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合作 潜研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4月28日，江泽民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说：“去年八月，我在北戴河与国 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 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 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 。对这‘四个同样重要’，大家都很认同，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实。”
现在又一年已经过去，看来落实仍有待于付出很大的努力。这篇小文主要谈谈个人对 于落实“四个同样重要”的一些设想。“和谐合作”与“潜心研究”(潜研)都是江泽民 同志在讲话中提出来的号召，创新则是他的讲话的主旨。我准备从这一角度来说一些个 人的想法。因为自己是学历史学的，所以先从史学界内部的合作说起，然后再依次说文 史哲之间的合作、文理之间的合作，以及教学研究人员与领导之间的合作、上级领导与 基层领导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如果不能在这些层次之内与层次之间实现和谐合作，就 难以出现潜心研究的局面，从而也就很难出现具有突破性的创新。
一
首先说历史学界的概况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界总的发展情况应该说是良好 的。出现了大批中青年专家学者，出版了大量的文章与书籍，从量上来说这实在是以前 任何时期都难以比拟的。不过，尽管在中青年学者中确有很优秀的人才，但数量不能算 多，而且距离达到大师级的水平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要走。在大量发表的著作中，真能 算得上精品、上品的著作的比率也不能说高，为了评奖、晋级而做出的急就篇成批涌现 ，甚至还有学风欠严肃的次品以至赝品出现。如果当前盛行的浮躁之风不能及时得到扭 转，那么形势还有下滑之虞。学风问题暂且不说，这里先谈有关学者间的和谐合作的问 题。
历史学界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出大师了。其中原因多端，这里只说学术原因。自 从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在大学历史系里分设教研室以后，中国史与世界史分开，两边 又各自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段，教师分属几个教研室，业务上各管一段。当 时看到的好处是人人都有教学、科研的定向，能较快地培养出专家以适应当时教育发展 的需要。应该说，这个目的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的。可是，这样做有一个严重的 副作用，那就是在青年教师里出现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状况。过去老辈先生大 多有教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的经历(其中少数还有兼教中外通史的经历)，又因为解放前 教授对于下一年的聘书并无必得的把握，所以老辈先生往往必须能教多门课程才能使聘
书较有保证。这样一来，学术的基础比较宽厚，只要再具备一些其他必要的条件，就比 较容易出现大家。解放后，聘书不愁了，专业固定了，好事却逐渐变成了坏事。若干年 就在一个狭小的领域里转，成了专家，却难以贯古今、通中外；没有必要的广阔视野， 这样的专就难免要受到种种局限。而且还出现了一个相应的问题，在一个历史系里，教 不同历史阶段课程的教师之间缺乏业务上的联系，很难在共同的研究领域里互相促进， 提高水平。另外，国内从事同一段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之间的合作也不多。很有益于 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的学术批评，进行得也不正常。书评文章不少，捧场说好话的居多 ，切实讨论一些问题的少；另有一类书评则声色俱厉，贬斥交加，专攻伤口，不看成绩 。严格说来，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学者之间的和谐合作，因为这样的评论不能静下心来 ，从而未必有益于潜心研究。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要出现大家是很困难的。
近些年来，拓宽学科范围的要求提出来了，也要求教师承担多门课程并与工作量挂钩( 实际上就是与物质待遇挂钩)。可是要改变多年来“铁路警察”的习惯或传统又谈何容 易，因为长期形成的习惯或传统已经渗入到人们的思想模式、知识结构及研究方法之中 ，不是可以凭借外部力量能够解决的。因此需要行政领导与教师和谐合作，潜心研究， 寻找出切实有效的方法，经过一个必要的过程，问题才能逐渐解决。如果简单地采用奖 罚的办法，弄不好还会助长不正学风的蔓延。
二
对于促进历史学的突破性的进展来说，历史学界内部的和谐合作、潜研创新是必要的 条件，但还不是充分的条件。文史哲诸学科之间的和谐合作，对于历史学与历史学者的 进展实际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的研究主要以文字记载为材料来源，所以历史学者不能不掌握好语言文字的工 具。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 他的话可以说是有清一代学术经验的总结。清代学者在考证历史文献、辨章传统学术与 典章制度等方面取得的超越前人的成就，的确与清儒精于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密切相关 。19世纪初，尼布尔(B.G.Niebuhr)在德国开创了以语言学为工具批判史料、研究历史 的传统，朗克(L.von Ranke)继之，于是德国史学大盛，影响遍及欧美。20世纪，傅孟 真(斯年)从德国回国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除中国传统影响外，看来也受了这种影响。 可是，也就从20世纪中期起，古典语言文字之学逐渐不为治史学者所重视，青年学生所 读古书越来越少，从而阅读古书能力下降。在外语学习方面，近些年来强调口语与听力 训练，这本来是好事，可是也有另外一种倾向，即重视口语语句，忽视语言文字学习中 伴随文化了解的重要性。从前初中学生学英文，读《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等 书，不仅学了英文，而且同时自然地接触到了有关西方历史文化的一些基本常识。从前 学英文很重视文法，当然讲英语时不能靠用文法编句子的办法来进行，不过读到理论高 深、思维繁复的书(譬如马克思的某些著作)的时候，那种语言本来就不是口头语言，可 以说那种文字正是作者思维进程的逻辑理路本身的展现，显然光凭语感是感觉不出其中 的深意的，只有随着其文法结构一步一步地追寻其逻辑理路，才能理解其思想本身。这 是艰苦的阅读与思维结合的过程，不是凭着好听力就能轻松地感觉到的。所以，学外文 语法，可以了解使用那种语言的人的思维逻辑结构，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外国文 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强调了口语的一面而忽略了文化的另一面，看来也有偏颇。随着 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弱化，就出现了读不完指定参考书的现象。学生感到学习负担重， 原因多端，而语言文字能力的弱化看来是其中因素之一。由于效率降低，所花费的时间 必然增多，这样负担的感觉也就重了。我们没有办法延长学生的绝对时间，但是可以延 长他们的相对时间，即提高他们的语言文字阅读的效率，因为工作总量一定，效率与所 需时间是成反比的。
同样，如果学历史的学生缺乏一定的哲学、逻辑训练，那么对于比较复杂的文句、复 杂的事理，就缺乏必要的认识与分析的能力，从而在理解上往往处于似懂非懂之间，很 容易出现煮夹生饭的现象。从前的历史考证之学的大师们不仅语言文字功力深，而且兼 通各种有关学问，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对于历史上的种种典章制度与文化成果 不能真正有所理解，只知道一些历史故事，那么，历史学自然是免不了要萎缩的，那还 能谈什么创新呢?因此，为了历史学的发展与创新，我们就要有与语言文字之学、哲学 界的学者的和谐合作。
从事语言文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和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学者，也需要与历史 学者和谐合作。治语言文字之学，离开历史文献和历史背景，那么其内容难免空虚贫乏 ；治文艺理论之学，不注意哲学和美学的素养，那么其理论也难以高明，难以面对各种 新的挑战，从而也就难以真正地创新。治哲学而离开历史，就难以对各种哲学思想进行 历史的分析，也难以从对历史的把握中体现出自身的时代性。治哲学而忽略语言文字之 学，就难以与过去及当代的一流哲学家进行真正的对话，就很难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 基础上继续前进，就很难真正地站在学术的前沿。这样而要求哲学的创新，有可能吗?
文史哲的和谐合作，这无疑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可是，真正地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 。为文史哲学科的学生举办一些共同的学术讲演，让有关各系的学生互相听一些课程， 这些都是有益的，但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办法基本上是加法，是混合；加减法不能像 乘除法那样合成一个新的项，混合不能像化合那样构成新的事物。因此，这类办法不能 真正地解决问题。如果天真地以为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所在，那么还可能在实效不大 的同时增加学生的负担。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文史哲诸学科学者之间的潜心研究与 和谐合作，应该说，这种研究本身也就是一种创新。
三
除了文史哲诸学科学者之间的合作，文理学科学者之间的和谐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这里所说的文科包括文史哲诸学科，理科包括自然科学诸学科。
首先还是从我所从事的历史学科说起。历史学看起来与理科相去甚远，可是细究起来 关系却很大。从相关内容来说，治历史学不能不掌握历史年代，而历史年代又与天文历 法之学密切相关。从司马迁开始，精于天文历算的历史学家实在不少；即使不能精于此 道，自己不能作推步运算，那也需要有一定的相关知识，否则遇到古书上的许多问题连 看都看不明白。历史学的内容也无法离开地理之学，离不开沿革地理，离不开环境地理 等方面的知识。历史学要研究一个时代的生产力与技术水平，也不能不了解许多有关科 学技术的知识。当然，有人可以说他就是不管这些，只讲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历 史，作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也未必不可。不过要求历史学界出现大家，恐怕就不能这 样了。
对于从事文史哲诸学科的学者来说，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大量与理科内容密切相关的 东西，哪里不懂就在哪里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死角。江泽民同志在“8·7讲话”中提出了 “需要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理论 家”的要求，这的确是时代的需要。文史哲诸学科的学者都须朝立足中国、面向世界、 学贯中西的方向努力。要这样做，就不能不多接触并了解外国与西方的相关文化。治历 史学的需要了解西方史学的发展，治语言、文学的需要了解西方语言、文学的发展，治 哲学的需要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中的 内在精神与思维理路。而要了解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内在精神与思维理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必要了解西方自然科学方法与数学方法，因为那里面自有它们的一套逻辑推理系 统。这一系统自古希腊以来一直是与其哲学精神密切相关的。而西方的哲学传统也确实 影响到了文史哲诸学科的方方面面。严格地说，不了解这一套逻辑推理系统，就很难真 正地理解西方文化的深层。所以，为了学贯中西，也需要对西方自然科学有所了解。
对于中国的自然科学家来说，文史哲诸学科方面的素养看来也是很需要的。自从19世 纪中叶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志士仁人就一直在向自 然科学和技术的领域顽强奋进。可是，在国内的中国自然科学家尚未有获得诺贝尔奖者 ，中国也未能在这方面进入世界的前列。其中原因多端，有历史的影响，有非学术因素 的干扰，同时也有自然科学人才培养方式上的局限。在中国，尤其是近几十年，学理科 的人就专门学理科，而且集中研究自己的专门领域。这样做有利于出专家，而不利于出 大家。我们看看诺贝尔奖得主的传记，就会发现，他们原来大多具有以下诸特点的全部 或大部，这些特点是：兴趣非常广泛，视野非常开阔，推理非常严密，联想非常活跃， 感情非常丰富。近代西方的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又是大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而兼为哲学家的人很多，自然科学家而兼通文史哲诸学科的人也不在少数。爱因斯 坦不仅酷爱数学与物理学，而且爱读康德的哲学著作，熟读歌德和席勒的诗篇，对小提 琴更是爱不释手。要在科学的领域里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没有对于学术传统的深入不 行，没有突破学术传统的勇气、激情、想像力也不行。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创新中的 “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的一端是在学科的传统以内的，而其另一端则有许多成分在 本学科学术传统以外。没有后者，就不能形成科学创新的必要的张力，当然要创新也就 困难了。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里有这样两句话：“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诗 文的创新要求如此，自然科学的创新大概也要求如此。只能钻进去，而不能跳出来的人 ，如何能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呢?
江泽民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互相学习，优势互补， 密切合作，共同进步。”这些话很重要，不过要真正落实下来，那就又需要文理两方面 的学者和谐合作、潜心研究。文理合作如何进行，这里并无现成的简单的答案，而是有 待切实研究的问题。只有在和谐合作的情况下潜心研究，才能逐渐找到切实可行的思路 与方案。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
四
以上说的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的和谐合作对于落实“四个同样重要”的必要性。现 在再谈学者与行政领导之间以及基层领导与上层领导之间的和谐合作、潜心研究的问题 。
目前学术界风气有些浮躁，大家都忙于出成品，对于质量有所忽视，甚至有少数学风 不正的现象出现。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 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 。”这些话对于改进当前学风可谓既及时，又中肯。
不过，造成学术风气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主观方面的急于求成；二是我 们的学术评估、成绩考核、职务迁升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待遇变化的办法有些问题。为 了评估，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作品的量，而量的计算是最简单易行的。当然，也注意到了 文章登载在哪一级的刊物上，等等。可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学者人数众多，而某些级 别的刊物数量有限。大家都要多写，并且都要往某些刊物里投稿，这样就又难免出现其 他一些不易防范的问题。
对于行政领导来说，最简单而似乎有效的检查办法就是，规定某种数量标准，再确定 一些具体的规定，然后就用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这种方法看来清楚易行，而实际效果 并不理想，甚至还会揠苗助长。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厚积薄发，不能多出精品、上品的 现象就与这种评估方法有关。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在学者中已经有人提出要求改进 的意见，而且在行政领导者中也颇有人觉得需要改进。用数量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在某 些领域是确有实效的，而在另一些领域则收效甚微，甚至效果相反。这种办法对于文科 以及理科里的基础性的学科，显然是有问题的。许多精品、上品是以“十年一剑”的工 夫打磨出来的。短平快的办法，只能显示眼前的一些成绩，弄不好反而会影响长远的发 展。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单位、一个学校是按数量的标准来排队的话， 那么，在这些单位或学校的基层领导中又有谁敢不依照这个标准来检查学者们呢?对于 上级领导来说，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不用看来简明而又易行的数量标准作为尺子 ，检查又从何着手呢?所以，这里有一个需要学者和领导、基层领导和上层领导一同来 和谐合作、潜心研究的问题。在这里也是没有和谐合作、潜心研究就没有评估办法的创 新，而没有评估办法的创新，看来学术的创新是难以获得良好的外部条件的。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量的增长速度空前，大步 地走向世界的前列。这无疑是大好事。不过，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种好事里的美中不足， 那就是我们在科学文化方面仍然未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还未能走向世界的前列。这样， 我们就会存在着长远发展或持续发展的困难。所以，甘于寂寞的潜心研究看起来好像与 量上的热火朝天的形势不相匹配，而实际上却关系到中国发展的长远利益。我们需要在 和谐中合作，在潜心研究中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