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式小说与社会历史——解析霍勒斯#183;沃波尔的《奥特兰托城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特式论文,城堡论文,奥特论文,勒斯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的《奥特兰托城堡》被公认为是西方第一部哥特式小说。这部小说共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为1764年12月在伦敦面世的《奥特兰托城堡：一个故事》(The Castle of Otranto:A Story)。该版封面没有作者署名，仅有“威廉·马歇尔先生根据奥特兰托圣尼古拉教堂权威意大利文版本翻译”(Translated by William Marshal,Gent.From the Original Italian of Onuphrio Muralto,Canon of the Church of St Nicholas at Otranto)的字样。据序言介绍，该书是一部中世纪文献，发掘于英格兰北部一个古老的天主教家庭；作者很可能是十字军东征时期一位意大利神职人员，成书年代大概在1095年至1243年；意大利文献翻译家威廉·马歇尔根据16世纪一个意大利文复印本，将其翻译、整理成18世纪英国读者所使用的现代文字。该版书问世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首印500册短短数月销售一空。于是1765年4月，此书再版。这次霍勒斯·沃波尔在封面署上了自己的真名，还在副标题加了一个修饰词“哥特式”(Gothic)，也即将副标题“一个故事”(A Story)改为“一个哥特式故事”(A Gothic Story)。由此，西方第一部哥特式小说正式诞生。
尽管霍勒斯·沃波尔已经在1765年4月再版的《奥特兰托城堡》序言中，对自己隐瞒身份的做法表示道歉，舆论界还是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当时颇有影响的《每月评论》指责霍勒斯·沃波尔“鼓吹”了“哥特式的魔鬼主义的野蛮迷信”。另一家权威刊物《学术评论》，也不顾曾经称赞威廉·马歇尔的译笔流畅，而改以轻蔑的口气说，无论霍勒斯·沃波尔自称该书“严肃或讽喻”，“我们都无法知道，也不想知道”。尤其令人瞩目是，许多评论家对所谓“哥特式故事”的副标题进行了质疑。固然，《奥特兰托城堡》的故事场景也许设置在中世纪，但毕竟是现代作者的“小说”。一部现代意义的“小说”，怎么会是“野蛮”的？
霍勒斯·沃波尔的同仁们对“哥特式故事”术语的责难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这个概念在逻辑上，包含着极大的矛盾。据历史文献记载，“哥特式”(Gothic)这个词来自“哥特”(Goths)，而“哥特”是生活在罗马帝国东北边界的一个日耳曼部落。长期以来，“哥特”与罗马帝国边界纠纷不断。公元376年，该部落开始联合其他部落向罗马帝国大举进攻，并于410年攻克罗马，在城内大肆掠夺，无恶不作。从那以后，“哥特”便有了“掠夺、野蛮”的含义，虽说他们后来撤离了罗马，在法兰西和意大利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自公元6世纪起，“哥特”的含义逐步有了扩展，人们开始用它来泛指日耳曼所有部落，其中包括449年以后定居在英格兰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而“哥特式”也成为指代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一个术语。但这时，“哥特式”还没有摆脱“掠夺、野蛮”的含义。这可从“中世纪”(公元7世纪至13世纪)被称为“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得到见证。当时的英国评论家内森·德雷克即有这样的评论话语：“欧洲基督教黑暗时代是以粗暴、凶残的征服者的野蛮和无知为特征的。”[1] 到了公元18世纪，“哥特式”依旧保留着“野蛮”的词义。据这个时候问世的塞缪尔·约翰逊编撰的《英语词典》所下的定义，“哥特”这个词仍旧表示“未开化者，缺乏一般知识者，野蛮人”。
与“哥特式”这个词不同，“小说”是一个现代新词，而且它的出现与西方叙事文学形式的历史演变密不可分。早期西方叙事作品的主要形式是“传奇”(romance)，其主要特征是所谓“远离现实社会”。场景设置怪诞，故事情节雷同；人物塑造理想化、概念化；细节描写冗长、拖沓；有时纯粹以超自然主义的“奇闻异事”取胜。到了公元17世纪末，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这种有悖于“理性、科学”的“传奇”渐渐走下坡路，代之而起的是形形色色的以“新闻、传闻、丑闻”为背景的散文叙述作品，如“新闻纪实”、“罪犯传记”、“心灵自述”、“礼仪指导”、“奇闻诡事”、“宗教讽喻”、“历史经历”、“丑闻实录”等等。其中一类篇幅较短的言情故事，自诩“新颖”(novelty)，被称为“小说”。但后来，“小说”的词义有了扩展，开始泛指一切实验性质的叙事作品。公元1840年前后，一类描写现实环境中日常事件的“现实主义小说”开始浮出水面，并渐渐获得读者的认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理查逊的《帕梅拉》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于是，“小说”的含义又由宽变窄，特指这类“现实主义虚构作品”。但无论是广义的“实验叙事小说”，还是狭义的“言情故事小说”或“现实主义小说”，均是现代意义的“小说”，均意味着“开拓、创新”。
那么，霍勒斯·沃波尔为何要不顾上述“哥特式”与“小说”的历史衍变事实，强行将两个相互矛盾的词汇挂钩，创作这样一部颇有非议的《奥特兰托城堡》？答案似乎可以从该书的1765年4月版序言中寻找。在该版序言，霍勒斯·沃波尔开诚布公地表明，此书的目的是“试图融合两类传奇，亦即古代传奇和现代传奇”。接着，霍勒斯·沃波尔对“古代传奇”和“现代传奇”的含义进一步做了解释：
“在前一类传奇中，一切皆属想象，不可能实现；而在后一类传奇中，“自然”总是试图存在，有时已经存在，被成功复制。虚构并非不需要，但想象的巨大源泉已筑起了一道严格依附日常生活的堤坝。如果说在后一类传奇中，“自然”制约了想象，那么它是在复仇，复自己被完全排挤出古代传奇的一剑之仇。古代传奇里男女主角的行动、情感、交谈是不自然的，仿佛用机器压出来一般。”[2] (P8)
显然，霍勒斯·沃波尔的“古代传奇”是指当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切叙事虚构作品，而他的“现代传奇”，也即是当时占主导地位《鲁滨逊飘流记》、《帕梅拉》、《汤姆·琼斯》之类的“现实主义小说”。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小说兴起”浪潮，产生了笛福、理查逊、菲尔丁这样的“小说之父”，但同时也把“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推到了顶峰。他们的作品在畅销的同时，带来了许多有违初衷的副产品，如新闻追踪、诗文戏仿、戏剧改编、雕版印刷、道德训诫，等等；尤为不利的是，社会上开始出现大量的拙劣的模仿作品。这些模仿作品导致现实主义小说数量暂时滑坡。读者开始厌恶这类作品，出版商和销售商开始另辟他路，社会开始呼唤“传奇”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并非意味着照搬传统，而是吸取传统的合理成分，丰富和完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作为18世纪杰出小说家的霍勒斯·沃波尔，当然熟谙这一切。他敏锐地感悟到“现实主义小说”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而根治这些弊端的药方就是融合古代传奇中的“超现实”等有效成分。为此，他精心创作了兼有“古代传奇”和“现实主义小说”特征的《奥特兰托城堡》，并根据书中“哥特式场景”，加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副标题“哥特式故事”。
二
1765年4月版《奥特兰托城堡》的序言，不但阐明了“哥特式故事”的性质，也为这类新型小说文体的创作原则描绘了“蓝图”：场景设置要“真实”；情节结构是“两类传奇的融合”；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想象的能力，尽情地在漫无边际的虚拟王国翱翔，创造更有趣的情景”；另一方面又要使人物的“思考、言语、行动”十分自然，“仿佛他们就是生活在极其普通环境中的熟悉男女”。也即是说，“要把古代传奇的非自然事件同小说的现实主义人物以及他们的对话结合起来”。[2] (P8-10)
接下来的一百多页的正文可以说是上述“蓝图”的出色展示。故事行文简洁、节奏控制得当，令人时时想起笛福、理查逊的佳作；而戏剧化的冲突、跌宕起伏的情节，又令人时时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故事结构共分五章，情节发展有两条线索，一主一副交替演进。第一章和第三章演绎主线，第二章和第四章演绎副线；而在第五章，主线、副线汇合，一条线为另一条线提供了矛盾解决的前提和条件。所有这些设计，又未免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的五幕悲剧。霍勒斯·沃波尔似乎特别钟情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模式，这固然与他的英国文学传统有关，但与古典悲剧在古代传奇的重要地位也不无联系，大概他认为古典悲剧的净化理论是创造“新型传奇”的基础，非如此才能创造出“哥特式故事”。正如当时的评论家威廉·沃伯顿所指出的，《奥特兰托城堡》“完美地达到了古典悲剧以怜悯和恐惧净化情感的目的”，不失为一部“新型传奇”的“代表作”。[3]
该“哥特式故事”的主线围绕着奥特兰托城堡主人曼弗雷德的经历展开，而副线以他的女儿马蒂尔达的爱情为中心。两条线索交替推进，演绎出种种生动画面。但见奥特兰托城堡内，曼弗雷德正为延续家族的统治权而焦虑万分。他处心积虑地抢来美丽的姑娘伊莎贝拉，让患病的儿子康拉德同她结婚生子，以确保有个男性继承人。不料，康拉德猝死，这一计划受挫。于是，他又决定遗弃现有的妻子，强行迎娶本来给他当儿媳妇的伊莎贝拉。在相貌酷似原城堡主人阿方索的青年农民西奥多的帮助下，伊莎贝拉逃离了城堡，但西奥多本人却因此被怀疑杀害康拉德遭到了囚禁。然而这时，早已爱上西奥多的曼弗雷德的女儿马蒂达设法给了西奥多自由。正当马蒂达和西奥多来到圣尼古拉教堂阿方索塑像前祈祷时，曼弗雷德又误将马蒂达刺死。最后，一切谜团解开，曼弗雷德招供了自己以及祖先杀人篡位的罪恶。真正的继承人西奥多接管了城堡，并娶伊莎贝拉为妻。所有这些描写，无疑都是“生活在极其普通环境中的熟悉男女”的“自然”事件，具有现实主义小说的魅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自然”事件中，始终贯串着古代传奇的超自然神秘因素。一开始，古老的神秘预言就折磨着曼弗雷德：他的家族将失去公国的统治权。接下来，似乎一切都是这神秘预言的展示。在实施继承人的战略中，神秘的巨大头盔从天而降，砸死了康拉德。“他看见自己的孩子顷刻碎尸万段，几乎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头盔中。那个头盔比人世间任何头盔要大一百多倍。”[2] (P17)在这里，霍勒斯·沃波尔以极其夸张的文字，营造出异乎寻常的神秘气氛。紧接着，西奥多辨认出，那个头盔居然同阿方索塑像的头盔十分相像。曼弗雷德一怒之下将西奥多囚于头盔内，可不久头盔连同西奥多不翼而飞。但神秘的超自然事件依然叠出：一副画像黯然离开画框，在城堡周围游荡；一条巨大无比的人腿，赫然现形于城堡柱廊。如果说，以上略带“轻喜剧”风味的超自然描写还不足以引起读者心中的恐怖，那么接踵而来的曼弗雷德遭遇乔帕僧侣时，看见“无肉下颚和空陷眼眶”的“骷髅”，则能令读者毛骨悚然了。霍勒斯·沃波尔善于变换超自然描述手法，通过不同程度的恐怖形象展示，一步步把读者带进恐怖的深渊。
神秘的恐怖的超自然描写往往令读者引起“罪恶阴谋”的联想，而这“罪恶阴谋”在奥特兰托城堡，无疑与曼弗雷德的篡位相关。果然，一队骑士悄无声息地来临，手里捧着巨大无比的神圣利剑，剑身刻着这样一段预言：
“一个巨盔配着这柄巨剑，
你的爱女由此笼罩凶险；
惟有阿方索的拯救鲜血，
安抚亲王长期痛苦心田。”[2] (P82)
对于西奥多来说，这段预言是不难破解的。那柄巨剑如同杀死康拉德的巨盔，同样起着阻止“罪恶阴谋”的作用；而那个处在凶险笼罩中的少女，亦即他营救的伊莎贝拉，同样属于高尚的阿方索的血系。于是，一切真相大白：曼弗雷德的统治具有非法性，他是通过祖父的诡诈取得现在的封位的。当年他的祖父理查德曾任阿方索的管家，后来卑鄙地毒死了阿方索，并伪造遗嘱，成了奥特兰托城堡的主人。但曼弗雷德万万没料到，阿方索的真正的继承人西奥多就在奥特兰托城堡内，并借助超自然神秘力量，一步步揭露“篡位”的“罪恶阴谋”，收回自己的应有权利。
三
霍勒斯·沃波尔一再声称，他之所以创作《奥特兰托城堡》，仅仅是为了娱乐，别无他意。“假使我能把古代的生活情景生动地描绘出来，让你们看了高兴，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证明他的自我表白是事实，还特地在给当牧师的朋友威廉·科尔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引起他创作灵感的梦境：
“去年6月初，我做了一个梦，早上醒来，还能回忆起梦中情景，仿佛正置身于一个古城堡(鉴于我成天思考哥特式故事，有这样的梦境是很自然的)，而且看见宽大楼梯的上层栏杆有一只披着盔甲的巨手。于是晚上，我坐了下来，开始写作，但全然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说。就这样，我写了下去，变得很爱这工作——附带说，我乐意思考任何问题，除了政治。”[4]
但明眼人知道，这些话完全是托词。无论从哪个层面，《奥特兰托城堡》都不应该定位于一部纯娱乐性小说。毕竟，该书歌颂了人民同封建专制的斗争，描绘了一个“暴君”和“独裁者”的覆灭。曼弗雷德的蛮横专断、鱼肉百姓、巧取豪夺，以及篡权夺位，无不打上政治的烙印。而且书中还歌颂了西奥多，他代表了激进的、革命的势力。起初，在曼弗雷德和读者心目中，他只是一个“年轻农民”，一个康拉德死亡的“粗俗见证者”。但这些“农民话语”背后掩盖着天然的高贵血统：他才是奥特兰托城堡的真正继承人。显然，霍勒斯·沃波尔意欲通过这位“农民亲王”生动地显示：民众是自由、真理和正义的化身。此外书中还详细描写了他同曼弗雷德的斗争，展示了世袭家族统治的政治实质。在封建王朝中，世袭家族统治的焦点是“继承人”问题，而“继承人”又与“性”密切相关。有时候，因“继承人”问题引起的“情欲”的张狂和错位会影响到统治权利的延续，阻碍社会历史的进程。霍勒斯·沃波尔运用高度典型化的手段，将曼弗雷德的“情欲”错位推向极端。他利令智昏地向“儿媳妇”伊莎贝拉示爱，又对她图谋不轨，还嫉妒、迫害帮助她的西奥多。所有这些“性”的举措，都是灾难性的，不仅损害了他自身的利益，也毁灭了他煞费苦心经营的家庭。当他闻说西奥多在圣尼古拉教堂阿方索墓前与“身份不明”的女士“幽会”时，便气急败坏地跑去监视。而偏偏这时，那个女士又向西奥多诉说了曼弗雷德“禁止与他往来”的话语。于是一气之下，曼弗雷德用尖刀刺向那个女士的胸膛。待到他发现那个女士原来是他的女儿马蒂达时，一切已经太晚。“啊，暴君！”西奥多的哭喊宣告了曼弗雷德的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总之，《奥特兰托城堡》并非“不问政治”的纯娱乐性作品，而是一部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和革命内涵的新型小说。
霍勒斯·沃波尔为何要否定《奥特兰托城堡》的政治主题？也许他已经厌倦了行业圈内的“争斗”，想避免舆论抨击和新闻追踪的“尴尬”。也许他的议员生涯连遭“坎坷”，产生了“明哲保身”的想法。也许他确实持有“文学即娱乐”的观点，只是下意识地在书中展示了政治立场。但无论实际动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此书的创作与1763年英国发生的“威克斯事件”有关。约翰·威克斯(John Wikes)系英国著名政治家，1757年当选议员，与当时同为议员的霍勒斯·沃波尔一样，是辉格党领袖威廉·皮特的支持者。1762年，威廉·皮特的政敌约翰·斯图尔特上台执政，约翰·威克斯遂创办了《北不列颠》周报，对他的一些压制民主的做法进行抨击。翌年，约翰·斯图尔特辞职，由乔治·格伦威尔继任首相，此人专权比前任有过之而不及。于是约翰·威克斯把矛头转向他，发表了很多抨击言论。尤其是1763年4月23日出版的《北不列颠》，载文猛烈抨击“不列颠和法兰西和约”以及英王的相关言论。不久，国务大臣宣布这期周报“煽动造反”，并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亦即颁发所谓的“逮捕通令”，拘禁相关的“作者、印刷商和出版商”。据统计，大概有50多个新闻界人士被捕，约翰·威克斯本人也被驱逐出议会，投进监狱。这就是当时震惊全英的“威克斯事件”。
在当时的议会，有不少人对颁发“逮捕通令”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是滥用国家权力、践踏人民民主、扼杀新闻自由的恶劣先例，霍勒斯·沃波尔便是其中之一。1764年，整个议会期间，他都在奔走相告，为约翰·威克斯大声疾呼。他还设法谋取嫡亲兄弟亨利·康韦的支持，当时亨利·康韦在军队任将军，也是一位议员。然而，令霍勒斯·沃波尔失望的是，议会不但判定“逮捕通令”合法，而且罢免了亨利·康韦的军中要职。一时间，阴风四起，亨利·康韦成为众矢之的。当时的一位御用文人散布小册子抨击亨利·康韦，霍勒斯·沃波尔据理反驳，却招致了对方的罕见人身攻击。在几经交涉未果之后，霍勒斯·沃波尔心灰意冷，隐退到自己的草莓山庄，潜心创作《奥特兰托城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完成了书稿，并于圣诞节前夕将其出版。[5] 同年9月，在给亨利·康韦的信中，霍勒斯·沃波尔抱怨说：“他们找不到正当理由，只好说我与你相恋，而且相恋20年了，(可惜)我不是巨人。”[6] 这里所说的“(政治)巨人”不免令人想起《奥特兰托城堡》中颠覆曼弗雷德非法统治的“巨魂”。那“巨魂”全身披着盔甲，从露出的“脚和部分大腿”来看，“有如放在殿下的头盔一般大”。到最后，“巨魂”化成“阿方索的形体”，而且越来越大，弥漫在奥特兰托城堡的废墟间，从而象征着这个专制政权的覆灭。
事实上，《奥特兰托城堡》有不少这样的“影射现实”之举。譬如，曼弗雷德把西奥多囚在巨盔之下，与乔治·格伦威尔把约翰·威克斯囚在伦敦塔不无共同之处。而奥特兰托城堡内“群氓”的“哄闹”，也颇似民众所发出的“要威克斯，要自由”的呼声。尤其是，整个小说描写了一个专制政权的颠覆；这个政权貌似稳固，且得逞一时，但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这是否呼应了霍勒斯·沃波尔对当时英国强权政治的态度和心声？值得注意的是，仅仅过了数年，“威克斯事件”就获得平反，“逮捕通令”也被确定非法。历史印证了《奥特兰托城堡》中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