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俄罗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世界各地的巴赫金研究者们将举办各种活动，纪念俄罗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美学家，文化学家、哲学家──巴赫金百年诞辰日。在这位世界名人的故乡──俄罗斯，早就拉开了这一纪念活动的序幕、近年来又掀起了一股巴赫金研究热潮。在出版业不景气、研究经费匮乏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者们克服种种困难，不仅再版了巴赫金的有关重要著作，整理发表了巴赫金的有关著作的补充修改稿及书信，为巴赫金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出版了近10本巴赫金研究文集、专著，以及专门的杂志。一批较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俄罗斯一改早些年在世界格局中巴赫金研究的落后状况，奋力跃入了世界的前列。
认真考察一下俄罗斯学者近年来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将会对我国的巴赫金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从一场争论说起
1993年俄罗斯《哲学问题》杂志第一、三期上连载了哲学副博士В.Л.马赫林的长篇专论《巴赫金与西方》。马赫林从近5年（1988-1992年）西方新出的近40部有关巴赫金的书刊中，挑选了22本书，4期专刊为自己评述的对象。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通过对西方最新研究资料的述评，向国人展示反映在“他人”之镜中的巴赫金的遗产的风貌，并将这一“他人”视野和“他人”语境引入国内的巴赫金研究之中，使之进一步深化。
马赫林高度评价西方对巴赫金的两次重大发现：第一次是在60年代，它使默默无闻的巴赫金走红世界；第二次是在80、90年代，它使思想家巴赫金复活，使一个“新的巴赫金”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他认为当今西方对巴赫金的理解有三个最基本的特点：
第一，巴赫金被看作是20世纪最大的思想家，而且是宗教思想家和理论家。
第二，巴赫金（确切地说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被认为是当今时代“开放性的事件”，即对话主义已成为西方人文科学工作者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西方有人早在80年代就宣称，我们“现在正迈进巴赫金时代”（莫尔逊语），在过去和未完成性的当代之间形成了一个分水岭：“巴赫金之后”，换言之，巴赫金恰好在其“边缘性”中，成了某种聚焦点，成为俄罗斯的和西方的视野一语境之间的问题的时空型的体现，即巴赫金的思想引起了西方对整个思想文化的全面大反思：从西方的传统话语到当代话语，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洛尔、伽达默尔、从福柯到德里达……亦即西方正试图用巴赫金的思想来拯救当代思想文化（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内部枯竭的危机。
从马赫林的长篇专论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倾向：巴赫金确已成为架构于俄罗斯和西方语境世界之间独特的、超越民族、超越历史的“桥梁”。巴赫金更多的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读者比俄罗斯读者更了解巴赫金，对“对话主义”的理解也更充分，从整体上来看，对巴赫金遗产的“反响程度”略高一畴，更强烈、更多样化……
正是在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上，俄罗斯学者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被公认为是巴赫金最早的“发掘者”之一，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В.柯日诺夫率先撰文批驳了以马赫林为代表的，那种认为西方读者比俄罗斯读者更了解、更理解巴赫金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一大误解。他指出，目前俄罗斯研究巴赫金的专著确实不如西方多，但这是出版业不景气、研究经费不足等原因所致。况且，从前苏联巴赫金著作的发行量来说，它却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西方的发行量不过万余册，面前苏联却发行了25万册。在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无论在首府，还是在外省，巴赫金在知识界几乎无人不晓，而在西方，只有少数专家才知道巴赫金何许人也。在俄罗斯早在6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巴赫金的“朝拜”，巴赫金研究者图尔宾回忆说，当年几乎各个年龄层次的知识分子，不仅有学者和文学家，而且有极普通的人，都前往萨兰斯克，朝拜的人流源源不断。
在柯日诺夫看来这不仅仅是个影响范围的问题，这还反映出在对巴赫金的理解上俄罗斯人与西方人有本质上的差异。柯日诺夫赞同马赫林认为近年来西方的巴赫金热是与人文科学中形式主义──解构主义范式的内部枯竭相联系的观点，他指出，方法论频繁更换，这“在西方是完全合乎时宜的，对于西方‘职业家’来说是极富特征的。例如，今天他们崇拜计算机，相反，明天──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他们就会去崇拜上帝……”至于说，西方对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理解得更充分，在他看来这更是虚假的怪论，“西方的自我意识正好从原则上是独白的。”他提醒人们，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首先依据的是俄罗斯最深刻的作家和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而陀氏的宗教思想则来源于五百年前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家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有关人与上帝对话的思想。这个思想被巴赫金确定为“认识的最高极限。”巴赫金喜欢说：“天国既不在我们内部，也不在我们外部，它在我们之间。”
针对有些学者以巴赫金的“民间笑文化”的理论来否定他对东正教思想的继承关系的观点，柯日诺夫揭示了巴赫金的“笑主题”与东正教中“狂信苦行基督”现象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巴赫金对陀氏和拉伯雷两人创作中“笑主题”的研究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是“笑”，内函却不相同。陀氏作品的“笑”是一种“净化的笑”，这种笑在东正教中有好几个世纪的传统。与西方的“笑”相比，它有其深刻的独特性。至于巴赫金对西方笑文化的研究引起诸多责难的问题，柯日诺夫是这样解释的，这种种责难就其实质来看不是反对巴赫金，而是反对天主教。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柯日诺夫认为巴赫金的思想有着深刻的东正教思想基础，如果说有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的话，只能说具体的德国的哲学思想，而不能笼统地称为西方。在柯日诺夫看来，俄罗斯有一些人从骨子里迷恋西方，不仅不能独立地理解，甚至看不到俄罗斯自己的伟大价值。有不少当今的“思想家”郑重其事地，简直是大声喊叫，说什么俄罗斯从1917年以后除了邪恶、谎言和丑行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殊不知，有象巴赫金这样从20年代至70年代一直从事创作，“超越”了所有自己的同时代人的俄罗斯思想家！“仅这一例就应使我们以新的眼光去重新评价20世纪的俄罗斯史。”柯日诺夫坚信，20世纪的俄罗斯精神创作已达到无可比拟的高度，国人不应妄自菲薄。
几部值得研究的书
近年来，俄罗斯相继出版了一些巴赫金研究专著、文集。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介绍。这里仅向大家推荐几部文集。它们是集体研究的结晶，代表着俄罗斯巴赫金研究的最新水平。
第一部是1990年“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出的《巴赫金文集》。这个文集是在俄罗斯出版业最不景气的时刻筹措的，它的艰难出世是可想而知的。文集的作者们试图从当代文化内部突破巴赫金的边缘性。文集言语体裁多样化，体现出“众声喧哗”，多元对话的风格。
Б.叶戈罗夫在题为《论巴赫金》的文章中，将俄罗斯人文科学文化分为两大传统：一类为“预见性—要求绝对服从的”，其代表人物从大司祭阿瓦库姆、斯拉夫派到Л.托尔斯泰等；另一类为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的，其代表人物有柯罗连科、契柯夫等。巴赫金属后一类传统。叶戈罗夫认为巴赫金远非总是能将其方法论的不同方面纳入一个和谐的整体，甚至是把思想家的伟大和深刻的戏剧性置入双重性的相互依存之中。
文集中有两篇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文章。一篇是В.Н.图尔宾的《狂欢：宗教、政治、神智学》。他主要探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他的个性命运之间的重要联系。图尔宾认为，巴赫金构思和创作关于拉伯雷的书是在30年代中期，那正是巴赫金深受“饥饿”和“病痛”折磨的时期，而且并非巴赫金一人有此遭遇，那是一个工业化乌托邦的狂欢节年代。正是生活中的“饥饿”和“病痛”致使巴赫金关注狂欢化问题。因此，将30年代工业化乌托邦新的狂欢节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联系起来可以发现，这完全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这两个现象都具有一个重要的公分母──即巴赫金所揭示的狂欢节的双重性：外在的和内在的、假象和真理、肉体的和精神的矛盾性的共存。
文集中另一篇论狂欢化的文章是М.К.雷克林的《恐怖时代的肉体》。如果说图尔宾的文章基本上还是学院派的风格，那么，雷克林的文章则带有综合的风格：一方面源于克尔郭尔和尼采，另一方面源于当代后结构主义的解构风格。他认为狂欢节在巴赫金那里具有“治疗”功能。遗憾的是他未对狂欢化问题作深入的分析，而对“暴力逻辑”给予了过多的关注。
К.Г.尤素波夫《论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一文在文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研究将巴赫金的美学观点置入俄罗斯哲学思想最广泛的语境之中。他的文章为一系列以“巴赫金与……”为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取代省略号的将是В.奥多耶夫斯基、К.列昂季耶夫、В.索洛维耶夫、А.梅耶尔、В.罗赞诺夫、Л.卡尔萨文等。
А.格里亚科洛夫的文章《巴赫金与理解问题》，涉及到“互文性”以及巴赫金的立场的双重性等问题。О.奥索夫斯基的文章谈的几乎是校勘学方面的问题，他关注的是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的两个版本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文集中还有两篇文章研究的是后巴赫金学的问题，一篇是В.马赫林的文章《巴赫金的“对话主义”──20世纪人文科学文化问题》。另一篇是古尤德日奇的题为《巴赫金与德里达创作中作为“他者”的笑》。古尤德日奇认为，巴赫金和德里达都对经典的思想范式进行了批判，只不过两人所用的术语不同（在巴赫金那里用的是“专横的话语”，而在德里达那里则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文章作者往往从德里达的立场（甚至术语）出发，试图使巴赫金的观点与德里达靠近。因此，有的评论家批评他有时曲解了巴赫金。
第二部文集题为《巴赫金与20世纪哲学文化》。该文集由1991年2月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巴赫金研讨会上的文章汇编而成。全俄巴赫金学术研讨会已召开过5次（前几次分别在萨兰斯克、克麦罗沃、马哈奇卡拉等地召开）。该文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文化──对话──交际”和“巴赫金与欧洲人文科学传统”组成。这一部分着重于在世界科学、艺术、哲学思想文化语境中研究巴赫金的遗产。第二部分包括“国内语境中的巴赫金”以及附在文集后面的“档案”、“论作与译作”、“补充问题”。该文集的学术水平较高。
该文集中有些文章比较有新意，例如：Г.Л.图尔倩斯基的《两次“落伍的”巴赫金：存在的行为性与异理性》、Е.Ю.萨文娜的《狂欢化与文化的完整性》、С.Л.勃拉特琴柯的《个性的观点：巴赫金与心理学》、Р.А.亚历山德罗夫的《巴赫金道德哲学中“存在”与“意识”范畴》等。文中提出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关于道德哲学的优先权，是对于哲学家的巴赫金呢？还是对于语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巴赫金的问题；巴赫金在存在和认识过程中赋予行为和一般的感情—意志因素的意义；巴赫金对人的个性的理解；巴赫金关于人类文化的多层性与完整性的问题……
该文集的特色是，强调在20世纪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来评价巴赫金的思想，不回避矛盾和分歧。该文集材料的丰富、涉及面的广泛，是以往的研究所不可比拟的。
我们推荐的第三部文集是1992年由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哲学家巴赫金》。该文集由Л.А.戈果托什维里和П.С.古烈维奇编辑，С.С.阿维林采夫、Ю.Н.达维多夫、В.Н.图尔宾等人撰稿。该文集的作者们力图重建巴赫金思想的哲学和方法论的前提。他们正视巴赫金思想中的许多矛盾，并不单义地评价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该文集也注重在20世纪的哲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的广泛语境中研究巴赫金的思想，强调巴赫金思想的不可纳性，即不可简单地将之纳入德国新康德主义、或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当代的后现代主义等。该文集高度评价了巴赫金遗产中充分洋溢的自由思想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与一切“正统的”、伪马克思主义的（无论是在其“形式主义”的，还是“庸俗社会学”的变体里）思想教条格格不入的。
除了上述研究文集外，在巴赫金开始学术活动的地方──维捷布斯克，从1992年开始出了一种题为《对话、狂欢、时空型》的杂志。这是一个值得巴赫金研究者关注的季刊。从这个杂志第一期上登载的文章来看，它触及到了一些至今尚未得到深化研究的问题。重要的文章有：德国学者赫·贡捷尔的《巴赫金与尼采的〈悲剧的诞生〉》、С.В.瓦赫鲁肖夫关于古希腊梅尼普传统在Г.米勒的《北回归线》中的发展等。该杂志还发表了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如巴赫金1962年12月28日写给В.Н.图尔宾的信、巴赫金的朋友卡冈家庭档案中有关巴赫金传记的资料、有关“涅韦尔学派”的材料……该杂志从第一期起，就明确地表现出力图克服教条主义地理解巴赫金的思想的倾向，并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初步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在俄罗斯兴起的巴赫金热潮正方兴未艾。这是继前苏联60年代巴赫金热之后的又一个浪潮。与以往相比，当代研究者们对巴赫金及其文化遗产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正如俄罗斯学者Г.Л.图尔倩斯基在《巴赫金与20世纪哲学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现在兴趣的浪潮更趋平静，但更为深刻，注意力更为集中。更有根据一些，研究巴赫金的贡献的呼声更为响亮、更为强烈。”目前，巴赫金研究热潮仍在持续，而我们掌握的材料极其有限，因此要正确予以评价，是相当困难的。但从我们的观察角度来看，仍可作出以下初步判断：
1.研究重心转向
在近年来的巴赫金研究热潮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哲学家、历史文化学家似乎比文艺学家更积极，研究成果亦更多。例如，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就把“哲学家巴赫金”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年来，《哲学问题》杂志上经常登载有关巴赫金研究方面的文章及资料。研究重心的转向首先是从关注文艺学家、语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巴赫金转向研究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历史文化学家的巴赫金；从仅注重巴赫金的语言哲学转向注重其宗教哲学、道德美学、行为哲学……与此相关的是，从对巴赫金的生平传记的评述转向考察其思想形成的哲学渊源、历史—文化语境；从对巴赫金的具体论著文本的赏析转向对其社会学方法论意义的深入研究；从对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及其复调小说理论的探讨转向对他论拉伯雷的书及其“狂欢化”理论的剖析……
2.研究方法的更新
俄罗斯近年来在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巴赫金所倡导的人文科学研究方法已被广大研究者所接受并采纳。这些方法亦被用于研究巴赫金本人的思想文化遗产。
我们知道，巴赫金从他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力求探寻一种重他人、重语境、重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方法，并积极用于实践中。这种方法日益显示出其无穷的潜力。近年来，巴赫金的研究者们也走上了这条重语境的道路。他们打破过去封闭式的研究格局，将巴赫金纳入整个20世纪的哲学、美学、文学、历史、文化的广泛语境中，并将他人视野和他人语境引入自己的研究中。这无疑开拓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新天地：巴赫金与他人世界，与同时代人、与俄罗斯思想、与西方、与20世纪的哲学、文化……通过多方面的比较，不断引出许许多多的文化问题，并不断使问题得到深入的研究。
在当今世界上，对话主义已成为巴赫金方法论精髓的代名词。对话主义体现着一种平等的民主的文化意识。它强调每一种理解不过是对话链环上的一个环节。它具有未完成的性质，而凭借它的“未完成性”可以将人们引向更广阔的文化天地。在对巴赫金的研究中，俄罗斯的学者们一改过去那种单向式的研究方法；而采纳了对话式的研究方法。这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研究者们以主动的参与精神积极投入对话；另一方面，一个平等对话的学术氛围正在形成。杂志、文集的编篡者们把每一个文章作者都看作一个平等对话的参加者，允许各种不同的声音相互交锋。例如，在如何看待巴赫金的哲学观点的问题上，研究者们各抒已见。有的学者认为，巴赫金的哲学观点与Г.柯亨的马堡学派以及其它新康德学派，还有胡塞尔，布伯、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接近。有的学者则相反，他们坚持认为巴赫金的哲学观点与上述哲学家的观点不同，虽然那些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提出了巴赫金所探讨的问题（如对话和交际的问题，“我”与“你”，“自己的言语”与“他人言语”、存在与行为的相互关系、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意义，哲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等等），但他们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巴赫金的思想具有不可纳性，即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入任何一个学派。又如，在如何评价巴赫金的问题上，研究者们克服了过去回避其思想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做法，并不单义地评价他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例如，有学者指出巴赫金对形式主义者的“物质美学”的批评并非完全公正。巴赫金主张各种声音平等对话，而对在生活中、艺术中各种声音实际上的“不平等性”的存在所造成的矛盾性，关注不够……
正因为研究方法的更新，不同声音的相互对话，致使研究中避免了“一边倒”，片面、僵化的弊病，新的见解不断推出，研究充满了活力。
3.问题与前景
近年来俄罗斯的巴赫金研究成绩是显著的，其广度和深度是以往任何时侯都不可比拟的。但从研究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相比而言，对巴赫金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较多，而对其理论的出发点──文艺学本身尚须深化的问题研究不够。对有些问题的分析似有人为的政治化，宗教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