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波动的系统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波动问题，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了许多突破和进展。然而，从系统的观点和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波动还较为鲜见。宏观经济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它的运行特征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政治、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任何一个经济现象的出现，都不是某单一经济变量变化一确定量的必然结果，它是各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的客观表现。系统分析方法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有效工具。从系统的观点看，任何经济现象的出现或经济变量的取值，无非是由两大因素决定的，一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经济变量的联系，即所谓的经济规律；另一则是由经济系统外部输入，且通过系统内传导的外在冲击。本文试图利用这一思路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内部结构特征及政策冲击效应作一些探讨。
一、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系统特征
经济变量可被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内生变量是由系统的内部结构及其联系决定的；外生变量则是外部环境给定的约束条件，它的变动则是通过系统内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政府直接干预的经济政策通常可被视为外生变量。当我们撇开外生变量的系统作用时，内生变量的系统特征就可表示为一分布滞后模型；而当系统结构已定时，外生变量的系统特征则可表示成它对系统结构的冲击力度。系统分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必须区分外在冲击与内在传导机制。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征所导致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必然联系和对外在冲击的反应。它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调节机制，在数学形式上表现为分布滞后关系，这种分布滞后关系反应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内生性”是指经济波动的自我推动。所谓外在冲击机制，是系统外在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它可以是随机的也可以是周期的变化。显然，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有其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机制，是经济内在的传导机制和通过传导而作用于经济活动的外在冲击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对于依赖冲击的大多数经济周期模型，由于经济理论对它们的有效参数区域做了限定，这种内在传导机制表现为围绕稳定平衡点的衰减振荡。经济系统本身的经济周期自我推动，使每一次扩张为衰退创造条件，而每一次衰退又为复苏和扩张创造条件。而连续但又不相关的外在冲击，通过传导机制影响产出，使自我推动的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和振幅不规则地变动，产生连续且相关的现实的经济周期波动。因此，其结论必然就是，外在冲击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自我调整。外在冲击机制主要强调时间序列变量的变化；而内在传导机制则主要强调经济系统结构对这类时间序列变量变化的滞后响应，它反应的是经济系统的结构效应。它是通过与内生变量相联系的结构参数体现出来的，在单方程系统中则表现为分布滞后关系；而冲击机制则主要通过外生变量及与内生变量不相联系的参数体现出来。
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传导机制很多，主要包括：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规模等。更具体地看，经济波动的主要内在传导机制有：(1)乘数——加速数机制，它反映构成总需求的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过程，以及对总产出的影响。(2)产业关联机制，它反映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前向、后向“连续反应”。有的产业（如农业和基础产业）主要具有前向关联效应，需要超前发展，否则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尼效应。有的产业（如加工工业）则主要具有后向关联效应，需要与具有前向关联效应的产业协调发展。(3)经济增长的制约机制，即经济扩张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存在对经济扩张的上限约束；经济收缩也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存在对经济收缩的下限约束。
中国经济波动的外在冲击主要有：(1)货币供给性冲击。(2)实际需求冲击，主要包括投资和消费冲击、财政冲击和货币需求性冲击等。货币需求性冲击是指由金融制度变化所导致的资产组合选择，或货币需求的变动，包括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资产负债表等金融指标的波动。实际上，货币供给性冲击和实际需求冲击主要表现为不规则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冲击。(3)实际供给冲击，主要包括实际生产率冲击和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相应产品的价格波动冲击。(4)体制变动的冲击。(5)国际政治、经济冲击等。
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强幅波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不规则性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投资政策冲击造成的。很显然，这些宏观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周期波动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运用得成功，则可以抑制和缩短经济衰退的周期，而延长经济繁荣的时间，削峰填谷，熨平波动；反之，则可能推波助澜，加剧波动。
二、中国经济波动的分布滞后模型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运行大致经历了四次周期性波动，在这四次四期中，前三次周期总长度为14年，即从70年代末开始，到1990年结束。第四次周期横跨整个90年代，是建国以来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周期波动。与前三次周期相比，第四次周期表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长尾现象。这表明在经济转轨期间，经济体制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经济发展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导致经济系统参数发生变化。据此，将前三次周期（1978-1990年）和第四次周期（1990-1999年）分离考察就显得必要。
这里我们用小型简化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法，将由经济系统内在结构所决定的经济增长率的线性差分方程作为内在结构及联系的度量。它反映了经济增长率从它的初始状态开始，经由内生性消费及结构、收入水平及构成和投资及结构等内在联系所决定的内在演化过程；将所研究变量的增长率与由内在结构及联系所决定的线性差分方程的残差作为政策性冲击的度量。对前三个周期和第四个周期GDP增长率（以下都用G表示）分别进行线性自回归计量，可得到如下分布滞后模型：
G=29.9127-0.8071G(-2)-1.1214G(-5)
(6.12)
(-2.75)(-4.16)
(1)
样本区间：1978年-1990年
G=0.3998G(-1)+0.3887G(-2)+0.0497G(-5)
(2.76) (2.95) (3.73)
(2)
样本区间：1990年-1999年
其中：G(-i)为G的滞后变量，i为滞后期数。
对上述两个五阶分布滞后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
1.方程(1)中滞后二、五期经济增长率的斜率参数为负值，表明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系统内在减速力作用的结果。此间，均衡增长率为10.57%(29.9127/2.8304)。而方程的截距高达29.9127表明自发增长率的过高定位，自发增长率的高定位反映了一种典型的速度型战略，这种战略思想严重偏离均衡水平，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政策行为的扭曲。换向话说就是，因为政府对GDP增长率的主观定位过高，为达到预期目标，政府不得不频繁地采取一系列不规则性的政策措施，结果破坏了经济运行的内在结构，从而使系统内在结构仅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制约作用，故此，经济剧烈波动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现象。进入90年代后，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方程(2)中的G开始几乎完全由系统内在结构本身决定，且决定作用随着滞后期的加长而出现明显的递减。
2.比较方程(1)(2)不难发现，除了参数值及其符号发生变化以外，方程(1)(2)中自变量的对应关系也有明显的不同。在方程(1)中，G(-1)对
的影响不显著，而方程(2)中则表现为最重要的决定变量。这表明在前三次经济周期中，经济运行并没有自身的轨迹，G的取值几乎完全决定于决策行为的随意性和系统结构的约束作用，且就此而言，它也只能解释G变动的不到80%；然而，在第四次经济周期中，经济运行之轨迹却非常明了，所有参数的正值与其参数之和小于1，既体现了经济系统的内在加速作用，也体现了系统的内在减速力，且G(-1)、G(-2)和G(-5)对G变动的解释功能也上升到99%。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最近一次周期中所反映传导机制的关键参数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正是由于这些关键参数的变化，才导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内在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上述变化，从而决定了我国经济稳定程度的提高。这些关键参数的变化，则是与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大背景分不开的。中国现阶段经济呈现出以下的新特点：一是供求模式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二是经济运行模式从高增长、高通胀转向较高增长、低通胀；三是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从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四是经济增长方式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调整，启动内需由投资启动逐渐向启动消费转化；五是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影响更大；六是经济周期由短周期转向中周期。
三、政策冲击效应分析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分析表明，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系统内在结构的缓冲机制与自推动机制，系统的外在冲击无疑会对系统产生影响，但如果这种外在冲击力不能达到改变系统结构的关键参数时，经济系统仍然会沿着它固有的路径运行，外在冲击的作用仅就表现在经济波动的程度上。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状况，作为研究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效应首先受到重视的应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外考虑到我国国有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投资波动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这里我们集中考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的冲击及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
（一）货币政策冲击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金融体制的转轨和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增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外生性减弱。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是由指令性计划确定的，并且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化程序，故可将其视为完全外生的；改革开放后，央行开始通过调控货币供给来稳定币值、抑制通胀，积极驾驭经济周期波动。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是内生的，只能通过利率工具等途径来调控，因此货币政策可用利率变动来衡量。但我国目前的情况却与之有些差别，利率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很小，货币供应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政府控制，因此我们把货币供给称为准外生变量。其内生性决定了货币政策具有一定规则性，而其外生性则决定了货币政策的不规则性，是一种外生冲击。
当我们把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以下都用M表示）分为规则性和不规则性两部分时，规则性M[,2]的增长率就可由滞后一、二、三期的经济增长率所引致，从而建立规则M[,2]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不规则性M[,2]的增长率则用M[,2]实际增长率与拟合值两者的残差RESM[,2]来度量。对前三个周期和最近一个周期广义的货币供给M[,2]的增长率(M)与滞后一、二、三期的经济增长率(G)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M=30.3314-0.3740G(-1)+1.4160G(-2)-0.7593G(-3)
(5.56) (-1.93) (3.02) (-1.73)(3)
R[2]=0.6078
DW=2.9269
样本区间：1978-1990年
M=-8.1146+3.1396G(-1)-0.5022G(-3)
(-2.87) (17.65)(-4.89)(4)
R[2]=0.9852
DW=2.4331
样本区间：1990-1999年
从上述两个回归方程(3)、(4)可以看出，最近一次周期以来，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外生性减弱，规则性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多元相关系数由原来的0.61上升到0.99这意味着方程(3)仅能在61%下解释M[,2]增长率的内在要求，而方程(4)则能以99%的程度解释M[,2]增长率的内生变化；最近一次周期以来货币供给不规则性的减弱，实质上意味着我国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减弱，意味着广义货币对驾驭经济周期波动的主动作用减弱。超前一年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简单相关系数由原来的0.34变为现在的0.29，也表明这一点。另外，比较(3)、(4)还可以看出，决定M[,2]增长率的系统参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截距、G(-1)参数的符号上，而且还表现在(4)中G(-2)对M[,2]的影响不显著上。截距的巨大差别意味着前三次周期M[,2]的决定具有较强的刚性，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对M[,2]的变动虽有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却相对较小，而第四次周期M[,2]增长的刚性特征明显降低。结合符号分析还可得出，从第四次周期开始经济系统已有了自身运行过程中的固有衰减特征，且滞后一期的G(-1)作用明显增强。从这也不难发现，第四次周期的运行格局其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反过来说则意味着第四次周期的资金运行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不规则性货币紧缩往往导致经济增长的急剧回落，相反不规则性货币扩张能在一定程度上外在的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扩张在预算软约束的环境中要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趋于规范，但不规则的政策行为也时有发生，不规则性货币扩张在不同时期主要用于满足货币化需求、弥补财政赤字、支持价格调整或“对冲”净外国资产的增加等。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过量的货币供给最终会导致潜在的通货膨胀显性化，使通货膨胀取代经济强幅波动而成为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图1描述了我国货币供应量实际的剧烈变动状况，这种变动决定了这段时期我国的物价波动也是较为剧烈的。
图1 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物价增长率之间关系
从图1可以看出，在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或是一两年之后，通货膨胀率就会上涨。1988年与1994年出现的两次物价异常上涨是与1987-1988年以及1992-1993年货币的超量投放直接相关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异常变动是导致物价剧烈变动的主要原因。
由上面的回归分析方程知，最近这一周期，尤其是1996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有效性发生了新的变化。自1996年5月以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利率，调息力度日渐加强，幅度加大，但是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并没有发生预期的好转迹象。中央银行从1998年开始，企图通过调息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达到增加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紧缩，扩大国内消费与投资的目的。可实际情况却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持续下降，通货紧缩局面也未出现明显改变。
对于近年来所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我们同样可以从理论上利用IS-LM模型对货币政策的效应进行分析，来阐明这种现象的必然性。根据IS-IM曲线的形状，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力。在确定货币政策的相对有效性时，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二是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当然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此处我们将集中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一项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在货币供给增加时使利率下降较小，或对投资影响较小，它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较弱，正如近期我国的实际情况，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这种结果是由以下条件产生的：
第一，如果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会使投资受到很大的刺激。
第二，如果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利率的小幅下降就足以把货币需求提高到同较高的货币供给相一致。
以下我们借助IS-LM曲线图，利用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对利率敏感性的解释来直观的表现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见图2）
图2 货币政策效力的强弱
若投资需求对利率很敏感，如图2-A所示，IS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利率的较小变化就可以引起投资需求的较大变化，从而使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较强。相反图2-B中，投资需求对利率很不敏感，IS曲线就比较陡峭，相应的货币政策效力较弱，这恰恰解释了我国近期利率多次下调，以及实施征收利息税等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对刺激投资需求尤其是民间投资的效果不明显的状况。图2-C中，货币需求对利率很敏感，LM曲线就比较平缓，因为当货币需求随着收入变化而增加时，利率的很小变化就足以使它减小。相反图2-D中，货币需求对利率不敏感，LM曲线就比较陡峭，货币政策作用就会较强。
（二）财政政策冲击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由初期的“分灶吃饭”、分级管理体制到1994年以后的分税制，这一转变使财政的内在稳定机能开始发挥作用，但宏观财政调控能力下降。数据显示，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逐渐平稳的下降到1999年的12.4%。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由1978年的63.7%下降为1998年的16.2%左右。财政赤字（不含债务收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六五”时期的1.1%，依次上升为“七五”时期的4.5%、“八五”时期的8%以及1998年的10.67%。另外，与中央财政相比，地方财政总收入的增长更多的依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增长，地方财政总支出的增长更多的依靠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增长。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扩张行为，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不规则性的诱因，成为我国经济波动的冲击源之一。此外也必须看到，随着体制转轨，财政政策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受限于规则性财政政策的自动或内在稳定器，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程度内对衰退和膨胀恰如其分地做出及时而有益的财政反映，既阻止由需求的急剧减少所带来的下降趋势的进一步恶化，又阻止由需求的急剧扩大所带来的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严重化，从而只能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一种缓冲。政府不愿也不能将稳定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局限于仅仅通过规则性自动计划的作用来完成，而是相机不规则的改变税收结构和转移支付结构，这就成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机抉择性不规则外在冲击源。
基于上述分析，就可将财政政策变量（这里用财政支出增长率），作为一种准外生变量处置，因为从财政支出的决定机制即内在稳定器出发，它带有内生变量的属性，但从操纵主体的角度出发，它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控性和相机抉择性，因而带有外生变量的属性。像对待广义货币供给M[,2]一样，我们把财政支出增长率也分为规则性和不规则性两部分，规则性财政支出的增长率由当期和滞后n期的经济增长率所引致，而不规则性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则用两者的残差RESFE来度量。对前三次周期与最近一次周期财政支出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分别进行回归。得：
lgFE=5.8846-0.1627G+0.2704G(-3)
(3.11) (-2.59)
(2.01)（注：通过对散点图的观察，FE与GDP、FE之增长率与G之间的线性关系不明显，而是呈现出非线性的指数曲线状，故此，我们在这里选择方程FE=exp(a[,0]+∑a[,i]G(-i)+ε），其中：ε为随机扰动项。）
(5)
R[2]=0.5533 DW=2.8774
样本区间：1978-1990年
lgFE=10.6753-0.1429G-0.0113G(-3)
(46.75) (-9.67) (-2.32)
(6)
R[2]=0.9666 DW=2.8733
样本区间：1990-1999年
其中：FE代表财政支出总额，G为GDP增长率
该回归结果表明，近期我国财政支出的增长与当年GDP的增长有相关关系，规则性财政支出的增长与实际财政支出增长的多元相关系数由原来的0.55上升为近期的0.97，且财政支出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可见财政支出增长的内在规则性增强，不规则性财政政策相机处置的能力下降。
规则性财政政策和不规则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机制不同。一方面，规则性财政政策通过内在稳定器这样的传导机制而对经济周期波动发挥作用。这些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自动改变的税收、政府财政支出、企业留利和居民储蓄。内在稳定器主要通过衰减有效乘数的作用达到平抑投资、消费支出的波动所造成的经济增长的波动。这种内在稳定器作用具有双向性，即它既减弱经济收缩的幅度，又减弱经济扩张的幅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强化了税收作为经济杠杆所具有的宏观调控功能，并从1994年起割断了财政与央行的直接关系而试图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协调财政、货币政策，这就促进了规则性财政政策内在稳定器的机能。另一方面，不规则性财政扩张政策往往通过赤字债务化、财政信用化、财政消费化方式，使本来已经较软的预算约束更软，“挤出”非财政性投资，推动社会非生产性投资剧增，从而加剧经济增长的热度。根据计算，经济增长率与不规则性财政支出增长率的简单相关系数由原来的0.41下降到近期的0.23。测算表明，不规则性财政支出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简单相关系数的下降反映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支持作用的下降。
（三）投资效应分析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调控总供求的两大支柱，它对总供求水平调控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投资的调控作用和投资变动对总供求变动的影响程度。
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投资行为的多样化和投资增长率的“准内生性”，我们把投资增长率也分为规则性和不规则性两部分：规则性投资增长率即可视为引致投资增长率，用与经济增长率的线性回归项度量；而不规则性投资增长率则不同于自发投资增长率，支持投资膨胀的资金来源可以通过不规则性货币供应增长或不规则性财政支出增长方式实现。我们用投资增长率扣除规则性投资增长率之后的残差作为不规则性投资增长率度量。将投资增长率(In)与经济增长率(G)进行回归，得：
In=-17.8872+3.045G
(7)
(-2.75) (4.62)
R[2]=0.6602 DW=1.8995
样本区间：1978-1990年
In=-12.6315+2.6476G (8)
(-2.04) (4.56)
R[2]=0.7481 DW=2.0532
样本区间：1990-1999年
如果用RESIN代表上述两式的残差，则RESIN反映了包括不规则性货币扩张、财政支出增长在内的不规则性投资增长率。回归结果表明，投资增长率的规则性增强，多元相关系数由原来的0.66，上升到近期的0.75，投资增长率的不规则性减弱。可见投资的增长，尤其是自发投资的增长更多的依赖于市场机制自身的调节，而依靠政策调节来抑制或刺激投资的效应越来越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的有效性降低。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属性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几乎完全由投资决定，而投资又是一典型的外生变量；改革开放后90年代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逐渐开始弱化，投资自身受经济系统内部联系的制约作用逐渐增强，其间，投资作为准外生变量的特征较为明显；90年代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明显表现为单纯的系统内部联系，它已从准外生变量转变成内生变量。有关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下列方程就能看得很清楚。
G=7.4385+0.6494G(-1)-0.4255G(-2)+0.5167RESM[,2]+0.9328RESFE
(2.81) (2.11) (-2.19) (2.25) (1.84) (9)
R[2]=0.5961 DW=1.62
G=7.6890+0.5982G(-1)-0.3871G(-2)+0.6806RESM[,2]+1.6125RESFE
(5.50) (5.70) (-3.18)
(4.75)(4.14)
+0.2934RESIN
(6.83)(10)
R[2]=0.9609 DW=1.91
样本区间：1978-1990年
G=4.7888+1.1176G(-1)-0.6049G(-2)+0.8965RESM[,2]+12.7967RESFE
(2.61) (3.64) (-2.84) (5.86)
(2.26)(11)
R[2]=0.8461 DW=2.69
G=4.6562+1.1028G(-1)-0.5773G(-2)+0.8889RESM[,2]+12.2820RESFE
(2.30) (2.97) (-2.13) (4.87) (1.87)
+0.0565RESIN
(1.30)(12)
R[2]=0.8529 DW=2.52
样本区间：1990-1999年
对照方程(9)(10)可以发现方程(10)就是在方程(9)的基础上增加了不规则性投资项，即RESIN，两式回归的结果均相当令人满意，且(10)中的R[2]有了明显改善，从式(9)的0.5961上升到0.9609，这表明RESIN的确是G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即GDP增长率的波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不规则性投资的冲击。然而，当我们接下来比较式(11)和式(12)时，不难发现情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式(12)中RESIN的系数很小，只有0.0565，更何况t检验值也只有1.30，未通过统计检验，而且R[2]也未有显著提高，仅从式(11)的0.8461上升到0.8529，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式(12)中的RESIN是一个多余的解释变量，应给予剔除，即RESIN不能构成G的解释变量。这就表明，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要么不规则性投资已经被消除，要么它对经济波动的冲击作用已经消失。因此，面对新的制度环境，任何企图依赖不规则性投资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和启动经济萧条的做法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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