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六大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慈善事业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慈善作为一种公益性志愿行为，在诸多方面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推动作用。中国学术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研究已经有许多成果，然而鲜有系统全面地归纳慈善事业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影响。[1]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试就这种影响进行总结和梳理，以使人们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影响的广度与深度有更加全面理性认识。 一、推动社会思想与社会风尚变革 近代中国开放以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兴办了大量慈善设施，将西方的慈善思想、理念和方法传入中国，推动了中国慈善思想的变革。[2](P46-49)变化之一是中国传统慈善思想中，偏重于对弱势群体的“养”，近代以后工商业的发展使社会阶层分化加快，弱势群体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传统“重养轻教”的慈善思想已不适应社会需要，开始产生“以教代养”的新观念。清末大慈善家经元善说：中国“善举以博施济众为极功。养老、育婴、恤嫠非不善也，然惠仅一身，不能及一家也。施粥、施衣、施药非不善也，然惠仅一时。不能及永久也”，西方的工艺院教成一艺，“则一身一家永可温饱，况更可以技教人，功德尤无限量”。[3](P245)授人鱼莫如授人以渔，“以教代养”逐渐成为近代慈善思想的主流。变化之二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民间慈善难于在国家治理层面得到充分肯定，而近代中国由于国家政权的衰弱，慈善组织承担了国家让渡的部分公共事业，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晚清到民国历届政府面对民间展现的慈善力量和呼声给与回应，从立法层面来规范和保护慈善行为，使中国慈善事业破天荒地有了较为健全的法规制度[4]，保障了慈善组织合理合法地参与国家的治理。社会思想是关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构想或理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理念和思想的变化既是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一部分，更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健全社会保障方向发展。 同时，近代慈善事业在唤起民众的公共意识方面也起着推动作用。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社会，公共意识缺乏，如何唤起民众公共意识，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一个合适的提升平台。清末有人论到：“欲救今日之中国，必自改良习俗始，必自增进民德始，欲自联合人群始，而是数者，皆非以慈善事业诱掖而奖助之，则终无以立其基础。”[5]慈善成为诱掖公众公共意识唤起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义演、义唱、义卖、义画、义捐等方式实现的。举例明之：1907年，直隶、山东、江苏等江北地区发生水灾，天津的公益善会就演出过一场“救人者人亦救之”活剧。活动开始是几场曲艺表演，接着天津名流英敛之上台发表主题演说，大讲爱群、救灾，诉诸于群体意识、公益精神、公德思想，进行“口语启蒙”。[6](P128)在演艺场门口，北京中国妇人会的英淑仲、英怀清两位女士将印有难民图的传单向观众散发，进行宣传。此时，从门外冲进来两个丐妇，表示要把当天乞讨所得49枚铜元捐出赈灾。在坐的现场观众，看到这般情景，无不为之动情，从而唤起民众爱国情操和休戚与共同胞之情。[7](P516-517)再如，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灾发生后，上海、北京、天津等许多城市，慈善组织通过演剧、游艺、电影、说书等方式筹赈，既使观众欣赏到名伶、明星、名角等精彩演技，享受了一次精神盛宴，更是一种善心的教育与精神的洗礼。[8]在每次灾荒发生后的各种募捐广告中，更将同情心和公益性作为感动的支点：“万千灾民，延命待救，掬诚代呼，伫侯仁浆”，“凡国中未受灾之人民，当然应一刻不停，努力去救，有一分力尽一分，有十分力尽十分”，“发扬中国民族仁侠之精神，牢记救人救己社会连带之真理，各量其力，有所捐助。”[9]这种简洁、直指心扉的捐启，不仅是一次募捐活动，更是一次“开民智”“鼓民力”的国民公德启蒙教育运动。 慈善事业在提升国民精神同时，也在引领社会消费风气的转变。近代许多慈善组织开展禁烟运动、不缠足运动、普及教育以及敦促读书阅报，潜移默化中促使人们破除封建迷信，废除陈俗陋习，起到了启迪民智、开化社会的作用。移糜助赈就是近代一种新的公益消费风尚。张謇在60岁和70岁华诞时，将亲友赠送的馈金及生日宴客费悉数捐赠建南通养老院。熊希龄在1932年将全部家产计大洋27.5万元、白银6.2万两捐献出来，设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10](P320)在名流的带动下，许多市民怀着积德行善心理，将寿诞宴席费、孩子过节费等糜费移作善款。至于书画助赈、仪礼助赈、毁家助赈、售地助赈、比赛助赈、质当助赈、广告助赈等助赈方式，更是屡见不鲜。[11](P247-264)日行一善成为近代城市中许多富人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和都市新风尚，实现着他们“必须有健强的体魄，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感，强烈的国家意识与爱国心”的新国民理想。[6](P162) 二、促进社会生机恢复与社会整合 近代中国频繁的灾害使民众常常游走于生与死的边缘，每一次灾难的发生，都造成饿殍载途，饥号遍地，社会的生机和活力遭到重创，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仅民国时期发生死亡1万人以上灾害就有75次，其中10万人以上的18次，50万人以上的7次，100万人以上的4次，1000万人以上的1次。[12](P42)面对灾害，近代慈善组织和社会各界一道，承担起拯灾救难责任。清末“丁戊奇荒”(1876-1878)发生后，江浙绅商李金镛、胡雪岩、徐润、唐廷枢、经元善等富商一起发起义赈，使百十万人之性命得到拯救。[13]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灾发生后，全国成立众多赈灾组织，募集资金3700万美元，[14](P6)仅1920年11月到1921年8月，各地华洋义赈会就支出赈款1523万多元，救济灾民773万多人，占全部灾民数的1/4以上。[15](P195)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建立分会，1936年时分会多达463个。[16](P50)红十字会“凡遇战事，疗伤瘗骼，固其天职，而平时济荒赈饥，亦其当尽之义务。”[17](P521)以最残酷的抗战时期为例，中国红十字会共为894万多人实施外科手术，内科救治1126万多人，其他如X光透视、灭虱、检验和特别营养等计有589万多人。另在战争初期救治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地区伤病兵民70113人。[17](P521-522)另一个著名的慈善组织中华红卍字会，自1922年成立至1936年，屡次在水灾、旱灾、兵灾中收容侨民、难民840多万人[18](P2207-2008)。正是这些慈善组织拯灾救难，才使成千上万的饥民难民得以活命，社会生机才有重新恢复之张本。 在动荡社会里儿童常常成为人贩子猎物，为了救济这一困难群体，1912年和1928年，上海妇孺救济会和中华慈幼协会先后成立。前者主要工作是拯救人贩诱拐之妇孺，他们有侦探10余名，侦察被诱拐之人与人贩子。自1912年至1936年，其所拯救人数达16000余名。后者在全国建有许多分会，设有儿童学业部、儿童幸福部和儿童保护部。[18](P2207)另外，近代还有许多慈善组织设立慈幼院、孤儿所、难童教养所等，专门收养贫苦孤弃儿童。儿童作为民族的希望，也是最弱势的群体，慈善组织的救助既保护了弱小的生命，又延续了社会生机血脉。 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也促进了社会整合。传统中国合群结社意识差，社会一盘散沙。对此弊端，严复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19]梁启超说：“不能群者必为能群者所摧坏。”[20](P5)近代思想家将合群结社与民族兴衰联结在一起，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激励下，中国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涌现，社会从离散走向整合，慈善组织就是社会整合的方式之一。合群对于慈善作用，民国学者在《慈善事业贵合群》文章中指出：“慈善事业之所从出，其所为则救济人群也，而人群之救济，要必自合群始，因一人之财力有限，合之众人则无穷，集狐之腋可以成裘，聚众之力可以扛鼎，以众人之财力，施之于无告之人，则集之既不甚难，而施之自有余裕矣。”[21] 近代中国慈善整合按照其整合的广度可以分为地方性整合、区域性整合与全国性整合。地方性整合是将本地同乡具有善心的人士聚合在一起。为救济丁戊奇荒，各地建立义赈组织；为救济1920年北方旱灾，旱灾救济会在各地纷纷建立，仅北京就有救灾团体20余个[2](P61-64)。然而，地方性慈善组织名目繁多，各自经营，缺乏沟通，造成募捐和救济的重复，一些有识之士认为确有联合必要，如此就出现区域性整合。比如在北京，1920年各救灾团体成立北京国际救灾统一总会；1922年成立京师公益联合会，联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北京地方服务团、北京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等57个团体发起。1935年底，北平市社会局主持成立北平市各慈善团体联合会。[22](P164-165)在上海，1927年4月，黄涵之、王一亭、顾馨一、王骏生、王晓籁等人发起成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目的是增进各团体之间的联络互助，维护各会员所办一切事业。[4](P359)地方性慈善团体的联合，使慈善资源得到整合，在人、财、物和信息沟通等方面能力得到增强。 全国性整合是指慈善组织打破地域限制，建立起全国性组织网络，代表性的有中国红十字会、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等。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前的1934年分会总数已达496个，会员总数从1929年的94870人，到1936年扩大到139640人。[23](P145,P149)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到30年代中期，在全国设有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4个主会、435个分会，会员总数有十数万人。[24](P1,P40)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从成立之初的7个分会，发展到1928年15个分会，会员数万人。[2](P92)可以看到，近代慈善组织成为社会整合的一个载体，它将全国官、绅、商、工、学、兵等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热心慈善人士聚合在一起，通过组织的力量，发挥了个体和宗族慈善难于匹敌的作用。社会的整合“在将国家主体由皇权转移到民权同时，既打破了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局限，又解脱了传统社会社稷观的桎梏”[25](P286)，使中国由家族本位向团体本位转向，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三、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和民众生存技能 近代中国慈善事业最大的一个亮点是“以教为主”的慈善理念深入人心，慈善教育成为这一理念的最好实践。近代中国的贫穷使多数家庭的孩子无法接受教育，民间捐资兴学成为改变这一现状的有效途径。 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的兴起是近代慈善教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创办了孤儿院、盲童学校及聋哑学校，不仅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教授简易生存技能，近代慈善教育由此发轫。1840-1860年间，教会学校约50所，学生约1000人，规模较小，程度都属小学，不仅免收学费，其他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全都由学校提供，招生对象都是穷苦教徒子弟入学。[26](P226)教会学校在1860年以后随着传教士到内地传教以及外国在中国对实用人才需求增加而得到快速发展，从只办小学发展到办中学和大学。1899年，教会学校增加到2000所左右，学生增至约4万名以上，中学约占10％，开始出现大学。[26](P228)教会学校从兴办之初只招生穷苦孩子，到19世纪后期一些教会学校也开始吸收富家子弟入学，并收取较高学费，以解决学校规模扩大和人数增加而产生的费用不足问题。到1918年，教会学校增加到约13000所，其中大学14所，中学约占15％，小学约占85％，学生总数35万名。[26](P333)至1937年，教会学校已达15000所，学生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和其他神学院校学生。[26](P337)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弥补了中国官办教育不足，许多穷苦孩子得到受教育机会，一些富家子弟受到西式良好教育，许多优秀人才从教会学校毕业贡献于社会，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和民族文化素质提升。 中国向有民间办学传统，在教会学校冲击下，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捐资助学，吸收穷人子女入学。1897-1898年，经元善同梁启超、施则敬等社会名流，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学堂。“女学堂之教人以善，与赈济之分人以财可同日而论，且并行不悖”[3](P267-268)。清末慈善家张謇捐资兴办通州师范学校、盲哑传习学校、幼稚园等教育机构，进行新式教育，培养人才。到民国时期，许多慈善组织奉行“养”“教”“工”并举，行积极救济之策。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在1920年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招收华北孤苦无依的儿童入学，向他们免费传授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基础知识；还设立女校师范本部，培育女子师范人才；设婴儿教保园，招收寡居、离异或年龄稍大的未婚女子入院学习儿童卫生、保育等专业知识。香山慈幼院后来设置初小、高小、普通高中、中等师范、中等专职院校，形成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27](P138)世界红卍字会兴学助教成绩尤为显著，据1934年10月统计，各地分会设立小学62个，毕业学生5331人，在读4552人；贫民习艺所5所，就学人数495人。[18](P2148)中华慈幼协济会专门设立儿童教育部，创办发行现代父母育儿刊物和挂图，举办慈幼问题演讲会，设立慈幼托儿所、慈幼教养院、慈幼小学、平民教养院等，从事教育工作，提高民族素质。[28] 近代许多慈善组织虽没有直接办学来从事专门文化教育，但也接受了“教养兼施，以教为主”的慈善理念，无论是孤儿院、贫儿院、乞丐收容所、恤嫠所、济良所，还是救济院或其他收容机构，都对收容人员按照他们的年龄、性别进行技能培训。比如1906年由高凤池、李平书、王一亭、沈嫚云等创办的上海孤儿院收养6-18岁男女孤儿，规定男孤习作藤、木、竹、织四科，女孤学习缝纫、烹饪、图画、造花、刺绣等工艺。由曾铸、施则敬于1910年创设的上海贫儿院向贫儿传授多种技艺，如漆工、革工、印刷、看护妇、编物、农桑等。[10](P305-306)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要求各地在人口繁盛之地的县、乡、区、村、镇普遍设立救济院，救济院内设立习艺所，教授技艺；设立恤嫠部，对妇女教授刺绣、缝纫、烹饪等家事工艺；设立感化所，除学习千字课本、普通常识和简易算术外，学习木工、铁工、缝纫等技术。[29](P120)民国时期设立的成百上千个救济院通过教养兼施的办法，塑造新人，培养受助者技能，使他们走向社会获得了一定本领。 慈善教育是近代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补了官办教育的不足，培养了大量新式人才和学有专长的劳动者，为民族素质提升做出不可磨灭贡献。 四、调节财富分配和资金流动，减缓社会矛盾 社会良性运行需要协调好社会阶层之间矛盾，近代中国阶层间矛盾突出表现为贫富差距，慈善作为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方式，在解决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在近代逐渐变为商工士农，“商为四民之首”，工商阶层崛起使他们有资本来参与公共事务，兴办慈善事业就是参与的一条有效途径。近代许多工商业者既是实业家，也是慈善家，他们成立慈善组织，投入慈善活动。“丁戊奇荒”发生后，上海绅商筹资赈款10余万两，前往苏北淮安、徐州灾区散放，救济灾民。经元善于1878年在上海成立协赈公所，先后解往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省赈灾款共47万余两；上海文报局内设立的“协赈公所”向山东灾区筹解赈款计上海规银124.5万余两，用于发放救济灾民。[13]在北京，熊希龄、魏震、黄思永、黄中惠、朱庆澜、唐文治等，主要以致仕官员为主，兴办慈善设施。[22](P194-198)在天津，以工商业者“李善人”家族为代表，成为天津有名的慈善家族。“李善人”从始祖李文照、李春城，到第二代李士铭，到第三代李宝諴，兴办的慈善设施遍布天津城。[30](P199)在青岛，形成了以工商业者宋雨亭、丛良弼、李涵清、邹道臣等为代表的慈善家群体，他们创建和领导青岛救济院、青岛红十字会、青岛红卍字会等。[31](P173)上述工商名流不仅将自己积攒的财富部分地捐献出来救济穷人，还以群体的力量拓展、协调着慈善组织与外部关系，动员社会力量，募集善款，众擎义举，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发展会员、缴纳会费是慈善组织稳定长久发展的关键，也是调节财富分配的关键一环。慈善组织通过会员缴纳会费方式将所得钱财用于救助弱势群体。比如，中国红十字会在1939年12月统计有会员159465名，分为名誉会员、特别会员、正会员、普通会员和青年会员。会费的缴纳数额在不同时期不一样，在1922年时青年会员会费1元，普通会员10元，正会员25元，特别会员200元以上，名誉会员1000元以上。而1936年征求会员时入会费降低，青年会员5角，普通会员5元，正会员10元，特别会员100元，名誉会员500元。[32](P133,230,236)再如，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将会员分为7类：童子会员及学生会员每年纳费5角以上；普通会员每年纳费1元以上；正会员每年纳费5元以上；特别会员每年纳费10元以上；赞成会员每年纳费25元以上；终身会员一次性纳费500元以上或劝募10000元以上；名誉会员一次性纳费5000元以上或劝募10万元以上。[33](P63)会员成员除青年学生外，多为官绅或工商人士。根据1941年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员职业可以看出主要来自工商界，其中明确归入商界的有242人，占总人数的52.5％；与商业密切相关的公司职员有103人，占总人数的22.3％，二者合计占总人数的74.8％。此外，官吏有22人，占总数的4.8％。从事农业的8人，主要是农村的富裕阶层，占1.7％。[24](P65)许多工商业者通过缴纳会费方式成为慈善组织会员，将财富转移给慈善事业，既为自己和家族赢得好名声，也周济了穷人，缩小了贫富差距。另外，慈善组织还通过向社会募捐，来筹集善款。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为例，截至1930年来自公众捐款总计达12704530.01元，占此间赈款总数的38.9％。[34](P40)捐款者既有公司、商号、企业、银行，更多的是来自社会中产阶层，他们拿出一些钱通过慈善组织赈济弱势群体，利于缓解社会紧张。 城乡之间差距也是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缩小城乡差距是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手段之一。近代慈善组织不仅实现财富的第三次分配，还通过财富向农村转移，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缩小城乡差距。在“丁戊奇荒”期间，李金墉等人提出开展工赈以救济山东，根据青州的自然环境以及地理条件，“招集灾民从羊角沟海口一路辟达小清河”，“欲乘此灾旱频仍，民力易使，借就赈款之余，勉助官中之力，以工代赈，量为疏通。”[35]此项水利工程到1892年完成，不仅清理了河道，建设了排水系统，保证了农田灌溉，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在这方面，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最具代表性，该组织以“建设救灾”为宗旨，将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他们直接主持或参与的工赈项目达百余项，工赈项目遍及14个省，到1934年“于救济及预防工作，用款已达五千万元之巨”，累计修路3269.5英里，疏修水渠553英里，掘井5036口，修堤904英里，修复河道21英里。[36](P17-20)华洋义赈会将公众捐款转为可资生产的资金，不仅增强了农村抵御天灾的能力，也部分地改善了农村极为落后的面貌。 社会阶层之间和城乡之间贫富差距的解决归根到底需要依赖社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及社会保障政策完善，但是，慈善组织通过财富转移方式救济弱势群体或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减小阶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有助于社会良性发展。 五、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 近代中国一些慈善组织从朴素的生态环境理念出发，在植树、放生、埋尸、收纸等方面开展慈善行动，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态平衡。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总干事马罗立(Walter H.Mallory)在其所著《饥荒的中国》一书中，对保护生态环境有较深刻认识。他认为中国北方对于森林的作用常常不注意，“即使有几个人已渐渐识透树木底价值而从事栽种，但其结果，多半是归于失败的。他们所栽植的树木，往往被邻居的农夫或凶残的军队，随时伐去，以供燃烧之用”，其结果是水土流失日益严重，这是导致北方多旱灾的一个原因。[37](P30)为此，华洋义赈会将“建设救灾”作为宗旨，开展植树造林，改善植被环境。1920年资助定县2000元，专门用于造林，改善生态环境。[38](P29)他们还进行了一些林事试验，保护惠济河柳树、西关外试验林场及苗圃计划等。后来因资金、气候及民风等原因，林事试验停滞下来，毕竟他们从治本方面为救治灾荒进行了有益探索。 近代有的慈善组织从事施棺、代葬、检尸、拾浮尸等慈善活动，让逝者安土入藏，达到净化公共卫生环境目的。如义梓会、掩骨会、施馆所、崇善堂、同善堂、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红卍字会等，从事收尸安葬和卫生防疫、施诊施药活动。[39]红卍字会认为掩葬“一则使生者安心，死者瞑目；一则免其暴露尸骨，于道德卫生，两有裨益”[40](P44)。施材掩埋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人道，净化了公共卫生，避免了疾病的传播。 近代还有一类慈善组织通过放生动物来协调人与自然和谐。这种组织主要以佛教徒组织的放生会为主，民国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佛教净业社都设有“放生会”，专门在观音菩萨圣诞日、成道日和释迦摩尼圣诞日、成道日等佛教重大节日举办放生活动。据统计，世界佛教居士林放生会仅在1926-1931年间就集体举办过放生活动50余次。佛教净业社除放生外，还专门设有放生园，收养鸡、鸭、鹅、兔。[41](P185-187)1933年5月，上海的居士们还组织了规模庞大的“中国动物保护会”，以仿照各国保护动物会之办法，阻止虐待或残杀各种动物为宗旨，成立之初会员达300余人。他们还在西安、北京、长沙、苏州、如皋、东台等第成立分会。1937年秋，在吴淞杨行镇保安寺建筑放生园一座，占地二三十亩，作为该会放生的专门场所。[41](P187-188)以佛教为代表的慈善组织将放生作为重要的慈善活动，使鸟儿回归天空，鱼儿回归池塘，主观上是人们内心孕育“慈悲向善”的情怀，客观上有利于保持自然物种的生态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惜字会作为明清时期对文昌帝君崇拜的产物，主张敬重爱惜写有字迹的纸张，不能随便乱扔，要将其收集起来，没有用的要送到专门的焚烧炉烧掉销毁。清代惜字会专门雇人定时收拾废纸，或向人买弃纸，并建烧纸的惜字炉，定期焚化。清代中后期的许多惜字会并不单纯收拾字纸，还实行施棺、施药、施粥、济贫、掩埋等善举。有些善会、善堂，不一定称为惜字会，但是有惜字功能，梁其姿根据清代江苏、浙江两省县志不完全统计，有43个以善会、善堂和惜字会从事惜字和施棺、掩埋等功能。[42](P186-187)民国时期，红卍字会还保留着敬惜字纸的慈善活动，该会的宣传册写到：“敬惜字纸，于尊重古人造字之义外，所以预防古圣先贤之名讳与事迹，因疏忽不敬，而有所沾污也。此举人人尽知其为善举，而卍会尤不可忽而不为，致失修范。斯应附设惜字处，购置惜字箱，置于通衢，以便惜字之人投纸于期间，或雇人沿街逐户，专任收取，并于炉内焚化，必将纸灰投诸诸河海之清流而后已。”[40](P45)并且在城市街巷内派专人拾理字纸，集中焚烧。这对于减轻污染，保护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 六、中外合作互助，推动国际友谊 慈善合作是近代中西合作较早的一个领域，中西之间在慈善领域的合作交流包括许多方面，如人员、经费、项目、救护、会务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察在救灾方面的合作互助事例。 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慈善之初，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慈善活动由华洋各自进行，极少沟通。随着中西交流加强，双方首先在救荒领域开始合作。清末“丁戊奇荒”发生后，一些传教士开始加入到上海和天津的协赈公所，与华人一起参与赈灾。[14](P5)1906年，为了救济苏北水灾，上海中西人士乃合组织华洋义赈会，这是第一个以华洋为名的合作组织。[43]1920年，华北大旱灾发生后，各地华洋义赈会纷纷设立。[15](P48-50)1921年11月16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成立，司库和委员华洋各半，将中西慈善合作推向高潮，成为近代中西合作交流的一个典范。[2]1922年潮汕地区“八二风灾”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与美国红十字会携手合作，共同派遣医疗队赴潮汕地区赈灾。两国红十字会组成医疗队于8月12日和8月26日派出两批医疗救护队前往灾区救助。[44]1927年华北大水灾，华北赈灾团体与美国红十字会合作，各拨赈款20万元，以工代赈，雇佣灾民，建筑北平通州公路。还与英国代表兰普森合作，在灾区设立妇孺救济所170座，救济妇孺39893名。[18](P2207)从上述几次主要合作可以看到，外国参与中国慈善事业不仅成为中国慈善事业推动力量，这种合作有助于国家之间的了解、交流和互信。 外国来中国参与救灾同时，中国对邻国和远邦也施以援手。1921年，俄国粮食主产区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发生严重旱灾，3000多万人成为灾民，超过200万人饿死，是“亘古未有的俄罗斯绝大饥荒”。[45]中国民众极为关注俄灾，同年10月16日，由熊希龄、王葆真等22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专门救济外国灾荒的组织——俄灾赈济会。[46]俄灾赈济会共四批次往俄国运送粮食等物资约130车厢，使10余万灾民受到救济。[47]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国内众多慈善组织行动起来，参与了救济日本这次地震行动。[48]仅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就接回被灾华侨6400多人，救护用款17200多元。[32](P444)救灾结束后，日本派“国民答谢团”专程来华致谢，这就使得中日两国日益紧密，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关系，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27年，日本关西地震，中国红卍字会筹资5000元交由日本公使馆代汇日本灾区散放。1934年，日本大阪、神户等处遭飓风袭击，中国红卍字会筹款一万元转回灾区施赈。[49](P434)1933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剧烈地震，中国红卍字会筹款10万元，派代表函送美国使馆，转汇灾区代为赈济。[49](P434)1937年，美国遭遇水灾，灾区广，灾害重，又届寒冬，灾民生活困难，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联合中华慈幼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各界联合救灾会等团体，筹募赈款20万元，以10万现金汇寄，以10万购物赈济。[32](P410)此时的中国，已经陷于对日战争中，工厂关闭，沿海城市陆续沦陷，民众逃难，此时慈善组织还能筹得20万巨款，实属不易，显示了国人博爱之心。 近代中西慈善组织之间在救灾领域合作互助，使中国慈善走出国门，成为一项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面对人类灾难、共建美好世界的全球性事业。慈善组织通过国际救灾合作，不仅提高了中国慈善组织能力建设，扩大了中国慈善组织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推动了民间外交，加深了国家人民间友谊。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是全面的，表现在思想文化、社会生产、民族素质、财富分配、环境保护和国际交往等六个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外交等领域。从这些影响中不仅有助于我们改变近代慈善事业就是扶危济困事业的肤浅认识，还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由救灾济贫向着环保、公益、福利方向发展，有助于我们把握慈善事业发展规律，预见慈善事业发展趋势，提升近代慈善事业地位和作用。