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力学论文,理论基础论文,社会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同时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挖掘中国古代思想宝库中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取其精华，经过精心研讨整合、融会贯通之后，将其熔铸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以构建成一门完整独特的新学科。
在当今这个知识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与其他学科建立联系，尤其是新学科的建立，都需要借鉴相关学科的成熟理论、思想和方法，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这门独立的新兴学科的建立也不例外。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需要借鉴相关学科的成熟理论和方法，需要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古代思想家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身独立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即不仅内容丰富，知识广博，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方法，具有极大的科学性。正因为如此，一般学科的建立，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毫无疑问，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建立，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
人类社会生产经营活动存不存在动力，什么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1〕？它是怎样起源的，有哪些表现形式， 是怎样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对于这样一些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必须研究、回答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许多著名的论著中，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作了精辟的论述。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动力是普遍地客观地存在着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2〕。辩证法的规律也告诉我们， 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物质是不断地运动着的；运动产生动力，动力又推动着物质运动和发展，长此以往，不停地进行下去。没有动力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动力一样是不可思义的。恩格斯指出：“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痛苦]。”〔3〕物质的《Qual 》是指物质的能动的本源，即物质的动力的本源。而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推动着物质运动和发展，并通过运动和发展表现出来。自然界的动力又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呢？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现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4〕
但是，人类社会经济运动发展的动力与自然界运动发展的动力是根本不相同的。这种不相同不仅表现在动力的起源、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动力的作用方式上。在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动力都是具有意识的。尽管在某些方面，这些动力也往往表现出盲目性或偶然性，但是，从总的方面看，社会事件中的动力是具有预期性、自觉性和目的性的，偶然性也是受内部必然性规律支配的。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5〕恩格斯指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 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6〕这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是一种注入了人的思想、动机、意志的理想的力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人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人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人行动起来，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自然界的动力是由一般物质运动产生的，物质则是自然界动力的主体。人类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形式是有现实前提的，这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想象中的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是有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和社会发生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社会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和经营的。对任何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研究，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影响出发。恩格斯指出：人即劳动力，“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一种产生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一种能产生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7〕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曾明确指出：“要取得胜利，还必须依靠最主要的力量源泉。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和组织性。”〔8〕毛泽东也指出：“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10〕这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是由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人则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主体。
在人类社会，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产生动力，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社会经济各种各样的影响，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这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是由人的动机决定的，动机是由愿望决定的，愿望是由激情和思虑决定的。那么，激情和思虑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恩格斯指出：“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11〕他接着说：“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但是，这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12〕即在人们的动机背后隐藏着并且构成人的行为的最后动力的动力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历史事件，都必须从历史本身中寻找它的动力，最终都必须从社会经济中寻找动力，即从经济利益中寻找动力。只要我们对历史进行认真考察，就不难发现，无论是个人、阶级、民族或国家，他们的愿望、激情或思虑最终都是由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在剥削阶级社会，这种利益的争夺就表现为阶级斗争。恩格斯在分析阶级斗争起源的时候认为，阶级斗争这要归结于经济原因，归结于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冲突。如果说，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他指出：“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3〕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一切阶级社会中，经济利益就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恩格斯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14〕。在奴隶社会是这样，在封建社会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更是这样。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15〕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也要讲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否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毫不例外，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必须讲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仍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个人利益同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6〕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重视发展经济，重视物质利益，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进行精神鼓励的同时，必须进行物质鼓励，以激发出广大劳动者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关于这一点列宁早有论述，在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里，为了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使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站稳脚跟，根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个人利益同社会公共利益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第一次提出了尽量利用劳动者（首先是农民）对其个人利益的关心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重要原则。他强调指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17〕“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够提高生产，我们无论如何首先要增加生产。”〔18〕并且告诫说：“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19〕因此，“必须以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为基础。……困难就在于使他们关心个人的利益。”〔20〕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利益动力学原理与当时延安解放区的实际相结合，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曾明确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21〕以此大力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以利革命，以利抗战，并对那些不懂得物质利益可以激发出动力，可以促进革命、促进抗战、促进生产的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人是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干净；如果这些错误的东西不去掉，会引起群众的讨厌，革命事业是要塌台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社会经济发展动力问题，虽然没有专门的系统的论述，但是从上述的论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建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
二、相关学科的理论借鉴
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是一门理论性、交叉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要建立自己独立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借鉴相关学科的成熟理论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系最为密切。这不仅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宏观经济的、理论性很强的基础学科，而且还因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它所揭示的许多社会经济规律，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紧密相关的。因此，它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它首先揭示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最具生命力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决定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推动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但是，这决不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是被动地反映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只是消极的，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命运，对它们的发展是漠不关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旦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建立起来之后，同时又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产生强大的反作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形成、完善和巩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又必然要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或变革，根除和消灭阻碍生产力、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很显然，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所建立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目的是要服务于经济基础和发展生产力，即是由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所产生的强大动力，来加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如果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全脱离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漠不关心，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丧失了自己的应有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力就会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变革，甚至要求消灭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里有两种动力，其一是生产力这个物质的原动力，它决定并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二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产生的精神动力，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推动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物质财富的分配形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实际是一种产权关系。它可产生出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个人所有，产权动力归资本家支配，资本家利用这种动力驱使工人和农民为他们创造大量的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产权所有是以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各个个人只是意念上的所有者。因此，这方面的动力也就未能充分发挥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才对产权进行改革。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产权问题并没有理顺，所以这方面的动力问题也就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关于物质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利益的分配。物质利益是能产生动力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按资分配，这方面的动力主要是作用于资本家，驱使着他们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全球争夺；另一方面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工人、农民，使用各种手段让工人、农民为他们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变成了“铁饭碗”，“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物质利益动力被丧失掉。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砸破“铁饭碗”，取消“大锅饭”，体现在按劳分配中的物质利益动力初步发挥作用。
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另一个规律，就是生产——交换——消费之间的运动规律。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生产着消费，消费也生产着生产。既不存在没有生产的消费，也不存在没有消费的生产。它们之间互为动力，即生产动力推动着消费的发展，同时消费动力也推动着生产的发展。交换则在这两种动力中起中介作用，使它们能够充分地释放出来，并能作用于对方。
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第三个规律便是价值规律。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是劳动创造的，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商品的交换必须依据价值进行。价格始终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这种波动便产生出动力。价格高于价值时产生积极动力，价格低于价值时产生消极动力。正是这种动力推动着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不停地活动着。当一种产品的价格高于价值时，该产品及产品行业的生产经营者便积极投入资本，尽力扩大生产，同时其他产品行业的生产经营者也积极将其资本向该产品行业转移，使该产品的市场供应量扩大。而在这种动力的制约下，消费者则削减消费，使该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下降，价格也随之下降；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时，这种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就会压缩投资，或者将资本转移到其他产品行业，该产品的市场供应量下降。同时，由于该产品的价格低廉，价格动力便推动消费者扩大消费，市场的需求扩大，价格也随之上升。价格动力就是这样无休止地推动着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正是由于价格动力的这种作用，因而被经常用来调整产品或产业结构，用来调控供求和消费结构，用来调控物资资源的有效分配。
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第四个规律便是商品——货币——金融投资的运动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结果就是货币的产生。货币一经产生，便日益成为一般财富的代表。列宁曾经说过，货币是社会财富的结晶，是社会劳动的结晶，是领取社会财富的凭证。因此，它便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甚至连小孩都渴望得到它。货币一旦从商品中产生并独立出来而成为一般等价物，它便产生出巨大的神奇的力量。货币的神奇动力是由货币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而货币的本质又主要表现在它的职能当中。政治经济学研究表明，货币执行着五种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在这五种职能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最基本的职能。它们所释放出来的动力也最强，而且主要是作用于生产经营。政治经济学认为，产业资本循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在这一阶段上，生产经营者必须具有货币，并且用货币到市场上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时的货币或者作为购买手段，或者作为支付手段发挥其职能作用，完成由货币转化为商品的过程。可见，在这个阶段上，首先是货币发挥着推动作用。第二阶段为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在这一循环阶段上，货币资本采取了生产要素的形态。生产经营者利用这些生产要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第三个阶段为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一阶段的商品资本的职能，就在于通过商品到货币的转化。如果商品资本变为货币资本的过程受到阻碍，在资本循环中就会出现缺乏货币资本及其动力并进而缺乏生产资本的现象。从以上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来看，产业资本是从货币资本的形态开始自己的循环的，又是以货币资本的形态来结束自己的循环。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资本的循环要能够正常进行，就必须顺利地通过所有三个阶段。无论在哪一个阶段上货币遇到了障碍，出现货币动力不足或者没有货币动力，生产经营活动的速度就得放慢直至停止。马克思曾经说过，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不仅是每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是持续的推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要不断地反复出现。
政治经济学还揭示了分工——需要——利益——竞争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企业生产的单一化程度越来越高。可以说，现在的企业生产完全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只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明确一点讲，只是为了商品交换的需要，为了商品价值实现的需要，即为了获得利润的需要。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取利润已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因为利润决定着企业及生产经营者的顺利和困难、成功和失败。正因为如此，利润便产生强大的动力，它像魔鬼一样地驱使着生产经营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托·约·登宁的这样一段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22〕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利润动力的巨大作用。生产经营者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相互之间便展开激烈的竞争，企图击败竞争对手，最大限度地占领或垄断市场，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竞争态势一旦形成，便产生出强大的竞争动力，驱使着竞争者加强管理。谁在这方面的动力强，谁就处于优势。谁在这方面的动力弱，谁就处于劣势。优胜劣汰，这就是竞争法则，也就是达尔文的生存法则。
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与政治行政学的关系也是较为密切的。政治行政学所要揭示的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各种矛盾关系。它所涉及的内容包括阶级及阶级斗争的起源及其规律；国家及国家制度体制的形成及运动规律；不同阶级的思想观念、理论基础的形成及其变化规律；不同阶级的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及其作用等等，以及所有这些如何作用于社会，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这就是说，政治行政学揭示出了阶级斗争动力，国家政权及国家制度体制动力，政治思想、精神、道德规范动力，国家方针、政策动力，等等。而且，它还从理论上阐述了所有这些动力是在社会发展运动过程中，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它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推动或者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所要涉及的重要内容。
行为科学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也有着重要的联系。行为学主要是研究人在生产经营中的行为特点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它研究的内容包括：人的本性，人的行为产生的动因及过程，人的行为的控制和改造，人的行为的激励，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协调，企业中的领导行为及领导方式等问题。行为科学认为，人的生产经营行为是由某种目标推动的，目标是由动机推动的，动机是由欲求推动的，欲求是由思虑和激情推动的，思虑和激情是由需要推动的。需要、激情、欲求、动机是人的行为动力的内部原因，需要是行为动力的源头，是主推动力。目标是诱因，它产生强大的拉力。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使人们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行为科学把人的需要分为不同的层次。一般来说，是由最基本的需要开始，逐步向高层次的需要发展。哪一层次的需要最紧迫，它所产生的动力也就最强。人的行为动力是可以通过外部力量使其强化的，即可以通过激励动力使其加强。在这种动力的作用下，使人的生产经营行为更具有主动性、目的性和持久性。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最重要的理论。
除上述学科之外，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还广泛地涉及消费经济学、管理学、法律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科学学等诸多学科。对于它们成熟的相关的理论成果，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是应该认真地进行探讨、研究、吸收和借鉴的，用以建立和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
三、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思想的挖掘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其思想文化宝库中蕴藏着前人留下的大量珍贵遗产。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思想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将其挖掘出来，无论对于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学派。它的创始人是孔丘，代表人物有孟轲等。其主要的动力思想有：
第一，精神动力思想。在社会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上，儒家把仁义道德精神作为主要动力放在首位。在儒家看来，仁义道德就是一种最完美的精神力量，而治理国家，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这种精神力量。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3〕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4〕“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5〕孟子也说：“义，人之正路也。”“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也。”〔26〕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如果仅用行政和法律的办法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只能治表不能治本，是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只有用仁义道德精神来治理国家，激励人民，才是治本，才能使人民感化，知法守礼，知耻从善，才能紧紧地把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巨大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精神能产生巨大的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中的一段话说得更为明确，“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27〕主持国政的君子先要重视仁义道德，因为“德者本也，财者末也。”〔28〕如果将利益和财富放在首位，那是“外本内末”，即本末倒置。只有将仁义道德精神放在首位，并在这种动力的作用下，才会有人，老百姓才会有精神支柱，才会拓宽土地、发展生产，才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供国家、供统治阶级使用。精神动力是动力的本源，它决定人、土地和财富。从以上可以看出，儒家非常重视精神动力，并且明确地认识到了精神动力的巨大作用，这无疑是可贵的。但是，它把精神作为动力的本源，用精神决定物质，用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和生产力，这当然是唯心的。
第二，利益分配动力思想。在物质利益分配问题上，儒家是主张按功劳即按劳动效果分配的。孟轲和他的弟子彭更有这样的一段谈话：彭更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孟子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孟子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29〕一个人能不能得到物质报酬要看他对社会有没有功劳，即有没有劳动效益。有劳动效益就可以得到物质报酬，劳动效益愈大报酬愈多。否则，无论他的动机如何都不能得到报酬。社会只能“食功”，不能“食志”，只有“食功”才能产生动力，推动人们把事情干好，并努力干出功效来。
第三，欲望动力思想。儒家认为欲望是人皆有之，即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30〕而且，人不只是有“富与贵”之欲望，还有其他的欲望，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31〕“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可免也。”〔32〕并且认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者是人之情也。”〔33〕儒家认为，人的欲望只能给予必要的满足，主张寡欲、去欲、绝欲是荒谬的，不可取的。“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34〕因为人是“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35〕“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之于外”〔36〕。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中产生出强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这种动力又推动人们去奋斗，去追求。如果寡欲、去欲、绝欲，其结果只能是寡了、去了、绝了人们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使其陷入欲望的困境中，无欲或寡欲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产生逆反动力，引起社会的纷乱，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管子学派。管子学派的代表作是《管子》，它非一人一时所作，其奠基人是管仲。
在管子学派的经济学说中，比较著名的是利益动力思想。管子首先肯定人类追求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并认为利益观念人人“同有”，就是“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37〕。正是这种利益观念产生强大的动力，推动人们去拼搏，去冒险。管子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复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38〕。商人之所以不远千里，夜以继日地兼程奔波，是为了利益。渔人不怕海深逆流，乘危百里也是为了利益。在物质利益动力的驱动下，无论山多高，水多深，路途多险恶，人们都敢闯，而且还感到乐在其中。这种拼搏、冒险是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自觉自愿的。就像鸟孵卵，无形无声，唯见其成那样自然。就是说，物质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而人们的行为最终是为了物质利益。正是这种利益动力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法家学派。法家学派以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法家学派主要的动力思想有：
第一，法律动力思想。法家把法律动力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他们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治国无其法则乱”。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做到“法必明，令必行”〔39〕。法家坚持封建法律权力的无上尊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说：“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40〕，应该“刑无等级”，“不失疏远，不违亲近”〔41〕。要严刑峻法，厚赏重罚，因为“赏厚而信，刑重而必”〔42〕。只有在法律动力的作用下，人们才能“明法”、“崇法”、“民怯”。才会重“农战”，大力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趋力于敌，做到国富兵强。
第二，生产资料占有权动力。法家认为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产生发展经济的动力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没有把改革变法局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而是把经济基础中最根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改革变法的主要内容。法家都主张取消奴隶主阶级的“世卿世禄”制度，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以摧毁旧贵族的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世袭占有权，因为它是一种逆动力，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产生。在“开阡陌封疆”的同时，承认土地私有，使“民得买卖”田地，“任民耕作，不计多少”，奖励垦荒，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并将以上主张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吴起在楚国变法时制定法令，“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43〕。强令收回世袭封地，让贵族们到边远地区开荒生产。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也制定了类似的法令。这些法律措施使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成为可能，激发出了劳动者发展生产的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第三，功利动力思想。法家的功利主义思想是非常突出的。所谓功利主义，就是以功利为治国的根本，即“利者义之本”，这里的“义”就是“治”的意思。法家认为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求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他认为，人们都是从最大的经济利益去考虑问题的，人们的每一行为都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经济效果。可谓“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功利能产生很强的动力，驱使人们终生追求，生命不息追求不止。“民之欲富贵也，阖棺而后止”，“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44〕。法家把“功利”作为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他们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45〕，因此应该充分运用人们“趋利”的思想和动机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使之重“农战”。可见，法家是把功利动力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至宝。
第四，激励动力思想。法家是把“农战”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原则。所谓“农战”就是大力发展农业以富国强兵。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46〕。韩非也说：“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47〕，而“耕战之士困，可亡也”〔48〕。那么，怎样才能使耕战之士不困呢？法家认为人是“性恶”的。因为人生而有欲，生而好利，所以人们也就“畏诛罚而利庆赏”。根据人的这种本性，可以按照“令有劳而禄有功”〔49〕，“名出于战，利出于地”〔50〕的原则，实行厚赏重罚进行激励。因为“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可以助禁也”〔51〕。只有这样才能迫使人们“利出一孔”，“归心于农战”， 做到“农则易勤，勤则富”，真正达到耕战之士不困的目的。法家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行政和经济的奖罚措施，对民众进行激励。
1.以官爵仕途为激励动力措施。法家规定“不以农战，则无官爵”〔52〕。在农业和军事上没有功劳的不能赏田进爵。据《韩非子》称：“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53〕。这是“农战”优则仕，以官爵荣誉为动力激励民众从事“农战”。
2.以免徭役和充当奴隶为激励动力措施。 法家规定“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者复其身”〔54〕。凡勤于农战作出贡献者，可免除赋徭役。同时还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拏”〔55〕。因不从事农战，而从事工商业贫困者，不仅不能免役，而且还要连同妻子儿女收为官奴。这两条在当时是极富激励动力的措施。
3.优惠政策激励动力措施。法家为了达到快速发展经济，以富国强兵的目的，主张用优惠政策招徕外国人口。对外来移民总的优惠原则是“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尽量满足他们的欲望。具体的就是“利其田宅”，给外来移民以土地和房宅，并且“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境之内，陵版丘
，不起十年征”。免除三代的徭役和兵役，对于较差的土地10年不征脱。总之，是要创造种种优惠条件以激励外来移民。
4.价格激励动力措施。法家在发展农业和抑制工商业方面，成功地运用了价格激励动力措施。他们一方面提高谷物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以激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故谓“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56〕。另一方面则压低其他物品的价格，使工商者无利可图，“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可见，法家对于价格既可以产生激励动力，又可以产生限制动力已有了明确的认识。
5.租税激励动力措施。对于租税，法家并不只是将其视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工具或手段，而且还把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法家懂得并能自如地运用税率的变动来调节产业结构，一方面利用较低税率鼓励需要大力发展的经济部门，如对农业就制订较低的税率，甚至免税，并征收实物，以激励民众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以重税限制不需要发展的产业，如“重关市之征”，“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其目的在于通过加重关市之税，以限制商人的买卖，并将高额利润通过租税转移到政府手中，使商人因商业利润微薄而弃商务农，政府又可以把这些税金用来发展农业生产。可见，法家对于租税的激励动力的作用是有较全面理解的。总之，法家学派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作用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运用上比其他学派都更为出色。
注释：
〔1〕见拙作：《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断想》， 载《经济评论》1995年第6期。
〔2〕见拙作：《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的客观依据》， 载本刊1995年第6期。
〔3〕〔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2—383、502页。
〔4〕〔5〕〔6〕〔11〕〔12〕〔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43、228、245、244、246 、173页。
〔7〕〔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47、262页。
〔8〕〔17〕〔18〕〔19〕〔20〕《列宁全集》第33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9、51、39、51、50页。
〔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第93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53页。
〔2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第563页。
〔2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注250。
〔23〕《论语·为政》
〔24〕《论语·宪问》
〔25〕《论语·太伯·里仁》
〔26〕《孟子·离娄上》
〔27〕〔28〕《大学·经传》
〔29〕《孟子·腾文公下》
〔30〕《论语·里仁第四》
〔31〕《荀子·非相》
〔32〕《荀子·王霸》
〔33〕《荀子·荣辱》
〔34〕〔35〕《荀子·正名》
〔36〕《荀子·性恶》
〔37〕〔38〕《管子·禁藏》
〔39〕《商君书·画策》
〔40〕《商群书·君臣》
〔41〕〔42〕《商君书·修权》
〔43〕《吕氏春秋·贵卒》
〔44〕〔51〕《商君书·算地》
〔45〕《韩非子·外储说左我》
〔46〕〔52〕《商君书·农战》
〔47〕《韩非子·心度》
〔48〕《韩非子·亡征》
〔49〕《说苑·政理》
〔50〕《商君书·弱民》
〔53〕《商君书·定法》
〔54〕〔55〕《史记·商君列卷》
〔56〕《商君书·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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