代“理”。在这两种相反的取向背后，潜藏着的是同一种焦虑：应迫切地、牢固地确立礼治秩序，俾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
研究的思想的方法
传统礼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早已发生改变。今人研究传统礼学，在目的以及手段上自然与古人多有不同。如何运用现代历史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开展礼学史研究，值得深思。这里谈三点看法。
（一）礼学史以历史上的礼学文献为研究对象，但研究者的眼界决不能囿于礼学文献。首先，礼学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现存的礼学文献，探索中国礼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认识传统礼学的本质、特征及其社会作用、历史地位，……这些若仅依靠文献学的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的。其次，礼学史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礼学应该被置放到中国礼文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尤其应将礼学与礼制、礼俗、礼法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唯其如此，才能洞悉礼学观念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礼学思想与统治学说的关系，以及礼学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才能由表及里，揭示礼学的深层意蕴。再次，必须充分利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有关学科的手段，拓宽研究的思路。许多聚讼千年的礼学难题，在这些学科的理论、资料的映照下，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索解。
（二）传统礼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若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今人（研究者）应掌握它们，然而又不能简单地与之认同。这些原则和方法包括：
a.损益。此观点由孔子提出，以后朱熹又将其表述为“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29〕礼学家均以此来理解和把握礼的“变”（革）与“不变”（因）的关系。
b.爱礼存羊。语出《论语·八佾》。子贡认为当时既然告朔饩羊的制度已经死亡，就可以废此形式；孔子则反对，以为尽管是残存的形式，保留总比不保留要好。后世礼学家常以这一典故表示礼的形式的重要性。因而，古代的许多仪制，仅是徒具形式的虚文而已。
c.折中、弥缝、会通。秦汉以后，说礼所据，主要是经文和师说。但经文常有差牾，师说也存在纷歧。对不同的经文和师说，礼学家或去取折中，或补祉缝合，或融会贯通〔30〕。
d.研治“三礼”的一些基本读法。比如，研读《仪礼》，强调从分节、绘图、释例入手；研读《礼记》，可仿刘向《别录》之法，分类读之；研读《周礼》，可以大宰八法为纲领。晚近黄侃在《礼学略说》中又曾概括云：“治《礼》次弟，窃谓当以辨字读、析章句为先务；次则审名义，次则求条例，次则括纲要。”
上述原则、方法，无疑仍是今人理解古代礼学、研礼学史所必须执掌的入门钥匙，否则便会迷失在汗牛充栋并且是文句古奥、歧说纷错的礼学资料之中。但是，掌握这些原则和方法，并不意味着即与礼学史研究划上了等号。今人的研究，既要能够理解和把握传统礼学，又必须超越传统礼学。
（三）古代礼学具有悠久、深厚的经世传统，中国当代历史学的发展也充满着学以致用的冲动（它来自学术自身和外部两个方面），于是，如何处理礼学史“学”与“用”的关系就十分重要。中国古代的礼学，可以说最集中的沉积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许多礼学家，他们同时又是道德学家、伦理学家。其中更有不少的人士，或强调礼学研究关乎社会风气的建设，或希望通过考订礼制以求取治世之方。时下，国学的价值又重被发现和重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继承发扬传统美德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下，礼学史研究有可能得到推进，并且，它需要（也有必要）去关注诸如古代的道德建设等等问题，以此为借鉴，并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养料，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然而，如何“借鉴”，又如何“汲取”，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加以对待。礼学史只有通过认真地清理历史资料并且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说明，才能为社会、为现实有所“用”。如果以过份功利的态度来要求传统礼学研究的效用，则不仅礼学史的科学性将遭到损害，而且会连传统礼学（以及附着其中的传统的伦理道德）的精华与糟粕都可能认识不清。为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注释：
〔1〕在传统礼学研究中， 所谓“礼经”一般是指《仪礼》（如凌廷堪《礼经释例》、邵懿辰《礼经通论》）或《周礼》（如叶时《礼经会元》）。今人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中还曾申言：《礼记》是“记”非“经”。然而，这都是从三部著作互相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立言的。又，今人有称“三礼”为“礼经”、“三礼”学为“礼经学”的，如周予同。见周著《朱熹》第四章第四节“礼经学”。
〔2〕曹元弼《礼经学》卷四《会通》。
〔3〕“易”类只有69部，“书”类32部，“诗”类39部， “乐”类42部，“春秋”类97部，均远远低于“礼”类，由此可见礼经学的昌盛。
〔4〕郭沫若《周官质疑》（载《金文丛考》）， 范文澜《经学演录》（载《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与〈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六辑），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均持此说。其中顾颉刚、杨向奎进一步认为，《周礼》出于齐国，与法家有关。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如新近出版的彭林博士论文《〈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则以为《周礼》成书于汉初。
〔5〕据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载《文史》第十五辑）一文的考证，《仪礼》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中，由孔子的弟子、后学陆续撰作的。
〔6〕《隋书·经籍志》载：“戴圣又删《大戴》之书， 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7〕据《春秋经传引得》，《左传》讲“礼”字462次，另外还有“礼食”、“礼书”、“礼经”、“礼秩”各1次，“礼义”3次。
〔8〕《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说：“是仪也，非礼也”。
〔9〕参阅拙文《“礼下庶人”的历史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辑。
〔10〕《荀子·富国》。
〔11〕廖平《四益馆经学四变记·初变记》。
〔12〕李学勤《〈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一文（载《国学公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对时下流行的今文、古文分派的观点提出了疑问。
〔13〕皮锡瑞曾批评马融、郑玄等人“尊信《周礼》太过，一经明而各经皆乱”，“古文学家即尊信《周礼》，亦但可以《周礼》解《周礼》，不可以《周礼》解各经。而马、郑注《尚书》官制服制，皆引《周礼》为证。”（《经学通论·三礼》）
〔14〕《礼记·月令》题《疏》。
〔1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3册， 25 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旧唐书·礼仪志》云：“（西汉）五礼无著定之文。……光武受命，始诏儒官，草定仪注，经邦大典，至是粗备。汉末丧乱，又沦没焉。而卫宏、应仲远、王仲宣等掇拾遗散，裁志条目而已。东京旧典，世莫得闻。”
〔17〕《隋书·礼仪志》。
〔18〕《旧唐书·礼仪志》。
〔1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
〔20〕《新唐书·礼乐志》。
〔21〕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38页，三联书店，1955年。
〔2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
〔23〕这类著述有时迳以“四礼”为标题，象（明）宋纁《四礼初稿》，（明）吕坤《四礼疑》、《四礼翼》，（明）马从聘《四礼辑》，（明）韩承祚《四礼集说》，（明）吕维祺《四礼约言》，（清）王心敬《四礼宁俭编》。因此我们简称其为“四礼”类作品或“四礼”学。为了便于把握中国古代礼学及其发展，我们作这样的区分和概括：“三礼”学是礼经学的主体，“四礼”学和“五礼”学是构成礼仪学的两大板块。
〔24〕《四库总目提要·礼记集说》。
〔25〕《四库总目提要·仪礼识误》。
〔26〕《四库总目提要·仪礼集释》引。
〔27〕参阅拙文《〈朱子家礼〉：民间通用礼》，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28〕皮锡瑞语。见皮著《经学历史》。
〔29〕《家礼·序》。
〔30〕黄侃《礼学略说》曾以为：“固知师说短长，断以经义；经义差牾，出以弥缝；师说纷歧，考其证左，此乃治经之通法，非独治礼为然。”载《黄侃论学杂著》。又，梁启超则认为：“……所记各项礼制，往往东一鳞西一爪，非互勘不能说明。互勘起来，更矛盾百出。学者对于哪部经都不敢得罪，只好四方八面弥缝会通。根本不能全通的东西，越会通越弄到一塌糊涂。议礼所以纷如聚讼，就是如此。”见梁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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