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说理的、健康的文艺批评——本社文教部第四单位文艺评论座谈会发言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座谈会论文,文教论文,文艺论文,摘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贯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提倡说理的、健康的文艺批评，本社文教部与《文艺报》、《人民日报》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3月30日在京召开了文艺评论座谈会。 现将与会同志发言摘要如下。
郑伯农（《文艺报》主编）：
文艺评论工作也要讲政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评论取得了很大成绩。过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有些时候责备求全，无限上纲，甚至搞运动、搞大批判。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为纠正“左”的错误做出了很大努力。文艺评论的声望一度是比较高的。特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艺评论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扶持创作、发现新人新作起了很大作用。后来出现了新问题。邓小平同志从批评《苦恋》时起就提醒大家注意文艺界的软弱涣散问题，他一再强调要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最近中央也强调不能把正常的文艺批评说成打棍子。孙犁同志说，现在的某些文艺评论是“托儿”，这是发人深省的话。不敢批评、盲目吹捧的风气贻害深重，以至于像顾城那样，杀了人还被赞扬、悼念，这会误导很多文学青年。有些批评与创作脱节，成为某种观念的演绎。另一种倾向就是评论与理论越来越遥远，有些完全是凭某种直感，没有理论概括，没有科学判断，漫无边际地叙述鉴赏者的阅读感觉。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就是评论界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不少写评论的同志改行写小说、散文去了。除了人才流失，阵地也在流失。有的刊物名为评论杂志，实际上大量发表的是作品。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讲政治，在文艺界，就是要注意导向，要服从和服务全党工作的大局。如果文艺评论不搞好，导向问题就很难解决。
邢贲思（《求是》杂志总编辑）：
文艺评论必须坚持毛泽东、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我的专业是哲学，但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近中央对开展文艺评论问题很重视，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加强文艺评论呢？我想道理很简单，文艺评论是起导向作用的，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文艺评论在这些方面的导向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很平庸的作品，如果我们把它说得很高，那事实上就是鼓励平庸，就很难说能为读者提供好的精神食粮。现在好作品不少，但大量的作品确实很难令人满意。脱离生活，调侃现实，表现自我的东西不少。这样的作品很难起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所提倡的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激励人民的作用。当然现在文艺界也有自己的困难，但不管怎么说，既然你从事文艺创作这个工作，就应该拿出对得起时代、对得起人民的作品。有时候看了几十集的电视剧，看完之后发现上当了，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样的作品总是有点不负责任吧？所以文艺评论应该鼓励优秀作品，给优秀作品鸣锣开道，对一些不好的作品，也要敢于批评。当然这种批评绝不能像过去那样扣帽子、打棍子，甚至对作者本人进行人格侮辱，这是绝不允许的。另一方面，要加强文艺理论的建设工作。中央一再强调重在建设。文艺评论和文艺理论应结合起来，有些问题可以正面讲道理。近来我重新学习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有关讲话，觉得讲得非常精采。这些对根本问题的论述，直到今天，对我这个并非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来讲，教育还是很深的。我想文艺评论要注意三个根本问题：一是文学艺术的性质和根本任务。毛主席讲，我们的文艺是革命的文艺；邓小平同志发展了，讲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这个话现在有些人不大说了，说什么“文艺就是文艺”，“文艺是生存的精神主体学”，无所谓什么主义。这就抹杀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性质。毛主席说我们的革命文艺要为人民大众。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重申了这个意思。后来我们又加了为社会主义服务，即“二为方向”。这个方针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过时。当然“二为方向”怎么体现，不能简单化。要研究怎样通过艺术手段更好地体现文学的特点，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二是文艺的源泉问题。文学的源泉问题是解决了的。人民是作家的母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给人民营养的人首先自己要吸取营养。现在有些作家自我膨胀，以为自己是人民的老子，动不动就来训斥你、教训你。他们说：我要发挥我的“内宇宙”，用我优越的精神世界去改造你。稍有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历来优秀的作品都不是这样产生的。你不接触生活，只是发挥你的所谓“内宇宙”，怎么能产生好作品呢？只靠几个哥们儿坐在房间里侃，就能侃出佳作来？我是不相信的。三是文艺发展的根本道路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呢？答案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生命，就在于他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自觉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人民和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有人说，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我看脱离了这个原则才是没有希望的。给文艺创作者指明方向和原则，这不能叫“横加干预”。
李准（中宣部文艺局局长）：
正确把握文艺评论的度。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是推动文艺繁荣的迫切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在这里，正确把握尺度，是至关重要的。当前，我国的文艺评论工作面临着许多前所未遇的新课题。要真正搞好文艺评论，须努力做到：一、自觉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文艺理论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认识，也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总体上保证文艺评论的健康发展，发挥文艺评论的应有作用。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加大对优秀作品的评论力度。评论的焦点应当对准那些真正反映时代精神、催人奋进的优秀作品，而不是对准别的东西。对优秀作品的评论要形成合力，造成声势，使之成为文艺评论的主旋律。三、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评论的广告化。实事求是，是文艺评论的生命。要提倡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对错误的、有害的东西要敢于提出批评，而不应当搞庸俗捧场。要把文艺评论和广告严格区分开来，防止花钱买“评论”的不正之风的蔓延。四、正确对待评论自由和“守土有责”的关系。在法律的范围内，评论家写什么和怎么写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文艺评论阵地特别是重要报刊和电台、电视台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则肩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重任，对于发什么、不发什么，多发什么、少发什么，理应作出正确选择，坚持正确导向，履行自己的职责。
仲呈祥（广电部艺委会副主任）：
电视艺术评论亟需加强。我们国家现在有近3000家电视台，进入家庭的电视机有2.8亿多台。 青少年相当一部分时间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一部引起轰动的电视剧，收视率往往在40%左右。如果评论跟不上，后患无穷。为什么？现在电视制作队伍迅速膨胀，人员素质跟不上。电视制作者本身就缺文化，你却要求他生产出很高水平的电视作品，这是不现实的。如果没有评论帮助他们对艺术形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那么作品艺术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实现都不可能。这就像冈察洛夫把奥勃洛摩夫创造出来以后，要靠杜勃罗留波夫去分析一样。一些年轻的电视工作者是浮躁的，因为有一股强大的媚俗倾向在左右着他们。如果能有健康的文艺评论去帮助，电视工作者和观众都会受益。电视艺术评论一定要有一支精干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专业队伍。
陆贵山（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艺家要讲理想。我觉得队伍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个大问题，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做些切实有效的工作。本身就是痞子，他怎么能严肃地对待人民、对待历史呢？把文艺事业当成挣钱的工具，怎么可能写出精品呢？最近我读了一位影星的自传，通篇都在那里宣扬个人至上、金钱至上，看不到一点儿崇高理想的闪光。有些理论讲，我们的文艺就是要用审美来消解革命，用破碎感去消解理想，人生就是一场梦。如果这种思想泛滥开来，怎么会有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出现？怎么能表现我们民族的理想？说得明白一点，这是在帮助我们的对手做工作，人家就是希望我们这个民族成为在本能层面上存在的民族，骨头永远硬不起来。文艺要给我们民族增加凝聚力和向心力。
田本相（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
做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育工作。我想，文艺评论的关键是理论建设。比如后现代，研究介绍都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当它对我们发生大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对待它。一个思潮过来，就盲目地跟着走，其实根本就没有搞懂，当然更谈不上研究。一些搞后现代主义的就这样认为，我要用我的“话语”去占领阵地，“解构”你的中心意识形态。什么是中心意识形态呢？就是马列主义。这些年，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不那么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年轻人怎么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呢？我主张做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工作。现在有的人不敢正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羞于谈论马克思主义，我看都是很大的问题。健康的、说理的文艺批评，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上去。
康式昭（原文化部法规处处长）：
不能搞金钱至上。现在有一种说法，要给公益性文化事业“断奶”，要让高雅文化、文艺科学包括文艺理论报刊都自负盈亏。这就混淆了不同事物的质的差别，把市场机制泛化了。高雅文化代表国家民族的文化水准，又缺乏市场竞争力，它们都应当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的赞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按照区别对待、分散决策、分类指导的原则，确立系统的文化政策特别是文化经济政策，是当务之急，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应的，不要因为实行市场经济，就搞金钱至上、金钱万能，以个人对金钱的占有量来确定社会地位。目前不好的风气已经侵蚀到文艺创作领域。比如，一个时期以来，一窝蜂地住“别墅”，进“洋行”，喝西洋酒，吃黄金宴，“林肯”（车）侍候……加上宾馆如林，靓女如云；摆阔斗富，灯红酒绿；大款“小蜜”，纸醉金迷……党的政策允许并鼓励部分地区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守法经营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现实是全国还有6500万人尚未脱贫。山西一位当了近50年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李俊峰老汉最近对报社记者说：共产党的干部啥时候也得惦记着大多数老百姓，千万不能嫌贫爱富，伤了百姓的心。“狗咬穿烂的，人攀有钱的”，这句老话可不能在共产党的干部身上应验。李俊峰老人的话，我看也是对文艺界（无论创作还是理论工作）的一个提醒。
马蓥伯（《求是》杂志副总编辑）：
批评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文艺批评中的体现。我们对于文艺创作中的新收获、新成就要热情地加以肯定和推荐，对于某些错误的作品和言论要及时地给予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批评。这里，既要反对骂杀，又要反对捧杀。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于骂杀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决不能重蹈覆辙。现在更值得注意的是捧杀。有些人把文艺批评变成了庸俗捧场。明明是平庸之作，却说成难得的精品；有的明明在内容上有着严重失误，却得到很多人的喝彩。应当承认，在发表了某些倾向不好的作品或言论的同志中，有些人确是有才华的，如果满腔热情地、实事求是地指出其缺点和错误，而他们又不讳疾忌医，能够从中接受教益，那么他们将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是可以预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他们的劳动实践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聪明才智和精神风貌应当是文艺作品着力反映的对象。因此，他们对文艺作品最有发言权，理所当然地是文艺作品的权威的批评者。江泽民同志指出，为了搞好我们的创作、表演，可以经常开一些座谈会，听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的意见，听听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这个建议多么好啊！为了取得正确而敏锐的辨别好坏的能力，文艺评论家也应当走出书斋，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取得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王恩宇（《工人日报》编辑）：
评论应实事求是。现在的文艺界存在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有些人坐在一起侃出的一些脱离生活的平庸之作，却被评论家吹上了天；有些演员，本来演技平平，但经大小报的记者那么一“炒”，俨然就成了“明星”。相反，一些经过扎扎实实深入生活创造出来的优秀之作却无人问津。文艺评论应当实事求是，向文艺家负责，也向人民负责。
秦晋（《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加强自身理论建设。开展文艺批评要面对三个现实：一个是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一个是不断变化的文艺创作现实，一个是文艺理论自身建设的现实。现实是复杂的，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既有令人鼓舞的方面，也有令人忧虑的方面。文艺批评必须正视现实并且从现实出发引导创作。我们要求文艺积极反映现实，批评必须对现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需要加强自身的理论建设。近年来，理论建设可以说是最薄弱的一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我们的核心和基础，但也面临着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西方的文艺理论我们也要研究，从中吸取什么，扬弃什么，要胸中有数。坚持原则是我们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吸收和发展也是我们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不解决好坚持和发展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批评就没有能力面对现实，无法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由于我们的理论建设跟不上，理论水平低，批评缺少分量，人们啧有烦言。有人说：什么叫文艺批评？不就是吹嘛！不就是打棍子嘛！就这两下子。面对这些批评，我们确实应当警醒。
雷达（中国作协创研室副主任）：
文艺批评的价值、困境与出路。依我之见，文学批评既是一种价值，又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创作活动。它以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为对象，通过批评家主体的审美和思辨，展开分析与综合，肯定与否定，判断与归纳，从而完成一种评价活动，达到影响读者、推动创作，以至引导和促进形成新的思潮、流派的作用。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若从精神价值层面来看，说批评是文学的良心、社会的良知并不过分，它确实也承担着思想道德建设的重任，重铸民族灵魂的重任。除此以外，提高读者的辨别能力，培养读者的审美情趣之类的功能就自不待言了。这些年我们开展过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歌颂与暴露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有无体系的讨论，方法论的讨论，主体性的讨论，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讨论，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等等。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学批评面对市场经济时，立场上的撤退和让步，功能上的退化和转移。所谓撤退或者退化，表现为批评的精神品格的失落，批评标准的紊乱无序以至无标准，批评价值的消解或赋予伪价值；而所谓让步或者转移，表现为向市场性、消费性、新闻性、广告性的倾斜，以牺牲科学性来迁就消费性，以牺牲审美性来迁就新闻性。这才是今天批评的真正病根所在。就文学批评自身而言，最切近的问题应该是，召唤健康的、严肃的批评精神和健全而犀利的批判品格，让批评成为名副其实的批评。
程代熙（《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
正确地对待西方文论。对西方的思潮，这些年我们不是一点工作都没做，这方面的书出了不少。有些书还是有质量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很差的。我们这些年对西方的东西主要是介绍了四大派：新批评派、现象学派、弗洛伊德性批评派、历史学派。这些年出版的外国文艺理论书籍，不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是“文革”前所不能比的，这是好现象，但研究得不够。比如后现代，在西方，主要在美国流行起来，是六七十年代的事，范围也仅限于学界，可以说是一种“校园理论”，到我们这里倒成了可以印几万册书的大事情，连西方自己的理论家都感到奇怪。其实，在西方，这个词的涵义尚无定见，争议也大。有的人干脆拒绝这个概念。例如美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就认为“后现代”一词的前缀（“后”）就是人为的误植。他在《现代主义的哲学话语》一书里，就对“后现代”的“后”提出了批评。此外，哈贝马斯也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后现代社会”，他用“晚期资本主义”来称呼当代西方社会。最近我看到一本书，叫《西方现代主义的误导》，写得很好，有理有据地指出了现代主义的失误，但是这本书我们就不出版。这本书要是拿出来，有些盲目吹捧现代派的人是要脸红的。所以，对于西方的东西，要全面介绍。
方顺景（《前线》杂志副主编）：
批评要出以公心。文艺评论，历来流派繁多，如今更是驳杂，但不管什么流派，操何种方法，发展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应是共识。这“一翼”健康、说理，就能帮助文艺创作更好地腾飞，否则必将阻碍其繁荣。说理的、健康的文艺评论，重要的一点在于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也就是要出以公心。评论，自然要又评又论。然而若不实事求是，纵然洋洋万言，也不是真正的说理。至于夹杂私心，戴有色眼镜，指丑为美，认恶为善或美丑不分，善恶不辨，廉价恭维，滥送桂冠的所谓评论，更无健康可言。反之，切中肯綮的，哪怕三言两语，也应该受到肯定和赞扬。放眼今日文坛，说理的、健康的评论有，胡吹乱捧的文字更不时地出现，使人生厌。何以如此？有评者的原因，也有编者的原因，而共同之处则都与水平、勇气甚至态度有关。水平不高，自难说得中肯，也难做到选优汰劣；缺乏勇气，言不能据实，编也就作假。如果心存异念，更难免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所以，发展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写的、编的都需要有较高的水平，较大的勇气，尤其要有好的文德和人格。真正做到这样确不易。但这是责任，是文艺健康发展的需要，即使不易也得努力去做。
丁振海（《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开拓文艺评论的新局面。近期以来，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积极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这一号召，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和愿望，尤其使文艺评论家的精神为之一振。与此同时，中央一些主要报刊也开始加大了文艺评论的力度。我们广大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应该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打开文艺评论的新局面。这也是联合召开这次文艺评论座谈会的初衷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携手奋进，共同铸造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辉煌，这已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是，文艺评论之路充满着险阻和艰辛，并非总是“风正一帆悬”。鉴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文艺的风风雨雨中，不少评论家从消极方面吸取经验教训，遂使其扶正祛邪的勇气冷了不少，从而弱化了文艺评论的功能。文艺评论的队伍和阵地还出现了颇为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至于文艺评论的商业化、广告化、媚俗化，那就更令正直之士痛心不已了。凡此种种，不仅直接损害了文艺评论本身，也必然对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的确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真正将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落到实处，需要付出多方面的巨大努力。文艺评论家首先应当自尊自重、自强不息，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美学修养，以适应新的形势、新的任务的要求。各级领导和全社会也必须关心、爱护、理解、支持文艺评论家的工作和事业，共同营造有利于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蔡毅（《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
关于批评标准。我们必须有大家一致认可、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准则。如若这方面大家认识上存在分歧，甚至一人一个想法，一人一个章程，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批评将无法进行，勉强为之，也很难奏效。那么，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文艺评论应该首先做到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第二，要提倡说理，在充分摆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尽可能正确、科学的分析。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当然，我们说的文艺批评标准绝不仅仅指此。在社会主义的文艺批评活动中，还应该有更为具体的有着鲜明的质的规定性的标准。恩格斯指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艺术”的要求，邓小平同志在谈及一个剧本时曾经提出的“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和在说明“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口号时提出的“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的要求，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思想内容要健康向上，艺术表现也要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要求等等，就是我们今天评判文艺作品优劣的标准和依据。如果我们的评论家、理论家在以上这些“标准”上取得共识，人们所期待的良好的文艺批评空气就不难形成，正确、健康的文艺评论就一定会越来越多。
丁国成（《诗刊》副主编）：
诗歌的意识形态性不能否定。近年来，有好几篇诗论文章对诗歌的意识形态属性加以否定。如说“（诗歌）艺术一旦剥离意识形态的粘涩，它便会发出向前推进的动力”；又有人说：“个人写作的状态”“结束了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写作的历史，诗歌开始寻找它最根本的立足点”；也有人说，“被意识形态奴役”使“诗歌越来越远离其本体依据，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说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与事实不符的。无论古今中外，诗歌的思想性、倾向性都不容否定。就以被这些论者充分肯定的“朦胧诗人”而论，其作品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的评论在对诗歌进行艺术分析的同时，切不要忽略了意识形态性的分析。
严昭柱（《文艺报》副主编）：
加强文艺评论事关大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近作出了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指示。这说明，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事关社会主义文艺的全局，事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局，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文艺不能没有评论。社会主义文艺尤其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文艺评论。文艺作为一个系统，文艺评论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文艺的根本性质决定文艺评论的基本尺度，而文艺评论的萎顿或变质也会使文艺的整体遭到扭曲。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是非常重视文艺工作，也非常重视文艺评论工作的。新时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一定要扭转思想界包括文艺界那种抵制批评的风气，要求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同时也要求诉诸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这些指示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是我们今天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思想指南。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还要注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回答时代提出的新挑战。当前文艺评论工作本身就面临着两种严重的新挑战：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削平价值、否定理性，从而在根本上取消理论批评的挑战；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当大量的文艺评论走向商品化的挑战。要正确地回答这些挑战，既应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又须对一些新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创造性的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切实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评论，推动文艺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健康发展。
李下（《求是》杂志文教部主任）：
对评论工作的关心必须落到实处。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关心文艺评论工作，是件大好事。为了使这件好事能维持长久，显出实效，就应该研究出一些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以往的情况是，作家、艺术家的工作关心的人多，经费也足，奖项也多；评论家这里，就没那么热了，活动不多，评奖机会更少，出书也难。写评论文章的同志，大都是业余奋斗，各自为战，工作辛苦、寂寞，还有一定的风险。他们理论水平的提高，信息的交流，步调的调整，对火热的现实生活的了解，都缺乏必要的支持。对文艺作品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十分隔阂，评论家的发言权就不能不受到限制。为他们不断充电和开阔眼界，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有关部门管理一下，定期组织一点学术研讨、参观访问活动，就能解决一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